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烽火中的上海少年儿童工作.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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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日战争烽火中的上海少年儿童工作

第三章抗日战争烽火中的上海少年儿童工作

1937年7月7日，日本侵略军在北平西南的卢沟桥附近，以军事演习为名，向当地驻军发起突然进攻，第二十九军奋起反抗。

8月13日，在上海的日海军陆军队向驻守在宝山的守军发起大规模的进攻，中国官兵奋起抵抗。

中华民族全面抗战从此开始。

在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毛泽东同志在西北青年救国会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号召：

青年要跟成年、幼年、老年一道结成一个几万万人的大团体，那么，日本帝国主义再凶……我们也能够打败他。

在中华青年救国联合会组织简章（草案）中，也明确规定吸收7岁以上的少年儿童入会。

1938年毛泽东同志还为《边区儿童》（半月刊）题词：

“儿童们起来，学习做一个自由解放的中国人民，学习从日本帝国主义压迫下争取自由解放的方法，把自己变成新时代的主人”（少进史P132）。

上海党组织把广大少年儿童也纷纷组织起来，开展了许多抗日救国活动，当时小孩也有儿童救亡协会组织，他们纷纷走上街头进行宣传和募捐活动；并把自己心爱的东西捐献给祖国。

上海少年儿童为抗日战争的胜利作出杰出贡献的有：

一、活跃在前线和后方的孩子剧团

一所不平常的学校

革命老作家茅盾同志曾说：

“孩子剧团是抗战的血泊中产生的一朵奇花”。

这朵花，是在具有光荣革命传统的上海的土壤里生长的。

要说清楚孩子剧团产生的历史背景，不能不提到一所不平常的学校――我们的母校临青学校。

上海沪东区临青路临青坊里，一九三二年办起了临青学校（后迁顺城里），后来受到党所领导下的“社联”的积极支持。

它的几任校长――严镜余、邓稷仁、仁崇高、钟朗夫，以及校的主要教员――李嘉仲、刘望远、李林、杨浩庐、刘筱圃、吴新稼等三十多人，大部是抗日救亡分子，其中也有一些共青团员、共产党员。

这个学校设有小学部和初中部，每个学期保持学生二百多人，他们大部分是工人子弟，交不起学杂费的学生，学校只让他们交书费。

老师们除了授课，经常给学生讲解国难形势，激起他们抗日救亡的热情。

晚上学校还办工人夜校，表面上是补习文化、英语，实际上是训练工人中的进步积极分子。

我们学校的抗日救亡工作，历来是很活跃的。

初中部、高年级学生，不少人参加了上海救国会。

市内举行的游行示威，重要的纪念日和宣传抗日等活动，老师们都有带学生去参加。

从一九三六年以后，全校由几十个学生积极分子，在里弄中和棚户区，开办了十个小先生分校。

吸收了四、五百个穷孩子，每天傍晚学习《国难课本》、算术，也教歌、做游戏。

为了抗日宣传的需要，学习成立了孩子歌咏对，学了许多抗日歌曲，还排演了《捉汉奸》、《仁丹胡子》、《最后一课》等儿童剧，这些歌曲、话剧、在沪东和市内演出过多次。

对于这样一所“红学校”，国民党的特务和工部局的包打听，是不肯放过的。

他们经常窥测我们学校，对一些“赤化”教员举行盯梢。

在1935年“一二.九”和一九三六年“九一八”纪念等抗日活动中，工部局巡捕房对我们学校进行了两次大逮捕。

第二次大逮捕这，校长仁崇高及五、六个进步教员，都被逮捕了，学校停办了近两个月。

但地下党组织还是想法子，使它复苏过来。

这股已经点燃的抗日烈火，一天也没有熄灭过。

临青学校的校歌，开始有这样两句：

“可爱的临青学校，精神真正好！

……”。

它所播下的抗日的种子，很快地就生根、发芽了。

“民族的希望”

