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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主义建构中的政治认同
民族主义建构中的政治认同
内容提要 复兴党统治时期的伊拉克,由于在其特有的政治、宗教、文化环境中存在着许多变量,统治者可以按照其政治利益的需求来界定或重新界定国家的政治认同。
萨达姆根据国家利益的需求强调和实行了几种不同的政治认同,即两伊战争期间的阿拉伯民族主义认同、海湾战争期间的伊斯兰主义认同和海湾战争之后的部族主义认同。
伊拉克复兴党的多重政治认同在其政权生存中具有特殊的意义,但也有其致命的弱点。
关键词 伊拉克复兴党 阿拉伯民族主义 伊斯兰主义 部族主义
在国际政治中,“认同”作为政治行为体相互识别的文化标志,能够对国际关系产生相当深远的影响。
“认同”是政治行为体界定利益、采取行动的主要依据。
不同的政治认同会建构出不同的政治利益,并导致不同的政治实践。
在伊拉克,由于在其特有的政治、宗教、文化环境中存在着许多变量,因而统治者可以按照其政治利益的需求来界定或重新界定国家的政治认同。
特别是在萨达姆统治时期,他根据国家利益的需求强调和实行了几种不同的政治认同,即两伊战争期间的阿拉伯民族主义认同、海湾战争期间的伊斯兰主义认同和海湾战争之后的部族主义。
目前,在伊拉克国内民主进程步履艰难、经济重建困难重重、暴力恐怖持续不断,这些都与伊拉克阿拉伯复兴社会党(简称伊拉克复兴党)的民族主义多重认同密切相关。
研究伊拉克多重政治认同的历史资源,有助于我们进一步透视目前伊拉克的混乱局势。
一、伊拉克历史上政治认同的缺失
伊拉克著名学者萨利姆・马塔尔(SalimMattar)曾经写道:
“研究伊拉克历史的任何学者都会发现,伊拉克局势的持续紧张和暴力不断,其最实质的根源是国家政治认同的脆弱。
”这种脆弱与伊拉克民族国家的构建密切相关。
伊拉克民族国家源自奥斯曼帝国的三个省份,即巴格达、巴士拉和摩苏尔。
英国殖民主义者将这三个省强行粘合在一起,其南部属于伊斯兰什叶派,主张泛伊斯兰主义;中部属于伊斯兰逊尼派,坚持阿拉伯主义;北部以非阿拉伯人为主,主要是库尔德人和部分土库曼人,以国家主义为理念。
另外,还有50%的居住在乡村的伊拉
伊拉克哈希姆王朝的第一任国王费萨尔一世早就看到了伊拉克政治认同脆弱的特征,他在统治伊拉克的12年期间,一直痛苦于伊拉克国家认同的缺失。
他说:
“我很遗憾地说,在伊拉克仍然没有伊拉克人民的概念,而是难以想像的各类民众。
他们缺乏任何爱国的情怀,脑子里只是浸透着宗教传统、荒诞绝伦的各种谬论。
他们没有共同的联系,只是一味屈服于邪恶和专制统治,并随时准备推翻一切现存政权。
”
学者们一般认为,伊拉克属于亚国家形态,即民族(阿拉伯人和库尔德人)、宗族(逊尼派和什叶派)和部族情结超出统一的伊拉克国家认同。
因此,历届伊拉克政府都试图构建一种政治认同,以加强民众的整合力。
哈希姆王朝时期,伊拉克的国家教育强调民族主义和世俗化,试图通过建立军队来完善国家机器、加强国家认同,但收效甚微。
其最终结果是军人干政、政变频繁,成为中东政治中的一个乱局。
伊拉克复兴党上台以后,这种促进国家认同的宣传越来越强,但效果仍不明显。
直到1982年,伊拉克复兴党的统治精英仍在痛斥“分离主义、种族主义和部族主义将统一的社会撕成碎片”。
除了对民族、种族和部族的忠诚以外,跨国家的认同、阿拉伯主义和伊斯兰主义也是国家政治认同的主要制约因素。
正是由于在伊拉克存在着如此重叠的多重认同,才使得伊拉克国家的整合力量十分涣散。
