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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机中的变革
危機中的變革
粗讀蕭功秦先生的?
危機中的變革?
,略有感觸。
借“古為今之名,以我拙見觀改革開放的浪潮向前奔湧,其中諸多牽強附會之處懇請斧正。
國家權威之用
權威,在XX百科中的解釋是,對權力的一種自願服從與支持。
馬克斯·韋伯認為,任何組織的形成﹑管治﹑支配均建構于某種特定的權威之上,適當的權威能夠消除混亂,帶來秩序,而沒有權威的組織將無法實現其組織目標。
如此,一個國家的權威對穩定社會秩序﹑自上而下貫徹命令以及凝聚和引導社會人心等方面具有極有必要的作用。
當今中國地域遼闊﹑人口眾多﹑社會流動性極大,而又恰好處於一個社會急劇轉型時期,改革開放三十多年來所積累的社會矛盾與隱患不可防止地呈現出來了。
同時,要想解決這些暴露的或仍潛伏的社會矛盾就仍然需要繼續推進改革事業。
拿什麽來推進改革呢?
首要是足夠的國家權威自願,政府要推行一項政策,假设這項政策與民意相左或民眾尚不能理解時,國家權威的必要性就呈現出來了。
足夠的國家權威嗎,能使民眾認同及服從安排,能使命令自上而下得以落實,從而有效地減少決策實施所必須支付的各種社會本钱及政治本钱。
當前,中共是我國社會主義各項事業的領導核心,保持黨的權威的延續是必要的。
假设不能保證黨的權威,如XX一類的恐惧事件誰來管理呢,誰來控制及弱化其消極影響呢?
假设不能保證黨的權威,龐大複雜的經濟管理和協調工作誰能來順利完成且使群眾信服與認同呢?
假设不能保證黨的權威,在處理南海問題等諸多領土爭端問題方面,誰能來組織國家一致對外呢?
從歷史來看,同樣是實行鐵路國有政策(此項政策前後實施的內容並無大的差異),清末政府卻遭到強烈的反對以至於引發整個王朝的分崩離析,而民國政府卻取得初步成功,要知道兩者實行的時間跨度僅不過幾年。
儘管成功與失敗是多方面綜合因素的結果,但不可忽略的是兩者在權威資源方面的巨大差異。
清末政府在過去幾十年的不斷失敗中已經把僅有的權威資源都消耗殆盡了,結果一旦政策不合民意,群體性的不滿情緒就如火山爆發出來了。
而民國政府作為一個新生政權,它有足夠的權威合法性資源去推行一項看上去不符合民意的資源。
當然,掌握這種權威合法性資源並非可以一勞永逸,社會是現實的,民眾也是現實的,一旦權威的濫用及缺失超過社會的承受程度,結果是不言而喻的。
如果一個政府在處理對內對外事務不斷遭受失敗,然後引發民族危機和社會矛盾的集體爆發,那麼這種權威合法性資源將持續被消耗,這個政權在社會的地位及在民眾心中的認同感將不斷下降,伴隨的是政府決策在實行中的陽奉陰違﹑民間對政府行為的敏感心理增強,以及社會群體性不滿情緒公開化外表化。
這些顯然是不利於政權鞏固和社會穩定的。
因此,這就要求政府既要做出正確的決策又要抓住時機,合理恰當地運用手中的權威資源來引導變革的過程。
從而持續贏得民意的理解和支持,然後在權威增強的基礎上進一步解決更為棘手的改革問題,以此形成改革的良性循環!
