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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城市也可能沦为奴役之地
大城市也可能沦为奴役之地
每逢春节人口的往返流动,“大城市与小城市”再次成为流行话题。
这次议论的基本调性是把小城市“拉黑”、给大城市“点赞”,正如这次是“逃回北上广”上了头条。
当然,大城市很“精彩”,但也很无奈,不然就不会有“逃离北上广”。
那么,“逃离”与“逃回”之间,到底在诉说什么?
大城市与小城市,难道真的不是“五十步”与“一百步”的关系吗?
此刻,年已去,十五也过,但我相信,这个问题仍在萦绕人心。
作为一个同样是从小地方来到大城市的“异乡人”,我也有一些个人的感怀与思索:
我想到了芒福德,想到了人类学,想到了“娜拉”的命运,也想到了1980年代之初的大讨论
——为什么人生的路越走越窄?
【当在说“大城市”时,我们究竟在说什么?
】
在诸多讨论中,最醒目的一句话是“大城市靠能力,小城市靠关系”。
这的确是道出了部分真相,但我认为并未探底。
我们还需顺藤摸瓜,找到更为深切的理由,并延伸到更为广阔的层次和维度,进而或可返回来救赎如此不堪的现实。
刘易斯·芒福德认为,城市的功能是“流播文化和教育人”。
在《城市发展史:
起源、演变和前景》中,芒福德指出,大城市巨大和拥挤,但正是如此多的活动的中心使“各国和各族人民,第一次集合到一个合作和相互影响的共同领域中来。
亨利·詹姆斯说的关于伦敦的的情况也同样适用于与伦敦相匹配的其他大城市:
那‘是人类生活最大的集中,是世界的最完全的缩影。
这里比任何别的地方更能代表和体现人类。
’”
我非常认同芒福德如此深邃的描述,并不仅仅是由于他是城市文化研究的世界权威,而是因为他的话语深深地打动了我。
一般来说,小城市(或小地方)的年轻人都对“外面的世界”有一种本能的渴望,正如人皆有之的那颗“环游世界之心”,这是一种与生俱来的人类感和对自由的向往,想要认知世界,结缘友爱,这也是易卜生《玩偶之家》中“娜拉”形象的深刻隐喻。
无疑,正如芒福德所说,大城市是一个实现这般梦想的好地方,城市是文明的聚汇,承载着文明的变迁,激发着文明的盼望。
不过,中国的城市却与此相去甚远。
我们知道,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城市化进程,是一种狂飙突进地切断与历史、与文明的有机联系的暴发户进路,是一场唯GDP是举的物质主义竞赛。
在“全国一盘棋”、政令一统的行政意志主导下,中国的城市化基本上只是停留在土木工程而不是人心工程的意义上,只是停留在经济机器而不是文化配置的意义上,城市的样貌千篇一律,人心的格调浮躁粗鄙。
这也是为什么近年来,中国的城市开始时髦起了“XX精神”之类的新一轮“假大空”,形象工程和豪言壮语撑不起一座真正的城市,不可能让一个城市变得“有文化”,不管是大城市,还是小城市。
如果在这个意义上来衡量,中国的“大城市”和“小城市”到底在争什么呢?
芒福德说:
“城市乃是人类之爱的一个器官,因而最优化的城市经济模式应是关怀人、陶冶人。
”如果说“人的城市化”是其初级阶段,那么,“城市的人化”则是其有待达到的高级阶段。
那么,我们要争的问题实在不应该是在“小城市与大城市之间”,而应该是在“城市与人之间”,也就是说,我们究竟是利用城市发展所蕴含的可能性来培育自身极其丰富的人性,还是俯首听命于物质主义席卷一切的力量而在其支配下沦落到丧失人性的地步?
