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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传统文化视角探索文化软实力建设
天津市教育系统2010年调研成果
从传统文化视角探索文化软实力建设
天津大学周滨
二○一○年十二月
一、传统文化与文化软实力概述
(一)文化概述
1、文化含义的起源
“文化”的含义十分丰富,由于其内涵与外延的不确定性,历来对“文化”一词的解释莫衷一是。
美国人类学家A.L.克罗伯和C.克拉克洪曾收集分析过160多个由人类学家、社会学家、精神病学专家以及其他学者给文化下的定义。
因此,文化理论研究首先面对的就是如何理解文化的概念。
文化是伴随着人类的出现而产生的。
然而,人类对文化的认识,却有着一个漫长的过程,它是随着人类历史发展而不断深化和丰富的。
在西方,文化(culture)一词源于拉丁语cultura,而cultura则源于cultus,cultus是colere的过去分词形式。
colere(colo)的基本含义是“耕种、培育;修饰、打扮;敬仰、崇拜、祭祀”。
英文中“culture”词的一个原始意义就是“耕作”(husbandry),或对自然生长实施管理。
“coulter”与“culture”是同源词,意为犁锋(刀)。
中世纪开始区分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
现代汉语中“文化”一词,是个外来语——cultura。
它是20世纪初由欧洲经日本传入中国的。
在我国,“文化”一词,古已有之。
“文”的本义系指各色交错的纹理,有文饰、文章之义。
东汉许慎说:
“文,错画也。
象交文。
今字作纹。
”《诗·小雅·六月》记载:
“织文鸟章,白旆央央”一句。
由此可见,在古汉语中,“文”通“纹”。
老子的《道德经》中的不可道,不可言,而为天下母的“道”,就其本义“道途”而言,也是刻写在浩瀚宇宙之上的“纹”。
所以,文不单指文字和文章,法国汉学家谢和耐曾在《汉字心理及心理功能面面观》一书中指出,文既通纹,便除了狭义上的文字,还可指草木纹理、星座龟壳等无数物事。
显然,这也是文化的特征。
“化”的古字是“匕”。
《说文解字》的解释是:
“匕,变也”。
因此,“化”本义为变易、生成、造化,所谓“万物化生”,其引申义则为改造、教化、培育等。
《礼记·乐记》则说:
“和故百物化焉”。
化作为变化是为宇宙之道,变化进而演绎为教化,如《周礼·大宗伯》:
“以礼乐合天地之化。
”这已经非常符合“文化”一语的现代涵义。
文与化并联使用,则最早见于《周易·贲卦》之:
“小利而攸往,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
观乎天文,已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
”最先将“文化”合为一词使用的是西汉的刘向,他在《说苑·指武》中写道:
“圣人之治天下也,先文德而后武力。
凡武之兴,为不服也,文化不改,然后加诛。
”这里“文化”,是指“文治和教化”,与武力征服相对立。
由是观之,文化的概念在它最初的萌生阶段,已经包含了精神、物质和制度文明的不同层面的阐释。
2、文化的定义
将“文化”作为一个特定的学科领域进行研究,是从文化人类学或民族学开始的。
文化人类学或民族学诞生于19世纪后半叶,自诞生之日起就是一门对人类群体进行整体性研究的学问。
1871年英国著名人类学家爱德华·泰勒(E.B.Tylor)在其名著《文化的起源》(PrimitiveCulture)一书中提出了人类学意义上最有权威的文化的概念:
