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拿什么拯救你被影响因子暴政戕害的学术圈
拿什么拯救你,被“影响因子暴政”戕害的学术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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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ArturoCasadevall(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布隆伯格公共卫生学院分子微生物学与免疫学系,《感染与免疫》杂志创刊总编)FerricC.Fang(华盛顿大学医学院实验医学与微生物学系,《感染与免疫》杂志总编)编译徐寒易
使用期刊影响因子来评判个人的成就这一行为,有一种与生俱来的风险。
在最完美的情况下,评价者应当在阅读被评价者的论文后,再做出个人评价。
——影响因子的发明者EugeneGarfield
我们怀疑,当未来的历史学家和社会学家回溯我们的时代时,他们会不会对那么多科学家执着于期刊影响因子(impactfactor,简称IF)一事感到迷惑不解。
IF是衡量某个期刊里的论文在过去2年内被引用频率的指标,它的分母是该期刊全部发表的论文数量。
EugeneGarfield是IF之父,他发明IF的初衷是为了为建立“科学引文索引”(ScienceCitationIndex)
(1)。
但是随着时间推移,IF逐渐被视为期刊声望乃至受欢迎程度的替代物。
我们以及其他人把这个问题看作一种疾病,把它称为“IF狂热”、“IF妄想”、或者“影响因子炎症”(2-4)。
我们希望通过这种方式来唤起人们对于IF不当使用的注意,让人们意识到,用论文发表在什么期刊、而非它的内容价值来评价论文的坏处。
IF狂热似乎是非理性的,但是这种行为对于科学家个体而言却是合理的,因为那些成功地将自己的论文发表在高IF的期刊的人获得了多到不合理的好处。
与IF狂热相关的行为造成了一个“整体性悲剧”——追逐私利的科学家对科学界整体造成了损害(2,5)。
有无数的文章抨击滥用IF来评价期刊、科学家以及科研成果的行为,我们在此将不会重提这些文献中的论述(可参考6-9)。
但是,讨论IF狂热对于科学进步本身的影响的论文相对较少。
作为我们对科学现状的一种探讨——包括描述性的(10)、机械论的(11)、重要的(12)、专门化的(13)、病态的(14)、竞争性的(15)、(非)历史的(16)以及野地研究的(17)科学论文,我们现在专门讨论过于关注IF而非论文重要性本身所造成的后果。
IF狂热造成了许多问题,但其中最恶劣的,就是它对科学家的工作方式,以及对他们选择研究课题造成的影响。
如今,许多人持有这样的观念:
研究人员必须在高IF期刊上发表论文才能获得科研经费、工作或者晋升。
在这种经济框架下,一个期刊的IF与其质量直接相关,而一个期刊中论文的平均IF就意味着,发表在这个期刊上的所有论文的质量与整本期刊的质量差不多。
在高IF期刊上发表论文就等于得到了进入“黄金俱乐部”的入场券(18),而这个“俱乐部”里的成员都很有可能成为科学界的佼佼者。
因为IF与文章的引用频率成正比,与期刊发表的文章数量成反比,因此期刊变得越来越挑剔,倾向于拒绝那些不太可能被引用的投稿论文。
这种排斥性创造了一种人为的、反映论文高质量的“稀缺性”。
而在另一方面,无论对戴有什么样头衔的研究人员来说,在高IF期刊上发表论文的压力都无比沉重。
论文被高IF期刊接收,标志着论文的高质量(在很多情况下,许多科学家甚至都没有读过这篇论文就抱有这样的先入为主的思想),而这反过来又为作者带来了(与投入)不相称的收益。
这种奖励系统可以创造出一种不利于科学的行为的激励,包括将科研成果保密、浮躁地做研究、学术不端以及失误(19-21)。
我们通过一个叫做撤稿指数(retractionindex)(22)的公式发现了与前述观念一致的现象,即撤稿论文的比例与期刊的IF之间也存在正相关,并且大多数撤稿的原因都是学术不端(19)。
