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呐喊人物分析
风波
《风波》是1920年鲁迅创作的小说,收录于鲁迅的《呐喊》中。
小说描写1917年张勋复辟事件在江南某水乡所引起的一场关于辫子的风波,以小见大,展示了辛亥革命后中国农村的封闭,愚昧,保守的沉重氛围。
辫子,曾是清王朝统治建立和消亡的标志之一;在鲁迅眼中又是传统文化和国民精神枷锁的一种象征,是国民革命与危机的一种征兆。
这篇小说通过对江南水乡中一场辫子风波的描述,展示了辛亥革命后中国农村的真实面貌,揭示了缺乏精神信仰和追求的国民性弱点。
〇主题:
同时,作品围绕辫子危机,揭示了这个事件的实质,及复辟终究阻挡不了历史前进的步伐,沉渣短暂的泛起之后,终究要被重新淘汰。
〇结构
本文共分四个部分。
第一部分又分三层,第一部分写景,写晚餐前恬静的田园风光:
第二层写家庭中婆媳之间的争执;第三层写七斤和七斤嫂听说皇帝又要坐龙庭,因为没有辫子而苦恼。
第二部分写封建遗老赵七爷、八一嫂、众乡民围绕辫子问题展开的一场争辩。
第三部分写村民对七斤的疏远和七斤家境的黯淡。
第四部分写张勋复辟失败,皇帝不坐龙庭了,村里有一切如旧,赵七爷的辫子又盘到头顶上,七斤又受到了众人的尊敬,生活并没有发生什么变化。
〇人物:
七斤:
是当地著名的见过世面的;出场人物,甚至于受到众人尊敬,有相当的待遇的.然而他听到皇帝坐龙庭的消息后的垂头丧气,对妻子责骂时的隐忍,迁怒于女儿时的内心郁闷,实际上却显示着他是一个麻木、胆怯、愚昧、盲从,政治上无知,,毫无民主主义觉悟是当时农民的典型形象。
七斤嫂:
泼辣粗俗,伶牙俐齿,恨棒打人,出语刻毒;好胜压人,强词夺理,不为人后,并无一般农村妇女的诚厚.她与八一嫂,九斤老太等其它人物一样,依然自私,落后,愚昧,麻木,生活在浑浑噩噩的不觉悟状态之中。
赵七爷:
是一个不学无术,精神贫乏,空虚,善于韬晦且阴险凶狠,时刻梦想复辟的封建遗老.他的咄咄逼人的言语,恫吓,欺骗的举动,说明封建复辟势力企图卷土重来的欲望与野心.是一个陈腐守旧的顽固派的形象。
他虽与七斤等人处于不同的社会阶层,但在一定意义上,他与七斤等人一样,同是专制统治下无信仰,无特操的子民,他的被人尊敬,从另一个角度说明了辛亥革命的不彻底性。
九斤老太:
是老一代保守思想的代表人物,盲目留恋过去的一切。
九斤老太的口头禅"一代不如一代"不是简单的写她不满的情绪,而是要揭示出陈旧腐朽的保守观念,从中也能看出农民的狭隘性。
鲁迅把国粹家"一代不如一代"的论调折射九斤老太的身上,表现了对复古家、国粹家的一种讽刺。
作品中众多人物都是性格鲜明,语言极富个性,真实地再现了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
通过这样的人物形象地表明:
辛亥革命后的中国,缺乏坚执信仰和殉道精神的民众,与革命仍然极其隔膜,离革命实在还很遥远;民众这样不觉悟,是辛亥革命及其他一切变革终将失败的根本原因,也是类似辫子风波的悲剧不断上演的现实基础.
〇艺术:
在总体上运用白描手法塑造人物.通过富有个性色彩和乡土气息的人物对话来刻画人物性格,如把赵七爷欺骗农民,头脑顽固不化,却又不学无术的形象刻画得惟妙惟肖。
其次是通过细节描写来揭示人物的内在心理。
如写七斤的长烟管,从烟管的刻意反复交代就清楚地点明了他得意时目中无人,无知浅薄,失意时又一筹莫展,心中惶恐慌乱的心理变化。
再次作品开头的环境描绘和场面描写,不仅是一幅充满地方色彩和生活气息的风景画和风俗画,而且以其场景的恬静,与结尾相呼应,对辫子风波的波澜起伏起到了对比衬托作用.