文化或者文明,从其广泛的民族志意义上言,它是一个错综复杂的总体,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习俗和人作为社会成员所获得的任何其他能力和习惯。
泰勒的这个“文化”定义将文化和文明等而论之,将文化解释为社会发展过程中人类创造物的总称。
这与政治学、经济学、历史学、哲学、语言文学所定义的文化概念相比,它则提供了一个全方位的说明。
泰勒的这个文化定义成为后来文化人类学家和社会学家讨论文化问题的基础。
社会学的文化概念与人类学的文化概念几乎同时兴起。
社会学的文化概念将重心移到社会共享的价值观念和行为特征等方面。
比较有代表性的是美国社会学家保罗·布莱斯蒂德给“文化”下的定义:
“文化是一个具有多种意义的词语,这里用作更为广泛的社会学含义,即是说,用来指作为一个民族社会遗产的手工制品、货物、技术过程、观念、习惯和价值。
总之,文化包括一切习得的行为、智能和知识,社会组织和语言,以及经济的、道德的和精神的价值系统。
一个特定文化的基本要素是它的法律、经济结构、巫术、宗教、艺术、知识和教育。
”在文化的定义和对其本质的认识上,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有过重要论述。
早在19世纪40年代,马克思、恩格斯就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运用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提出文化起源于人类物质生产活动的思想。
1876年,恩格斯在《劳动在从猿到人转变过程中的作用》中,指出文化作为意识形态,借助于意识和语言而存在,文化是人类特有的现象和符号系统,文化就是人化,人的对象化或对象的人化,起源于人类劳动。
中国传统文化大师梁漱溟先生以其深邃的思维和洞察能力研究认为:
“俗常以文字、文学、思想、学术、教育、出版等为文化,乃是狭义的。
文化就是吾人生活所依靠之一切,意在指示人们,文化是极其实在的东西。
文化之本义,应在经济、政治、乃至一切无所不包。
”
由此可见,文化的定义是什么?
它不是三言两语或几个学者可以解决的问题。
文化涵盖的范围十分广泛,既包括社会制度、政治与法律、经济、艺术到科学、技术、教育;也包括家庭观念、语言、习俗、道德、宗教;还包括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思维方式等等。
3、文化的功能
(1)文化的规范作用
文化最重要的是给人们的思维指引一个正确的导向。
作为规范的文化,它是一套对人们社会行动起指引和限制作用的规约,目的在于保障社会形成秩序和有效运转。
一般来说,规范首先是评价和衡量社会事物的标准,其次是人们社会行动的指南。
任何社会形态的文化,本质上不只是对现行社会的肯定和支持,而且包含着对现行社会的评价与批判,它不仅包含着这个社会“是什么”的价值支撑,而且也蕴含着这个社会“应如何”的价值判断。
法国启蒙思想家孟德斯鸠说:
“法律是基本的道德,道德是最高的法律。
”法律文化具有约束、规范、引导人们思想行为的作用。
道德自律的作用是对人的内在约束。
人们从小开始在家庭、学校或社会学习规范并逐步社会化过程,正是一个人从不懂事的孩子逐渐变成“社会人”的过程,即学会把规范的要求内化成为行动的自觉,以规范来校正自己的行动目标并约束自己的行动,做到行动上的自律。
(2)文化辐射国家综合实力的能力
一个国家的文化实力,对世界、对国内都会有很重要的影响,这种影响越来越被大家认识到。
把文化看作一种软权力,是当今国际政治中的崭新理念。
