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曙光 农民城市化 政府需解决什么问题.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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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曙光农民城市化政府需解决什么问题
张曙光农民城市化政府需解决什么问题?
2009年12月21日11:
38凤凰网专稿
2009年12月19日《世纪大讲堂》节目,以下为:
张曙光:
中国农村市场,是否商机无限?
节目文稿
欢迎走进《世纪大讲堂》,这里是思想的盛宴,这里是学术的殿堂,定于每年12月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如期召开,回顾一年得失,确定并部署2010年的宏观调控政策的走向,让这场年度大戏格外引人注目,在调结构、防通胀、政府退市等系列问题热议的同时,也许我们更应该将着眼点放在新时期中国经济,如何在全球金融危机的背景下,调整结构利用自身优势步入下一个经济发展期,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我们应该如何调整农村的产能,挖掘中国经济发展的新动力,三十年摸索的经济发展模式,能否继续支撑中国经济的发展,外部工业化的刺激,内部城市化的进程,农村与城市之间如何架构和转换,它将背负着怎样的历史使命,有关这些话题,我们今天非常容幸的邀请到了北京天泽经济研究所,学术委员会主席张曙光教授,大家欢迎,欢迎张教授作客我们《世纪大讲堂》。
主持人:
中国的经济走到今天这样的局面,作为一个著名的一个宏观经济学家,就是您觉得在短期内,中国GDP发展,在目前这样一个百分比的这样一个进展的前提之下,您认为我们现在最应该解决的是什么问题,因为有些人说可能要高一点,有些人说要低一点,有些人说可能8%到9%是最合适。
张曙光:
这个其实现在我觉得保增长,确实问题不大。
主持人:
保增长,8%是一点问题不大。
张曙光:
8%、9%这都还都还可能,这个但是问题现在的中国经济的结构失衡,非常严重。
你比如说内外结构,内部的产业的结构,这个城乡的收入结构各个方面的,一系列的结构都是失衡的。
主持人:
都是失衡的。
张曙光:
对。
主持人:
那么这种失衡是因为什么根本原因造成的。
张曙光:
这个失衡的原因,恐怕同我们三十年来这种经济增长的模式,非常高度相仿。
主持人:
就是我们确立了一个模式,这个模式必然造成一种失衡的经济增长。
张曙光:
就是任何一个政策,你长期实施下来,都会造成失衡。
主持人:
都会失衡,就是中间某一个点没有及时调节。
张曙光:
对对对,因为你这个政策,你固定一个方向,必然抑制一个方向,你长期弄下去以后,那固定也很长,另一方面抑制就很短。
主持人:
那么这个结构失衡中间很重要的刚才您说了,一个内外失衡,我们的经济好像从很多年以前,就开始就是确定了是一个外向型发展的一个模式,这样的话我们就内需就严重不足,那么现在这个条件好像非常难。
张曙光:
现在的情况一变,你就可以看到你的问题了。
主持人:
还有一个就是城乡失衡。
主持人:
我们就是农村的这个收入问题,农民的收入问题,始终没有看到有什么,像样子的这种提高。
张曙光:
你的城市化的进程是滞后的,大部分人还都在农村,而农村的这些年的发展,主要是城市的发展,农村相对来说是落后的。
主持人:
是停滞的。
张曙光:
是停滞的,甚至边缘化的。
主持人:
但是我们又看到,这个城市化的发展又是中国的这个,近十年以来,就是带动中国经济发展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带有火车头性质的这样一个东西,我们也知道,从世界历史来看,大规模的城市化,是发端于工业化,工业革命带来大规模的使用机器,然后这样活动,要求有劳动要素高度的集中到某一个区域里头,这就出现了我们所谓的现代工业化的城市,这个过程在中国应该说,也是在发生,可是为什么我们大量的农村的劳动力在城市里头,沉淀不下来呢。
张曙光:
问题就在于我们现在的城市化呢,虽然在推进,一呢速度很慢,二呢发生了很大的扭曲。
主持人:
扭曲。
张曙光:
扭曲,这个城市化呢,我说中国的城市化,是个半拉子城市化。
主持人:
半拉子城市化。
张曙光:
不是一个。
主持人:
不是工业化带动的吗?