不过这也为伊拉克统治者按照自己的意志和政治利益来任意界定国家认同提供了历史资源。
二、阿拉伯民族主义认同
伊拉克复兴党的阿拉伯民族主义认同以颂扬萨达姆为主要特征,即国家权力的人格化使萨达姆成为阿拉伯民族主义的执行者和众望所归的人物。
1979年,萨达姆在成功地清除了竞争对手之后,开始为自己构建一种“神圣”的宗教个性,将其名字和古代伊斯兰统治者联系起来。
萨米尔・哈里勒曾经栩栩如生地描述了这一情况:
“在伊拉克每一个村庄的入口处都可以看到萨达姆的雕像,每天晚上都发出可怕的荧光。
在巴格达城市中心可以看到30英尺高的萨达姆雕像。
萨达姆的画像在商店、学校、监察局到处都是。
学校的学生必须赞扬萨达姆的‘高贵’品质。
学生用的笔记本首页为萨达姆画像,末页为其标语。
”20世纪70年代中期,伊拉克复兴党控制了内阁和革命指挥委员会(简称革指会),控制了“政策的表达、立法和执行”。
萨达姆上台以后,其个人崇拜的增强使伊拉克复兴党只能发挥纯粹社会动员的功能。
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伊拉克的政治变得纯粹与萨达姆个人相联系,萨达姆成为政权的最终决策者、”正义’’的界定者和政策的设计者。
甚至连萨达姆最亲近的高级官员也深知与萨达姆争论和持异议的危险,他们成为萨达姆政权的吹鼓手。
例如伊拉克前工业部长阿德南・阿卜杜・马吉德・吉斯姆(AdnanAbdMajidJasim)给萨达姆发了一份电报,这一电报后来在伊拉克电台和电视台播发。
电报称萨达姆是“伊拉克国家和人民的骄傲,是有良知的伊拉克人的希望。
他是自由世界的榜样,高贵的人民的领导人”。
伊拉克前总理阿齐兹也颂扬萨达姆是“奋斗者、组织者、思想者和领导人”。
复兴党的创始人阿弗拉克则将萨达姆描述为复兴党给伊拉克的“厚礼”以及伊拉克给阿拉伯世界的“杰作”。
革指会前副主席伊扎特・易卜拉欣・杜里(1zzatlbrahimDud)在伊拉克复兴党政治权力结构中是仅次于萨达姆的第二号人物,他对萨达姆推崇备至,公开称颂萨达姆为伊斯兰教的领袖,并将萨达姆与古代伊拉克传说中的英雄相提并论。
易卜拉欣说:
“伊拉克文明肇始于阿卡德的萨尔贡二世,接下来是汉穆拉比、尼布甲尼撒,以后是伟大的先知穆罕默德,然后就是复兴社会党和萨达姆的产生。
萨达姆是复兴阿拉伯民族并使阿拉伯民族辉煌的人物。
”
1979年,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成立。
什叶派占多数的伊拉克复兴党感到了恐慌。
毫无疑问,伊朗伊斯兰什叶派的胜利增强了伊拉克伊斯兰什叶派的伊斯兰主义认同。
伊朗的宗教领袖霍梅尼利用伊拉克伊斯兰什叶派的同一教派的天然亲近感来反对世俗的伊拉克复兴党。
1980年,伊拉克南部伊斯兰什叶派地区暴乱不断。
萨达姆处决了在伊拉克最有影响的伊斯兰什叶派教长巴克尔・萨德尔,将大约35000名被称为伊朗人后裔的伊拉克伊斯兰什叶派人士驱除出境。
萨达姆在1980年9月废除1975年两伊签署的阿尔及尔协定时说:
“伊朗的统治阶级坚持利用宗教煽动阿拉伯世界,以便使阿拉伯世界处于困境。
宗教的祈祷是掩盖波斯种族主义的面具,必定会使阿拉伯民族恼怒。
”在这里,萨达姆强调了阿拉伯民族主义,其所采用的战略是与霍梅尼的伊斯兰主义呼吁相对应。
他希望通过描绘伊拉克人的阿拉伯民族特性来对抗属于波斯民族的伊朗。
伊拉克复兴党本来可以通过强调伊拉克认同来加强与库尔德人的团结,这在历史上曾经有过先例,如伊拉克复兴党强化了美索不达米亚的历史认同。