本文所设置的人物与人物之间的关系,更加值得我们推重。
本文中出现的人物,大致可以分为两组:
赵七爷与七斤、七斤嫂,九斤老太与六斤。
前者,七斤、七斤嫂与赵七爷虽分属不同的社会阶级,但是七斤和七斤嫂浑浑噩噩,一事当前只是知道保身活命,绝无反抗意识。
因此七斤、七斤嫂就与赵七爷一样,无形中也成为了张勋复辟的社会基础。
后者,尽管在九斤老太的眼中,六斤是一副"败家相"。
而六斤则骂九斤老太"这老不死的!
",但是在当时的社会氛围里,六斤也只能沦为九斤老太的翻版,走她的前辈所走的路。
因此,人物与人物相互比照、映衬,都极其形象而深刻地演绎了本文的主题。
〇以斤数命名含义
旧中国,下层劳动人民衣不蔽体,食不果腹,其取名往往只是便于呼叫而已,所以,他们的取名常常体现了社会的残酷、人民生活的悲惨。
如江浙一带旧俗,婴儿生下来常用秤称重量,而这婴儿落地的重量便成了该人物终生的称呼符号。
如《风波》中的"七斤"、"六斤"等。
至于《社戏》中的"八公公"、"六一公公"的取名,更是对封建社会等级制度的有力控诉。
药
内容简介:
作品通过对茶馆主人华老栓夫妇为儿子小栓买人血馒头治病的故事,揭露了社会乡镇落后地区人们普遍无知封建迷信,暗中颂扬了革命者夏瑜(人物原型是秋瑾)英勇不屈的革命精神。
作品以华老栓夫妇给儿子治病为明线,以革命者夏瑜被军阀杀害为暗线,两线交织,结构完整。
这篇文章被收录在鲁迅先生的短篇小说集《呐喊》中。
创作背景:
鲁迅先生的《药》写于1919年4月25日,发表于1919年5月《新青年》第6卷第5号以1907年无产阶级革命家秋瑾被害事件为背景,反映了辛亥革命前后中国的社会现实。
结构:
《药》有一明一暗两条线索,明线是华老栓一家,暗线是夏瑜一家。
明线:
一个秋天的后半夜,华老栓到刑场买“药”-→当天早上,小栓在茶馆吃“药”-→当天上午,茶客在华家茶馆谈“药”-→第二年清明,华大妈为小栓上坟。
暗线:
夏瑜在刑场就义-→夏瑜的血在茶馆被吃-→茶客在茶馆谈夏瑜-→夏四奶奶上坟。
明线是主线,突出群众的愚昧麻木;暗线是次线,揭示革命者的悲哀。
两条线从并行到融合,突出因群众的冷漠而带来的革命者的悲哀。
题目立意
《药》的题目含义深刻。
主要包含以下三层意思:
1.全文以华老栓买药为儿子治病为故事的开头,题中的“药”即蘸着革命者鲜血的人血馒头。
2.这篇文章是鲁迅写给麻木不仁的人民群众的一帖药,意在拯救他们的灵魂,医治他们的精神。
3.文章同样也是提醒革命者的药,指出革命不能脱离群众。
水能载舟,亦能覆舟。
1、“药”的表层意思是人血馒头。
贫民华老栓夫妇拿出长期辛勤积攒而舍不得花的钱,为小栓治病买“药”——人血馒头;在茶馆里,茶客都对“人血馒头”津津乐道。
广大的下层老百姓都相信人血馒头是治肺痨病的“包好”的良“药”,但是小栓服了人血馒头却还是死了,可见,这所谓的“良药”其实是使人早日丧生的迷信之药。
从这点来看,小说揭露了封建统治对人民群众思想的毒害,反映了广大民众迷信、愚昧和落后的社会现实。
这样的主题是有积极意义的,但是,《药》并没有停留在这一点上。
小栓治病的馒头上,蘸的是为推翻封建制度而英勇就义的革命者身上流出来的鲜血,这样,这味“药”,也就有了特殊的意义。
2、“药”第二层次的意思是夏瑜式的奋斗和牺牲。
夏瑜是为民众奋斗的革命者,革命者以不畏强权争取民主,赴汤蹈火甚至流血牺牲为“药”,去救治病入膏肓的旧社会,建设民主社会,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