“清談誤國〞
清議,從字面上理解,指的是公正不阿的輿論力量。
在中國傳統政治中,最早指的是鄉里與學校對官吏的評論,后漸變為在野士人對朝政腐敗的抨擊。
它包含了兩層意義,一是無權者以某種傳統上被尊為正統的根本原則為基礎,對有權有勢者進行抨擊;二是由於這種根本原則在輿論上被視為政治秩序和倫理道德的基礎,主張清議者受到在野的士紳輿論的支持和保護。
儘管清議在傳統政治中曾發揮了勸諫君主﹑打擊吏治腐敗的積極作用,但在近代歷史中,清議表現出來的特點更傾向于是對政治問題具有一種泛道德主義的價值態度。
舉個很明顯的例子,在中日甲午戰爭前,以翁同龢為首的清議派對戰爭是否應該進行,不是根據敵我雙方力量的對比,不是根據對這場戰爭的可能後果來確定,而是根據正義﹑道德的信條來確定的。
他們基於一種天真的愛國熱情和民族大義的理念主張與日本開戰,“寧爲玉碎,不為瓦全〞。
在他們看來,政治上妥協,就是在道德上墮落。
而令人深省的是,這些清議派不切實際的高談闊論卻恰恰符合傳統儒家的道德理念與原則,而在傳統儒家文化根深蒂固的社會里,這樣的言論恰能很好地激起廣大士紳知識分子的同情與支持。
此時社會輿論的力量極容易被引導而站在清議派這方,對統治者形成一股巨大的輿論壓力,從而極大地影響統治集團的政治決策。
聯繫現在膠著的中日關係下的國民反應,不就與一百多年前清議派的言論有異曲同工之相似嗎?
去年中日掀起釣魚島之爭,日方咄咄逼人,慾以購島之名強奪我國主權。
繼而中國國內就掀起了反日浪潮,先是在網絡上抨擊日方卑劣的挑釁行為,厚實發動抵抗日貨的行動,最後竟成為網民和部份媒體公開高談不惜對日宣戰,現在中出現打砸搶燒日店的暴力行為。
不得不說,國民的愛國精神是值得同情和理解的,但是不能因為偏袒愛國熱情和民族大義而容忍這些暴力行為的持續。
網民及部份媒體所主張“對日宣戰〞的言論恰恰是體現出一種基於愛國的泛道德主義的政治觀,他們只注重這種政治意圖的純真,似乎只要是全國上下一心,愛國士氣一激發就能贏得一場戰爭。
這是在空談誤國,現實的政治關係錯綜複雜,絕不僅考慮政治選擇的動機是否高尚而已,最主要的還是是否擁有世俗理性。
這種要求考慮的世俗理性要求以責任倫理來綜合分析各種條件下的複雜因素,然後判斷某種選擇所可能導致的政治後果,並對這種選擇負起責任。
因此,唯有以世俗理性的思想來指導政治選擇,才能儘可能防止情感層面的衝擊,從而做出符合現實利益的政治選擇和政治行為。
在此次反日浪潮中,政府似乎被國民情緒所感染而“放縱〞國民的反日行為並且對日的態度越發強硬起來。
真的是如此嗎?
非也!
政府僅是在可控制的範圍內允許國民小小的“出格〞行為,意在讓日本方面看到中國國內的強大的反日情緒,從而讓日本在考慮自己在中國的巨大經濟利益的情況下更為謹慎地做出政治選擇。
簡單來說,政府便是想給日本一個小懲罰,然後再等日本來握手重回談判桌,而非認同國民的激動情緒。
畢竟一場戰爭的代價過於龐大,而中國現在處於一個發展的關鍵時期,急需一個穩定的國際環境繼續推進現代化建設。
今後,應當謹慎對待這些過於泛道德主義的政治觀點,要引導它們提醒政府不忘關心民意,而不是放任其急劇增長而導致社會輿論力量綁架政府決策。
要知道,很多時候,情感化的多數人的意見並不是明智的,甚至是盲目的!