张曙光:
你可以看,咱们进城的这一亿多农民。
主持人:
农民。
张曙光:
但是这些人呢,基本上他在农村里根还没有拔出,所以他进来城并没有城里边人的思想观念,生活习惯,消费方式,全部是农村的。
所以你这个城市化呢,和别人的城市化不一样,人家是人口流动和资源流动,同时发生,我们是只有人口流动,没有资源流动,人口进城了,农村还有一块承包地。
主持人:
这个有办法进行扭转吗,调整吗?
张曙光:
当然我觉得当然有办法,现在也有条件,但是问题就是看你政策上怎么去调整,怎么去做。
主持人:
那么现在就以掌声,热烈的欢迎张教授开始他今天的演讲,他今天演讲的主题就是,新时期中国经济发展的动力和结构,大家欢迎。
2009年,中国经济成功保八,政府助航经济增长的源泉究竟是什么?
,工业化城市化,中国经济未来发展新动力如何探索?
张曙光:
大家下午好,非常高兴来凤凰卫视《世纪大讲堂》作客,这次讨论一个比较长期的问题,我把它题目叫做从内源的工业化,到从外源的工业化到内源的城市化,讨论一下,新时期中国经济发展的这个动力和结构。
因为中国经济目前遇到的问题,未来发展的动力是什么,是大家非常关心的一个问题,我听说,发改委在制定十二五规划,提出了几个问题,动力问题是第一个现在要回答的问题,我讲这个问题不是因为,他提出这个问题,而是因为我最近的研究中间在不断的思考这个问题。
我想讲四个问题,第一个问题讲这三十年来,中国经济增长的方式,我把它概括成叫做外源工业化,这三十年,中国经济增长很快,GDP年平均增长9.45%,人均GDP年平均增长8.28%,工业的增长更快,年平均11.18%,所以我觉得三十年的成绩应该充分肯定,这个成绩是怎么取得的,我觉得从实施一条外源的工业化道路,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
为什么说是一种外源的工业化道路,大家看,我们这三十年来的发展市场有很大一部分是在国外,咱们刚才讲了GDP增长9.45%,三十年的贸易增长了22%点多,咱们的出口增长了23%点多,而工业产值里,出口额占工业总产值比例是23%,就是咱们有将近四分之一的市场是靠国外来消化的,这是一个外向的,这种外源工业,咱们的市场是靠国外的,这个很清楚。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现象,大家可以看到,三十年的发展,主要是沿海地区的发展,三十年的工业化推进,主要是沿海工业化的推进,大家可以看我们沿海有十二个省市,它的GDP占到全国GDP的67.86%,它的工业产值占到全国73.23%,十二个省,咱们全国的内地的面积还很大,人口还很多,但是居然70%以上的工业是在沿海。
张曙光:
所以从这个情况也可以看到,我们三十年走的一条工业化的道路是一条外源工业化的道路,这条道路也就是大家说,外向型经济型的道路,这条道路确实使得中国三十年经济发展了,如果不走这个道路,我们也可能发展不起来,或者发展不会这样快。
三十年外源工业化发展道路,在带来发展的同时,又存在哪些问题?
当需要从外源工业化转换到内源城市化之时应如何调整内部经济结构?