一九三七年“七·七”，庐沟桥抗战爆发。

接着，日寇派兵几十万，在“八·一三”打进了上海闸北、吴淞、江湾一带，我们许多同学家破人亡，流离失所。

老师帮助我们一部分同志，越过日寇的封锁线，来到法租借的难民收容所里。

我们恨死了鬼子和汉奸，不愿意当小亡国奴，也不甘心在难民所吃闲饭，我们学校学生会主席许立明、孩子歌咏队长张莺、小先生总校校长奚里德、学生会秘书傅承漠（陈模），以及小先生张宗元，曹大庆、郭宝祥等十余人，逐渐地聚集在恩派亚难民收容所里（现名嵩山电影院），办起了《大家看》壁报，教难童识字、唱歌，在难民中宣传团结抗日的道理，还为难民写信，搞好所内卫生，开饭时维持秩序。

我们男同学每天早上去卖报，赚点钱好买纸、笔、本子，大家干得非常起劲。

不久，党员吴新稼老师来看望我们，把我们的情况，向国难教育社（一九三六年由“教联”改组而成）党组织负责人王洞若等同志汇报，还把我们日记本拿去给他看。

他听了非常高兴，他与陆维特、方与严等同志研究后，对吴新稼同志说：

“这些孩子很可爱，要好好培养，可以把他们进一步组织起来，你去领导他们干吧！

”

以后，吴新稼同志每天到难民收容所里来，给我们讲抗战形势，帮我们练歌，我们找来了一批难童，又排练《火线上》、《捉汉奸》、《打回老家去》三个街头剧。

吴雪同志给我们导演了《放下你的鞭子》。

我们决定给本所难胞演出，没曾想，收容所的管理，早就讨厌我们，说我们进进出出，不象难民，骂我们是“小叫花子”、“小戏班子”，不肯把大灯泡借给我们演戏，我们不怕，到抗敌演剧队去借，演出了全部节目，受到难民同胞热烈的欢迎。

九月三日初战的胜利，鼓舞了大家的斗志。

我们要求到所外去演，吴老师启发我们说：

“到所外去演，剧团应该有一个名字呀！

”有个同学说：

“我们都是小孩子，就叫孩子剧团吧！

”三十几个孩一齐鼓掌表示赞成，选出许立明、张莺、傅承漠、张宗元为干事，吴新稼为干事长，孩子剧团就这样诞生了。

当时我们很喜欢唱的团歌（吴新稼词、郭映艇曲），是能反映团员们的战斗激情的：

嘿嘿！

看我们一群小光棍！

嘿嘿！

看我们一群小主人！

我们生长在苦难里，

我们生长在炮火下。

不怕没有先生，

不去留恋爹娘，

凭着我们自己，

努力学习努力干。

孩子们，站起来！

孩子们，站起来！

在这抗战的大时代，

创造出我们的新世界！

不久，难民所以我们“不守所规”为名，把我们撵了出来。

在国难教育社和市文协的大力支持下，我们搬进沪西的余日章小学，独立生活开始了。

我们讨论、制定了团的公约、作息时间表，每天都应邀到市里去演几场戏，无论是在街头、学校、工厂、医院，还是难民收容所，都受到人民群众真诚的拥护。

记得，我们有一次到难民所去演出，演完几出抗日话剧以后，几个青年当场站起来，无比激动地说：

“看，小弟弟、小妹妹父母被鬼子杀害了，还要出来抗日，我们也要打鬼子，不再流亡了！

”