那么,在这个维度上,我们会看到,大城市与小城市之间需要的不是对立仇恨,而是“升维降噪”,进而能对中国城市化进程进行整体的反思,或者有可能的是倡导一种大城市与小城市之间的基于文化资源重建的调整、传递、协作与共生格局。
【“人”的命运:
从“脱嵌”到“卷入”】
“大城市靠能力,小城市靠关系”,这句话的确也是在体现“人与城市”的维度。
但要准确地理解其内涵,离不开“历史的视野”,也就是说,我们需要在五四以来中国社会个体化的框架中来解读,否则可能还是“不明觉厉”。
众所周知,当今的小城市(或者小地方)是熟人社会与亲属网络,仍然被传统的儒家-血缘伦理关系和价值观所笼罩——尽管其一度被20世纪的革命浪潮所中断,但改革开放以来基本上已经满血复活了。
六十多年前,许烺光(1948)提出中国的文化人格受五种核心要素影响而成:
家庭生活以及父子关系为主轴;两性之间的紧张关系;四世同堂的大家庭理想;将儿童作为成人培养的育儿方式;以及父母的绝对权威和权力。
这至今仍是海内外普遍接受的看法,即中国传统文化将家族利益置于个人利益之上,个人从属于家族或者说宗族。
在这个意义上,传统中国是没有个人身份的,因为,个人仅仅存在于家庭、世系或其他等级性社会关网络的关系中,并且是为了它们才存在的。
每一个个人,都是生在祖荫下、长在祖荫下,终其一生都离不开祖荫,这里的“人”只不过是祖荫体系中的牵线木偶。
这就是五四新文化运动所要叛离的格局,所要冲决的“网罗”,其蕴涵的精神动机与娜拉的冲动具有相当的一致性,所以,“娜拉”成了“民国初年进步男女共同向往的典范”(袁振英,1918),也成了20世纪中国社会中“人”(个体)的精神觉醒和反叛的形象。
不过,历史的后果常常事与愿违,的确,20世纪“大革命”的洪流曾将这个“网罗”席卷而去,但“个体”并未诞生,“解放”悖论性地被一种新形式的奴役替换了。
1949年之后,在一场又一场的政治运动中,个人从“宗族性依附”的“宗族人”变成了“组织性依附”的“集体人”(党和国家主导下的公社与单位),从过去的生长于“祖荫之下”脱嵌而出,再嵌入到当时的生长于“红旗之下”,即在社会经济上依附于单位、在政治上依附于党政管理、在人身上依附于党员干部,雷锋是这种“集体人”的人格榜样——革命机器上一个颗永不生锈的螺丝钉。
当这一体系由于必然无力完成自身的再生产而难以为继的时候,改革开放的逻辑便诞生了。
1980年代以来,由于经济的恢复与发展需要释放活力、消耗自由。
于是,首先从农村开始,乡村家庭从公社中被释放出来,1990年代以来,城市家庭从单位中被释放出来,个人又回到了家庭之中,因为没有可替代的新的伦理选择(比如以个人的自由意志为出发点和归宿的新的伦理构造),那么,传统的儒家伦理自然是“满血复活”,唯一的差别可能就是,因为计划生育传统的大家族很难再有了。
历史至此,严格意义上的“个体”仍然是没有出现。
但是,伴随着经济建设的“硬”提速、城市化进程的“大”跃进,必然会需要市场经济所需要的充足的人力资源条件,于是,个人从乡村涌向城市、从小城市涌向大城市的大门打开了,新一轮的“脱嵌”运动开始了,个人从“家族”涌进了“市场”。
不同于曾经的个人从“家族”涌向“革命”,这是一种私人生活领域的个体化进程,是一个前所未有的历史性开端,曾经无处不在的集体安排不再发挥作用,至少不再发挥“决定性作用”。
“市场”的核心逻辑是竞争,就像战场一样,这是一个胜败的场域,而要想实现胜利,就必然需要真理与能力的出场,所以,“能力”有了用武之地,“关系”退居其次,不是说“关系”不再重要,而是说,至少在关乎一个组织之胜败的岗位上,能力属性一定是优先于关系属性的。
所以,在市场的竞争性格局中会出现这样一个选拔人才的优先性序列:
1、有能力+有关系;2、有能力+没关系;3、有关系+没能力;4、没关系+没能力。
当小城市还在沉睡之际,大城市正在被“市场”所改造。
小城市那种熟人和亲属伦理关系所笼罩的地方性生活,尽管可以给予人安全感,但也带给人压抑与无聊,尤其是那种无处不在的攀比,简直是一场漫长的“吃‘人’游戏”,这种丧失了本真的念想与盼望的近乎“一潭死水”的生活、“一眼望穿”的人生,实在是了无生趣,时间像小彩旗的原地打转儿那样失去了意义,这也是大城市之所以尤其是对年轻一代深具诱惑的心理起点。
大城市生活所蕴含的不确定性,首先意味的不是恐惧,而是迷人,其具备满足人性中之“人类感”、之“向往自由”的潜能,可以承载欲望和梦想。
于是,大城市成了一种意识形态、一个台风口的“成功世界”,乃至于雄心勃勃的年轻人忽略它的“诅咒”:
由于大城市是陌生人与工作网络,也将人引入了一个丧失安全感之地,恐惧与冷漠因之而生,个人很有可能被大城市的“肿胀病”、蔓延的“畸形团块”以及一种现代方式的工于算计所吞没。
【异化与救赎:
网络社会的新可能】
市场中有“颜如玉”、有“黄金屋”,但市场却是冷酷无情的,不可避免地生成一个竞争过程——既生产成功者,也生产失败者,其优胜劣汰的法则被量化为一种叫绩效主义的东西,对的,就是索尼前常务董事天外伺郎写的《绩效主义毁了索尼》(2007)意义上的“绩效主义”。