实际上,文化的这种力量在古代就已显现出来了。
唐朝时期,日本社会正处在奴隶制瓦解,封建制确立和巩固的阶段,对唐朝的昌盛极为赞赏。
在教育方面,天智天皇时期在京都设立大学,以后学制逐渐完备,各科学习的内容基本上和唐朝相仿;此外,日本向唐朝派遣了大量的使者、留学生。
在文学方面,唐朝著名诗人的诗文集相继传入日本,其中白居易的诗以形象鲜明、语言通俗的风格特色,深受日本人民的喜爱。
在艺术方面,唐朝的绘画、音乐、书法、雕塑等纷纷传入日本。
日本吸取了唐朝的乐制,宫廷还请唐乐师教授音乐,并派留学生来中国学习唐乐。
在科学技术方面,唐朝先进的生产技术、天文历法、医学、数学、建筑、雕板印刷等陆续传入日本。
中国式的犁和大型锄传入日本并开始普遍使用。
日本仿照唐的水车,制造了手推、牛拉、脚踏等不同类型的水车。
唐朝的《大衍历》、《宣明历》,也被日本所采用。
中国著名的医学著作《素问》、《难经》、《脉经》、《神农本草》和《诸病源候论》、《千金方》等书先后传入日本,他们结合自己的医疗经验,创建了“汉方医学”。
7世纪以前,日本没有固定的都城,694年(延载元年)兴建了第一个都城藤原京。
710年(景云元年),修建了平城京,794年(贞元十年)修建了平安京。
这些城市的设计、布局都是摹仿唐长安城的。
建筑所用砖瓦的纹饰也和唐代略同。
今天也是一样。
以美国为例,美国不仅仅在经济、科技、军事各个方面都有非常明显的优势,而且在文化上也是一个文化强国。
它的文化在输出到其他国家时往往有比较强的影响力。
例如美国的电影,运用发达的声、光、电、乐各个方面最好的科技,画面逼真,视觉攻击力强,还有情感和心灵上的影响。
如果再带有很强烈的美国价值观念和意识形态,势必就随着这种表现形式,在不知不觉中影响到了观众。
在我国,最先研究文化具有软力量能力的是原复旦大学杰出学者王沪宁。
对于文化的辐射影响力,王沪宁就认为:
“接受一定的文化,往往就会引起心理和感情的向往,理性的认同。
凡是来自这种文化圈的东西均具有一定的影响力。
显然,一个国家的文化传播地越广,其潜在的‘软权力’就可能越大。
”
(3)文化吸纳和同化其他文化成分的特殊能力
两种或两种以上的文化元素相互传播、相互接触,其中的一种文化吸收或采纳了另一种文化元素,并且使之不断满足自己的需要,最终成为自己主体文化中的一部分。
这是一个极其复杂的文化变迁过程,包括了文化接触、撞击、冲突、整合、协调等阶段。
这为不同文化间的交流和融合、取长补短提供了可能。
中国历史上,汉人具有发达的政治经济文化,优越的地理位置,汉族对周边民族的同化与融合,一直贯穿中国的历史。
先秦至战国时期,边陲的蛮、戎、夷、狄等民族内迁与诸夏部族杂居,成为最初被汉族同化的民族。
西汉时灭亡闽越,汉武帝将百万闽越人强制迁入江淮地区,而留居福建的闽越人也被南迁的汉人所同化。
魏晋南北朝至五代十国,匈奴、鲜卑、羯、氐、羌等北方民族纷纷入主中原。
其中规模最大、影响最深远的是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
五代中的后唐、后汉、后晋三个王朝为沙陀人所建立,他们采用汉人王朝的礼乐官制,在用人上番汉一体,与汉人通婚,仅在半个世纪之内这些民族便融入汉族。
宋、辽、金、元时代,契丹、女真族、党项、蒙古族、维吾尔族、犹太人、回族等民族先后大规模进入中原。
到元代后期,契丹之名逐渐消失,而内迁的女真人与汉人杂居通婚,改用汉姓,提倡儒学,使女真人更加汉化。
元末,内迁的女真人和党项人完全融入汉族。
明代朱元璋重新建立汉人政权后,下诏禁止胡服、胡姓、胡语,留在中原的其他民族为避免歧视,多改汉姓,进一步促进这些民族的汉化。
清代满清人虽然在政治和军事上征服了中国,但在语言和文化上却迅速地被中国同化,关外的满族人目前只有百余人尚能操满语。