但是,萨达姆似乎已经认识到了波斯民族属性是伊朗的最大弱点,他的当务之急就是在阿拉伯民族的旗帜下,将伊拉克各宗教和宗派主义者联合起来。
如果说这种做法疏远了库尔德人的话,那么这种损失也是值得的。
伊拉克复兴党政府这样宣传的最大收益是争取什叶派的参与。
什叶派教徒在伊拉克军队中占80%,但他们首先是阿拉伯人。
从这个意义上说,伊拉克复兴党中的逊尼派和以提克里特地区为基础的认同将被淡化,阿拉伯民族的爱国主义将使伊拉克士兵同心协力地抵抗“波斯的种族主义”。
为此,萨达姆将对伊朗的战争称为“卡迪西雅之战”。
历史上的“卡迪西雅之战”发生在公元637年,萨桑王朝的军队被阿拉伯人所击败,阿拉伯人夺取了萨桑王朝的首都、位于底格里斯河边的泰西封,将波斯人赶出伊拉克。
伊拉克政府加强政治认同的另一手段是利用阿拉伯民族的历史先圣来强调伊拉克的伊斯兰什叶派穆斯林和伊朗的伊斯兰什叶派穆斯林属于两个不同的民族。
伊拉克复兴党政府将官方的旗帜置于圣城纳杰夫伊玛目阿里清真寺前面,旗帜上写道:
“我们的伟大父亲阿里出现在这里,我们为之骄傲和自豪,因为他是伊斯兰教的领导人,因为他是阿拉伯人。
”在两伊战争中,萨达姆通过各种宣传,将伊拉克说成阿拉伯民族整体的代表,强调两伊战争是伊拉克的逊尼派、什叶派和其他教派组织,以及整个统一的阿拉伯世界为捍卫阿拉伯民族的价值观和宗教精神而进行的。
另外,在整个两伊战争中,伊拉克复兴党都提到伊斯兰教和阿拉伯民族的统一。
这种泛阿拉伯主义的“优美”说辞,其深层涵意在于有意识地使伊斯兰教与阿拉伯民族主义联系起来,成为抵抗伊朗的精神力量。
毫无疑问,在两伊战争期间,萨达姆及其同僚们所强调的阿拉伯民族主义认同,成为抵制伊朗伊斯兰政权的潜在武器,也是维持伊拉克国家统一和使其政权长期生存的工具。
三、伊斯兰主义认同
海湾危机期间,伊斯兰主义认同成为伊拉克复兴党政权生存的功能性文化范式。
伊拉克从侵略科威特到随后被美国进攻并导致联合国和国际社会的制裁,其悲惨情势促使伊拉克复兴党又开始改变其政治认同。
对伊拉克复兴党来说,强调伊斯兰主义认同的政治意义是深远的。
伊拉克复兴党一直是以世俗化为特征的,以前从未强调过伊斯兰主义认同。
萨达姆一直以反伊斯兰主义认同为其政治标志,他认为阿拉伯民族并非源于伊斯兰教,阿拉伯民族的历史应追溯到遥远的古代,阿拉伯文明应该是古代文明的延伸和扩展。
这种观点并非一种理论上的阐释,它实际上只是伊拉克国家政策指导原则的一个方面。
美国派遣军队到沙特,这给伊拉克复兴党利用伊斯兰主义认同来获得民众的支持提供了难得的机会。
萨达姆指责沙特统治者“不仅挑战阿拉伯民族,而且也挑战真主,因为他们将圣城麦加和先知穆罕默德的坟墓都置于美国人的统治之下”。
因此,他呼吁“阿拉伯人、穆斯林和真主的忠诚者”反击侵略者。
伊拉克国民大会发表声明,呼吁阿拉伯人和穆斯林“将伊斯兰领土从外国占领下解放出来”,宣布“为了我们神圣的土地、价值观和伊斯兰遗产而进行圣战”。
从那时起直到伊拉克被全面击败,萨达姆不止一次地在演讲中呼吁穆斯林民众对“伊斯兰圣地”上的非伊斯兰军队展开“圣战”。
伊拉克入侵科威特在阿拉伯世界中所引起的对萨达姆复兴党政权的敌对反应,使萨达姆标榜的阿拉伯民族主义认同黯然失色。
但是,在先知出生地出现的“异端”,再现了“十字军”的反伊斯兰罪恶,这成为萨达姆可以利用来证明其政策有效性的宗教资源。
随着伊拉克危机的加深,伊拉克复兴党对伊斯兰主义认同的诉求日益紧迫。
因此,犹太复国主义“亵渎穆斯林的圣洁”和“阿克萨清真寺”成为伊拉克对以色列进行“圣战”的另一借口。
萨达姆攻击沙特国王及其统治阶层不向穷人伸出援助之手,他发表演讲说:
“他们称自己是穆斯林,这是穆斯林吗?
