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辙诗集传新探.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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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辙诗集传新探
苏辙《诗集传》新探
目录
序3
绪论5
第一章《诗集传》的撰著、版刻及苏辙其他14
第一节《诗集传》的撰著过程14
第二节《诗集传》的版刻流传16
一、两宋时期17
二、元明清时期18
第三节苏辙其他《诗》学著述考21
一、《诗论》22
二、《(既醉)备五福论》24
三、《诗病五事》25
四、《诗说》26
第二章《诗集传》的经学成就28
第一节《诗序》观28
一、《诗序》的称谓及大、小《序》的划分30
二、《诗序》作者的辨析32
三、《诗序》谬误的批驳36
第二节“二南”的分别42
第三节风雅正变说45
第四节大小雅的划分50
第五节《商颂》辨析53
第六节风雅颂的区别57
第七节诗篇命名60
一、对《郑风。
大叔于田》名篇的分析61
二、对《小雅》四首诗名篇的分析62
三、对《荡》名篇的分析64
四、对《召旻》名篇的分析64
第八节《国风》解题65
一、《邶》、《鄘》、《卫》辨65
二、《魏风》辨68
三、《唐风》辨70
四、《豳风》辨71
第九节《国风》、诗篇的次第73
第三章《诗集传》的指导思想85
第四章《诗集传》的思想内涵91
第一节伦理、道德思想91
一、人伦关系92
二、道德修养94
第二节天命哲学思想96
一、无父感生说96
二、天人宇宙观98
第三节政治思想100
一、君道思想100
二、君、臣、民关系论102
三、治国之道105
结语109
作者简介
李冬梅,女,1977年生,辽宁省葫芦岛市人。
1996年考入四川人学历史文化学院历史系。
2000年被保送到四川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师从舒大刚先生攻改历史立献学专业硕士研究生。
2003年6月毕业,获历史学硕士学位。
同年分配到中国民用航空学院人文社会科学学院工作。
现为四川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2004届博士研究生。
主要从事历史文献学研究,以儒学文献,宋代文献领域为主。
在《儒藏》首批成果的编纂中,曾抓任《孔于弟子资料类编》一书的选录和校点工作,并在《文学遗产》、《四川大学学报》等刊物发表论文l0余篇。
序
一切真正的文学家都是思想家。
这在有着数千年“诗以言志”、“文以载道”传统的古老中国尤其如此。
而一切有影响的思想家又常常是文学家。
因为孔子早就说过:
“言之不文,行之不远也。
”
放眼古今中外的历史,真正称得上“文学家”和“思想家”的,无一不是这样。
屈原如此,柏拉图亦如此;司马迁如此,西罗多德亦如此;莎士比亚如此,曹雪芹更是如此……就是以“诗仙”、“诗圣”著称的李白、杜甫,以“散文八大家”著称的韩、柳、欧、苏(“三苏”)、曾、王,又何尝不是如此呢?
这一普遍现象决定我们在从事文学史或思想史的研究时,必须“艺…学”并重、必须“文…‘理”结合。
倘若我们研究文学史,只注意文学家作品的艺术形式之美而忽略其思想内容之富,或是研究其思想而忽略其文学价值,不是买椟还珠的蚀本生意,就是质而无文的愚蠢行为。
对于伟大的文学家,如果我们放弃其思想学术而不顾,甚至抛弃其学术著作而不理,那简直就等于舍其黄钟大吕而沉溺于里曲小调了。
小调虽美,却非大雅正音,更非天地正气。
以为这样能真正把握作家的艺术造诣和思想内涵,无异于舍本逐末、缘木求鱼矣。
不幸的是,在中国文学史的研究上,我们却反复目睹着这一倚轻倚重的现象。
我们不是唯艺术技巧是求而奢谈文学,就是虽然讲一点思想也是唯其进步或落后是问,而无视其美文中的思想和思想中的文美。
因此文学史研究长期处于“一条瘦龙、两股青筋”的状态,仿佛不将文学史讲成斗争史,不将思想史讲得概念枯燥、兴味索然,就不会善罢甘休。
对于“三苏”的研究也是这样,放眼成千上万的研究论著,我们几时将他们三父子当成富于文学的思想家或是富于思想的文学家来看待、来研究了?