总之,从不同的角度分析,对文化的功能的理解可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文化既有推动社会变革的作用,也有调控社会常态的作用;既有凝聚社会力量的作用,也有助推经济发展的作用;既有同化生活于其中的人们的作用,也有化解生活于其中的人们的矛盾的作用。
(二)中国传统文化的一般认识
中国传统文化是一个大概念,是由中国、传统、文化三个概念组合而成的。
黄河流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摇篮,早在上古时期,华夏族就在此休养生息;秦汉以后,延及唐宋,以汉族为主体的中央政权,将其统治的版图皆称“中国”。
明清时期,一直沿用此称谓。
传统文化作为一种庞大的体系,始终处在一种动态、淘汰、创新的过程中,只有那些具有重要价值、具有生命活力的文化才得以积淀、保存、延续下来,这些文化才称之为传统文化。
中国传统文化是以中华民族为创造主体的,在中国大地上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具有中华民族特色的,影响了整个中国社会历史的,较为稳固而又具有动态特征的物质文化和精神观念文化的总和。
敏泽先生认为:
“所谓传统文化绝不能把它仅仅理解为古代文化,而且应该包括近代、现代以来反帝、反封建及爱国主义的文化传统。
”这种看法有一定的道理,但其片面性在于将近现代的“负面”性文化排除在传统文化之外。
因为,传统文化既有精华也有糟粕。
张岱年、方克立主编的《中国文化概论》一书,也是国家教育部曾推荐的教材,提出“以1840年鸦片战争以前的中国文化,即通常所说的中国传统文化为主要对象”,此观点有一定的代表性。
儒家思想文化及学说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体。
历代封建统治者一直主要利用儒家,同时儒家也一直依靠中央专制统治,吸收了各家的思想。
儒家传统的地位的建立在中国历史上经历了漫长的过程。
第一、儒家文化发展的第一期过程是从先秦一直到两汉,汉以后一直到唐代。
这个过程主要体现为儒家传统从曲阜、邹县的一个地方文化,逐渐成为中原文化,且这一时期主要是佛教思想的传播,儒学的发展相对处于低潮。
儒学的兴起是鲁国精神文明的一大发展。
在中国学术史上,最早探讨儒家文化起源的是汉代学者刘歆。
据《汉书·艺文志》引其《别录》说:
“儒家者流,盖出于司徒之官,助人君顺阴阳明教化者也。
游文于六经之中,留意于仁义之际,祖叙尧、舜,宪章文、武,宗师仲尼,以重其言,于道为最高。
”刘歆认为,儒家诸子最早可能出于“司徒之官”,其功能是助人君顺阴阳明教化。
近代学者章太炎赞同这一观点。
春秋之前,文化知识仅在贵族中通行与传授,尽为贵族阶级所专有。
春秋时期礼崩乐坏,社会结构急剧变化,诸侯力政,各种新、旧社会力量都在寻找各自的出路,探索治理野蛮纷争政局的对策和治国平天下的途径,增大了社会对普及文化知识的渴求,促使非贵族出身知识分子大量出现,文士阶层崛起。
孔子仲尼是“六经”的开创者。
六经就是六艺,六经是孔子以前传统文化的结晶。
传统文化中的那些优秀成分,主要是通过六经记载和流传下来的。
孔子以后的社会,较之以前虽有许多变动,但那变动的程度还不足以根本摆脱六经所记述的框架。
因此,要维持现实社会的秩序和安定,借鉴上古的经验,从传统文化中吸取营养,就显得更加必要和迫切。
而通晓六经的,就是孔子和儒家。
所以从天子王侯,到布衣学者,要通晓六艺,就必须请教孔子及儒者,以求从他们那里取得标准答案。
汉代,儒家只是很多思想潮流中的一派。