即使不存在明显的学术不端的情况,也有人担心那些发表在引用率很高的期刊上的研究无法被重复(23)。
虽然造成不可重复性的原因有很多,比如实验对照不足,或者学术不端,但是高IF期刊要求论文展现漂亮的故事和漂亮的信息,这会怂恿一些研究人员选择性地报告实验结果,而这就会降低其研究的可重复性。
从统计学角度看,用期刊IF来衡量单篇论文的质量和影响是无效的行为。
挑剔的期刊的高IF,来自它们对那些少数能被频繁引用的论文的吸引能力(6,9,24)。
然而,承载论文的期刊并不是测量单篇论文引用率的有效指标。
因此,对于大多数作者而言,在高IF期刊上发表论文的优势是,他们的文章会与一些引用率高的论文同时发表在一本期刊上,因此可以“借用”后者的影响力,而这并非这些论文本身的高质量所致。
换言之,发表一篇高IF的论文,可能比发表一篇高被引次数的论文更容易(25)。
“影响力”和“重要性”并不是一回事。
某部字典将“影响力”(impact)定义为“某事物、特别是某新鲜事物对于某个状况的造成的强大作用”;而“重要的”(important)则被定义为“必要的或有巨大价值的”(26)。
这些定义将影响力视为“最近发生的”事物,而重要性则具有永恒不变的属性。
与影响力相关词汇“受影响的”(impacted)有“受阻的”(27)的意思;而我们发现,目前对于“影响力”的“痴迷”确实可能会阻碍科学的进程。
除了这些截然不同的定义以外,“影响力”和“重要性”的差别还表现在我们对它们进行量化评价的能力上。
影响力可以通过其对现状的效应来进行评价。
比如,我们可以通过测量媒体关注度或者发表后的引用量来测量影响力。
但是,影响力能被量化评价,并不意味着有较高影响力的论文在更为根本的层面上一定就是重要的。
比如,那些描述一般实验方法,或者将信息汇编起来的综述性论文通常会比那些描述基础概念进展的论文收获更多的引用(28)。
最近的一项针对生物医学科学家的调查发现,那些引用率很高的论文更有可能是描述改良性的进展,而非变革性的大发现(29)。
因此,引用率只抓住了某方面、而非全部的重要性。
但是,大众媒体对噱头性的科学进展的关注是短时性的,除非那项研究成果具有真正的重要性,否则它们表现出的影响力会转瞬即逝。
相比之下,重要的论文一开始可能不被重视,而且,科学缺乏准确的量化工具来测量研究的重要性(12)。
一些科学发现既有高影响力又具有重要性(比如沃森和克里克描述的DNA结构)(30),而另一些一开始则会默默无闻。
孟德尔为遗传学做出的奠基性研究沉寂了35年,期间只被引用了寥寥数次,直到最后被deVries和Correns重新发现(32)。
过于关注影响力违背了科学家更加关注“重要性”这一事实。
也有一些高影响力的论文不具备重要性的例子,比如一篇广为传播的、描述了一种将砷而非磷整合到DNA中的细菌的论文,就并不具备重要性(33)。
虽然这篇文章被引用超过了100次,但是它的核心发现最后被证明是错误的(33,34)。
这是一个证明高影响力不代表重要性的极佳例子。
悲哀的是,许多论文很少被引用(36,37),因此既不具备影响力,也不具备重要性。
如果影响力不等同于重要性,那么IF狂热就可能会扭曲科学的进程——IF狂热会让科学家放弃追寻对思考与好奇心(这种好奇心本可以让他们做出前所未有的重要发现)的追求,转而投奔能够获得高引用率的研究。
由于新的科学发现的重要性难于评价,这个问题变得尤为严重(12,29,38)。
如果发表在高影响力期刊上的论文所在的领域比较广且比较成熟,那么它们就更有可能被引用(6)。
因此,过于强调文献统计反而会让本来就冷门的研究领域变得更无人问津。
科学史充斥着一些科学家的逸闻,他们做的研究在当时并不被看好,然而却具有重大的意义;在发表时,他们的研究并没有显著的特征,因此不能让人们可靠地辨认出其重大的突破性(38)。
我们可以想象,在当前的高压竞争环境下,这些追寻梦想的研究员是无法存活的,更勿需提,他们的研究与时髦的、高影响力的科学脱节(39)。
不幸的是,我们没有办法测量那些并未被实施的研究的影响力。
话说回来,生物医学领域的科研支出,以及可量化的科研产出向我们表明,革命性的大发现的发生频率可能正在下降(40)。
现在,高IF期刊的“大门”被一小撮职业编辑以及由他们挑选的审稿人把持着。