即或研究一点他们的思想,也是举着十倍、百倍的放大镜,纷纷去追寻佛教、道教等异端学说的蛛丝马迹,却将随处可见的孕育他们、滋养他们的儒学思想和儒家文化统统置于脑后,将他们一生呕心沥血著成的,平生自珍自惜、爱护备至的儒家经典的解读之书束之高阁。
这不禁使人怀疑,这样研究“三苏”是对“三苏”的全面研究吗?
用这一方法描绘出来的“三苏”形象还是本来的“三苏”吗?
因此,在四五年前,我们在与“三苏”研究的著名专家、四川大学古籍所前任所长曾枣庄先生讨论如何把“三苏”研究推向深入时,认为有必要加强“三苏”的儒家思想,特别是“三苏”的经学著作的研究,并在人才培养方案的制订上,作了具体规划。
承蒙上下配合,诸生响应,数年以来,在苏轼《易传》、苏辙《古史》和《诗集传》的研究上,都有专著式的长篇论文,聊可补“三苏”研究之缺。
在中国台湾地区,对苏轼的《书传》、苏辙的《诗集传》也已经有了专门论述,目前只有苏辙的《春秋集解》和苏洵主撰的《太常因革礼》尚缺专题研究。
近年来,这一情况得到进一步改善,一些一流大学也将苏辙的经学与学术成就纳入了硕士甚至博士学位论文的选题范围,取得了令人欣喜的成绩。
读者眼前的这本小书,就是这些成就之中比较耀眼的一份。
本书作者李冬梅,目前是四川大学古籍所在读的博士研究生,2000至2003年间又曾从我共学三年。
她心性聪慧,勤奋好学,善于钻研,勇于创新。
在毕业论文选题时,她敢于将一个自己并不熟悉但却十分有意义的课题作为硕士学位论文题目,展开了广泛的信息搜索和文本钻研,历经三个春秋,终于成此洋洋20万余字的论文。
这篇论文,对苏辙《诗集传》既有传统经学范畴的研究,也进行了现代学术规范的探索。
上述经学之盛业,下折思想之微旨,在经学、文献学、思想史、哲学史等领域,深入、广泛地进行了探讨,并在一定程度上取得了超乎前人、信乎来者的成绩。
因此当时参加论文评阅和答辩的诸位先生,一致给予了“优秀论文”的好评。
她阅读广泛,资料占有充分,特别是在苏辙文集已经前辈反复整理,苏辙佚文也一再辑补的情况下,还能发现两篇不为人知的佚文(《诗说》与《春秋说》),这是非常难得的。
这两篇佚文后经我们共同考订,发表于《文学遗产》2004年第1期。
毕业分配到待遇颇厚的某单位后,她还念念不忘自己已经开始并且十分钟爱的学术事业,毅然决然地辞职回到四川大学,继续攻读博士学位。
在新的起点上,她对旧作进行了新的思考和修改,使其更臻成熟和完善。
李冬梅在读期间还发表了系列论文,内容基本上都是关于苏辙及其《诗集传》研究的。
她的这些作品,也许结论与文笔都还显得稚嫩和不周延,但是她从对“三苏”研究知之甚少,到目前已能把握研究动态,站在苏学研究的前沿进行专题讨论;从对《诗经》学史毫无所知,到目前已能就《诗经》学上的某些专题进行系统研究,并能上下贯通,左右逢源,集腋成裘,自成风范。
对于初学者来说,这是非常难得的。
今值四川大学“儒藏”工程向专题学术研究的纵深推进之际,我们组织了这套“学术丛书”。
丛书中,既有名老专家的积年力作、平生精华,也有像李冬梅这样的学术新人的学术新作。
这一安排,一见薪火相传、新老传带,此乃学术事业新新不已的传承规律,二亦表彰她专力学术、兢兢以求的治学精神。
当然,本文确实是一篇优秀的学术论文,它的发表,倘能纠“三苏”研究中长期存在的“重文轻理”偏执现象于万一,就令本文作者和编者大喜过望了。
如果本文尚有一二功夫为专家学者所取,自是作者本人不懈努力的结果;如果其中还存在诸多未尽人意之处,则请咎其共学之师的失察之过。
愿学人以慰勉后学之心,多赐教焉。
更愿学人更多地关注“三苏”学术思想和学术著作的研究。
如若那样,则本文即便当作引玉之砖也是可喜的。
舒大刚
2005年6月于四川大学古籍所