因为政府主动来推动儒学,使儒学成为经学,在政治文化中有一定的影响。
因此可以说,汉代以后,儒家思想和中国政治文化结了不解之缘。
东汉永平十年(公元67年),佛教文化自西而波及东土,穿过新疆首先抵达甘肃。
这一时期,儒学与佛教开展了信仰群的争夺。
尤其是佛教的生死轮回、因果报应、神不灭等思想,越来越被下层民众所接受,在某种程度上与儒学争夺信仰群。
如果说儒学与佛教之间的冲突还只是局限在信仰群等一些形式末节问题上,那么儒学与佛教之间真正从理论层面进行交锋还是在魏晋时代及其之后。
魏晋时代被认为是儒学的没落。
魏晋时代兴起的是道家和佛教。
南北朝时期,君王们除了对佛教的真正信仰之外,佛教被视为治国之法宝,君王们更看重的是高僧们能为巩固和扩大政权范围所做的贡献,以及利用佛教信仰来引导民众接受苦难的现实生活,进而稳定现有的社会秩序。
佛教信仰和石窟艺术的双重作用在后来的传播和发展中仍然没有改变,并且在北魏政权时期再度被强化。
佛教的传入以及在魏晋和南北朝时期的流行,使儒学陷入玄学化的危机。
这一阶段毕竟不是儒学的黄金时代。
隋唐时代基本上是佛教的盛世,但儒学还是有进一步的发展。
隋朝时期,伴随着政治上的南北统一,儒家学术表现出了明显的统一趋势,这种趋势不仅表现在儒家学术南北差异的逐渐消失和弥合,而且充分表现在儒家学者已开始能够以坦然的心态面对释、道二教,既站在儒家立场批判释、道二教的思想异端,也能大度吸收和融化释、道二教的“合理”思想要素。
然而,隋朝的历史过于短暂,儒家学术的这种趋势在隋朝只是显露端倪。
唐朝政权对于儒学传统的尊重和提倡基本是沿袭隋朝。
陈寅恪说:
“在中国历史上,李唐传世三百年,而杨隋享国为日至短,两朝典章制度传授因袭几无不同。
故可视为一体,并举合论”。
然而由于唐代儒、释、道三教冲突与斗争的复杂背景,因而在各个时期的表现并不完全一致。
唐朝建国之初,原则上是以儒、释、道三教并举作为思想文化领域的基本国策。
第二、儒家文化发展的第二期过程是宋明时期。
这一时期,儒学对佛教思想有了一个创造性的回应。
儒学发展到宋初,已经处于困境之中。
五代十国时期是中国历史上民族、社会、政治最衰落的时期之一。
从魏晋南北朝到隋唐再至五代时期,一直讲道家、佛教、禅宗,所谓佛老、禅宗究竟对北宋的政治社会、世道人心有什么用呢?
这是令人值得考虑的事情。
在这个背景下,便有一个共同的要求,即必须复兴儒学。
北宋建国后,北宋前期的儒学复兴主要表现于兴礼乐、建儒学、修孔庙、印儒经、收集儒学书籍、改进考试制度等等。
北宋中期,王安石的荆公新学、周敦颐的濂学、张载的关学、二程的洛学、邵雍的象数学以及三苏父子的苏氏蜀学先后兴起。
他们在探究佛道之学长处的基础上,立足儒家,广搜博采,兼收并蓄,经过长期艰苦的理论探索之后,新的儒学体系得以建立并不断发展完善,儒学走向复兴。
到南宋中期,儒学的发展进入了辉煌的新阶段。
以朱熹为代表的闽学学派、以陆九渊为代表的象山学派、以陈亮为代表的永康学派、以叶适为代表的永嘉学派活跃于学术舞台。
宋代新儒学,程氏等是开创者,朱熹是集大成者,建构了包括天理论、人性论、修养论、格物致知论在内的丰富的思想学术体系。
以朱熹理学体系的形成为标志,宋代儒学的发展趋于完备,儒学复兴的目标终于完成。
经过两宋时期理学化的发展,儒学完成了一次新的转折,重建了儒学的新体系,即人们常说的新儒学。
不过,在国内,新儒学的影响范围主要在北宋和南宋的统治区域,而当时与两宋先后处于分裂状态的辽、夏、金等由少数民族统治的区域并没有受到新儒学的及时影响。
他们所接受的儒学影响基本上还是儒学的那些传统内容。
明末清初,资本主义在我国萌芽,封建社会开始解体,作为统治阶级思想的儒家学说开始走向蜕化。
明朝末年至鸦片战争期间,西方文化东渐,儒家思想已进入蜕化时期。
