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制度起源理论山大编《制度经济学》书稿电子版.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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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制度起源理论山大编《制度经济学》书稿电子版
第四章:
制度起源理论(山大编《制度经济学》书稿电子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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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制度起源理论
制度起源是制度从无到有的过程,既可以是人类社会从没有制度到有制度,也可以是一项新制度在特定的制度环境中产生,还可以是一项制度过渡到更新的制度。
从制度生成的角度看,制度的起源可能是人为构建的,也可能是自发演进生成的。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老制度经济学和新制度经济学等分别从不同角度阐述了制度起源问题。
本章首先阐述制度起源的含义,并与制度变迁的含义进行比较;然后阐述不同的制度经济学分支关于制度起源的论述;最后对不同的制度起源学说进行比较与综合。
第一节什么是制度起源?
一、制度起源的含义
制度的起源至少包括三层含义。
第一,制度从无到有,也就是从没有任何制度到有制度,这需要追溯到人类社会最初的制度产生。
如果将制度看作人类社会相互交往的规则,包括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那么,从人类产生之日起,就有了制度的萌芽,比如原始部落中人们之间分工、合作、分配产品规则的起源,当然这时候的制度还属于非正式制度,因为没有国家的产生,没有第三方实施机制的建立。
如果仅仅考虑正式制度起源的话,那么国家的起源可能意味着正式制度的起源,因为只有国家才能够有意识的创立制度,并保证制度的实施。
第二,在特定制度环境中新制度的起源,即已经存在大量制度——包括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的背景下,新制度的创立或起源。
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变化、环境的改变,新的问题不断出现,产生了对解决新问题的制度的需求,这是新制度的起源。
比如随着技术的进步,某种新产品的产生,就出现对新产品标准的需求,这种新产品的标准实际上就是一种制度,这种新产品标准的制定,就是制度的起源。
再比如随着计算机网络的发展,对网络资源的版权界定产生了需求,这种版权规则制定,就是产权的起源。
还比如计算机网络游戏的虚拟资产,这些虚拟资产有些是游戏玩家通过购买点卡获得的,有些是通过通宵达旦的“游戏”挣得的,那么这些虚拟资产是否需要保护、如何保护?
这样的制度在计算机网络游戏产生之前不可能存在,但一旦存在的问题,就产生了对这种虚拟资产保护制度的需求,这种制度的产生就是已经存在大量制度背景下新制度的起源,因为这种制度也是从无到有。
人们在讨论制度起源时,主要是指这类制度的起源。
在新制度经济学的文献中,这种制度的起源又被称为制度创新。
第三,一项已经存在的制度过渡到更新的制度,即关于某个问题已经有了相关的制度规定,现代由于环境等的变化需要作相应的改变,这种新制度的产生,也可以看作制度的起源。
但在大多数文献中,这通常被看作制度变迁。
比如现代许多民主国家——美国或英国——的选举权规则,在最初的时候并非是普选权或所有的人都有选举权,但随着政治环境的变化,所有的人都获得了选举权,这种制度的变化,对原来没有选举权的人来说就是一项制度的起源。
美国在建国之初,一个黑人奴隶的选举权仅相当于3/5票,而随着南北战争的爆发,黑奴解放运动的发展,他们获得了自由,也就取得了选举权。
再比如,在20世纪之前,大多数国家的妇女没有选举权,仅在20世纪之后随着妇女解放运动的发展,妇女具有了选举权,取得了跟男子同样的地位和权利,这也意味着新制度的产生,即制度的起源。
这个意义上的制度起源通常又被称作制度变迁。
总之,制度起源就是制度从无到有。
如果将制度起源理解为人类社会最初制度——不管是什么制度——的起源,那么就需要追溯人类社会的最初状态,但这是很难追溯的,正如Y.巴泽尔(YoramBarzel)所指出的,讨论产权起源问题虽然很有意义,但进行彻底的追溯是不可能,原因在于:
消费任何生活必需品以前必须先拥有它,这就有了产权问题。
但是,如果将制度起源理解为特定制度存在下一项新制度的创立,那么只需要探寻一种特定制度从无到有的过程就可以了,新制度经济学的制度起源理论大部分是阐述特定制度存在下的制度起源问题。
我们认为,如果能够探讨人类历史上最初的制度是如何起源的,当然非常好,但如果不能够解决这个问题,仅对新制度的起源能够进行完整的理论阐述,也不失为理论的进步。
因此,我们倾向于将两种分析都看作制度的起源。
二、制度的起源是建构的还是演化的?