”并得出结论:
“不是。
”在萨达姆看来,伊斯兰教的社会正义要求人类毫无区别地彼此平等,除了万能的真主以外。
伊拉克复兴党这种新型伊斯兰主义认同的诉求受到了伊斯兰激进组织的欢迎。
它们惊讶于世俗的伊拉克复兴党对真主的公开颂扬,萨达姆成为真正的”圣战斗士”和“圣战旗帜”的“捍卫者”。
这种宣传在1991年1月初的巴格达峰会上达到顶峰。
一些伊斯兰教激进分子称萨达姆为“穆斯林的哈里发”。
海湾战争期间,伊拉克对以色列的攻击使萨达姆在伊斯兰教激进力量中的地位飙升,用教长塔米米的话来说,多年来巴勒斯坦人一直恳求万能的真主来救赎他们,最终的帮助来自巴格达,这是真主为他们精心挑选的。
随着战争的进行,伊拉克复兴党完全倚赖于伊斯兰主义的认同。
在1991年1---2月伊拉克复兴党的话语中,“伊斯兰”的特征越来越突出。
萨达姆在讲话中对《古兰经》的引用越来越多,美国成为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解放”也成为宗教代表意义的象征。
在庆贺巴勒斯坦解放组织革命周年会议上,巴勒斯坦人经常被描绘成巴勒斯坦、穆斯林和基督徒的民族主义解放者。
萨达姆号召人们同异教徒作战,这里的“异教徒”指的是以色列和美国。
1991年2月末,伊拉克军事溃败,伊斯兰主义认同的宣传随之弱化。
四、部族主义认同
伊拉克复兴党的部族主义认同与中东的部族历史传统密切相关。
在贝都因人的氏族感情中,集体的荣誉和利益至高无上,血统的纯洁和宗谱的高贵优于一切,在部落以外不存在共同的利益和权力。
部族主义认同指的是“以一种粗犷的求生存的性质和一种坚持对一定程度的原始的或氏族集团的忠诚为特征的现代以前的政治交往形式”,在一般情况下表现为狭隘、忠诚、亲信于部落和家族的天性。
美国学者希提在他的著作中一针见血地写道:
“个人主义是这样的根深蒂固,以致游牧人未能变成一个具有社会意识的生物。
他只关心本部落的荣辱,要他关心各部落共同的福祉是很困难的。
”在阿拉伯世界中传统的部落结构是广泛存在的,而且具有很强大的势力。
在伊拉克复兴党的“社会主义”理念中是反对部族主义的。
伊拉克复兴党轻视部族主义认同和宗派联系,将之描述为“落后社会的缩影”。
在1976年以前,伊拉克复兴党高官采用部落的名字或与部落领导人建立联系被视为违法行为。
伊拉克复兴党认为部族主义认同有害于其政治权力和生存,因而在公开场合并不将其作为国家认同的一部分加以宣扬。
但是,随着伊拉克在海湾战争中的惨败及1991年3月伊斯兰什叶派势力在伊拉克南部的兴起,萨达姆开始转向部族主义。
在伊南部发生的什叶派起义是复兴党自1968年夺权以来面临的最大威胁,但是,伊拉克南方的一些部族由于接受了伊拉克复兴党的好处,所以在什叶派起义时保持中立。
在随后的几年里,由于国际制裁导致国家陷入经济困境和中产阶级日渐式微,伊拉克复兴党开始将部族主义提升到国家政治和意识形态的前沿。
它颂扬部族是伊拉克政权的“核心”,颂扬部族力量的“美德”与价值观。
部族力量以示威游行的方式来支持萨达姆,受到伊拉克复兴党政府的鼓励,萨达姆称之为“所有伊拉克人民和国家原则的代表”。
他把伊拉克复兴党的结构特征描述为“包含各种部族力量的团体”,20世纪70年代的部族恐怖症到90年代已消失得无影无踪。
伊拉克复兴党对部族的认同在现实生活中也有所表现,萨达姆参与部族地区的节日庆贺,并加入部族群众的行列中随歌起舞。
部族向伊拉克领导人提供了武力支持,这种支持在海湾战争以后,特别是在伊南部什叶派和库尔德人起义及联合国经济制裁的情况下,显得更加重要。
1992年8月,在巴士拉等地区部族力量的协助下,伊拉克政府对反伊拉克复兴党政权的什叶派起义进行镇压。
在镇压行动前夕,部落酋长给萨达姆发电报说,他们将在危急的时候提供支持;他们的枪时刻在准备中;他们会一直战斗,直到流尽最后一滴血。
萨达姆称忠诚的部族为“国家之剑”。
伊拉克复兴党扩大了部族的权力范围,规定部族在其势力范围内处理事务可以免受司法干预。
1995年大约有60%的国民大会代表是部族领导人或是部族的代表。
到2003年,部族势力已经占据了伊拉克所有的安全和军事机构:
