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家卫电影修辞格分析.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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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家卫电影修辞格分析
“王家卫电影”修辞格分析
摘要:
李显杰在他的《电影修辞学――镜像与话语》中提出了十三种电影修辞格形态态:
长镜、特写、递进、叠印、重复、闪现、插入、变格。
形变、碎切、偏重、喻意、幻构。
从电影修辞格这一角度分析王家卫电影颇具后现代主风格修辞策略,进而读解王家卫电影的主题思想和深层意蕴。
关键词:
王家卫电影 形变 变格 偏重 碎切
李显杰在他的《电影修辞学――镜像与话语》中提出了十三种电影修辞格形态:
长镜、特写、递进、叠印、重复、闪现、插入、变格、形变、碎切、偏重、喻意、幻构。
我试从电影修辞格这一角度来分析王家卫电影颇具后现代主义风格修辞策略,进而读解王家卫电影的主题思想和深层意蕴。
一、变格――主体情怀的张扬与抒发
“变格”辞格指的是那种通过电影摄影(包括洗印、放映等)技术的尺度与正常规格的变化和操纵,造成影像呈现形态上的特殊变化与特殊效果的辞格运用。
这种“变格”修辞虽然也有一定的叙事意义,但更多体现出的是主体的“言说”功能,即它们是为了“表述”某种特定情感和特定意指而刻意营造的主体“话语”,因此,“变格”修辞是具有明显主观色彩的电影修辞格。
“变格”修辞的具体手法比较多。
选择聚焦是其中之一,属于一种以反常态构图为特征,进而凸显画面中心,张扬“主观意向与情怀”为功能特征的修辞。
在《重庆森林》中,失恋的警察在酒吧里看到刚进来坐下的女毒枭的镜头,采用的就是选择聚焦。
前一画面中,前景的年轻警察的影像是模糊的,后景中的女毒枭和她身旁侍者的影像则非常清晰;后一画面中,前景中的人物形象变得很清晰,后景中的人物形象却变得很模糊。
这种镜头修辞一方面没有分切镜头的完整构图,同时又在镜头之内营造出类似与“分切”的不同镜头重心。
从修辞功能上讲,这种聚焦方式使观众明显觉察到镜头运作的“人为痕迹”,从而拉开了与影像的心理距离,激发了观众自主判断人物之间的关系的心理动机。
二、形变――视觉畸变与心理骚动
“形变”辞格和“变格”有类似之处,都是对“物象――影像”常态的改变和重塑,但“变格”主要是利用电影拍摄和放映的技术机制造成的形象呈现方式上的变异而“形变”着重的则是影像本身形象的物理变形。
“形变”辞格的修辞功能主要表现在。
通过影像本身物理形态的改变,来达到一种歪曲或变形视觉形象的效果,进而“表述”特殊的心,理意念。
可以说,“形变”是摄影技术参与的结果,但在很大程度上是来自摄影机(编导)的“目光”构成的“形变”,包含着编导的个人态度和思想含义。
《堕落天使》中大量使用9.8mm的超广角镜头。
王家卫开玩笑的说法是“香港太小了,用超广角让它变得更大些。
”超广角的使用迫使我们用一种新的角度来观察这个世界。
变形的人的面孔、变形的女人的大腿、变形的空间,在超广角镜头里,变形的一切带给观众前所未有的感觉――别扭、不舒服。