从起源上看,制度是人为建构出来的还是自然演化生成的?
如果制度是建构出来的,那么,建构者是谁?
其动力是什么?
是如何建构的?
如果制度是自然演化的,那么演化的动力是什么?
如何演化?
这一系列问题的解答,就构成了制度起源理论的内容。
大多数学者,并非单纯强调制度是建构的或者是演化的,而是强调有的制度是建构出来的,有的制度是自然演化生成的,并将它们作为制度产生的两条路径。
英国学者马尔科姆·卢瑟福(MalcolmRutherford)曾经指出,“人类是有目的的行动者,制度是个人有目的行为的预期或未预期结果。
个人可能(经常通过某种集体选择)设计或修正制度,使之发挥或更好地发挥某种作用。
与此同时,制度也可能以未加设计的方式产生和延续,成为有意行为的无意结果”。
这实际上就明确指出,制度的起源或产生既可能是人类有意识设计的结果,也可能是在人类的无意识活动中产生的。
卢瑟福还进一步指出,对于这一点,新老制度经济学家达成了一致,“新老制度主义都承认制度有可能被精心设计和实施,也有可能在未经筹划或‘自发的’过程中演化”。
但是,无论是老制度经济学内部还是新制度经济学内部,不同学者关于制度是人为设计的还是自发演化的关注的重点存在差别。
比如老制度经济学家凡勃伦最关注制度的演进,康芒斯则对“立法者和法院在按照各自的社会目的制定和修改法律时的行为”更感兴趣;新制度经济学有的侧重于研究正式制度的产生、变迁等,有的则更侧重于研究社会规范等非正式制度。
柯武刚和史漫飞也指出了制度起源的两种可能性,并以此为依据将制度化分为内在制度和外在制度。
“制度是如何产生的?
一种可能性是规则及整个规则体系靠人类的长期经验而形成。
人们也许曾发现过某些能使他们更好地满足其欲望的安排。
例如,向约见的人问好的习惯可能已被证明是有用的。
有用的规则如果被足够多的人采用,从而形成了一定数量(临界点)以上的大众,该规则就会变成一种传统并被长期保持下去,结果它就会通行于整个共同体。
当规则逐渐产生并被整个共同体所了解时,规则会被自发地执行并被模仿。
不能满足人类欲望的安排将被抛弃和终止。
因此,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的规则多数是在社会中通过一种渐进式反馈和调整的演化过程而发展起来的。
并且,多数制度的特有内容都将渐进地循着一条稳定的路径演变。
我们成这样一种规则为‘内在制度’。
……其他类型的制度因设计而产生。
它们被清晰地制定在法规和条例之中,并要由一个诸如政府那样的、高踞于社会之上的权威机构来正式执行。
这样的规则是由一批代理人设计出来并强加给社会的。
这些代理人由一个政治过程选举出来,并高踞于社会之上。
这样的规则最终要靠墙执行法律手段来执行,如通过司法系统。
我们称这些制度为‘外在制度’”。
埃里克·弗鲁博顿(E.G.Furubotn)和鲁道夫·芮切特(R.Richter)在讨论产权起源的文献也作了类似的区分。
它们分别称为“产权起源的看不见的手理论”和“产权起源的乐观理论”。
前者认为,“如货币制度一样,产权制度不一定是凭借外生的权威凌驾于全社会之上的‘法律动物’。
相反,产权安排可以被理解为最终是由‘一种自发秩序形式’的自利活动所决定的。
……不同形式的产权的起源并非是一种政府行为,而是一种社会现象。
”后者认为,“新产权的出现是在人们希望对新的外部经济或不经济的影响做出反应的时候发生的。
……产权的发展是为了将外部性内部化,此时内部化的收益变得大于内部化的成本。
”
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制度是沿着两条不完全相同的路径起源的:
一种是人为构建的;另一种是自发演进的。
如果从最初制度的起源追溯的话,制度是自发演进的;而在特定制度背景下新制度——特别是正式制度——的创建,则是构建的。
第二节制度起源的不同理论
关于制度起源,已经形成了许多不同的理论。
本节首先采用囚徒困境解释合作的起源,然后分别阐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新制度经济学和演化经济学关于制度起源的理论。
一、囚徒困境与制度的起源:
一种概述
很多学者利用囚徒困境模型分析制度的起源,并且认为制度的起源、建立或达成是解决囚徒困境的一种重要方法。
假定有两个罪犯甲和乙,警察在掌握了某些证据之后抓住了他们。
虽然警察可以根据已经掌握的证据给两人定罪,但警察怀疑他们还犯过其他罪行,但没有证据,需要两人交代。
警察将两个人关在相互隔绝的不同牢房中,让每个罪犯交待自己犯下的罪行。
根据“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原则,如果两个人都不交待,警察只能根据已经掌握的证据,判每人4年徒刑;如果一个人交代,另一个人不交待,那么交待的一方判2年徒刑,而不交待的一方要判10年徒刑;如果两个人都交待,那么警察掌握了充分的证据,判每个人8年徒刑。
如表4.1所示。
在这个博弈矩阵中,对罪犯甲而言,当乙选择坦白时,甲的最优选择是坦白,因为坦白被判8年,而抵抗则会判10年;当乙选择抵抗时,甲的最优选择也是坦白,因为坦白被判2年,而抵抗则会判4年。
所以,无论乙选择坦白还是抵抗,甲的占优策略都是选择坦白。
对乙而言,也同样如此。
不论甲是选择坦白还是抵抗,乙的占优策略都选择坦白。
这样,最终的结果就是甲和乙都选择坦白。
(坦白,坦白)就成为纳什均衡。
但是,从博弈矩阵上看,甲和乙都选择抵抗比选择坦白对双方更有利。
这样,甲和乙都从自己的最优选择出发,却得出了对双方不利的结果,这就是个人理性导致了集体非理性,即所谓的“囚徒困境”。
囚徒困境可以一般化,用于分析无政府状态下两个人的行为。
我们假定,社会中有甲和乙两个人。
他们分别从事生产活动。
如果双方互不侵犯、各自生产,那么都可以得到10个单位的产品;如果一方偷窃对方的产品,而另一方不偷窃的话,那么偷窃方可以获得12个单位,而不偷窃的一方只能获得4个单位的产品;如果双方都偷窃对方的产品,那么就相当于双方放弃了一部分劳动时间,并且要花费时间看护自己的产品,结果每一方只能获得6个单位的产品。
如果我们将不偷窃定义为合作;偷窃定义为不合作。
那么,这个博弈矩阵如表2所示。
我们从这个博弈矩阵可以看出,对甲而言,无论乙采取合作还是不合作战略,其最优选择都是不合作;对乙而言,无论甲选择合作还是不合作,其最优选择都是不合作。
这样,双方的占优策略都是不合作。
(不合作,不合作)就成为纳什均衡。
对甲和乙整体而言,双方都选择合作能够生产出来的产品为20单位,而都不合作时却只能够生产出12单位。
显然,双方从选择占优策略出发却得出对双方不利的结果,个体理性导致了集体非理性,产生囚徒困境。
既然个体理性会导致集体非理性,那么如何解决这个问题?
大体有两种思路。
一种思路是创建保证双方合作的制度,并通过建立国家或政府进行第三方实施,对不合作者进行惩罚;另一种思路是双方在无限多次重复博弈中,可能会自发地走出囚徒困境。
我们从第一种思路可以看出,制度的建立或起源是解决囚徒困境的一种方法;反过来说,为走出囚徒困境,制度得以起源。
为什么制度可以确保双方走出囚徒困境?