绪论
《诗经》是我国古代第一部诗歌总集,也是儒家的经典著作,对于它的研究,即使从孔子算起,也已有二千五百多年的历史。
在这两千多年的历史长河中,《诗经》学者数以万计,《诗》学著作无虑千种。
其间流派众多,观点各异。
按其学术特征分,《诗经》研究大致经历了汉学和宋学不同的发展阶段,而每个阶段都有体现自己特色的《诗经》学代表著作。
苏辙的《诗集传》可以说是《诗经》研究由汉学传统向宋学传统转变过程中的一部重要《诗》学作品。
苏辙,字子由,一字同叔,晚号颍滨遗老,眉州眉山(今四川眉山)人。
生于宋仁宗宝元二年(公元1039年)二月二十日,卒于宋徽宗政和二年(公元1112年)十月三日,历经仁宗、英宗、神宗、哲宗、徽宗五朝,与父苏洵、兄苏轼并列于“唐宋八大家”之林,且以“三苏”之号名世。
年十九,与兄同登进土第,后又同举制科,可谓少年得意。
然仕途却相当曲折,熙宁新政中因政见不和,忤王安石意而出朝,辗转地方,沉沦下僚十数年。
又连坐其兄“乌台诗案”,贬监筠州盐酒税。
哲宗立,高太后听政,召返京师,累官至尚书右丞,进门下侍郎。
哲宗亲政,复见斥,贬居筠州、雷州、循州。
徽宗继位,遇赦北归,寓居颍川,以大中大夫致仕。
卒年七十四,追复端明殿学士,谥号“文定”。
纵观苏辙一生,可谓宦海浮沉、颠沛流离,然其性沉静简洁,耿介不阿。
《宋史》本传谓其“为文汪洋淡泊,似其为人,不愿人知之,而秀杰之气终不可掩”,“论事精确,修辞简严,未必劣于其兄。
王安石初议青苗,辙数语柅之,安石自是不复及此,后非王广兼傅会,则此议息矣。
……元祜秉政,力斥章、蔡,不主调停,及议回河、雇役,与文彦博、司马光异同,西边之谋,又与吕大防、刘挚不合。
君子不党,于辙见之”。
信为知言。
苏辙“天性高明,资禀浑厚。
既有父文安以为之师,又有兄文忠以为之友”,故一生成就很高。
其著作除《栾城》四集共九十六卷,主要代表其文学成就外,尚有《诗集传》二十卷、《春秋集解》十二卷、《古史》六十卷、《龙川略志》十卷、《龙川别志》二卷等,堪称北宋博学多能之士。
于其文章,茅坤赞日“冲和澹泊,道逸疏宕,大者万言,小者千余言,譬之片帆截海,澄波不扬,而洲岛之棼错,云霞之蔽亏,日星之闪烁,鱼龙之出没,并席之掌上,而绰约不穷者已,西汉以来别调也”,王珩也说其“素称冲雅,不事艳丽”,刘熙载认为“小苏文一波三折”;于其政论,王十朋谓其“忠言嘉谋,耸动冕旒。
横身政府,不避怨仇。
棣萼联芳,皆第一流。
才不逮兄,器识俱优”,邓光谓其“于政事书、条例司状,见公入朝之始,揆事中远,如汉贾谊。
议河流、边事、茶、役法,分别君子小人之党,反复利害,深入骨髓,窃比之陆宣公贽”;于其史学,朱熹赞其《古史》“近世之言史者,唯此书为近理”,马端临也认为“子由晚节为学益精深”。
而《诗集传》、《春秋集解》以及《栾城集》中的《论语拾遗》一卷、《孟子解》-卷、《杂说九首》(《易说三首》、《洪范五事说一首》、《诗病五事》)和《进论五首》(《礼论》、《易论》、《书论》、《诗论》、《春秋论》),却颇能展现苏辙在经学上的造诣和治学旨趣。
但由于苏辙以文学之显而立于“唐宋八大家”之林,又以政论之著而成为一代名宰,故其学术成就颇被世人忽略。
与世人的冷漠相反,“三苏”父子对自己学术著作的看重,则更有甚于其文学成就。
如苏洵为《易》作传,说:
“此书若成,则自有《易》以来,未始有也。
”苏辙谓其兄《中庸论》“皆古人所未喻”、《易传》乃“千载之微言”、《论语说》“发孔氏之秘”、《书传》“推明上古之绝学”,苏辙晚年理定《诗传》等书,更是“抚卷而叹,自谓得圣贤之遗意”。
就连苏学的反对派朱熹在评价苏轼的经学成就时也曾说:
“当时游其门者,虽苦心极力,学得他文词言语,济得甚事?