但是,三十年一直一个模式走下来,问题就出来了,就是我刚才说的,任何一个政策的长期实施,都会出问题,都会走到它的反面,中国现在三十年的外源工业化的道路,走下来以后,可以看到一是结构失衡,内外结构是失衡的,大规模的出口,大规模的顺差,大规模的外汇储备,这大家看清了,还有一个跟着来的,就是人家的反倾销,反补贴,今年到现在,咱们的反倾销,反补贴的案例是一个占40%,一个占70%,全世界我们占了这么多,所以内外是失衡的。
内部,咱们的结构也是失衡的,大家看工业和贸易品增长很快,但是,非贸易品,第三产业发展很慢,到现在,中国的第三产业占的比例才40.1%,2007年40.1%,印度现在是56%还是54%,咱们比印度要强吧,但是你的第三产业比人家落后。
所以,看内部的结构也是失衡的。
到现在,外源工业化的路子是走不下去,正好在这个时候,金融危机爆发,外部市场出了问题,咱们出口出不去了,今年出口下降的速度在这几个月大概都在20%多,第三季度出口大概15%点多,下降的幅度在减少,但是问题还在下降。
现在可以看对世界的这场危机,大家不要估计的过于乐观,明年咱们出口就会好,咱们还是建立在不好的基础之上,因为一它的危机问题没有解决,二危机以后,它要调整,美国过去是借债消费,防止买来以后挤压贷款,挤压贷款的东西拿去买车,拿去搞其它的东西消费了,现在不行了,美国也得去提高储蓄来减少消费,它也要调整,所以这个问题出来了,所以我有个形象的比喻,咱们只不过是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这个第一级火箭,外源工业化的这个火箭,已经完成它的任务,咱们现在靠投资增长来拉动的作用,现在还在继续。
但是,也持续不了太久,而更重要的动力在什么地方呢,在内源的城市化,而这个过程正好就是咱们现在经常讲的,要启动内需,这才是真正能够解决内需问题的。
这就牵扯我讲的内源城市化,为什么这么说,因为城市化,大家看到,是一个资源重新配置的一个过程,也是结构转换的一个过程,它是把大量的资源从农村低效率的地方配置到城市来,配置到高效率的部门来,配置到工业和第三产业中间来,这一点我觉得咱们其所以这三十年已经看到这个问题,已经清楚的表明了这一点,中国现在的资源,有些什么资源,咱们怎么去配置这个东西,大家可以看,一个资源,是我们三十年外源工业化所积累起来的工业的能力,和我们现在建设起来的大量的基础设施。
另外一个很重要的资源,就是中国960万平方公里上边的这些,几十亿亩土地,大家别小看这个事情,我觉得现在的土地,在咱们农村基本上不值钱,,一亩地现在征地是三万块钱,但是可以看,一转到城市以后,现在升值是多少,几百万一亩地上去了,你就可以看到资源配置的价值在什么地方,价值的发现在什么地方,所以我觉得我们不要看到这些土地,是我们非常大的一个资源在里边,那么这个资源只有在城市化的过程中间,我们才能够很好的利用。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城市化的过程,是一个收入提高,消费升级的过程,这一点现在也清楚了,过去三大件,现在大家炒什么呢,汽车、房子,这是很清楚的事情,你再拿收入的状况来看,咱们2007年人均收入,城市是一万三千多块钱,那么农村是四千四百块钱,消费也有很大的差距,这个城市也是上万块钱,农村只有三千来块钱,所以你就可以看到,如果说我们通过城市化的进程,把农民人口减少,城市人口增加,把进城人口的收入提高到现在城市人的收入的水平,大家想一想,那是多大一个国内市场的需求。
所以我们觉得,现在咱们说,要启动内需,恐怕只能通过这个过程,你才能根本上解决问题,而现在的一些其它的办法,你比如说,家电下乡什么,这些只能治标,不能解决根本问题。
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看,我觉得咱们现在的城市化水平40%,2007年是44%点几,2008年是45.7%,可以看一看,如果提高到60%,会是个什么结果。
当然,这是要有一个过程的,所以这个问题,我觉得,可能是非常重要的事情。
可以看到,在这个过程中,咱们要做的可能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我们前三十年,外源工业化造成的是工业化快于城市化,在沿海地区,是这么个状况,现在后三十年,未来的发展,我想,沿海恐怕要调整,要加速它的城市化的进程,而内地,要靠城市化来推进它的工业化。
所以,我觉得推进城市化的过程,可能是我们新时期的经济增长最重要的动力源,也是我们调整结构,推进改革的一个关键的问题。
现在,怎么来解决城市化的问题,其实城市化很简单,是农民的城市化,是农村人口进城减少农民的人数,不是别的,不是官员的城市化,所以它和农村的问题是密切相连的,解决我们二元结构密切相关的,那么你怎么让农民能够进城,也就遇到的,整个世界的城市化的一个一般的规律,那就是人口的流动和资源的流动是同时进行的,但是我们由于现在制度条件,咱们的这种土地制度实行的是国有土地和集体土地,农村建设用地,和城市建设用地的二元权利的分割的权利体系,它的权利不一样,因而造成了我们现在的城市化,我说是半拉子城市化,咱们现在城市化的45.7%是把进城的一亿多农民工算的,但是进城的一亿多农民工,并没有变成真正的城市人,他们的思想观念,他们的生活方式,他们的消费习惯,还是农村的,你可以看一个非常重要的现象,他们进了城,挣了钱,然后把钱拿到农村去,在农村盖房,盖了房,人又在城里边,又不在城市里住,咱们说城市的房子的空置率,其实农村的房子的空置率不比城市少。
再看多少人租屋,一个城市里边一间房,里边住了好多人。
再加上大家看到的,春运高潮,这都是中国城市化中间的特殊现象。
城市化是农民的城市化,在农村人口转化为城市人口的过程中,政府要解决怎样问题?