九月间，我们敬爱的周副主席，代表中央到南京和国民党谈判，达成统一战线的协议。

当他听到上海地下市委汇报说，上海人民已经动员起来，连小孩子也知道抗日，组织了孩子剧团时，他异常兴奋地说：

“好哇，这些孩子的抗日精神，体现了我们民族的希望！

赞誉孩子剧团是“中华民族不可侮的象征”（80年P202）他嘱咐上海地下党的同志，要好好关心、帮助孩子剧团。

从上海到武汉

十月以后，日寇占领闸北、大场、假定、真如，逐渐包围了上海。

我们在市文协的领导下，积极地投入了保卫大上海的斗争。

有一次，我们在广场上唱歌演出街头剧，被卢家湾巡捕房抓走了十几个团员，经过团体的抗议、交涉，巡捕房到晚上才将他们释放。

1937年十一月十二日，国民党军队从东线撤退，上海沦陷了。

日寇、敌特和汉奸，在市里四处搜捕抗日分子，我们的干事长吴新稼同志，也成了他们追捕的对象。

当时比较暴露的地下党员，大都准备撤退到延安或江南游击区去。

王洞若同志要吴新稼也作撤退的准备。

看来，胡子剧团只好解散了。

可是团员们不愿意解散，愿意在一起做抗日救亡工作，什么困难和危险也不怕！

王洞若与陆维特等同志研究，认为这些孩子政治觉悟高，能吃苦耐劳，有培养前途，放弃不管是可惜的；让他们留在上海，就会遭到日寇、汉奸的迫害，最后决定把他们带到内地去。

王洞若同志从团员中挑选了十九人，加上进步教育家陶行知先生创办的山海工学团介绍来的三人（其中一人是党员林犁田同志）共二十二人（最小的八、九岁，最大的是吴老师十九岁），坐英商轮船到南通，在取道镇江、南京去武汉。

地下党给我们筹足了三百多元的路费。

要从上海撤退并不容易，停泊在吴淞口的敌舰，对来往船只搜查很严。

我们想办法分做五批，化装成难民，或是假作别人的子女。

从十一月十八日起，我们乘英轮离开上海，到天生港去集合。

唐家闸、南通的群众东北军，要求我们为他们演出，人们看了我们的戏是很感动的。

有位中年东北军官冲上台，把我们八岁的团员抱在怀里，热泪满面地对士兵们说：

“谁无父母，谁无妻子儿女？

看了这群收鬼子欺负，无家可归的孩子，谁不难过啊？

……鬼子占了咱们的东三省、华北，如今又打到眼前来了，咱们和他们拼啊！

”“打回老家去！

”“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惊天动地的口号声从全场爆发出来。

就在我们演出的过程中，长江南岸的国民党军队节节溃退，日本侵略军已经占领江阴，从南通到南京的江轮已经停航。

我们只好改坐木船，由南通溯运盐河北上，取道泰州、白浦到达扬州。

想不道我们到达扬州后，日寇已进攻南京，我们能听到长江南安的炮声了。

这时乘船去武汉已不可能，只好改变计划向北绕行。

我们刚坐上木船，一股从瓜州登陆的敌人冲了过来，炮声、机枪声一起响了。

天色渐渐黑下来，国民党的散兵借口封江，没收了我们的木船，我们只得步行北上。

大家毫不畏惧，背着行李，迎着朔风，顽强地前时。

我们经过高邮、宝应、淮阴、邳县，尽可能做些演出，宣传工作。

我们从运河车站坐了闷罐子车到徐州，又转郑州。

在郑州休整、治病又公演了三天，于一九三八年一月十一日到达武汉。

陆维特等同志接到我们的电报，早在大智门车站等我们，我们跋涉几千里，历时五十多天，总算找到了党的领导同志。

难忘的欢迎会

偌大的武汉三镇，对我们来说，不免人生地疏。

近两个月的饥寒劳累，团员们大多消瘦了，身上长了疥疮，衣服爬上了虱子，有的病倒了。

从上海带出来的旅费用光了。

吃饭也成了问题。

这时，有位慈祥的妈妈，来到我们的住处培心小学。

她微笑着对我们说：

“我叫邓颖超，周恩来同志让我代表他和八路军办事处的同志们，来看望大家!

”团员们都高兴地把她围起来，亲热地叫她邓妈妈。

邓妈妈抚摸着几个团员的头，问我们一路上的情形。

她看望了我们的小病号，嘱咐我们好好治病，还告诉我们消灭疥疮、虱子的方法。

她夸我们年纪小，志气大，给我们讲红军长征中的故事，说：

“如果你们乐意，我介绍八路军武汉办事处几位小红军，和大家见面好不好？

”“好!

好!

”我们的手都拍红了。

我们是多么羡慕小红军啊!

过了几天，邓妈妈又来看望我们，还给我们带来六十多元钱，说：

“知道你们生活困难，这是八路军办事处的同志们捐助你们的。

”当时，办事处同志的生活也很艰苦，这些钱是从他们很少的零花钱中拿出来的，其中有周副主席的，有董老的，叶剑英、博古同志，邓妈妈的，也有红小鬼——小八路的零用钱。

我们接过这些钱，感动得流下了热泪。

这每一分钱，都凝聚着老一辈革命家对下一代的关怀啊!