如见识议论,自是远不及,今东坡解经虽不甚纯,然好处亦自多,其议论亦有长处。
”苏门弟子秦观辩驳世人对苏氏的误解说:
“苏氏之道最深于性命自得之际,其次则器足以任重,识足以致远,至于议论文章,乃其与世周旋,至粗者也。
阁下论苏氏而其说止于文章,意欲尊苏氏,适卑之耳!
”这一辩解反映了“三苏”门人对于本师学术器识的自信与尊崇。
虽然秦观之说在今天看来有重道轻文的偏颇之处,但“三苏”在经学上的成就的确是不容低估的。
因此探讨苏辙《诗集传》的经学思想,不仅有助于研究苏辙的学术思想,推而广之,对提请学人关注“三苏”的学术成就也是非常必要的。
苏辙所处的时代是宋学兴起和发展的阶段,此时政治改革、教育改革与儒学复兴运动同步发生、互相促进。
经学怀疑思潮作为儒学复兴运动的有机组成部分,伴随着北宋中期的学风之变而全面展开。
因此《诗集传》的产生又是时代风气使然。
众所周知,自孔子创建儒家学派后,经过汉代“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政策的推行,儒学不仅成为治国之学,有关儒家学说的学术形态——经学也成为中国学术的主流,成为儒生们孜孜以求的对象。
但汉儒治经,重传注而守师法,及其失则多拘囿于儒家经典一些细枝末节的繁琐笺注,对于儒学的要旨大义却有所不顾。
这种模式经魏晋至隋唐都没有多大改变,其间虽偶有学者试图摆脱先儒传注的束缚,但总的情况仍是“笃守古义,无取新奇;各承师传,不凭胸臆”。
这种章句训诂的旧学风,虽然有为学严谨、重视传统的优点,但也严重束缚了人们的思想,窒息了儒学义理的发挥。
因此突破旧的经学传注,进而对儒家经典重新进行清理和研究也就成为儒家学者们首先要解决的问题。
这样,至北宋仁宗庆历年间,在当时社会改革和复兴儒学浪潮的冲击下,儒家学者们基于对汉唐繁琐学风的反对,主张抛开传注,直寻经义,这就形成了一股以疑经惑传为特征的经学变古思潮。
司马光《论风俗札子》日:
新进后生,未知臧否,口传耳剽,翕然成风,至有读《易》未识卦爻,已谓《十翼》非孔子之言;读《礼》未知篇数,已谓《周官》为战国之书;读《诗》未尽《周南》、《召南》,已谓毛、郑为章句之学;读《春秋》未知十二公,已谓《三传》可束之高阁。
循守注疏者,谓之腐儒;穿凿臆说者,谓之精义。
陆游进而指出:
唐及国初,学者不敢议孔安国、郑康成,况圣人乎?
自庆历后,诸儒发明经旨,非前人所及;然排《系辞》,毁《周礼》,疑《孟子》,讥《书》之《胤征》、《顾命》,黜《诗》之序,不难于议经,况传注乎?