农村市场,是否商机无限?
解决这个问题,我觉得恐怕牵扯到三部分农民,三部分土地问题的解决,哪三部分人呢?
一部分人就是进城的农民工,一部分人是城郊的农民,一部分是远郊的种粮的农民,进城的农民工为什么是半拉子城市化,就是他人进城了,但是他在农村还有一块承包地,他根还在农村,所以解决这个问题,你怎么能够让他把农村的根拔掉,而且,从现在的情况看,据我们调查,这个进城的二、三十岁的人,根本不愿意回去,也不可能再回到农村,为什么,他们的需求,为什么会回到农村,问他你为什么又回来了,他答是两条,一条,农村电压不稳定,看不了电视,第二条农村上不了网。
想一想,所以你让他回去是不可能的,既然他不愿意回去,他就有可能放弃他在农村的土地,那就是看你怎么去安排这个事情了,我想这个问题是可以的。
如果我们让这些进城的人,给他城市的一切待遇,户口也给他,城市的保险也给他,住房,廉租房他也可以去租。
我想,是可以的,当然也可以有条件,比如说你在城市里边待了几年,有固定工作,你可以解决这个事情。
然后,农村的土地,你可以通过一定的交易流转,让他放弃交易,给他补偿,城市,按照增加的农民的人数,然后给他建设用地,如果是这样做,我们也有了标准,城市也愿意,因为你给城市建设的规模可以扩大,我想,这个问题是可以解决的,这是第一部分人的问题,就是你把根拔掉,能够通过土地的这种,使得两边农村也愿意,城市也愿意,个人也愿意,咱们的城市化,我想就可能是一个完整的城市化,那么它的人口流动和资源流动,就会是同时的,这些人真正进了城,他的思想观念也会变化,他的消费水平就会是现在城市人的消费水平,那你想一想,它是多大的市场,你这个经济发展,还愁没有市场的问题。
这是一部分人,那么既然这些人进了城,城市要扩展,那么扩展他只能在城边占地,现在,郊区的土地由于城市化的发展,土地增值的非常快,非常大,所以,在这种情况下,郊区的农民是不会轻易放弃的,他不放弃就是要和开发商,和政府来争夺这个土地增值的收益,你怎么解决这个问题,怎么让城边上的农民能够把土地能够让出来,我觉得这个办法,一个基本的原则,把土地给城市用,把收益给农民。
当然,土地增值的收益是可以分享的,政府也可以分享一部分,但是主要的部分要给农民。
如果是这样的办法,我觉得现在的小产权房解决的办法,不是现在行政管,你不准建,他照样建,他的产权实施能力强,你根本解决不了这个问题,你怎么去解决这个问题,不是行政不准他,而是你用城市规划来管他,你把你的城市规划能够完善,使得你符合城市规划,我就让你建,不符合就不让你建。
三个问题,实际上这里边的第三部分农民,就是种粮的农民,可以看到,政府现在其所以说小产权不放开,就是害怕占耕地,要执行耕地保护,其所以保护不住,就是因为种粮的收入太低,种粮的农民全部承担了种粮的成本。
你怎么解决,让他能够根据他利益一致的原则来解决这个问题,其实现在你也可以看到,就是你通过耕地种粮补贴,什么粮种补贴,再加上提高粮食价格,能够逐步使得种粮的收入达到这个地区的平均收入水平,再加上咱们现在通过土地的规模流转,和它的产业化的经营,你就可以把农民的收入,也可以提高起来。
所以这可以解决的,而这个成本比如说你耕地保护基金,是需要全体人来承担的,尤其是城市和发达地区,你也要吃粮,你都得承担这个耕地保护的成本,所以这就牵扯到,我觉得讲的最后一个问题,这个就是咱们现在,既然要解决这个问题,土地流转和农业的现代化经营,我觉得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十七届三中全会的文件在这一方面有一系列前进的地方,而且流转这个事情,也是逐渐的在发展。
到现在,有一定的规范的推进,我最近做第三个关于土地问题的研究报告,走了很多地方,看到这个过程,虽然现在还在开始试验的阶段,但是确实是未来的前途,为什么,大概流转的方式,其他的不说了,案例很多,流转的方式,主要有两种,一种就是外部企业进入,外部的农业企业进入农村,一种就是农民自己组织建立的土地的合作社,这两种,现在主要是企业进入。