在这样的“形变”镜头里,改变了现实物体的本来形象。
大部分是来自王家卫的“目光”(当然还有摄影技术的参与)。
可以说这一类“形变”镜头就是一个隐喻。
即喻影片中的人物不仅是内心有些变形,甚至外表也有些变形。
他们让观众觉得很近,其实他又远离于观众。
观众只能观察他的主观变形的外表,而他的真实内心无从看清。
不仅观众看片中的人是这样的,片中人相互之间的关系也是变形的――孤立的、隔绝的。
其实,这是在后现代语境下的人们所面临的共同语境――孤独。
片中的孤独是无奈的,一如现实中的孤独――人与人总是无法沟通,总是与周围的世界相隔太远。
片尾中的经纪人在餐厅中吃方便面的画面,也是这种“形变”的最好体现。
画面右方故意放大到夸张的脸庞扭曲地占据了大半个画面,她身后远景是哑巴武跟别人争吵打闹。
在这个“形变”镜头里,呈现了李嘉欣与外界世界全然隔绝的心境――只顾在内心自言自说,丝毫不关心后面的危险。
这样的“形变”镜头呈现了自我世界与客观世界的分裂与孤立。
三、偏重――元素的强化与意向的突出
“偏重”辞格,是指影像辞格中那种具有明显的突出和强化某种修辞元素特征的修辞方式。
从修辞功能上讲,“偏重”辞格主要是通过对“常态”修辞元组合中的某种修辞元素的强化来突出某种特殊意象的建构,起到悦人耳目、引人遐想的作用。
1、色彩的强化
颜色的选择就是一部电影调子的选择。
何思颖说:
“他是感性强于理性、情调胜于情节的导演”。
《阿飞正传》中从片名、宇幕和热带雨林开始,总体色调是蓝,并且还带点颓废、腐败。
《重庆森林》总体造型的黄色:
林青霞的金发、王菲的黄色衣服、梦中加洲的阳光、California餐厅的黄色招牌。
《花样年华》那满是诱惑、激情和无奈的红色。
《东邪西毒》的沙漠黄。
《春光乍泄》的霉绿。
色彩的选择一方面和后现代主义强调视觉冲击力有很大的关系,另一方面。
也与王家卫深谙后现代文化是与当代社会的高度商业化和高度媒介化联系在一起的。
色彩不仅获得了艺术性,也开阔了商业性,同时也传达了编导的主观意图。
比如。
《花样年华》中的红色,增加了视觉效果,也刺激了观众的欣赏欲望。
片中无论是墙纸、旗袍、窗帘,泛着的都是熟透的激情――红色隐喻的激情,但是当中却有着一种腐烂的无奈――主人公“发乎情,止乎礼”的处理感情方式。
在被对方背叛的同时仍要悲哀地坚守着所谓的“婚姻家庭”。
如此的颜色和情欲是“二律背反”的――红色本应是爱情的颜色,却又不是爱情的颜色。
2、声音的突出
具有修辞色彩的声音偏重在王家卫的影片中有突出的表现。
评论家说:
王家卫的电影不仅是视听结合才可以看懂的,关掉画面单听声音也可以。
由此可见具有修辞色彩的声音偏重的效果在王家卫的电影里发挥到了极至。
(1)音乐
王家卫的每一部电影中的音乐都堪称经典。
如他说言:
“音乐,不啻是气氛营造的需要,也可以让人想起某个年代。
”他的音乐颇具时代性、个体性和商业性,音乐使观众更能读懂片中人物,因为音乐不仅是情感、情绪的延展,而且是人物的一部分。
《花样年华》中的爵士乐,充满了浓郁的怀旧味道,建构了一种60年代氛围。
三首NatKingCole的情歌,旋律动听而简单。
尽管观众听不懂歌词,也不难凭借歌曲气氛和电影画面联想到爱情的命题――“如果再多一张船票,你会不会跟我走?