这些人在挑选能够被引用的论文方面有着敏锐的嗅觉;至于他们是否能成为鉴定具有重大意义的科研成果的“伯乐”,则是另一回事。
实际上,高IF期刊的高撤稿指数表明,并不是所有的决策都是明智的。
因为投稿作者的事业受制于编辑和审稿人的决策,并且这些期刊发表的论文对于其他科学家的工作也具有重大影响力,所以一批顶尖期刊实际上决定了科学界从业者是谁、他们应当如何研究以及如何被评价。
这反过来又会促使研究人员迎合高IF期刊和他们编辑的口味。
许多对于IF的批评丝毫没有撼动对它的不当使用,这让人感觉科学家必须屈服于目前横行于科学界的、有缺陷的价值体系。
许多科学家感到无力对抗整个系统,无奈只能服从,尝试将论文发表到具有最高IF的期刊上。
另一些人则对他们的领域表示忧虑——由于他们领域的优质期刊长久以来的IF比较低,这些领域最后可能会在IF竞争的背景下被淘汰(5)。
IF狂热造成的另一个后果是,为了发表论文,科学家一稿多投,像“购物”似地挑选某个接收了他们的论文,并且具有最高IF的期刊来发表。
由于每次投稿都会耗时数月,科学发现的交流、科学的进步就会因此被拖延。
年轻的科学家无辜地被困在这样一个怪圈里,失落无助。
但是现在,IF热潮出现了一些退潮的现象。
一群科学家和组织签署了一份“研究评估宣言”(DeclarationonResearchAssessment,简称DORA),旨在劝阻用IF来指导招聘和晋升决策的行为(41)。
他们鼓励简历格式的变革,强调成就而非发表的论文。
这种变革已经反映在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IH)对于生物类研究经费申请的要求中。
有些著名的科学家号召研究人员在选择出版杂志时,不要过度关注IF,而将重点放在期刊的质量和服务上(42,43)。
一项对于20世纪以来的引用的分析发现,杂志的IF和引用量的相关性在1990年以前一直保持增长,但是之后就转而下滑。
此外,发表在非顶级期刊上的高引用率论文的比重也在不断上升(44,45)。
如果这个趋势持续下去的话,那么我们就会看到更多的高引用源的多样性,这对科学来说是件好事。
然而,即使IF的重要性下降,几十年来的IF狂热造成的恶性效果也不会迅速消退,仍然会继续笼罩科学界。
但是,每个人都可以作出一些改变。
以下就是一些单打独斗的科学家能够对抗这种IF弊病的实用方法:
(1)让期刊俱乐部的选择多样化。
期刊俱乐部(journalclub;注:
一群定期聚集起来,评论某领域内新研究的科研人员)在研究机构中很流行,而且往往被认为对青年科学家的训练是必不可少的。
一个典型的期刊俱乐部的活动包括对一些特定论文的回顾、讨论和评论,旨在让参与者熟悉科学新进展。
期刊俱乐部认为高IF期刊的论文更前沿,因此所选择的论文往往来源于这些期刊。
虽然发表在高IF期刊上的论文毫无疑问都是优秀的,但是持续不断地选择这些来源的文章就会加深一种错觉——影响力等于质量。
在期刊俱乐部中讨论来源于更加专业化的学会期刊可以扭转这种印象,也可以帮助改善讨论过程——许多讨论往往以质疑为什么某篇文章发表在一个高IF期刊上收场。
(2)不要根据论文发表的期刊来评价科研。
在科学讨论中,常会听见有人引用论文发表的出处来证明它的质量。
这种简单粗暴,但却司空见惯的行为无疑助长了IF狂热,因为这种行为用权威代替了思辨。
用论文发表的杂志来佐证其质量的方法毫无根据,因为发表在高IF期刊上的论文的引用广、影响大。
科学批判的标准应该是数据的质量、有效性以及可重复性。
(3)在招聘和晋升中减少对于期刊引用指标的依赖。
在简历中罗列期刊的IF最近成为了一个新潮流,它背后的逻辑可能是,个体为了标榜自己科研的重要性而故意展示其论文发表期刊的引用率。
这种逻辑有误,因为期刊的IF只是所有论文引用频率的平均,它无法预示一篇特定文章在未来的引用率。
这种行为应该被劝阻,相关信息应当被无视。
(4)在道德框架下讨论IF的滥用。
所有的科学家都应该意识到IF狂热的普遍性,IF是如何被计算的,IF如何影响科学家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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