比如说,成都的西部华乡,是外部企业到这儿来种花,它的种花的一系列的技术,也是带来了,比如说很多机制,栽培技术什么,使得这个地方变成一个花蕾基地,农民有租金,农民又在田里边是劳动,而且培养起自己的技术人员,还有一种就是自己组织起来的,合作社,而合作社,比如说陕西,我去宁阳,是个鲁西南的一个县的一个村,叫正容村,它搞的蔬菜合作社,它的蔬菜和太原的一家公司合作起来以后,出口日本、欧洲,结果,农民现在有三部分收入,一部分收入,就是地租收入,一部分就是劳动收入,还有一部分是分红收入。
比如说,2008年一家分红,五亩地,入股以后,按他的土地收入,是700块钱一亩,劳动收入大概一天是30到40块钱,最后那一年经营的也不错,五亩地,分红收入五千块钱。
可以看到,收入增长了,需求就有了,市场就有了,农民就能发展起来。
所以它引起农村一系列的根本变化,很多经营方式,已经产业化了,已经现代化了,有的地方,可以把这几种方式合起来发展,所以这个过程,我觉得恐怕指示了中国一个方向,就是把农村这一块弄好了以后,其实城市化的问题也就能够推进,因为在这个过程中间,农地这一块的流转下来,就是建设用地的那一块,城乡统筹的问题,而这里边的问题,也在推进,也在解决。
但是这个里边,确实还有很多问题值得研究。
所以,我觉得,恐怕对于中国的未来发展,我们需要做的是一些扎扎实实的事情,去启动它的发展,这样,才可能对于未来中国,我觉得如果把它转到内源的城市化这个道路上来,中国的经济,还有咱们经过了三十年,至少有个一十、二十年高增长的过程。
因为我们现在农村人口还有这么多,在转移的过程里,这就是一个经济高增长的过程,这些年的经验已经证明了。
所以,通过这个过程,咱们也可以看到很多东西就要变了,城市现在,工业发展那么多,到那个时候,人口增加以后,需求收入增加了。
对第三产业,对很多服务业,就会提出很多的需求,咱们就得发展这些东西,现在咱们可以看到,在规模经营过程中间,一大部分金融问题,金融服务跟不上,现在的金融的融资怎么办,为什么外部企业进入为主,就是因为外部企业可以提供融资,可以提供技术,还有融资来源,政府建立的一些投资公司,借着政府的信誉到银行去贷款,或者把农民的地流转,挤压贷款,这样来融资的。
那么就需要发展农村的金融,这是服务业呀,现在农村的金融,我觉得城市的金融也是问题,中小企业的问题,农村金融更是大问题,一系列服务业也要发展,结构改造自然完成。
所以我觉得,恐怕这才是中国未来。
在农村和城市之间,存在的是怎样鸿沟?
土地流转,底线在哪?
城市化进程中,耕地面积如何保证?
主持人:
非常感谢张教授精彩的演讲,张教授在他的演讲中间,一语道破天机,就是中国的城市化,我们把它说穿了,就是中国一部分农民的城市化,我们不可能把8亿农民,全部城市化,但是中间不少有一部分农民,要城市化,这就是我们中国城市化的定义,不是说我们振兴城市化,我们早城市化了。
但是让农民进城,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土地问题。
张曙光:
对。
主持人:
我们现在的土地政策,使农民没有办法带着他仅有的那点资源,和他的人身一起流动。
张曙光:
对,所以现在就需要解决土地能够流动,能够交易,让他从农村流出来以后,能够在城市固定下来,而不是流。
主持人:
就城市要能够吸纳他。
张曙光:
吸纳他。
主持人:
他也要能迈得进城市这个门槛,我们现在城市门槛多高啊。
张曙光:
有些地方,我觉得是人为的造成一些东西,比如说房子,为什么现在弄成这样,你说农民进城来,要卖房子,这是不可能的,那你要解决这问题,你要使得他现在,甚至在城里边,最重要的可能都变成房子和社保的问题了,那么房子,你政府为什么不建大批的廉租房出租,根本不要去审核这个资格,咱们现在的什么经济适用房,审查资格,廉租房盖起来,我根本不问,谁能交起房租,就给谁,而且房租很低。
主持人:
很奇怪,过去我们父母就是租房子把我们带大的,现在很多北京人,所谓的城市人口,其实过去也没有自己的房子,相当一部分的城市居民是租的房子,其实很多都是政府的房子,为什么这几十年中间,我们城市化建设当中间,政府就不盖房子了呢?