然而,就义之时,夏瑜却成为民众围观、取乐的对象;被害之后,本应“治国”的血却又成了拿来治痨病的“药”。
正如鲁迅先生所说:
“《药》描写群众的愚昧,和革命者的悲哀;或者是说,因群众的愚昧而来的革命者的悲哀;更直捷说,革命者为愚昧的群众奋斗而牺牲了,愚昧的群众却并不知道这牺牲为的是谁,却还要因了愚昧的见解,以为这牺牲可以享用……”(《鲁迅先生二三事·药》)。
华老栓们并不知道夏瑜的血是为他们而流的,所以才“潮一般向前赶”看杀人找乐子,所以才对夏瑜的死无动于衷而羡慕夏三爷赚了一笔,所以才为小栓能吃上夏瑜的血而庆幸不已。
尤其可悲的是茶客中有个“二十多岁的人”,年纪与夏瑜相仿,按说青年人比较容易接受新的民主与科学的思想,但当康大叔说到夏瑜劝牢头造反,他第一个“现出气愤模样”,还附和众人说夏瑜骂阿义可怜是“发了疯了。
”茶客从老到少,没有一个是夏瑜的知音,“我欲只手援祖国,奴种流传遍禹域。
心死人人奈尔何?
”(秋瑾《宝刀歌》)真是可悲!
“名曰同胞意未同,徒劳流血叹无功。
”(秋瑾《吊吴烈士樾》)革命行动失败了,不能救国;夏瑜的死也不能唤醒民众的愚昧和麻木,而且华小栓服错了药,还贻误了治病。
国家疾未治,民众病未医,夏瑜式的奋斗和牺牲,可说是一剂无效的“药”。
3、“药”更深层次的意义,是探讨“病态”的社会要什么“药”才有“疗救”的希望。
鲁迅曾远赴日本学医,他写这篇小说是不是为了宣传西医西药?
当然不是。
老百姓拿人血馒头治病,方法固然错误,更可怕的是,“人血馒头”事件所反映的集体的思想的愚昧。
鲁迅清醒的意识到:
“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壮,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
”(《呐喊》自序)因此,即使使用先进的西药治好了肺病,但空有健壮的身驱,精神依然落后愚昧,也无助于国家民族的复兴。
夏瑜式的奋斗和牺牲,鲁迅赞赏其精神,但不认同其方法。
夏瑜的进步思想和行为不被民众所理解,夏瑜宣传“这大清的天下是我们大家的”,但是,“大清”是谁的,国家什么概念、政体如何变迁,是华老栓这样的小老百姓所不关心的,他们只关注实际地影响到他个人、家庭的具体的事件。
所以,他在监狱里劝牢头造反,招来的是毒打;甚至,夏瑜自己的母亲都不理解儿子的革命壮举,她上坟时,“便有些踌躇,惨白的脸上,现出些羞愧的颜色”。
通过夏瑜的悲剧,鲁迅揭示了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资产阶级革命的致命弱点:
轻视群众,脱离群众。
至于如何教育民众、唤醒民众,小说中没有给出明确的回答。
鲁迅先生作这篇小说时,还是一个在黑暗中摸索的战土,他还没有找到真正的济世良“药”。
鲁迅先生自己也说:
“我的取材,多采自病态社会不幸人们中,意思是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我怎么做起小说来》)。
鲁迅写华夏两家的悲剧,为的就是启发人们尤其是革命者,去探究疗救中国病态社会的切实有效的良药。
4、此外,“药”本身又是联结情节的线索。
小说第一部分是买“药”,第二部分是吃“药”,第三部分是谈“药”,最后“药”无效而终结。
“药”,不仅仅概括了小说的主要情节,而且在华家的求药治病与夏家的流血牺牲之间巧妙地搭建起一座桥梁,形成明暗线的双线结构,从愚昧落后的群众和无谓牺牲的革命者两个侧面来表现主题,线索分明,寓意深远。