第一,创建制度给双方提供了一个交流的机会。
囚徒困境之所以发生一个重要的原因就在于双方无法交流和沟通,因为任何一方都不知道对方的策略而只能根据自己的判断做出最优选择。
在双方可以交流的背景下,大家肯定会选择合作而不是不合作,因为合作的收益要大于不合作。
第二,制度为双方提供了对方合作的可置信承诺,由于制度和第三方实施主体的存在,不合作者将受到惩罚,这实际上给对方提供了一种信号,自己肯定会合作。
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制度起源理论
马克思和恩格斯探讨了多种制度的起源问题,如货币的起源、家庭的起源与演变、共有产权和私有产权的起源、国家的起源等等。
虽然涉及到不同制度的起源,但他们所一贯采用的基本理论思路就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关系的理论,即特定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都是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当特定的生产关系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时候,当上层建筑不适应经济基础的时候,生产关系或上层建筑就要必须要变革。
更一般地说,制度的起源或变迁源于生产力的发展。
我们以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共有产权和私有产权的起源与货币的起源的论述为例,阐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制度起源理论。
(一)共有产权和私有产权的起源:
制度从有无到有
马克思和恩格斯追溯了人类社会最初的土地产权制度起源,认为人类社会最初的产权制度是共有产权制度,这种产权制度的出现是一个自然的过程,人类的第一种产权形式是共有产权或共同产权。
1、共有产权制度的起源
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人类最初的产权形态是共有产权或共同产权。
原始人在形成家庭和部落之后,就产生了界定产权的需要。
一个共同体的产权是通过武力或战争获得并实现保护的。
马克思说:
“在这种土地所有制的第一种形式(即亚细亚的所有制形式——引者)中,第一个前提首先是自然形式的共同体。
家庭和扩大成为部落的家庭,或通过家庭之间互相通婚(而组成的部落),或部落的联合。
……所以,部落共同体,即天然的共同体,并不是共同占有(暂时的)和利用土地的结果,而是其前提。
”马克思还认为,人类对土地的共同产权的思想是天生就有的。
他说:
“人类素朴天真地把土地看作共同体的财产,而且是在活劳动中生产并再生产自身的共同体的财产。
每一个单个的人,只有作为共同体的一个肢体,作为这个共同体的成员,才能把自己看成所有者或占有者。
”恩格斯是从人类发展和家庭形式的演变角度来论述产权起源的。
他认为,人类从蒙昧时代起就以部落或群体的形式狩猎、采集果实,这时作为共同体的部落相对于其他部落来说拥有共同体的产权。
特别是定居农业的出现,部落占有一块土地共同耕种、共同收获,这实际上就已有了产权问题。
人类产生是一个自然过程,产权的起源也是一个自然过程。
从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第一,马克思的共同或共有产权制度的起源是以人类已经形成共同体——部落或家庭——为前提的;第二,在马克思看来,这种共同体的形成是自然的,而形成共同体是人类天生就有的一种倾向;第三,共有产权或共同产权的起源是自然的。
但是,这里可能会出现一个问题,作为家庭或部落的共同体是如何起源的,他们既是一种组织也是一种制度,而且在其内部有分工,比如老人、儿童和青壮年劳动力的分工、妇女和男子的分工,这种分工与合作其实也是一种制度。
如果共同或共有产权的起源以此为前提,那么作为前提的的家庭和部落的出现或起源应该更早,追溯制度的起源是否应该从这种制度开始?
如果马克思将其看作自然的产物、自然的过程,那么这种制度的起源就是一种自然演进或自发的秩序。
在家庭和部落共同体存在的前提下,人类最初的这种共有产权或共同产权是通过武力或战争获得并实现保护的,虽然这种界定和保护共同体产权的代价是极高的,但在没有位于共同体之上的权威组织的时候,这可能是唯一有效的产权界定和保护方式。
马克思说:
“某一个共同体在把生产的自然条件——土地(如果我们立即来考察定居的民族)——当作自己的东西来对待时,会碰到的唯一障碍,就是业已把这些条件当作自己的无机体而加以占据的另一共同体。
因此战争就是每一个这种自然形成的共同体的最原始的工作之一,即用以保护财产,又用以获得财产。
”
2、私有产权的起源
马克思对私有制的起源追溯到共同体内部的每个家庭对土地等生产资料的占有,并认为这种占有权就是私有产权的一种表现。
他认为,私有产权的实现形式首先是有部落成员资格才有占有、使用部落共同财产的权利。
并将这种部落成员资格视为部落成员占有部落共同财产的媒介。
如果失去部落成员资格,也就失去了占有部落共同财产的权利。