”它们为电影建构一种历史标记,但主要的作用,还在于营造浪漫、感性、轻松的美感。
《重庆森林》中的MTV音乐,为王菲量身定做并由她来演唱,散漫、吵闹、激情的背景音乐和着她的动作,似在舞蹈,音乐为她梦境般的心态和行为伴奏,是她情感的出口。
(2)独白
对王家卫的电影来说,独自真的太重要了。
在王家卫式的人物中,大部分没有家人,即使有也是关系不太好,除《堕落天使》和《花样年华》,但他们的家庭都是不完整的。
这样的生存状态使他的主人公都有这样的生存体验不属于户外(户外本来就是开放的,不存在属于不属于的概念),更多时困于室内(家中或酒吧、快餐店)。
存在场景的高度封闭感使他的主人公深感“他人即地狱”的危险,因此都不善于沟通,也不愿与人沟通,更多时的沟通都是滔滔不绝的自言自语、自我说服。
《东邪西毒》中将对白几乎完全换成独白,欧阳峰向客人说“杀人很容易”道理、对村民推销穿鞋的洪七、大嫂对黄药师凭窗顾影自怜的倾诉等,都失去了听者,都只有“我说我听”。
(3)旁白
旁白引导观众自主去想象并构造画面外的场景,这实际上把观众“看”的注意力转换成了“听”的注意力。
旁白在补充画面空间的同时,塑造了另一个叙事空间。
王家卫的电影中的旁白(都是主角们喃喃自语式的内心独白),带领观众走进电影中人物内心世界,窥视人物秘密,体味人物心声。
他片中的画外音旁白运用也是可以堪称经典。
如《花样年华》里音乐响起。
周慕云的一句画外音旁白“如果再多一张船票,你会不会跟我走?
”音乐加旁白,渲染了周慕云难于放下却不得不放下的隐忍。
可以说声音的偏重往往不是让观众关注画面上的影像,而是让你去关注画面外缺失的东西。
3、构图的偏重
倾斜、倒转等特殊造型手段所造成的有意识的偏重性的构图,往往造成不稳定的影像形态,常被用来表达或隐喻某种惶恐、不安、动荡或反常的事件、情绪或氛围,从而给观众带来心理上的紧张和惊悚感,具有一种爱森斯坦意义上视觉“冲击力”的修辞效果。
《重庆森林》中两个动/静影像并置的创造性运动段落,前景中的663在快餐店门口以正常的速度喝着咖啡,而后景川流不息的人群却以快得近乎模糊的状态行走。
这种构图的偏重凸显了663偏执的性格和坚守的决心。
总的来说,偏重辞格的运用(颜色、声音、构图等),突破了物象本来的物理形象,使编导的主观情感有了释放的途径,也使片中人物的思想和情怀有了直观的具象的表现。
四、碎切――杂多与动荡的拼贴、交响
杰姆逊曾提到一个后现代写作中叙述形态的转变问题――“蒙太奇”到“大杂烩”。
这正是后现代电影理论家和实践家面临的核心问题。
“后现代作家怀疑任何一种连续性,认为现代主义那种意义的连贯、人物行动的连贯、情节的连贯是一种‘封闭体’的写作。
即竭力打破连贯性,使现实时间和历史时间随意颠倒,使现实空间不断切割。
”
“碎切”辞格指的是那些以快速的短镜头组合或以快速的移动画面转换为主要形态特征的修辞手法。
具有多样的“表意”功能,可以用来刻画特特定的心理或情绪,也可以营造一种特定的情调氛围。
王家卫电影中。
除了第一部影片《旺角卡门》叙事整体感比较强,从《阿飞正传》开始,之后的《重庆森林》、《东邪西毒》、《堕落天使》等,碎片式的拼贴叙事取代了整体叙事。
《重庆森林》开场段落以扫描式的快速移动、画面的分切和组合。
将后现代语境下的繁华都市“现实图景”以一种万花筒般的零乱与杂多呈现在观众面前。
给人一种急速变化、眼花缭乱的“碎片”感受。
这一场面。
颠覆了我们惯常线性的、系统的思维逻辑,表现了世界的非连贯性。
这或许就是“碎切”辞格形成的后现代主义风格的最好体现。
同时,也为影片刻写现代都市人情感生活的动荡和漂泊的生存状态这一主题奠定了情绪基调。
从他执导的八部电影来看,还运用了长镜头、特写、幻构等电影修辞格,形成了后现代主义电影风格。
创造了“王家卫神话”。
可以说,影视艺术作品的创作过程就是一个修辞建构过程,根据一定的修辞目的。
运用具体影像修辞格来达成特定语境下的最佳表达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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