华老栓:
旧中国一个生活拮据、勤劳俭朴、胆小善良而又愚昧无知、麻木不仁的贫苦劳动者。
康大叔:
凶残、暴虐、贪婪无耻的刽子手,封建统治阶级的爪牙。
夏瑜:
民主革命者的英勇无畏、大义凛然的英雄气概和为革命献身的精神。
形象的意义:
作者通过群众对他的态度来表现这位民主革命者的孤寂和悲哀:
他讲革命道理,人们感到“气愤”;他在狱中挨打,人们“高兴”;他说阿义“可怜”,人们说他“疯了”;他被杀时,人们扯着脖子看热闹;他的血,被老栓当作为儿子治病的“药”;连他的母亲,也为他的行为感到“羞愧”。
夏瑜的牺牲,只是给母亲带来了悲哀和羞愧,给华老栓提供了一味假药,给刽子手一份诈骗钱财的资本,给看客们一次鉴赏杀人的盛举,给茶客们增添了无聊的谈资。
这一惨痛事实,一方面极其深刻地揭露封建统治者对广大人民思想毒害的严重程度,一方面也显出辛亥革命的失败,是与资产阶级革命者脱离群众分不开的。
阿义──封建统治阶级的帮凶。
凶残、贪婪、顽固,为了榨取夏瑜的油水去盘问夏瑜,听到夏瑜的宣传,竟打夏瑜的嘴巴,等夏瑜牺牲后,拿走夏瑜身上的衣服。
夏三爷──出卖灵魂的势利之徒。
卑鄙自私,为了独得赏银,丧心病狂告发侄儿,显示了他维护封建统治的反动立场。
死者的家属和茶客(华大妈、华小栓、夏四奶奶、驼背五少爷、花白胡子、二十多岁的人)——他们精神麻木、愚昧落后,是封建统治者施行愚民政策的结果。
借麻木的民众唤醒民众的麻木,借凶残的刽子手控诉刽子手的凶残,借失败的革命者剖析革命者的失败,正是这几个形象在体现主题上的深远意义。
茶馆在文中的作用:
A、连接作用:
连接明暗两条线索。
B、推动情节发展:
由华家引出夏家的故事。
C、展示人物性格:
通过语言、行动等表现人物。
D、揭示小说主旨,浓缩社会现实。
通过来茶馆的形形色色的人的语言等,展现了群众的愚昧、落后、麻木,对革命的不理解甚至仇恨,既是群众的愚昧,更是革命者的悲哀,这些均表现了当时旧中国社会现实的真实现状。
孔乙己
姓名
姓孔名不详
籍贯
鲁镇
年龄
五十多岁
出生年月
晚清
学历
半个秀才没捞到
身体状况
身材高大,被打致残
特长
写得一笔好字,会“茴”字的四种写法
工作单位
无
家庭成员
无
主要社会关系
小伙计——短暂的“师生关系”(可惜学生不认“老师”
掌柜——买卖关系
短衣帮——同为“站着喝酒”的“酒友”关系
邻居小孩——同分吃茴香豆的关系
丁举人——同为读书人的关系,偷与被偷、被打与打的关系;“摔下来的”可怜虫与“爬上去的胜利者的关系。
生活经历
1、读过书,终于但终于没有进学。
2、替人家抄抄书,连人和书籍纸张、笔砚一齐失踪。
3、偶然做些窃书的事,被吊打。
4常去咸亨酒店喝酒,受人嘲笑。
5、分茴香豆给孩子吃。
6教小伙计识字。
7、因偷丁举人家的东西,被丁举人打断了腿。
优点
不拖欠酒钱,善良而且热心。
缺点
好喝懒做,偷东西,迂腐,死要面子。
填表说明:
1、社会关系——指小说中与孔乙己发生联系的人物(注明关系)
2、生活经历——指小说中孔乙己做过的一些事,表达准确清楚,可根据课文中的语言,也可以自己概括。
3、注意将课文中有关孔乙己的信息都要罗列显示出来。
孔乙己有着悲惨的遭遇。
小说中的孔乙己这个名字是从小孩的描红本子上取下来的,时间长了,大家就都这么叫。
鲁迅先生评价孔乙己:
"哀其不幸,怒其不争"。
一言以蔽之,责人严苛,责己阔达,自私自利,立场灵活。
细究其理,持之有故,然皆以辞词恕己。