对于陆游的这段话,清末皮锡瑞解释说:
宋儒拨弃传注,遂不难于议经。
排《系辞》谓欧阳修,毁<周礼》谓修与苏轼、苏辙,疑《孟子》谓李觏、司马光,讥《书》谓苏轼,黜《诗序》谓晁说之。
此皆庆历及庆历稍后人,可见其时风气实然,亦不独咎刘敞、王安石矣。
台湾学者屈万里先生评论此时风气日:
北宋初年的学者,对于经学的解释,还谨守着汉唐人的注疏。
到庆历年间,风气渐变,像刘敞的《七经小传》和王安石的《三经新义》,都能独抒己见,不再受汉唐人的拘束。
……他们固然是怀疑古人经说,而不是怀疑经文,可是,怀疑经文的风气也恰好起于此时。
由此可见,当时疑经惑传之风颇盛,而欧、苏等人又都是当时学界的领袖人物。
他们的学术取向,既是时代风气的反映,又引导着时代风气的发展和演变。
同时,疑经惑传与发明经旨又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
宋儒在这种时风的影响下,“各出新意解经,蕲以矫学究专己守残之陋”,故出现了一种有别于汉儒的新的解经方法和新的经学形态,即方法论上从固守传统注疏到自由解经,经学形态上从汉学传统到宋学传统。
吴曾、王应麟、晁公武、陈振孙以及近人马宗霍等对此都曾有所描述:
国史云:
庆历以前,学者尚文辞,多守章句注疏之学。
至刘原父为《七经小传》,始异诸儒之说。
自汉儒至于庆历间,谈经者守训故而不凿。
《七经小传》出,而稍尚新奇矣。
至《三经义》行,视汉儒之学若土梗。
元祜史官谓:
庆历前学者尚文词,多守章句注疏之学,至敞始异诸儒之说。
前世经学,大抵祖述注疏,其以己意言经、著书行世,自敞倡之。
宋初经学,犹是唐学,不得谓之宋学。
迄乎庆历之间,诸儒渐思立异。
……然自是风气一变,学者解经,互出新意,视注疏如土苴。
这种经学变古的思想表现在《诗经》学方面,则主要是突破《诗序》、《毛传>、《郑笺》以及《孔疏》等汉学权威的束缚。
就《诗经》研究史而言,有关《诗经》的注疏,自汉以至唐中叶,基本上是由上述汉学的权威著作所支配,学者读《诗》、说《诗》均不敢脱离传统的注疏,以致孔颖达的《毛诗正义》达到了极点。
《毛诗正义》颁行后,科举明经,准此考试。
考生作答,不能与《毛诗正义》学说相违,以致只求背诵,不重义理,学术思想为之沉滞。
皮锡瑞《经学历史》日:
自正义、定本颁之国胄,用以取士,天下奉为圭臬。
唐至宋初数百年,士子皆谨守官书,莫敢畀议矣。
故论经学,为统一最久时代。
此即为《诗经》学的官学主流意识形态。
然物极必反,中晚唐学者治《诗》,就试图在官学的主流意识形态之外,以一种思辨的意识形态来突破汉学传统的束缚。
如<新唐书》云:
大历时,(啖)助、(赵)匡、(陆)质以《春秋》,施士丐以《诗》,仲子陵、袁彝、韦彤、韦苣以《礼》,蔡广成以《易》,强蒙以《论语》,皆自名其学。
而士丐、子陵最卓异。
施士丐为唐代宗大历年间人,韩愈曾为之作墓志铭,言其明毛、郑《诗》,通《春秋左氏传》。
施氏著有《春秋传》与《施氏诗说》,然今已亡佚,马国翰《玉函山房辑佚书》辑得其《诗说》一卷。
其《诗》说颇多新义,据宋王谠《唐语林》卷二载刘禹锡“与柳八韩七诣施士丐听《毛诗》”一事,刘禹锡叙述施士丐解《甘棠诗》“勿剪勿拜”如下:
《甘棠》之诗勿拜,召伯所憩,拜言如人身之拜,小能屈也。
上言勿剪,终言勿拜,明召伯渐远,人思不得见也。
关于“拜”字,郑玄注为“拜之言拔也”,而施士丐却另创新说,实有开弃旧趋新的风气。
此外,如韩愈首开怀疑<诗序》之风,他认为《诗序》非子夏作,并论证说:
子夏不序《诗》有三焉:
知不及,一也;暴扬中篝之私,《春秋》所不道,=也;诸侯犹世,不敢以云,三也。
……汉之学者欲显其传,因藉之子夏。
之后,成伯玙继而作<毛诗指说》-卷,旨在探讨作《诗》之大旨、文体措辞以及齐、鲁、韩、毛四家《诗》之师承源流。
书凡四篇,一日兴述,二日解说,三日传授,四日文体。
然其中关于《诗序》作者的论述,如认为子夏仅作《诗大序》及《小序》的首句,首句以下是大毛公“自以《诗》中之意而系其辞”②=实有开启宋人怀疑《诗序》非一人所作之风。
成氏又撰有《毛诗断章》二卷,今已亡佚。
《崇文总目》谓:
“大抵取春秋赋《诗》断章之义,抄取诗语,汇而出之。
”另有谓经书编次不当者,如唐宣宗大中年间,《毛诗》博士沈朗以为《周南·关雎》置于《诗经》之首,是“先儒编次不当”,因此向朝廷进献四诗,请求置此四诗于《关雎》之前。
这是首例挑战《诗经》本经的事件。
此后又有丘光庭为《诗经》补《新宫>、《茅鸱》。
他们或以己意解经,或擅改经文,这就形成了《诗经》学史上的新流派。
故马宗霍日:
盖自大历而后,经学新说日昌,初则难疏,继则难注,既则难传,于是离传言经。
这些学者著书立说,纷纷有异于旧说,即表示由《诗序》、《毛传》、《郑笺》、《孔疏》所一力维护的汉学权威已经受到了挑战。
《诗经》学史上的这股思辫精神为北宋中叶的学者所继承,当时的文坛泰斗欧阳修就是大胆怀疑和批评汉唐《诗》学的先锋人物。
其著《诗本义》,对《毛传》、《郑笺》及《诗序》都有所批判,尤其是他“非但首创仅录《诗序》首句之例”,而且“对于《诗序》首句中他认为不必要的字也敢于动手删除”。
故楼钥评论日:
由汉以至本朝,千余年间,号为通经者,不过经述毛、郑,莫详于孔颖达之疏,不敢以一语违忤。
二家自不相侔者,皆曲为说以通之。
韩文公,大儒也,其上书所引《菁菁者莪》,犹规规然守其说。
惟欧阳公<本义》之作,始有以开百世之惑,曾不轻议二家之短长,而能指其不然以深持诗人之意。
其后王文公、苏文定公、伊川程先生各著其说,更相发明,愈益昭著,其实自欧阳氏发之。
楼钥推崇欧阳修作《诗本义》,“始有以开百世之惑”,的确是很有见地的。
后来清代的《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也称:
自唐以来,说《诗》者莫敢议毛、郑,虽老师宿儒亦谨守《小序》。
至宋而新义日增,旧说几废,推原所始,实发于修。
在这股疑古惑经思潮的影响下,苏辙继欧阳修之后,“平生好读《诗》、《春秋》,病先儒多失其旨,欲更为之传”,撰《诗集传》二十卷。
他对于汉唐以来《诗经》学史上聚讼纷争的基本问题都进行了思考和辨析,尤其是他认为《诗序》“其言时有反覆烦重,类非一人之词者,凡此皆毛氏之学而卫宏之所集录也”,“故予存其一言而已”,“而尽去其余”。
这可以说是超越前贤时儒的一次创举。
因为就《诗经》学史上历代对《诗序》的探讨而言,中唐以前,学者莫敢疑《序》。
中唐以至宋初,虽有韩愈、成伯玙曾对《诗序》作者提出质疑,但却未尝废《序》。
宋庆历以后,在高度理性与自觉的态度下,《诗序》问题遂成为学者诠释《诗经》的主要论题。
北宋大儒欧阳修《诗本义》之《序问》即云《诗》之《序》“非子夏之作”,并且在公开而集中地抨击《诗序》时仅录《诗序》首句。
如《-义解》中录《诗序》首句的有《甘棠》、《七月》、《南山有台》、《采芑》、《板》、《召曼》、《有客》、《闽官》等八篇,占《一义解》二十篇的五分之二。
欧阳修可以说是《诗经》学史上首例废《序》言《诗》之人。
但遗憾的是,欧阳修的废《序》言《诗》,只是在部分篇章中有所展现,并未形成系统的、全面的探讨。