一九三八年二月八日下午，是我们终身难忘的日子。

周副主席派红小鬼——他的警卫员吴志坚同志，来接我们全体团员，到八路军办事处去开欢迎会。

大家心里乐开了花。

八路军办事处的墙上，贴了许多欢迎的红绿标语。

正当我们左顾右瞧的时候，一个满面笑容，长着络腮胡子，穿了一身灰色棉布军服的伯伯，来到我们中间。

邓妈妈站在他旁边微笑着，给我们介绍说：

“这是周恩来同志!

”大家又惊又喜，一齐鼓掌。

周副主席同我们一一握手，有的孩子两手伸上前，不知怎么握好，就抱住周伯伯的手，使劲摇。

邓妈妈还给我们介绍了叶剑英、博古、叶挺同志，以及革命文学家郭沫若先生，还有办事处的红小鬼，我们都热烈鼓掌。

吴志坚同志致欢迎词后，周伯伯让我们的代表，讲了团体成立和到武汉的经过，又要我们每个人讲了自己的简历。

在红小鬼的要求下，我们站起来唱歌。

我们唱了《孩子剧团团歌》又以莲花落的曲调，唱了《流浪儿》。

当唱到“我们都是没家归的流浪儿，流落在街头没饭吃。

鬼子打进了我的家，爸爸妈妈全被杀……”时，周伯伯的眼眶润湿了，从人丛中挤出去，直到我们唱完，才坐回自己的位置上。

歌声深深地打动了在场的每个人，不少女同志、小战士掉泪了。

郭沫若先生站起来激动地说：

“今天可说是我回国以后，最快乐的一天。

八、九岁的小弟弟、小妹妹，就晓得出来救亡，是作孽么？

不，是幸福……”许多领导同志兴奋地讲了话，鬼子们要求周伯伯讲话。

他从容地站起来，深情脉脉地望着我们说：

“在长期革命斗争中，我看到过许多同志的牺牲，可是没有象今天这样难过。

那么多的孩子家破人亡，我们民族的灾难太深重了！

……斯大林同志说过，青年是我们的未来我们的希望。

我想补充说，儿童上社会力量的一部分，是抗日斗争中一支小生力军，眼前的事实，证明了这一点。

你们和我们队伍中的小战士不同，他们依靠了大集团的帮助，增长了自己的能力。

你们是在人们瞧不起的环境中，依靠自己的团结、斗争出来的……我送你们救国、革命、创造三种精神，你们要一手打倒日本强盗，一手创造新中国！

”

周副主席的亲切教诲，象在我们每个人的心里，点燃了一把火，照亮了漫长的人生的道路。

“决不让反动派摧残孩子”

第二天，在武汉出版的《新华日报》上，发表了《在孩子剧团欢迎会上》的特写，接着有发表了《孩子剧团从社会到武汉》的长篇通讯，有发表评论，称孩子剧团是“大时代的小战鼓”。

周副主席和党组织的关怀，给了我们无穷无尽的力量。

我们在汉口青年会举行公演，其中有新编的《帮助咱们的游击队》、《街头》等儿童剧。

我们还到工厂、学校、保育院去演出，受到群众的热烈欢迎，许多小朋友来入团，我们的队伍一天天地扩大了。

这些情况，引起了国民党反动派的嫉恨。

他们派人来盘问我们，是怎么到八路军办事处去的？

以后办事处来了人，要向他们报告。

开始，他们策划把我们送进鄂西的难童教养院、我们抱团儿顶掉了他们的诡计。

接着，国民党市党部宣传大队派人来说：

“市党部指令我们，把你们合编过来。

这样，你们成了合法团体，经费、吃住都有了着落，用不着流浪了！

”