傳統制度的取捨
當一場改革陷入困局,人們自然會對其加以反思,可能先是反思表層的因素,如政策制定與執行等。
再則會反思深層次的因素,而在深層次方面勢必繞不開“制度〞這一因素。
制度一般指要求社會群體共同遵守的辦事規則或行動準則,也指一定歷史條件下形成的法令﹑禮俗等規範。
一個沒有制度的社會不能稱之為文明社會,沒有制度,社會便沒有規則,也意味著沒有平安與穩定。
在改革的過程中,隨著一系列政策與措施的推行,社會中原有的各項制度必然會有所觸動。
而制度的變動,特別是與廣大群眾生活密切相關的制度的邊度,將深刻影響社會的動員,改變社會的風貌,甚至將引起更為錯綜複雜的結果,可謂是“牽一髮而動全身〞。
傳統政治文化制度是歷史長期發展的產物,它對凝聚社會人心﹑整合社會﹑維持社會秩序以及提供社會行為規範發揮著重要作用。
那改革將如何對待傳統制度呢?
這裡給出一個很經典的例子。
在近代歷史中,伴隨著西方列強的入侵,西方的先進技術﹑科學知識和先進政治制度傳入中國。
中國與西方的政治外交關係越發複雜。
如何應對這樣的外來危機呢?
首先應是選才革新以自強!
但通過傳統的科舉制度選拔出來的人才幾乎只是熟讀儒家經典、明曉儒家行為準則與道德倫理的傳統知識分子。
而這些傳統知識分子只處於哪個保守的文化圈中,他們不了解複雜的國際事務和國際政治關係,也不清楚西方先進技術與制度對中國近現代進程有何巨大的作用。
換句話說,科舉制度的選拔標準已經不適合近現代發展的需要了。
儘管在洋務運動期間和戊戌變法期間,有創辦新式學堂的革新舉措,但其所培養出來的人才對於整個近現代化過程的需要無異是杯水車薪。
隨著危機越演越烈,清末政府終於決定在1905年廢除科舉制度,以學堂教育取代之。
後果呢?
科舉制一廢除,士紳知識分子以當官為人生的根本目標便被肢解得支離破碎,知識分子十多年寒窗苦讀成了無回報的泡影。
仕途向他們關閉了大門,這些人難免會產生挫敗感與絕望的心理,感到被清王朝拋棄了的知識份子成為“遊離化〞社會群體,他們所積聚的群體性的不滿成為清王朝滅亡的催化劑。
聯繫傳統的科舉制,再看看如今的高考制度,不也正遭人詬病嗎?
高考制度作為一種選拔人才的制度已經延續了幾十年了,在XX國現代化建設過程中為國家社會提供了巨大的人才智力支持。
但在近十年來,高考的弊端卻在快速暴露出來,而且遭到國人越來越多的抨擊。
國人抨擊高考制度的理由有以下幾個,其一,高考的考試內容僅注重智育而忽視德育,因為眾多學校和學生存在一種觀念,“高考考什麽,我就教什麽﹑學什麽〞。
這種觀念的存在應答值得同情和理解,畢竟在這以升學為目的教育理念下,學校很多時候就想學生送入一個名牌大學就完事了,而學生也不顧一切想擠進名牌大學的門檻,而其他像德育這些與高考無關的東西有時間看看了解了解就好,並非真正花時間去重視它。
但是在今天市場經濟快速發展的情況下,人們的物質生活豐富了,但社會卻變得越發複雜了,人們的精神生活也變得貧乏了,許多人在剧烈的競爭環境中感到壓力巨大,難免心裡上會出現列橫,容易在諸多誘惑與挫折走上迷失或違法犯罪。
這時候早年的德育就顯得尤為重要了,如果一個孩子能從小時候就承受道德教育和心裡XX教育,兒時萌發的那種積極的精神狀態將深刻影響其今後的人生,紮根于心中那些光明的因素能讓一個人在黑暗的時候也不會走上墮落。
可現在的德育卻有意無意地被遺忘了,想起從前一個廣為流傳的笑話,“幼兒在讀小學的課本,小學在讀初中的課本,初中在讀高中的課本,高中在讀大學的課本,而大學卻在讀幼兒的啓蒙教育課本〞,這樣的笑話真讓人從心裡覺得憂傷。
其二,爲了高考,教育成了“應試教育〞而非“素質教育〞,純粹是為了考試而考試。
學什麽,是爲了什麽的初衷已經被遺忘了,只要你不斷練習,掌握了,懂得考試技巧,然後考好試就不要考慮其他的了。
成績似乎比能力更受大眾關注!