规模达几千人的特别保护部队的成员几乎都来自阿尔布・纳赛尔(AlbuNasir)部落;共和国卫队的成员有一半来自阿尔布・纳赛尔部落或其同盟部落。
1998年在伊拉克复兴党的地区指挥部里,17个成员中有7个来自阿尔布・纳赛尔部落或其同盟部落。
萨达姆对部族的恩惠还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重新分配以前被没收的土地,将大量的金钱施予部族首领。
第二,恢复部族法。
例如,允许对为保持家族荣誉而杀死不贞妻子的部族男子采取宽大处理方式;新的部族可以公开使用部族的名字,可以与伊拉克复兴党、伊拉克军队和伊拉克政府人员保持联系。
萨达姆政权依赖家族、部族、宗族和党派,伊拉克复兴党的高层人物尤其如此。
如马吉德家族成员纷纷被授予高职:
阿里・哈桑・马吉德先被任命为内务部长,然后被任命为国防部长。
哈桑・卡迈勒被任命为工业和军事部长。
萨达姆的同母异父兄弟之一代替阿里,哈桑・马吉德为内务部长,另一个被任命在安全部门担任要职。
在萨达姆时期伊拉克的领导层中,其领导者大都从伊斯兰逊尼派特别是从西北三角地带的逊尼派家族中选出,主要有阿尔布・纳赛尔及其亲戚。
伊拉克军队中的情报机关和武装部队等敏感部门都由对萨达姆忠诚的家族成员组成。
部族主义认同的增强使伊拉克复兴党政府与部族的宗教传统步调一致。
伊拉克复兴党政府拨款1亿第纳尔扩大《古兰经》的宣传。
1992年5月,伊拉克复兴党政府查封了晚间俱乐部,并发布了禁酒令,减少了俱乐部的营业时间,停止发放新的晚间俱乐部营业许可证,使晚间俱乐部的数目从40家降到了18家。
此外,伊拉克政府的其他一些法令也都反映了部族主义的特性。
如革指会对偷盗行为实施断指刑罚,对进行第二次偷盗者实施断足;对开小差者实施切掉耳朵。
这些刑罚其实是一种宗教的回归,它反映了伊拉克复兴党政权排斥现代主义和世俗化的宗教倾向。
五、余论
“认同”是建构主义理论的重要概念,是社会行为体在社会交往活动中形成的一种自我认知。
“认同”不仅是一种心理层面的自我感受,而且具有重要的社会、政治功能,“它关系到我们是谁,我们归属何处,谁是我们的同类,谁在我们的团体之中,谁又被排除在这个团体之外”。
通过对伊拉克复兴党民族主义建构中政治认同的考察可以发现,多重政治认同在伊拉克政权的生存中具有特殊的含义。
伊拉克复兴党实行多重认同的积极作用是很明显的:
一方面,它有利于整合民族、种族和宗教信仰混乱的伊拉克社会,特别是在伊拉克复兴党政权面临联合国和国际社会制裁时,就显得更为重要;另一方面,在伊拉克的历史演进中,阿拉伯民族主义和伊斯兰教都曾经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
伊拉克复兴党对阿拉伯民族主义、伊斯兰宗教功能范式的突出颂扬也从另一层面证明了宗教在阿拉伯世界具有广泛的民众认同。
但是不可否认,伊拉克复兴党的多重政治认同也有其致命的弱点,其所造成的实际后果也十分严重。
政治认同的不断转换也说明伊拉克复兴党在伊拉克的统治陷入危机与困境,以致最后不得不求助于部族主义认同,依靠强力来维持自己的统治。
伊拉克复兴党的这种做法在暂时巩固政权的同时,也使其政治体系具有部族政治的特征,这对于现代政治模式来说是一种历史的倒退,其直接后果就是严重地丧失了民心。
现实主义大师摩根索说过:
“国民士气以公众舆论的形式提供了一个无形的因素,没有它的支持,任何政府,无论民主的还是专制的,即使能够实行自己的政策,也无法充分有效地实行它。
”伊拉克民众对伊拉克复兴党的领导已经由信任变成万般无奈,以致人心涣散、人心思变。
因此,当2003年5月美军进入巴格达时,竟无人抵抗,一些群众甚至走上街头推倒萨达姆的塑像,这是伊拉克复兴党民众认同缺失的充分反映和可悲结局。
[责任编辑:
蔡曼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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