不欲得其意,空取其辞词,以此两可之言而无穷之辩,终归于为我所用一途也。
作品主旨:
孔乙己是一个在当时的社会中找不到自己的位子的苦人和弱者,用众人的哄笑来贯穿这样一个令人悲酸的故事,烘托和加强了小说的悲剧效果。
这种哄笑是麻木的笑,这使孔乙己的悲剧更笼上一层令人窒息的悲凉的意味。
一面是悲惨的遭遇和伤痛,另一面不是同情和眼泪,而是无聊的逗笑和取乐,以乐境写哀,更令人悲哀,表示孔乙己的悲剧不是个人的悲剧,而是社会的悲剧,作品反封建的意义就更加深刻了。
封建秩序是封建社会的基础,在这样等级森严的封建统治下,民众的活力、热情、同情心都被扼杀,变得麻木不仁,自私冷漠。
在短衣帮的心目中也以为既然"学而优则仕",那么连半个秀才也捞不到的孔乙己当然是劣货,只值得奚落和取笑。
他们意识不到自己与孔乙己同样在封建秩序中处于倍受压迫的社会底层,同样可悲可怜,所以他们对孔乙己这样一个不幸者不但没有同情和帮助,相反只知道哄笑取乐,在他们劳累而苦闷的生涯中寻求片刻的快乐。
叙述角度
这篇小说以一位不谙世事的酒店小伙计的口吻,不动声色地讲述着孔乙己的凄惨遭遇,貌似平淡轻松,实则蕴涵着深沉的批判力量。
值得注意的是,叙述者"我"实际上又是以一位对社会人生有着丰富体验和深刻认知的中年知识分子的口吻,回忆着二十多年前发生的一幕幕景象。
--经过了二十多年的世事变迁,当年的小伙计早已人到中年,并远离了鲁镇和咸亨酒店,却仍然对穷困潦倒中的孔乙己及自己在当时对待孔乙己的态度念念不忘,其中复杂的内心隐曲是可想而知的,但作者又刻意隐藏了内心深处的真实想法,只是以一种含蓄平淡的口吻徐徐道来,增添了小说的艺术魅力。
孔乙己的悲剧原因
(1)根本原因:
封建科举制度的毒害。
(2)社会原因:
贫富悬殊,阶级对立,人际关系的冷漠势利。
(3)直接原因:
因为偷窃而遭到丁举人的毒打。
(4)自身原因:
好喝懒做,鄙视劳动。
人物形象分析:
热衷功名——科举失败
死要面子——自欺欺人
孔乙己好喝懒做——至死不悟
麻木不仁——至死不悟
主题:
揭示封建科举制度的罪恶、批判国民的冷漠、麻木。
穿长衫站着喝酒——虚荣心十足
长衫又脏又破——懒得出奇轻视劳动
满口的之乎者也——卖弄学问,热衷功名
教我识字,分豆给孩子——心地善良
孔乙己是一个深受封建教育毒害的下层知识分子,穷困潦倒却自欺欺人、迂腐不堪、自命清高、热衷于功名、但善良诚实。
咸亨酒店:
旧中国社会的象征
《孔乙己》的故事发生在鲁镇里的咸亨酒店。
《呐喊》里的《明天》也发生在鲁镇,小说中的人物(群众)常去喝酒的地方也叫咸亨酒店。
酒客中红鼻子老拱,蓝皮阿五,包括掌柜的都是些无赖之流,不是想调戏妇女,就是骗钱混饭。
另外《风波》也有鲁镇和咸亨酒店,不过这次鲁镇是个水乡,而酒店却在城里,收集在《彷徨》里的《祝福》背景也叫鲁镇。
鲁镇在鲁迅小说中,就像以其他地名出现的背景如《故乡》中的故乡、《阿Q正传》的未庄、《长明灯》的吉光屯、《在酒楼上》的S城,不但地方原型都是绍兴(包括他母亲故乡安桥头),这些地方都是象征旧中国社会,从前我用《故乡》中的故乡作为例子分析过这个象征结构之内涵。
鲁镇也好,故乡也好,只是一个大背景,鲁迅喜欢把旧中国的社会及其群众浓缩成一间酒店,在《孔乙己》《明天》《风波》《祝福》中这意象叫作咸亨,在《长明灯》和《药》里只称作茶馆,没有明确的招牌。
在鲁迅故家对面,同时又是由周家的亲戚经营的酒店,一旦写进小说后,就变成旧中国的一个缩影,怪不得他在这篇小说的后记中说,"这一篇很拙的小说……单在描写社会上的或一种生活。