党组织和邓妈妈知道后，都让我们拖着，看他们还有什么动作。

几天以后一个下午，国民党市党部送来了“最后通牒”：

“明天上午八点钟，市党部派卡车来，接你们到宣传大队去。

”来人还说，宿舍已经准备好了。

孩子剧团面临着生死存亡的关头，团员们都急得不得了，怎么办？

大家想来想去，只有找周伯伯去，他会给我们想办法的。

天已经黑下来，吴新稼同志赶到八路军办事处去报告。

周副主席不在，邓颖超同志一听，情况紧急，忙把博古、叶挺等同志请来商量。

叶挺同志主张，三十六计，走为上策。

博古同志担心，走了以后，国民党再找到怎么办呢？

商量到最后，等周恩来同志回来决定。

时间一点钟、一点钟地过去了，真急人啊！

等到夜里十一点多钟，周副主席回来了。

他仔细听了汇报，坚毅地说：

“坚决抵制合编，决不让反动派摧残孩子！

明天早上在他们派车来接之前，你们天不亮就乘第一班船，到石灰窑矿区去。

问到你们，就说给工人演戏，来不及辞行了。

到那里工作一段后，你们就派人回武汉，我们再决定下一步的行动。

”

后半夜三点多钟，我们就起了床，打好背包，悄悄地走出培心小学。

街灯昏暗，夜深人静。

穿过小巷大街，我们来到江岸码头，坐上六点钟的小火轮，汽笛一声长鸣，驶离了武汉。

我们一个个团员，发出会心的微笑：

反动派，你们八点钟来收编稻草吧！

“好好学习，才能进步”

一九三八年三月，国民党军事委员会政治部，成立。

根据国共两党协议，周副主席担任国民政府军委政治部副部长，郭漠若先生担任第三厅厅长，我们在石灰窑工作了一个月。

为了追究我们这个“非法团体”，当地的警察局搜查了我们的宿舍。

我们派人回武汉联系时，周副主席笑着对我们说：

“这回好了，你们可以回武汉了。

你们去找郭先生吧，由第三厅办你们收编过来。

”在周副主席直接指挥下，我们与国民党反动派斗争的第一个回合，终于取得了胜利。

四月初，我们兴高采烈地回到武汉进驻武昌的昙华林，成为三厅收编的第一个直辖单位。

住下没几天，周伯伯和郭先生一起来看望我们，看我们住下来没有，有没有床板？

周伯伯见我们没有蚊帐。

笑着对郭先生说：

“郭先生，这是你的事了。

”郭先生一口答应，不久我们每个人都有了一顶蚊帐。

周伯伯看到我们出了壁报，站在山墙那里看了起来，他发现有些稿子有错别字，就从上衣口袋里拔出钢笔，一字一字地改正过来。

周伯伯对我们说：

“从前你们颠沛流离，没有条件学习。

现在生活安定一些了，就要好好学习。

不学习，就不能进步，没法做好工作！

”

不久，第三厅地下党的特支，就派一位老党员，担任我们的指导员，他聘请了三厅的一些先生，担任我们的文化和戏剧、音乐教员。

洪深，冼星海先生都给我们上过课，冼星海先生写的歌曲，常常先让我们试唱。

我们积极参加了三厅发动的五月“兵役与雪耻”，“七·七”抗战一周年的扩大宣传，与新安旅行团一起联合了十多个儿童团体，成立了武汉儿童团体星期座谈会，举行武汉儿童歌咏大会，到阳新战地去抢救儿童，并努力参加保卫大武汉的斗争。

在武汉各种抗日活动中，几乎都能看到这支活跃的儿童队伍。

一九三八年八月中旬，我们跟随三厅撤退到湖南衡山、长沙，在那里开展宣传工作。

周伯伯和郭先生始终关怀着我们，在十一月十二日长沙大火前，特地拨给我们一辆卡车，让我们安全撤退到衡阳。

接着，三厅又把我们转移到桂林。

一天，周伯伯派他的警卫员吴志坚来看我们，他对我们说：

“周副主席最近工作非常忙，没功夫来看大家。

他让我送一本书给你们，要你们好好学习讨论！

”