難怪學子口中總有這麼一句話,“考考考,老師的法寶;分分分,學生的命根〞。
這的確是一針見血。
而且最重要的是,我們在中學所學的內容,以及我們無比重視的高考所考察的內容,到了以後有用嗎?
到了大學,極大多數學子都會提出這樣的問題,然後對比大學的學習生活,會發覺中學所學習的知識很少能繼續用得上的,大學的學習實在是大不一樣。
那之後又會提出另外一個問題,“既然沒用,為何我們還要辛辛苦苦地學這些東西呢?
〞。
這個問題沒有多少人的答案能使人信服,也成了國人抨擊高考的重要理由之一。
其三,在社會效應中高考的作用與效能被輿論誇大化了,似乎只要過了高考進入一個名牌大學,就是“鯉魚過龍門〞,就能平步青雲了。
而那些高考名落XX的不幸兒就只能“身敗名裂〞。
這種思想先是由媒體過分宣傳高考的作用而引發,再經社會輿論力量的大肆傳播而深入人心,最後造成家庭與學校給予學生太多的壓力和“不負責任〞的期待。
在這種氛圍的影響下,學生總要千軍萬馬過獨木橋,得意者以為大學可以放鬆了而荒廢了學業,失落者過於看重高考在人生發揮的作用,以至於解不開失敗的情結而選擇結束自己的生命,可悲可歎……
既然高考制度存在如此缺陷,那該如何呢?
是不是該如一部份激進人士所說的,要把它廢除呢?
!
是否真的會“破而後立〞?
如果僅是以到當下的高考制度對新時代現代化建設培養優秀人才的阻礙作為廢除高考制度的理由,而又以外部經濟科技挑戰而產生的人才危機作為迅速廢除高考制度的理由,那無疑是盲目的。
高考制度作為現存社會有機體的組成部份的制度,一旦突然取消將會引發什麽樣的後果,這是不是更值得深思!
是不是覺得引入現在西方現在先進的教育制度和考試制度就萬事大吉了?
這樣的思維已經落入“制度決定論〞的範疇了。
一種新制度的建立與發揮效能必然需要一定的條件來配合,而這些需要的必要條件,當下的中國是否又具備呢,這都需要畫一個大大的問號。
要知道,新制度的成熟不會與舊制度的廢除相伴而行。
如果不能在新舊制度之間形成一種過渡的連續性,變革舊制度而導致傳統的社會整合方式的喪失,而新的社會整合方式又無法當憑制度的改變而及時形成,很有可能因整合危機引發社會震蕩。
想想,寒窗苦讀十多年的學子,儘管痛駡高考幾何年,但一旦高考被廢除,多少年的努力都將付諸東流,不甘心﹑憤怒﹑迷茫﹑困惑與不滿都將充满這幫從小被譽為祖國棟樑的學子們心裡。
儘管高考不是唯一出路,但在這條被稱為最好的出路面前失去了上升的途徑,受傷的不是學子個人,還有整個家庭。
像高考制度這樣的社會凝聚機制的聚合力的喪失極可能導致社會群體性不滿將持續積蓄,然後等待時機爆發。
文革中,高考制度被廢除,“讀書無用論〞被大肆宣傳,那些學生幹嘛去了,被煽動著去批鬥老師教授,爭當紅衛兵“鬧革命〞去了。
我們不能否認當時的政治氛圍在迫使學生無意識地去“鬧革命〞充當了最主要的推力,但是深究原因,難道我們可以否認高考制度的廢除讓廣大學子因進取無望﹑無事可做所產生困惑迷茫的心理而更容易被政治力量所引導嗎?
因此,對待傳統制度的取捨問題,當慎之再慎!