第三、从鸦片战争开始,经历甲午战争、五四运动,儒家传统受到了西方文明的重大冲击,基本上可以说是退潮了。
从鸦片战争开始,传统在中国经历了几次大的决裂,如太平天国、不平等条约、日本的侵略、清朝的覆灭、军阀割据、国共两党抗衡等,真正以儒家为主导的价值结构,基本上已经崩溃了。
从鸦片战争到戊戌变法,这一阶段主要表现为儒家学者在西方文明冲击之下被动接受西方文明的一些内容以求自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是这一阶段的代表思想。
鸦片战争以后,中国历史进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作为统治阶级的儒家思想,当然是每况愈下。
“五四”时代,反儒学的传统则越来越大。
五四时期,中国最优秀的知识分子都在反儒,以陈独秀为代表,儒家传统受到了一批最杰出知识精英的批判。
这其实对儒家文化的继续发展做出了贡献,如果没有他们对儒家阴暗面的严格批判,儒家的真正价值就很难体现。
成为中国社会价值观主流的儒家文化也吸收诸子百家及印度和其他外来文化,从而形成综合文化。
中华民族的理念价值基本上体现在以儒家为代表的文化大传统中。
此外,中国传统文化还包含其他文化形态,如道家文化、墨家文化、法家文化、佛教文化等等。
传统文化生成于本民族祖先,带有自己本民族的特色,是具有时代性和民族性的文化遗产。
它在代代相传的过程中不断充实和更新,在不断向现实靠拢并为现实服务的过程中,得以丰富和发展。
随着时代的前进,传统有落后于时代的成分,但传统本身不落后。
传统文化在文化变迁中经历民族的生活和实践,逐渐形成为民族的集体意识。
而这种意识随时代发展而发展,构成民族的文化传统。
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几千年文明的结晶,是民族精神的体现,它是跨越时代的,像一条长河一样,无法切断。
(三)中国传统文化的个性特征
中华民族由于自己所处的地理环境,所从事的物质生产方式及社会组织形态,决定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差异性。
从文化比较上来看,中国传统文化具有极强的个性特征,主要有以下几个特点:
(1)中国传统文化的创立、起源不受外来文化的影响
中华民族的文明史,是从公元前约2600年初,黄帝在中原地区确立权威性的部落开始算起的。
这一阶段是这一地区的人由血缘氏族社会走向部落民族社会的开始。
黄帝被称为中华民族的人文始祖,意味着民族及文化的萌芽。
之后,经颛顼、帝喾、尧、舜,到公元前约2200年末至2100年初为止,这四百年时间的情形大致相同,尚处于野蛮时代向文明时代过渡的阶段,权力机关由各氏族受自然尊敬的首长组成,所以在中国历代纪元中被统称为五帝时代。
在文化阶段上,可以称其为中国传统文化的初生期。
相反,日本文化、美国文化等西方文化,大多是受其他文化的影响而起源和逐渐发展的。
(2)中国传统文化有极强的同化能力
从历史发展上可以看出,中国传统文化同化其他文化的力量是巨大的。
对于外来文化,既能包容吸收,而自己自始至终又不会动摇变更。
先秦时期,周文化最具典型。
周人在刚建国时,无论是人口、实力还是国土都不如商人大,但它的文化有接受商人的影响,同时还接受了草原的影响及西边羌人的影响。
在打败商朝后,为了治理国家,周朝建立了许多驻防的点,后来每个驻防的点都变成了一个国家,从考古学上看最显著的一个驻防点就是在今天北京附近的燕国所在地,里面有商人文化的地盘,有周人文化的地盘,也有土著名族文化的地盘,三者共存。