张曙光:
问题现在就出来了,其实过去租房,你讲的很对,这不过是解放前的话,很多是有房的房产主来租房,这也是很清楚,咱们后来是国有化以后,政府有房子租的,但问题就在于,到了现在,我觉得有一个问题,耕者有其田,居者有其屋,这个口号需要弄清楚,所谓有其屋,不是说你买上房子就是。
主持人:
不是说有产权有屋。
张曙光:
对,就是你能租上房子,有住的也是有其屋。
主持人:
有居住屋就行了。
张曙光:
对,有居住的地方就是有其屋,事实上你不过允许人口流动了,有些人就不买房,我今天在这儿合适,过两年我到那个地方去了,我买它干啥,但是这个事情你去看,就连现在真正看清楚的一些白领,都是这样,他今天在这个地方工作,他在这租一套房子,明年他离这很远,他到那个地方,他把这个东西卖了。
我觉得很好的一件事情,应该把这个问题讲清楚。
主持人:
您刚才,谈到了关于一些企业,特别龙头企业进到农村以后,带动起一个产业化的,产供销的一条链,实际上在某种意义上,作为农业工人进入到一个新的组织形式里头,但是有一位专家学者,从美国回来的这个一位学者,长期研究中国的农村,他对这条道路,表示一种非常深刻的一种担忧,他认为中国的发展,特别农村的发展,可能应该更适合,中国人口众多,这个单位人均土地面积很小,这样一个基本国情,然后可能走,农民的合作组织的路线,可能比那个龙头企业带动的,可能更有利于农民的根本利益。
张曙光:
我就是这个。
主持人:
因为在那里头,农民和企业,完全没有对等谈判的权利,没有办法维护自己的利益。
张曙光:
他现在的状况,这种状况都是政府,或者村集体在中间。
主持人:
在中间。
张曙光:
农民,先把土地流转给村集体,村集体再和公司签约,只是农民把土地流转给合作组织,所以尽管现在企业进入是主要的,现实情况,我这叫它这一个,但是我觉得真正能够考虑到农民利益,也能够那个的,才是那一条路,而那个路子,真正能够使得农村的企业家,能掌权,合作企业家能够成长起来,而外部来的是人家的企业家,这是很重要的。
主持人:
实际上等于,我们农村的发展,也不能和刚才说的,长期走一条外源化的道路,还得内源性,还是内源性的才是长久的。
好,现在我们把这个问题,开放给现场的同学。
提问:
张教授您好,我想问一下,就是农村土地流转的问题,根据您对中央文件的解读,土地流转它的底线在哪里?
我们有没有可能,就是走有条件的,逐步的循序渐进地走土地私有化的道路?
张教授:
农地流转的最重要的一个底线,就是流转的主体来决策,农民,因为流转的是承包权,不是所有权,承包权是农民的,要保证农户的决策权,这才是重要的,不是政府去强迫它,去流转,这是最重要的一个底线,能保住这一点,我觉得是重要的,那么流转的过程中间,大家刚才说了,说土地私有化,我觉得呀,这个问题,咱们别去追那个名词怎么样,而在于怎么能够把产权落实,事实上现在你可以看到,如果通过我们这样一些流转。
比如说合作社,那么它既有租金,又能劳动,还最后能分红,你说他全部权利,不是都在它那了吗,你说它是公有的,还是私有的,咱们现在说合作社是公有的,但是从实际的状况来看,我觉得很清楚,所以产权不在私有公有,而在于产权谁来作主,谁来实施,谁真正有权能在手里,我觉得这个才是最重要的。
提问:
张教授,我有这样一个担忧,我觉得现在中国对土地的管理还是比较严格的,如果真的像您所说,中国的农民可以带着自己的资源进城,然后城市里还会给农民提供一定的住房上,或者是什么的一些优惠政策,那么会不会导致中国大量的农民涌向城市,从而使农村的耕地面积无法保证,因为中国现在一直都是要求,保证一定的耕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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