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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战前的忧虑和不安心态的坦露——毛泽东1966年7月8日给江青的信解读
【出处】南京社会科学经济哲学版199511
【作者简介】刘林元南京大学教授“文革”开始之后,在与刘少奇公开摊牌之前,毛泽东给江青写了一封表达他当时心态的信。
这封信的基本内容是毛泽东在湖南韶山滴水洞时草拟的,后在武汉稍加修改,加上头尾,
重抄一遍,于7月8日发出的。
这封信当时是完全保密的,除了江青之外,看到这封信的只有当时在武汉的周恩来和湖北省委书记王任重。
因为信的内容涉及到林彪,周恩来征得毛泽东同意,回北京让林彪看了此信。
林彪阅后,毛泽东让销毁原件,保留了抄件。
一直到林彪垮台后,1972年5月批林整风时, 作为党内文件印发,此信内容才公布于世。
毛泽东为什么要写这封信?
这封信的主旨是什么?
时隔几十年后,大家见仁见智,认识很不一致。
有代表性的是两种意见。
有一种意见认为,此信是毛泽东的自我解剖,意在反对对他的个人崇拜的宣传,并以此告诫江青,让她在政治斗争中要谨慎。
另有一种意见认为,毛泽东的这封信表示了他对林彪的不放心,认为这封信是毛泽东为选林彪做接班人而写的一个“备忘录”;事实上,这封信在“九·一三”事件后,也确实起到“备忘录”的作用,证明毛泽东有英明预见,早看出林彪不是马克思主义者。
这些看法都能在毛泽东的信中找到一些根据,因而都有一些道理。
但如果把上述两种认识说成就是毛泽东写信的动机,是这封信的主旨,我是不能赞同的。
一
先说第一种观点,认为毛泽东此信是自我解剖,意在反对个人崇拜。
自我解剖的意思是有,而且这方面的话还说了不少。
他把自己比作“猴”,也不相信那几本“小书”有那么大的威力,“盛名之下,其实难副”正是指他,他与鲁迅的心是相通的,解剖自己往往严于解剖别人,并说“吹得越高,跌得越重”。
这些话明白无误地说明,毛泽东是在对自己作清醒的解剖,同时也是在告诫江青。
但能否由此就能肯定毛泽东当时是反对对他的“个人崇拜”,反对对他的突出宣传?
我以为不能。
就在这封信中,毛泽东明确表示,为了“打鬼”的需要,他愿意“上粱山”,愿意充当“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共产党的钟馗”。
尽管他说这是“违心”的,但他并没有表示反对。
而且事实上,他也没有采取任何措施来阻止和反对。
实际上,他当时是希望搞点个人崇拜的。
1970年,他在同斯诺谈话时真实地回忆了“文革”开始时的心态“那个时候的党权,宣传工作的权,各省的党权,各地方的权,比如北京市的权,我也管不了,所以那个时候无所谓个人崇拜”,林彪和其他一些人才投其所好,大搞个人崇拜。
正是因为有这种需要,所以毛泽东在“文革”中的相当长的时间内,是乐意接受全党全国对他个人崇拜的,
他并没有采取措施来制止。
只是到林彪集团的垮台,狂热的个人崇拜才稍有降温。
研究毛泽东对个人崇拜的态度,我们发现这样一个情况他在伟大胜利、伟大成绩面前是谦虚、谨慎的,对个人崇拜思想的宣传是坚决反对的。
全国革命的胜利,社会主义改造的胜利,毛泽东并没有骄傲自满,并没有提出要搞个人崇拜。
我们有很多很多材料可以证明,采取了许多措施,对自己的要求是严格的。
他对个人崇拜态度的变化是在1958年的成都会议,
在这个会议上他首先提出个人崇拜不能一概反对,个人崇拜有两种,有正确的个人崇拜,有错误的个人崇拜,正确的个人崇拜还是需要的。
从此之后,在党和国家政治生活中,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现象越来越严重了,“文革”中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
为什么毛泽东会改变态度,由厌恶、反对个人崇拜到提倡、接受个人崇拜呢?