因而,马克思对个人私有产权的研究是从共同体内部开始的,实际上是共同体成员享有公有产权的问题。
但是共同体成员独立占有土地进行生产,有私有财产问题,必然有私有产权问题。
“公社成员的身份在这里依旧是占有土地的前提,但作为公社成员,每一个单个的人又是私有者。
他把自己的私有财产看作就是土地,同时又看作就是他自己作为公社成员的身分,而保持他自己作为公社成员,也正等于保持公社的存在,反过来也一样,等等。
”马克思还根据所有权中私有产权与共同产权所占重要性的不同,将所有制形式区分为三种:
公有制、公有私有并存、个人所有制。
实际上在每种所有制形式中,共有产权与私有产权是并存的。
恩格斯对私有产权起源有较详细的论述。
他从家庭形态的演变来分析,他认为,当家庭形式由群婚、杂婚到对偶婚的一夫一妻制的发展,私有观念开始在私有制中萌芽。
家庭形式由母权制向父权制的过渡,其根本原因是有了剩余财富,有了子女继承父亲财产的需要。
实际上这就是私有产权起源问题。
私有产权的出现是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出现剩余财产的必然产物。
另外,恩格斯似乎赞成的人口增加导致资源稀缺度提高,家庭公社解体出现私有产权的观点。
马克思也认为,产权制度的演变是生产力发展的结果,私有产权制度的出现是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
他说:
“生产力的发展使这些形式解体,而它们的解体本身又是人类生产力的某种发展。
”
总之,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共有产权制度的起源是一种自然起源说;关于私有产权制度起源是生产力发展说,当生产力发展,有了剩余产品,或生产力发展,人们可以独立谋生的时候,私有产权就出现了。
因此,私有产权制度的起源不是偶然的,而是生产力发展的必然结果。
(二)货币的起源:
特定制度存在下新制度的起源
马克思对货币起源的分析是从商品交换价值形式的演变入手的,并且认为理解了价值形式的变化就自然理解了货币的起源。
他认为,价值形式有“简单的、个别的或偶然的价值形式”、“总和的或扩大的价值形式”、“一般价值形式”和“货币形式”。
在人类社会的早期,用于交换的剩余产品很少,商品交换仅是非常偶然的事情,在物物交换中,一种商品的价值表现为另一种商品的价值。
随着剩余产品的增多,一种产品能够跟多种产品交换,该种产品的价值就表现在其他许多种产品的价值上,即扩大的价值形式。
在后来,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交易的日益频繁,人们就将商品的价值表现固定在某一种商品上,即出现了一般价值形式。
当这种表现其他商品价值的商品固定在金或银等上的时候,就出现了货币。
这就是货币的起源。
因此,
(1)货币的起源是生产力不断发展的结果;
(2)货币的起源经历了长期的逐渐演变的过程;(3)马克思在货币起源过程的分析中,实际上假定了私有产权——至少是公有产权或共有产权的存在,因为不同的原始人或部落之间在看到别的原始人或部落生产出了剩余产品之后,可以抢夺而不是交换,但马克思分析的出发点是交换。
从这个意义上讲,货币作为一种制度的起源并非最初制度的起源,而是在其他制度或产权关系已经存在下新制度的出现。
三、新制度经济学的制度起源理论
新制度经济学家对制度起源的分析并为追溯到最初的人类制度,或者说人类历史上第一个制度的起源,而是在一定的制度背景下讨论新制度的产生。
实际上,自从人类出现之后,无论是国家是否产生、家庭是否产生,都已经出现了制度的萌芽。
科斯对企业性质的分析实际上论述了企业制度的起源,即企业为什么会产生;戴维斯和诺斯的制度创新理论讨论了一项新的制度安排是如何起源的;德姆塞茨等从资源稀缺程度不断提高的角度论述了产权界定的必要,进而产生了制度;尤伦和考特则运用一个假想的实验模型说明了制度的起源是人们合作的结果;巴泽尔认为产权与制度的起源不完全相同,而在制度产生之前可能有产权的界定和保护。
(一)科斯的制度起源理论:
交易费用说
罗纳德·科斯在1937年发表的《企业的性质》一文中,提出了企业为什么会产生的问题,并采用交易费用进行了解释。
企业本身就是一种制度,企业的起源显然就是制度的起源。
科斯指出,如果市场上的价格机制可以自动调节产品的供求,人们的协作可以通过价格机制实现,企业似乎就没有必要存在。
然而,现实中大量存在企业,在企业内部并非通过价格机制调节产品的生产。
企业之所以存在是因为运用价格机制是有成本的,即交易费用。
科斯没有明确提出“交易费用”这个概念,而将其称为“利用价格机制的成本”。
这些成本包括“所有发现相关价格的工作”、“谈判和签约的费用”、“其他方面的不利因素(成本)”等。
这样,市场的运行就是有成本的,而通过形成企业或建立组织能够节约这种成本,企业家会选择以较低的成本组织生产。
这样,由于交易费用的存在,单纯利用市场机制组成生产是不划算的,这就决定了企业的产生和起源。
用交易费用的存在说明企业的起源前提是市场存在,也就是科斯在文章第一部分最后明确指出的两个假定:
一是资源是由价格机制配置的;二是资源的配置依赖于作为协调者的企业家。
很明显,企业之所以产生是因为运用价格机制配置资源是有成本的,但是市场或者说价格机制又是如何产生的呢?