我们把书接过来一看，原来是毛主席新著的《论持久战》。

周伯伯是多么关心我们的学习啊！

十月，武汉、广州失守以后后，国内许多人对抗战失去了信心，我们脑子里也产生了好多问题；日寇占领了半个中国，这样打下去，还有多少地方好丢呀？

当时，敌机经常轰炸桂林，我们就带着《论持久战》这本书，到岩洞去阅读、讨论，懂得只有依靠人民，坚持持久战，才能取得抗战的最后胜利，也懂得了学习的重要，自己的头脑没有武装起来，怎么去作群众的工作啊？

搏击恶浪

1939年的春天，我们在贵州工作了一段时间后，来到国民党政府的“战时陪都”――重庆，这是个灯红酒绿、畸形繁荣的城市。

我们在重庆举办办公演、儿童歌咏大会及儿童节等活动之后，周副主席和三厅地下特支指示我们，你们可以在大城市工作一个时期，但是，一定要到广大中小城镇和农村去，多给农民、工人演戏，多向工农群众学习。

周伯伯和党组织指示非常重要，我们立刻紧张地准备起来。

当时，我们的团员已经发展到六十多人，于是分成两个小队，用两年的时间，把川东、川南、川西、川北各县走一遍，并留一个小工作队，坚持重庆的工作。

两个队就要出发了。

我们还没有借到日本兵穿戴的军服和钢盔，这是演抗日戏剧不可缺少的。

管服装的团员吴克强，想到了周伯伯。

周伯伯总是帮助我们解决困难的呀！

于是，他走进了机房街的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

警卫员吴志坚同志带吴克强去见周伯伯。

周伯伯亲切地问道：

“小鬼，你来找我有什么事吗？

”吴克强说明来意后，周伯伯说：

“你跟我来吧！

”周伯伯把小吴带到保管室。

他让一位同志拿出两套日本兵的服装、两顶钢盔，放在小吴的手上，对他说：

“这是八路军的战利品，都送给你们吧！

你们到各县去，演戏时穿上它，让四川的老百姓看看，日本鬼子怎样残暴，激发人民的抗战情绪，一起把鬼子赶出去！

“小吴快活地连声说：

“谢谢周伯伯，谢谢周伯伯！

”

一九四○年八月，我们两个队结束了四川各县的巡回演出工作，回到重庆市郊赖家桥的全家院子。

一个月明的晚上，周伯伯和邓妈妈来看望我们，团员们一个个喜出望外，欢叫着“周伯伯好!

邓妈妈好!

”我们请他俩在郭老的凉棚里坐下，大家围在他们身边坐下来。

周伯伯、邓妈妈听我们汇报说，在各县我们除了演一些老戏，还搜集材料，编演了一些新戏，学会用当地人民喜闻乐见的打金钱板、要连箫、唱山歌等形式演唱，还帮助当地少年儿童组织抗日团体，都非常高兴。

于立群同志建议我们，给周副主席和邓妈妈唱几个歌，我们唱了《在太行山上》、《红缨枪》、《流浪儿》等歌曲。

唱完歌，邓妈妈说：

“看见你们很高兴，你们现在长大了，比以前有了很大的进步，不仅各方面有了提高，也比以前成熟多了……”周伯伯以关怀和鞭策的口气说：

“可是《流浪儿》唱得不如以前动人啰，还得努力呀!

”他问我们早晨练不练嗓子，勉励我们在艰苦的环境里，要好好锻炼自己。

一面做抗日宣传工作，还要挤点时间学习文化，读点书。

他告诫我们年龄大点的团员，不要过早地谈恋爱，要把精力集中到工作和学习上面来。

国民党反动派发动第一次反共高潮以后，对郭沫若先生领导的第三厅的工作，百般刁难阻挠，到一九四○年下半年，国民党军委会政治部以改组三厅为名，撤换了郭先生厅长的职务，孩子剧团再也不能在郭先生的直接领导和保护下，从事抗日救亡工作了。

大家心事重重，为我们团体的前途担忧。

有一天，周伯伯来看望三厅的先生，我们也涌到他的面前。

一个团员问道：

“周伯伯，每三厅改组了，郭先生不当厅长了，我们怎么办，谁管我们呢？

”周伯伯以深情和爱抚的目光看了我们每一个人，说：

“孩子们，怎么没人管你们呢？

郭先生即使离开你们了，我相信，他心里会时常想着你们的。

没人管你们，我们来管，没人要，我们要!