"这个酒店的酒客,很清楚有两个不同的等级:
出卖劳力为生的短衣帮和以地主、读书人、有钱人为主的长衫客两种。
短衣帮只能站立在柜台外喝酒,长衫客则可走进屋里的雅座,叫酒叫菜,慢慢吃喝。
在这小小的酒店里,除了顾客与顾客之间的阶级差别,酒店职员也有极大的等级差别。
掌柜的严厉冷酷,对小伙计常摆出一副凶脸孔,嫌他"太傻",不准他侍候长衫客,"幸亏荐头的情面大",才没有被辞退。
小伙计连言笑都要看掌柜的脸色。
顾客与掌柜、小伙计之间也不信任,因为掌柜唯利是图,卖酒要羼水以牟取利润。
孔乙己固然穷困潦倒,地位低微,掌柜、长衫客把他践踏,但其他同样被侮辱、被损害者,如短衣帮,也同样对孔乙己冷酷无情,加以讥笑。
连可怜的、地位低微的小伙计对恳切教他写字的孔乙己也反感,认为他是"讨饭的人",不配考他。
咸亨酒店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国民精神的麻木愚昧、冷酷无情,孔乙己双层性的悲剧:
被压迫与被侮辱者的悲剧,这些不正是当时中国"病态社会"及其"不幸的人们"的象征吗?
就因为鲁迅把旧中国缩小成一个鲁镇,又把焦点放在咸亨酒店,旧社会的各种症结都立体的通过酒店这个象征表现出来。
鲁迅的象征现实主义是使他的写实小说比其他同代人的要复杂和具有深度的一大原因。
可惜目前一般人只注意《狂人日记》和《药》,而这篇小说是"气急虺"的作品,不算是最好的作品。
鲁迅的另一篇象征现实主义代表作是《故乡》,其中故乡这一象征也是强有力的代表旧中国之一个象征。
这两个象征成为互相配合的一对。
故乡以故家为缩影,人物事件发生在房屋内,而鲁镇以大门敞开的酒店为焦点,悲剧在街边的柜台旁产生。
明天
《明天》写的是一个孩子死去、母亲失去希望的故事:
家住鲁镇的单四嫂子二年前死了丈夫,为了养活自己和儿子宝儿,她每天辛勤劳作,纺纱赚钱,不幸的是宝儿生病,为治好儿子的病,单四嫂子想尽办法:
求神许愿、吃单方、花大钱请名医诊治,但是宝儿最终还是撒手归西„„
结构特点:
时间顺序
故事的时间简单而集中——三个晚上两个白天
第一部分(1~8):
第一个晚上写守寡的单四嫂子守护生病的儿子宝儿,期盼天明宝儿的病会好一些;
第二部分(9~38):
第二天单四嫂子带宝儿去看病,结果下半天宝儿便病死了,到晚上单四嫂子守着宝儿的尸首痛哭直到天明;
第三部分(39~49):
第三天下午宝儿出葬, 到晚上单四嫂子一个人在“太静”“太大”“太空”的屋子里思念自己的宝儿,想做一个见到儿子的梦⋯⋯
作品介绍
小说的开头,说鲁镇有些古风:
不上一更,大家都关门睡觉了,夜半三更没睡、的只有两家——咸亨酒店和单四嫂子家。
酒店做的是服务生意,按其职业性质,理应日落而作,日出而熄。
唯这单四嫂子,夫丧子幼,只能靠纺纱来维生,日出而作,日落而续。
所以,只有她家的灯光是突兀的,其它的门都关上了,唯她例外。
这当然不能用中国妇女最传统的勤劳来诠释。
这正是鲁迅先生的春秋笔法,这恰恰是特定社会环境下的凄象。
这灯光不仅闪耀着一个贫苦人家的艰辛,更闪耀着邻里人之间的冷漠与麻木、对贫弱者的袖手旁观。
他们冷漠于扶弱,导致不忍视弱,所以他们都早早地关上了家门,尽管未必真的睡觉。
如同公交车上不乐于让座的年轻人,戴上耳机,闭上眼睛假装睡觉,却能在到达目的站的那一刻准时醒来,分秒不差。
千载的文明进程,都冲不散那“鸡犬相闻,老死不相往来”的古风,真叫人心寒。
一个灯火辉煌的咸亨酒店,一个灯光昏暗的破落之家,相映相照,更显凄楚。