这主要是因为毛泽东在这个时期犯了重大的错误,在党内外引起了议论和批评。
在错误面前,毛并没有清醒地认识并改正自己的错误,而是猜疑党内有没有人会利用这种错误来反对他,削弱他的权威,会不会有人在他死后像赫鲁晓夫那样做反对斯大林的“秘密报告”,他担心的是这个问题。
因此,他需要个人崇拜来维护他的权威,需要个人崇拜的支撑来同赫鲁晓夫式的人物作斗争,并战胜他们。
过去,我们总是说,毛泽东在胜利和成绩面前骄傲了,不谦虚了,因而犯了个人崇拜的错误。
其实,这种认识并不符合毛泽东的实际。
在伟大的胜利和成绩面前,毛泽东的威信很高,他不需要个人崇拜之类的东西;而在错误和失败面前,他感到孤立,担心丧失权威,甚至猜忌有人要夺取他的权力,因此,他需要个人崇拜。
个人崇拜是虚弱的表现,而不是自信心的膨胀。
但是,如何解释毛泽东的信中讲了那么多的“自我解剖”的话?
我想,用意有二其一,为了解释“违心”的原因。
他告诉江青,我对自己是有清醒认识的,我并不喜欢那些言过其实吹捧我的东西,但为了斗争的需要,我愿意上“梁山”,愿意当“钟馗”。
其二,确有告诫江青之意。
此时的江青已开始在政治生活中显露峥嵘了,她组织了批判《海瑞罢官》的重头文章,为擂响“文革”战鼓立了头功;她受林彪委托在部队召开文艺工作座谈会后写出的《纪要》,经毛泽东修改和批准,转发全党,影响很大;她作为“中央文革”第一副组长代表毛泽东控制这个组织,要在中国政治舞台上扮演重要角色了。
重任在肩,毛泽东自然要嘱托。
毛泽东对自己的亲属向来要求严格,不准骄躁,他深知江青的弱点,因此,在信中说了戒骄戒躁的话,既合情理,也属必要。
可见信中“解剖”自己和“告诫”江青两层意思都有,“解剖”是为了“解释”“违心”,“解剖”和“解释”又是为了“告诫”江青,让她也应该有自知之明,不要被胜利冲昏了头脑。
告诫江青,是毛泽东写信的一个重要目的。
二
再看
第二种观点,认为毛泽东给江青写信是为选林彪当接班人写的“备忘录”,毛泽东对林彪并不满意,是“逼上梁山”的。
这种观点,我以为是难以成立的。
这里,涉及到一个重大问题“文革”初期,毛泽东对林彪是信任、重用,还是并不信任,只是利用,利用他反对刘少奇、邓小平?
毛泽东选林彪代替刘少奇做他的接班人,是其自愿,还是外力逼迫?
如果毛泽东真的已经看出林彪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但为了捉“鬼”,不得已把他提到“接班人”的位置,因此写了“备忘录”,以便有朝一日再把他拿掉,那么,毛、林之间的关系就纯属权术关系了,毛泽东在接班人的问题上岂不是开了一个危险的政治玩笑吗?
应该承认,毛泽东在这封信中是流露出对林彪“五·一八”讲话中“有些提法”不安情绪,对林彪是有所批判的。
但是,
第一,毛泽东明确视林彪为“朋友”,此时毛泽东不称林彪为“同志”党内通常的称呼而称“朋友”,当然不是党外的朋友,而是亲密的战友了。
第二,毛泽东在信中明确林彪是“左派”,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共产党里“打鬼”的“左派”。
在“文革”初期,党的最高领导层里,能够被毛泽东称为“左派”的,能够旗帜鲜明地同刘少奇、邓小平斗争的“左派”,只有林彪一个了刘少奇、邓小平是最大的“走资派”,朱德、陈云是“老右”,周恩来“调和折衷”。
这两点肯定了,我们来看毛泽东对林彪“五·一八”讲话为何不满,因何不安。
林彪1966年5月18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讲话是毛写这封信的由头。
这次会议是5月4日到5月22日在北京召开, 毛泽东没有参加,是刘少奇主持的。
会议通过了作为“文化大革命”纲领的“五·一六”通知,批判并处理了彭真、陆定一、罗瑞卿、杨尚昆“反党集团”,成立“中央文革”小组,隶属政治局。
5月18日林彪奉毛泽东之命到会作了长篇重要讲话。
林彪的讲话内容,毛泽东当然很快就知道了,有何反应,不得而知;但可以肯定,毛泽东的基本态度是赞同的。
后来,刘少奇、邓小平的第一线中央要把林彪的讲话作为中央文件印发全党,因而把林彪的讲话稿送到了毛泽东的面前,请他批准,毛泽东这时要仔细地推敲,慎重地思考了。
林彪的讲话有两个主要内容一是讲政变,二是吹捧毛泽东是天才。
这两个内容是否事先请示过毛泽东的同意,我们不得而知,但讲这两个问题是迎合毛泽东的需要的。
林彪讲天才,大吹特吹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从总的来说这是迎合了毛泽东“要搞点个人崇拜”的需要。
这点,本文前面已有说明。
政变问题也是毛泽东“文革”前夕和“文革”初期所关注的问题。
他在1965年下半年1966年上半年经常跟人谈到防止中央出修正主义,几次提出如果北京发生反革命政变怎么办的问题。
林彪“五·一八”讲话一开头就提出“他们指彭、罗、杨——本文作者几个人的问题的揭发、解决,是全党的大事,是保证革命继续发展的大事,是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大事,是防止修正主义篡夺领导权的大事,是防止反革命政变、防止颠覆的大事,这是使我国前进的重大措施,是毛主席英明果断的决策”。