改革者的作用
無疑我們必須認可,每一個改革者都是崇高且值得令人敬仰的!
改革必然觸動傳統政治經濟集團的利益,勢必遭到政治勢力的反對與阻擊。
改革就像衝破黑暗的一絲陽光,本身就需要極大的勇氣,一種把生死置之度外的勇氣,還需要一種為蒼生立命的決心,唯此,改革有了成功的基礎!
我這裡分析戊戌變法中康有為等改革者身上具有的氣質,想在他們身上找到給予今人啟示的因素。
戊戌變法是十九世紀末民族危機深化的產物,因民族生存危機所引發的焦灼感讓康梁這些改革者迫不及待地改變破敗的現狀以求民族獨立、國家富強。
不得不說,在當時保守、僵滯的文化政治氛圍中,正是改革者身上所體現出來的樂觀自信、大方激昂、獻身熱忱與精神感染力,才有足夠的精神力量來衝破這個民族的閉塞、長期專政政治壓抑而形成的精神萎縮和文化惰性,以及整個政治結構所呈現出來的僵固、低效率。
還有沒有什麽比這些更重要呢?
在言談與品質中所呈現出來的積極力量固然重要,但進行一場改革并不僅僅需要這些東西,改革是一項改造社會風貌的龐大工程,更需要世俗理性和政治智慧!
一直以來,我們都對戊戌變法的失敗抱著太多的同情,大多時候我們只用保守派勢力強大、廣大官員對變法不支持等理由來為變法失敗作辯解。
但是,我們是不是可以這樣思考,這些失敗的理由不應該是變法前所要充分考慮的約束條件嗎?
同時,變法派本身的政治行為與決策是否符合實際?
我們是不是應該深刻發掘這些改革者失敗的悲劇對於當代人從事新的改革事業所具有的啟示意義?
一個理性而富有政治智慧的改革者,應該充分分析現實政治網絡中各種複雜的關係和因素,考慮各個政治勢力之間力量的對比,而不是簡單樂觀地認為只要一改革就可以迅速解決問題、化解危機。
改革是會觸及傳統的利益分配格局的,那麼改革者在採取改革措施應該謹慎地把需要解決的問題一個一個分開,先在可以取得多數人支持的問題開始,再逐漸轉向可能遭到最大阻力的問題上去,這樣既可以防止了反對派聯手對付改革者,又可以在容易著手進行的改革取得的成功中獲得權威資源和豐富的經驗,從而為進一步改革做好準備!
另外,保守與變革並不存在嚴格的界限,兩者是可以在特定條件下相互轉化的。
改革者應當主動去尋找與保守派共同認可的價值符號,在兩者之間尋找對話與妥協的紐帶,而不是讓雙方的隔閡一直持續並且因為改革者所表現出來的激動化情緒而越演越烈。
再則,改革的力量剛開始總是弱小的,因此改革者需要有“忍辱負重〞的耐心去逐漸爭取權力及引導社會輿論力量傳播改革思想以建立社會支持的基礎,等待羽翼豐滿時再運用手中的權威去逐步推行變革的措施,同時也應該平衡政治力量、保存部份改革措施等待時機成熟再以雷霆手段加以實行!
戊戌變法的失敗,直接的後果,是加劇了社會內部政治力量的兩極化傾向。
一方面,維新派變法的失敗,引起了滿清權貴保守派的政治反動。
他們更頑固地堅持“組訓不可改〞的觀點。
這樣一些保守權貴此後進入權力中樞,以非理性的方式強烈排外,自此義和團運動和庚子事變登上歷史舞臺。
他們註定成為清王朝殘存權威資源的巨大消耗者。
另一方面,戊戌變法的失敗,讓相當一批現代化知識精英和政治精英開始對體制內的改革徹底失望,從而走向反體制的革命。
孫XX先生就是其中一位。
改革失敗的代價如此巨大,不應該成為不改革的藉口,而是將給予我們走向明天改革的借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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