那些处于经济基础上层的人们,社会伦理似乎从未赋予过他们向贫弱者布施的权利和责任。
鲁迅的时代是这样,现在还是这样。
“越是有钱越是吝啬,越是吝啬越是有钱。
”譬如,咸亨酒店的掌柜和食客们,他们更多地愿意把闲钱花在吃喝玩乐上,而对贫弱者的救助却不生一念。
相反,他们还在贫弱者最悲痛欲绝的时候厚颜无耻地大加搜刮,在帮办单四嫂子的儿子丧事时,他们银两照收,全不顾一个贫弱者的生死存亡。
他们的冷眼旁观和不露体恤,似乎纯属理所当然。
为了治好儿子的病,单四嫂子使尽浑身解数。
求神、许愿、吃单方,到最后一个“压轴法子”——寄望于何医生。
但宝儿还是免不了毕命的厄运。
这也许是司命之所属,非医药所能挽救。
但也不排除麻木庸医视贫弱者的生命如草芥,用假方滥药聊以塞责,以至夭折。
据问及病情时何医生的冷语回答,这是有可能的。
至少有一点,是可以窥见社会的病灶的——连单四嫂子这样一个粗女人也想到,何医生、贾家药店和自己,正是一个三角点关系。
何医生开的方单的药材,非要在贾家的济世老店才有,这说明何贾两家在经济利益上存在挫节连锁关系,而单四嫂子便成了两者之间下坠成弓形的带水布条,待到水分被榨干之后,便会变得死直。
这是不折不扣的为富不仁。
并非鲁迅认为这个社会人心惟危,而是这个社会确实人心惟危,只是人们觉察不到而已。
人们都在这惟危的气氛中混沌地接受了这个社会麻木的生态环境。
这正是作者要我们直面和愤击的所在。
当整理完宝儿的装殓后,王九妈陷指推敲,终而没有想出缺少什么了。
但真的没有缺少什么了吗?
死者长已矣,而活着的人呢?
这是先生留给我们思考的问题。
王九妈、蓝皮阿五、抬棺木的脚夫,一干人等,在办完宝儿的丧事以后,吃过晚饭便回去了。
这足见人情如纸张张薄。
《药》和《明天》算是同一主题的两篇小说,其情节模式都是父母满怀着希望将子女送上死路。
虽然在实际情况里,是疾病夺去两个小孩子的生命,但鲁迅这样确立因果关系,似乎有其自身认识的原因。
鲁迅在《呐喊·自序》里,用这两篇的结尾做“不主张消极”的明证,实在很难以说服人。
但也说明鲁迅的消极也是有所保留的。
单四嫂子是一个寡妇。
寡妇,顾名思义,身单影只也。
故又以一单姓冠之,甚是妙也(虽然单在表姓氏时读音为shan)。
为什么要用单四嫂子,而不用其他的诸如单一、单二乃至单三嫂子呢?
刚开始时我以为是四音同死,但若确究起来这点也是说不通的。
读者会问,单四嫂子为何同死联系在一起了?
仅仅是因为她死了宝儿么?
或由此推之她的心也死了;她的生活也死了么?
我们不能没有根据地妄自推测,虽然作品留给我们的想像空间很大。
我以为,四音近“痴”,所以单四嫂子又音单痴嫂子,这样一来好像稍微说得通了。
鲁迅不是在作品中反复强调:
“我早说过她是一人粗笨女人”么?
如果单凭这一点还不能将她的性格拘囿于痴的话,那么,请问,为什么她反反复复地像祥林嫂一样傻傻地认为她的宝儿会有一天复活呢?
你要说她神经错乱么?
这好像有点一棒子打得太狠了。
持此种说法的人,会认为她的纺纱养子,抱子求医是出于母性的本质使然。
这,也说点通。
但这毫无疑问对我们作品本身的研究无意义,倒有点钻牛角尖的嫌疑。
另外,单四嫂子的“单”又音近善良的“善”,说明她是一个善良但不失愚笨的女人。
我想到了一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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