这里最大的问题是防止反革命政变,防止颠覆,防止“苦迭打”。
林彪特别说明“毛主席近几年来特别是去年,提出防止修正主义的问题。
党内党外,各条战线,各个地区,上层下层都可能出。
我们所了解的主要是领导机关。
毛主席最近几个月特别注意防止反革命政变,采取了很多措施,罗瑞卿的问题发生后,谈过这个问题,这次彭真的问题发生后,毛主席又找人谈这个问题。
调兵遣将,防止反革命政变,防止他们占领我们的要害部门、单位、广播电台,军队和公安系统都作了布置。
毛主席这几个月作这个文章,这是没有完全写出来的文章,没有印成文字的毛主席著作,我们就要学这个没有印出来的毛主席著作。
毛主席为了这件事,多少天没有睡好觉。
这是很深刻、很严重的问题。
”从林彪的这段话中我们不是可以获取一些信息毛泽东在那段时间是多么担心会发生反革命政变,采取了许多措施来防止政变。
林彪在这次会上为什么要讲政变问题,为什么主要讲政变问题,为什么讲得那么厉害,就是因为毛泽东这一段时间最关心的就是这个问题。
林彪对毛泽东的好恶是有深刻研究的,这么一次重要的讲话,他必定要研究毛泽东最关心什么问题,希望他讲什么问题。
研究毛泽东,紧跟毛泽东,突出毛泽东,学习毛泽东,这是林彪1960年主持中央军委工作以来的一种习惯。
因此,他深得毛泽东的信任与器重,常得毛泽东的赞扬。
林彪讲话的两个主要内容,经过毛泽东同意,所以他才同意将讲话作为中央文件“发下去”。
经过毛泽东同意,1966年9月22日,发了一个《中共中央关于全党全军认真学习认真讨论认真领会运用林彪同志讲话的指示》,这个“指示”全文转抄于下
“林彪同志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是一个极为重要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文件。
林彪同志根据毛泽东同志关于社会主义时期阶级和阶级斗争的理论,根据党内路线斗争的严重事实,根据国际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教训,特别是苏联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篡政、篡军的教训,对如何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反革命改变、反革命颠覆,做了系统的精确的阐述。
林彪同志尖锐地提出了无产阶级取得政权以后,还可能丧失政权的问题,他提出无论怎样千条万绪的事,永远不要忘记了政权,忘记了政权,就是忘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根本观点,那就是糊涂,脑袋掉了还不知道怎样掉的。
林彪同志把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举得最高,最好。
在这篇讲话中,他对毛泽东思想做了全面的、正确的、科学的评价。
他指示全党和全国人民都要以毛主席为中心来团结,以毛泽东思想为中心来团结。
他号召在全国人民中开展活学活用毛泽东同志著作的群众运动。
他指示这是保证我国防止修正主义,避免资本主义复辟,
加强和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最根本的关键问题。
林彪同志说‘毛主席是我们党的最高领袖,
毛泽东思想是永远的普遍真理,谁反对毛主席,反对毛泽东思想,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
’
林彪同志这个讲话,是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的典范,是指导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一个重要文件。
全党全军都应认真学习,认真讨论,认真领会,把它运用到文化大革命和一切行动中去。
”中央中央的指示对林彪讲话的两个重要内容作了充分的肯定,无疑,这是得到毛泽东的同意、批准的。
可以认为,这也是毛泽东7月8日致江青信中同意将他的“朋友”的讲话“发下去”的原因。
那么,为什么他又表示“不安”呢?
我们仔细读一读信的原文,可以判断,毛泽东对林彪讲的政变问题并没有不安。
信中说“他是专讲政变问题的。
这个问题,象他这样讲过去还没有过”。
就信本身看,看不出毛泽东有批评林彪关于政变的讲法的意思。
从9月22日的中央“指示”看,对林彪讲话中关于政变的主要观点、讲法全都作了肯定,并作了很高的评价。
可见毛泽东是赞同林彪的讲法的。
我们没有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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