在一场又一场的绩效主义赛跑中,“人”被置换成了一系列的量化指标,激励的结果往往不是卓越,而是平庸——或者说,其激励的往往只是考核体系窠臼之中的“卓越”,而这只不过是换了一种形式的平庸而已,真正的卓越几乎从来都是一种例外状况(即便是乔布斯,在美国也是一个“例外”)。
失败的注定是大多数,独自上场,独自面对,独自哭泣,跌倒了再爬起来,打破牙和血吞。
当然,如果说这只是“市场”的普遍性,那我们还不能忽略其降落中国后的“特殊性”或者说“特色性”。
众所周知,当下中国还处于一个如西方资本主义早期的市场状态,由于资本与权力的深度媾合,政治和法律法规在某种程度上不是在促进公平与正义,而是成了经济剥夺与剩余价值榨取的帮凶,比如房地产的政治性运作(如小产权房、个人集资建房被禁止等)、劳动报酬占比持续走低(个人由于无法合法地进行足够的横向社会联系而缺乏与垂直的政府和企业组织对等谈判的能力),等等,这些都是中国特色的市场结构中的“组织”施加于个人的剥夺和异化。
(这一代从小城市到大城市的年轻人注定是“三明治的一代”,注定要在此间冷暖自知地往返、徘徊、跌荡、纠结,甚或扭曲,成为大城市的“新移民”。
都市地铁上疲惫而又冷漠的上班族,图片源自网络)
所以,大城市对个人而言,究竟会成为“自由之邦”,还是“奴役之地”,殊为难料,而且,后者的几率要远远大于前者。
正如20世纪初,鲁迅所准确预知的“娜拉”出走后的命运——不是堕落,就是回来,“因为如果是一匹小鸟,则笼子里固然不自由,而一出笼门,外面便又有鹰,有猫,以及别的什么东西之类”。
可是,当下更为悲催的局面是,故乡已经回不去了,就如战场上的士兵,既然做逃兵是死路一条,那就“向前冲”吧,惟有“向前冲”才有活下去的可能性。
是的,大城市在大多时候、大多情况下乐于示人的只是看上去很美的虚幻的解放的可能性,不过,这就够了,人类会为了这种“可能性”而前仆后继的。
一边是特色市场竞争的日益激烈,一边是传统支持关系的日益减少,一边是直破云霄的“高房价”(绝对与相对双高),一边是低到泥土里的“低工资(绝对与相对双低)”,一边是对自由与本真生活的幻想,一边是“装逼”与“犯贱”进行时……“压力山大”,“累觉不爱”,“人艰不拆”,“体亏屁思”,“社病我药”,“沟命海心”,等等,这些传神的网络词汇无不在生动地说明:
这一代从小城市到大城市的年轻人注定是“三明治的一代”,注定要在此间冷暖自知地往返、徘徊、跌荡、纠结,甚或扭曲,既是大城市的“新移民”,又是“无根的非市民”,如无锚的航船,飘飘荡荡靠不了岸,也可能会走错方向,走到头也不会有新的生活。
同时,由于健全的关于“生命”的意义、关于“个体”的意识、关于“自我”的知识之历史-文化性的匮乏,如今在中国大城市中浸淫的年轻人,在种种压力的夹逼纠缠之中不可能不失衡,少有幸免者,乃至于他们常常只是单向度地表现为“欲望的自我”、“物质的自我”(请不要抬扛,这是从统计意义而言的)——性、情感与消费主义是这个时代最有意思的戏剧,而尚有待于进化到的是“意义的自我”、“精神的自我”,这恐怕就是即将到来或者说已经开始的新的时代主题。
尽管中国的城市化不得不从“土木工程”进入“人心工程”的历史时刻,但如果没有互联网,我会认为,这是一个绝望的历程,一个不可能有生机的未来。
但碰巧的是,中国社会与城市化进程适逢互联网的大发展,这算是不幸中的万幸了。
不同于过去的以革命冲决“网罗”,互联网的特点是以技术冲决“网罗”,其势必在根本上重新构造人类社会横向的与纵向的联系,也即是在改造传统的权力方式并孕育新的生活方式,“个人”在其中可以不再孤立无援、可以不再任由宰割。
所以,我才敢相信,互联网将会重新缔造中国的城市生活,尤其是会构筑当下中国个体化进程中亟需的新型的横向社群网络,一切改变与救赎的可能性都孕育于“社会的力量”之中,当然,这是一个两可的博弈过程,所以,同时还需要我们敏感的道德自觉与持续不辍的艰卓努力。
那么,与其进行无谓的“大城市与小城市”之争,不如团结起来进行真正意义上的改变吧——从思想、语言到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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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注:
近来,《大家》上关于大城市与小城市的话题仍然在持续发酵中。
大小城市好坏这件事,如人饮水冷暖自知。
但在中国急速的城市化进程中,大小城市的对视却成了问题:
谁更优美,谁更高尚成了问题。
到底身在何方,心在何方?
我们的作者之间掀起了不少争论。
其间不乏亲身经历。
编者尽在这里一并献出,与读者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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