科斯并没有给出明确回答。
科斯在1960年发表的《社会成本问题》实际上也是采用交易成本分析了制度的起源。
科斯第一定理表明,如果交易费用为零,权利的初始配置不影响资源的利用,因为人们可以通过充分的讨价还价决定资源的配置;科斯第二定理表明,如果交易费用大于零,权利的初始配置就会影响资源利用的效率。
权利是通过制度界定的。
由此可进一步得出,如果交易费用大于零,权利的初始配置就是重要的,制度就是重要的。
所以,如果交易费用为零,制度就没有存在的必要。
制度之所以产生或必要,就是因为交易费用大于零。
(二)戴维斯和诺斯的制度创新理论
“制度创新”至少可以从两个角度理解:
一是创立新制度,在一定的制度环境下,由于新的权利界定的需要,创建某种新制度,即新制度的起源;二是在某种制度已经存在的条件下,对该制度进行创新,这意味着制度的变迁。
戴维斯和诺斯在1971年出版的《制度变迁与美国经济增长》一书中,提出了制度创新的理论模型。
他们认为,制度创新是因为个人或团体通过承担制度创新的成本获得在旧的制度安排下不可能得到的利润。
只有制度创新的预期净收益超过预期成本的时候,制度创新才可能发生。
社会经济条件的变化、制度条件的变化都可能改变制度创新的潜在收益和潜在成本,进而产生制度创新的可能性。
改变制度创新收益或成本的原因包括三个方面:
一是制度安排创新的潜在收入可能增加,这可能是由于某些外部性变动导致了从前未曾存在的外部效应的产生,风险得到调整,交易费用转移以及服从报酬递增的新技术得到了应用;二是组织或操作一个新制度安排的成本可能改变,这可能是由于新安排的技术有了发明,非经济部门的安排有了变化,或者在新的或竞争性安排中使用要素的价格发生了变化;三是法律上或政治上的某些变化可能影响制度环境,使某些集团实现一种再分配或趁机利用现存的外部利润机会成本可能。
根据戴维斯和诺斯的分析,制度创新可以划分为五个阶段:
第一步,形成“第一行动集团”,即预见到潜在利润,并认识到只要也只有进行制度创新才能够获得这种潜在利润的决策者;第二步,“第一行动集团”提出创新方案,可能会形成多个创新方案;第三步,在有了若干可供选择的制度创新方案之后,“第一行动集团”在各种创新方案中选择能够使他们的利润最大化的创新方案并实施制度创新;第四步,形成“第二行动集团”,他们帮助第一行动集团进行制度创新;第五步,第一行动集团和第二行动集团一起努力,促进制度创新,在制度创新完成之后,两个行动集团就潜在利润进行分配和再分配。
这一制度创新的分析实际上阐明了一种新的制度是如何起源的。
他们将制度看作是构建或者设计出来,特定的集团或个人之所以构建或设计一种新的制度是意识到制度创新的潜在利润,通过创新实现否则就不能够获得的利润。
制度方案的设计和选择都是特定主体追求自身利润最大化的结果。
(三)德姆塞茨等的制度起源理论
许多新制度经济学家将德姆塞茨在1967年对产权生成的分析作为制度起源的原始理论,并在此基础上作了进一步发展。
1、德姆塞茨的原始模型
德姆塞茨在1967年提出了其产权起源理论。
他认为,如果产权在资源配置方面具有内部化有益或有害效应的作用,那么对于产权起源的研究就需要从联系新出现的具有外部性的有益或有害效应去分析。
他进而提出,“新产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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