再如同一时期的学者张载、王安石、二程等,虽然也对《诗序》的作者提出了怀疑,但在废《序》言《诗》的行动上却未产生实际的成果。
苏辙所著《诗集传》则第一次比较全面地分析了《诗序》的结构,并根据《诗序》的内容将其分为大、小两部分,于《小序》则又有首句和余句之分,在对余句的处理上又是全部废之。
故苏氏《诗集传》实为《诗经》学史上第一部废《序》言《诗》的全解,这对于《诗经》汉学权威的瓦解以及宋学传统的建立无疑具有承前启后的开创性作用。
况且苏辙又能够以人情说的观点来理解诗篇,因此他的见解也就更多地接近于诗篇原意,促进了《诗经》研究从经学向文学的转变。
故朱熹评价说,“苏黄门(辙)《诗说》疏放,觉得好”、“子由《诗解》好处多”,“苏氏《诗传》比之诸家若为简直”。
并且在总论北宋中期能够突破汉学权威的解《诗》诸家时朱熹又提到了苏辙,说:
“至于本朝刘侍读(敞)、欧阳公(修)、王丞相(安石)、苏黄门(辙)、河南程氏(颢、颐)、横渠张氏(载),始于己意,有所发明,虽其浅深得失有不能同,然自是之后,三百五篇之微词奥义,乃可得而寻绎。
盖不待讲于齐、鲁、韩氏之《传》,而学者已知《诗》之不专于毛、郑矣。
”屈万里先生也谓之“能独抒己见,而不迷信旧说”。
所有这些评论都充分说明了苏辙的《诗集传》对于《诗经》学史上汉、宋两种学术流派的转变具有重要的承前启后作用。
另一方面,宋儒治经有别于汉儒的最大特点是通经以明理,从而达到经世致用的治学目标。
钱穆先生在《朱子学提纲》中曾说:
“汉儒多尚专经讲习,纂辑训诂,着意所重,只在书本文字上。
所谓通经致用,亦仅是因于政事,而牵引经义,初未能于大经大法有建树。
”这即是说汉儒虽然皓首穷经,但其结果只在于明经。
宋儒则依经以明理,从而提倡积极有为的人世精神,以儒家所谓的三代社会作为政治理想,以《六经》精神为指导来治理和改造社会现实。
这正如欧阳修在《答李翊第二书》中所言:
“《六经》之所载,皆人事之切于世者。
”故其认为,“儒者之于礼乐,不徒诵其文,必能通其用;不独学于古,必可施于今”。
可见通经致用,投身现实,正是他一贯的态度。
而范仲淹上《十事疏》、王安石上《万言书》,也都是以儒经为指导,以改造现实为出发点,经世之意自不待言。
难怪叶适评论说:
“先王之治不见于后世,德薄功浅而俗化陋。
儒者为之感愤太息,思有以易之,而未能自信于必行,则皆求之于《经》。
”然后世学者却大都认为宋学流于空疏,缺乏对现实社会的关怀。
如顾炎武批评宋儒“以明心见性之空言,代修己治人之实学”。
章学诚也说:
“空言义理以为功,此宋学之所以见讥于大雅也。
”可实际上,此类说法欠妥。
宋儒在自己的学术、政治活动中,几乎无一例外地怀抱这种经世致用的理想,并力求加以实现。
就苏辙而言,其身为一个实际的执政者,又深受这种经世之风的影响,研经治学以经世致用为旨乃自然之事。
因此研究《诗集传》,以探讨其思想特色中伦理道德思想、天命哲学思想和政治思想所蕴涵的经世理想就至为必要。
有鉴于此,本书试以苏辙《诗集传》为题,希望立足于苏氏《诗集传》,并兼采“三苏”《诗论》、《诗说》及其相关《诗》学资料,对苏辙的《诗经》学思想进行系统的探索,以揭示其在整个《诗经》学史上的地位。
推而广之,由于三苏父子的家学渊源,苏辙《诗集传》也可以体现其父苏洵、其兄苏轼的《诗》学思想,这对于促进“三苏”学术思想的整体研究也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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