秦汉时期,秦始皇统一六国以后,实行“车同轨、书同文、形同轮”;西汉张骞通西域以后,中国文化接纳包容了西域、印度的文化,中外文化化交流空前频繁。
唐朝时期,大唐文化呈现了包容一切的气度。
唐朝打败突厥后,与突厥交往并且任用了一百多名突厥降降,担任五品以上的将领。
同样,唐朝战胜吐蕃(今西藏)以后,派出文成公主和亲,此后数十年中吐蕃与唐朝和睦相处。
中国传统文化的包容能力是以其强大的同化力为前提的。
(3)中国传统文化的放射影响力既远且大
中国传统文化大师梁漱溟先生说的十分贴切:
“北至西伯利亚,南迄南洋群岛,东及朝鲜日本,西达葱岭以西,皆在其文化影响圈内。
其邻近如越南如朝鲜固无论;稍远如日本如缅甸等,亦泰半依中国文化过活。
更远如欧洲,溯其近代文明之由来,亦受有中国之甚大影响。
近代文明肇始于十四五六世纪之文艺复兴;文艺复兴,实得力于中国若干物质文明(特如造纸及印刷等术)之传习,以为其物质基础。
再则十七八世纪之所谓启蒙时代理性时代者,亦实得力于中国思想(特如儒家)之启发,以为其精神来源。
”
(四)文化软实力概述
1、软实力概念的提出
1989年美国哈佛大学教授约瑟夫·S.奈(JosephS.Nye,Jr.)提出了“软实力”的概念。
约瑟夫·奈出生于1936年,在哈佛大学获得博士学位,曾任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院长、政治学教授,还曾经担任过美国国防部助理部长,美国国家情报委员会主席等职。
为了反驳当时流行一时的美国衰败论,约瑟夫·S.奈在1989年撰写的《注定领导》(BoundtoLead)一书中明确指出:
“美国不仅是军事上和经济上首屈一指的强国,而且在第三个层面上,即在‘软力量’上也无人与之匹敌。
”这样,约瑟夫·S.奈首次提出了“SoftPower”一词,即“软力量”或“软实力”。
1990年,约瑟夫·奈分别在《政治学季刊》和《外交政策》杂志上发表《变化中的世界力量的本质》和《软实力》等一系列论文,并在此基础上出版了《注定领导世界:
美国实力性质的变迁》一书中专门论述了“软实力”的概念,着眼于分析美国的国际地位与国家政策的走向。
由于这一概念体现了一种不是依靠军事政治力量而是依靠文化价值观念施展影响、参与国际事务的新思路,在提出来之后,立即获得了广泛的认可。
国际上专家学者和政治人物纷纷使用这个概念,用来理解当代国际关系及有关国家在当代世界的地位和前景。
促使约瑟夫·S.奈提出“软实力”概念的实践动机,是要找到一个角度来解释美国在当今世界的地位。
当时,美国对日本日益增长的经济实力惊恐不安,担心自己将因此失去全球的领导地位。
起初他使用“软实力”的概念,是为了提醒民众不必担心美国会被德国和日本这样一些在地缘经济而不是地缘政治方面渐渐显示出优势的国家战胜。
而约瑟夫·奈在这本书中成功的预言:
日本最终无法挑战美国的领导地位,因为美国的领导地位不仅建立在军事和经济实力上,还体现在一种特殊力量上:
“美国文化是另一种无需投入过多却极其有用的软权力资源。
显然,美国文化的某些方面对其他人民并无吸引力,而在评估文化权力资源时往往存在偏见的危险。
但是,体现在产品和交流之中的美国大众文化具有广泛的吸引力。
”
但后来,尤其是“9·11”事件和伊拉克战争以后,反美主义的思想和行动有增无减。
根据盖洛普国际民意测验的结果,29个国家的多数人说,华盛顿的政策对他们关于美国的看法产生了消极影响。
欧洲气压民意测验则发现,多数欧洲人相信华盛顿妨碍了在克服全球贫困、保护环境和维持和平方面的努力。
约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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