”一些简短、亲切、充满深情的话，象一股热流，温暖着我们每个人的心。

是啊，有党给我们撑腰、指路，我们就能搏击恶浪，勇往直前。

在血雨腥风的日子里

血雨腥风的一九四一年一月，国民党反动派发动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掀起了第二次反共高潮。

他们消极抗日，积极反共，遣散和取缔救亡进步团体，扼杀抗日群众运动。

国民党反动派对孩子剧团的存在，早就视为眼中钉、肉中刺，改组以后的第三厅，想方设法破坏、打击我们。

有一回，总务厅邀请我们在政治部的晚会上表演节目，我们演出了《黄河大合唱》气得他们以后再也不找我们了。

三厅的第一科科长，有一次拍着桌子骂我们是“小共党”。

他们竭力把我们调出第三厅，与重庆卫戌司令部政治部抗敌剧团合并，交给他们严加管辖，并威胁我们全体团员参加三青团，接受国民党的党化教育，切断我们与周副主席、郭先生的联系，以“吃掉”我们团体而后快。

孩子剧团又一次处于生死存亡的关头。

一天晚上，我们团长林犁田同志（一九四○年后担任），躲过国民党特务的耳目，悄悄地来到重庆曾家岩五十号周公馆。

他向邓妈妈汇报了国民党反动派对我们的新诡计，邓妈妈传达了周副主席的指示。

林犁田同志回团以后，立刻带了一个年龄较小的团员代表，去见军事委员会政治部长张治中，表明我们这六十多个孩子的心愿，和“拒不从命”的态度。

我们又找一向同情，爱护我们的国民党主战派军委会副委员长冯玉祥将军，请他为我们向张治中“说情”，还采取各种巧妙的办法，争取社会舆论的同情，迫使国民党军委会政治部不得不三次收回调令，取得了与国民党反动派斗争的第二个回合的胜利。

原来郭漠若先生领导的三厅的人，从一九四一年以后，大部分又转移到政治部的文化工作委员会来。

我们团体的党支部，这时仍然受地下党特支书记冯乃超同志领导。

我们按照周副主席和南方局的指示，积极宣传我们党的“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的方针。

一九四一年的春天，我们在重庆公演了三幕五场的儿童剧《乐园进行曲》，十二月又公演了六幕童话趣剧《秃秃大王》（根据张天翼童话《秃秃大王》改编）。

临上演前，国民党强迫我们修改剧名，才改为《猴儿大王》这两出戏，都是由老戏剧家石凌鹤同志担任导演，舞蹈家吴晓邦等同志担任歌舞指导。

这两个大型儿童剧，不仅在内容上反映了人民群众对抗战、民主的要求，揭露了汉奸、独裁者投降与分裂的丑恶的嘴脸；在儿童戏剧艺术上，也有一定的创造，达到了新的水平，赢得了重庆戏剧界、新闻界和青少年的称赞。

走上革命的道路

人民和青、少年所热爱的，正是国民党反动派所憎恨的。

一九四二年以后，随着国民党的更加反对，大搞法西斯专政，对孩子剧团的镇压也加剧了。

这年九月，国民党的军委会政治部，以“改组”为名，撤换了我们剧团的团长和队长，派了三青团的骨干分子和国民党中央政治学校的教官，来接管我们剧团，强行改变孩子剧团作为抗日儿童戏剧团体的性质。

周副主席遵照毛主席关于党在国民党统治区实行“隐蔽精干，积蓄力量”的政策，指示地下党组织帮助我们，把剧团的骨干和大部分团员撤出第三厅，有的送到延安、东江纵队，有的转移到抗敌演剧队和其它团体，有的进学校继续读书。

活跃在国民党区五年之后的孩子剧团，此时此刻是不存在了，剧团的一百多名团员，除个别同志被特务逮捕、关进集中营以外，在周副主席和地下党组织的呕心沥血的保护下，都免遭国民党反动派的残酷迫害，陆续走上了革命道路。

其中，年轻的共产党员李少清同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