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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省FDI挤出效应研究
X□X□X
重庆三峡学院经济与管理学院XX专业XX级□□重庆万州□404000
[摘要]□测度FDI的挤出效应,就是测度FDI对国内资本形成的负面影响。
一方面,FDI的进入,不仅可以弥补一国经济发展所需的外汇缺口和储蓄缺口,也会通过“溢出效应”为东道国带来先进的生产技术、优秀的管理理念和畅通的营销渠道,并最终提高当地企业生产率。
另一方面,FDI的进入也会形成对本国资本、资源以及市场等等的挤占,通过其固有的所有权优势形成比较优势,从而将当地投资者挤出市场。
国内外对于这两种效应在资本层面影响的最终结果——“挤入”或“挤出”一直持有争议。
本文首先通过借用一个从产业组织理论的角度建立的理论模型对内外资的关系及其影响因素进行推导,在此基础上建立实证模型,引用1992-2005江苏统计年鉴的相关数据,对我国吸引FDI的典型区域——江苏省进行实证分析。
结合对江苏省引资情况的全面分析的结论,深入地探讨了可能导致“挤出效应”产生的七大原因,并提出相关的政策建议。
[关键词]□FDI□□挤出效应□□国内资本□□溢出效应□□江苏省
THECROWDING-OUTEFFECTOFFDIINJIANGSUPROCINCE
WANG□Lao—wu
XX专业2005,SchoolofEconomicsandManagement,ChongqingThreeGorgesUniversity,Wanzhou,Chongqing,404000
[Abstract]□Thecrowding-outeffectofFDIisthenegativeeffectcausedbyFDItotheDI(DomesticInvestment).Ontheonehand,FDIcannotonlymakeuptheforeignexchangeandsavinggap,butalsotheadvancedtechnologies,excellentmanagementskills,expeditemarketingchannelsandetc.throughthe“Spill-overEffect”whichwilleventuallyincreasetheproductivityoflocalfirms.Ontheotherhand,thesuperiortechnologyemployedbyforeignfirmsallowsthemtoproducemoreefficiently,andusetheircompetitiveadvantagestodrivelocalcompetitorsoutofbusinessorforecloseinvestmentopportunitiesforlocalinvestors.SoFDI’seffectondomesticinvestmentonthecapitalformation——“Crowing-in”or“Crowing-out”haslongbeenthesubjectofcontroversy.Byintroducingatheoreticalmodelfromanindustrialorganizationframework,wecarryouttheresearchontherelationshipbetweenthedomesticinvestmentandFDIandtherelatedfactors.Basedontheresults,wethenconductanempiricalmodelandexplorethedatafromJiangsuStatisticsYearbooks(1992-2004)tolearntherealityofJiangsuProvince.CombinedwiththecomprehensiveanalysisofthecurrentsuitationofJiangsuProvince,weconcludethesevencauseswhichmayleadtothe“Crowing-out”effectandputforwardsomesuggestions.
[Key□words]□FDI□□Crowding-out□Effect□□Domestic□Investment□□Spill-over□Effect□□Jiangsu□Province
目□录
摘要Ⅰ
AbstractⅡ
0□前言1
1□FDI本形成效应理论综述1
1.1□FDI与资本形成的研究总述1
1.2□FDI与资本形成的理论研究2
1.3□FDI与资本形成的实证研究4
结论12
致谢语20
参考文献21
0□前言
外商直接投资(以下简称FDI)对东道国的贸易收支、消费、储蓄、投资、外汇储备、要素价格,全要素生产率和产业集中度等产生了一系列的影响。
尽管大多数影响被认为是有益的,但FDI对内资的影响即资本形成的效应一直有众多争议。
反对者认为FDI会形成对当地内资的挤出效应,原因在于:
在外商直接投资中,外资企业将其拥有的新技术运用于生产实践,形成相对竞争优势将原有的本地企业挤出市场,同时阻止本地的投资者追加或者新设在该领域的投资。
事实上,从东道国的角度对FDI持反对观点主要是基于FDI可能会减少本地企业获得的利润(GrahamandKrugman,1991)的观点。
Grossman(1984)从劳动成本出发,分析认为随着外企的介入,必然引起对劳动力的需求,因而将导致劳动力市场的相对供求关系的变化,工资上升。
而支持FDI的观点认为,FDI是对内资的有益补充:
FDI不仅仅是资金的转移,同时也带来了新技术、管理技能以及市场渠道。
它能够促进技术的溢出并且提高内资企业的生产率水平(Beladi,andChoi1995)。
因此,内资企业可以获得更多的利润,增加东道国的资本形成效应。
1□FDI资本形成效应理论综述
1.1□FDI与资本形成的研究总述
1.1.1□新古典主义的投资分析框架
在宏观经济学中,投资一般由新古典主义投资函数来表示总投资,而没有考虑到内资和外商直接投资的区别。
新古典主义假设所有的公司都是同质的,因此不考虑外商直接投资企业的异质性。
投资理论中假设现有的经济中仍然有一定的投资机会可以供国内外的公司随意挑选,如果投资机会被国外企业所占有,则国内企业就会散失这一机会。
在这一假设前提下,投资主体的异质性是不会对投资结果产生影响的。
由于投资机会是无限的,所以外资(无论是直接投资或者是间接投资)对内资是不会产生任何影响的。
Ruffin和Rassekh(1988)研究表明,在1966-1985年间,美国的间接投资和FDI呈现出完全替代的关系。
只要FDI和间接投资的总量不变,它们之间内部比例的变化对于东道国国内的资本形成不产生任何影响。
由此得出FDI企业和内资企业的投资行为是难以区分的。
也有其它的一些研究从FDI对内资企业投资成本的影响入手,取得了一些突破。
Lubitz(1971)和VanLoo(1977)在研究美国的FDI对加拿大资本形成影响的分析中,将FDI作为总支出外的一个解释变量引入到投资函数中,运用联立方程测度FDI流入产生的影响。
这些研究和新古典主义的区别在于他们考虑到了产品市场的替代效应以及由前向和后向的产业联系可能会产生的一些特殊的影响,但结果均证明FDI是对内资的有益补充,在Lubitz的研究中,1个单位的FDI会带来2个单位的国内投资。
相反的,Banglore(1993)实证分析得出在1975-1990年间,进入美国的FDI替代了国内投资。
1.1.2□从产业组织角度对FDI的研究
新古典主义的投资模型忽视了作为FDI的投资主体跨国公司(以下简称为MNC)的特征且没有将外资企业和内资企业加以区分,显然与实际存在很大的偏差。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学者从产业组织视角来研究FDI,这些研究关注引起FDI上升的主体MNC的主要特征。
当MNC在国外设立子公司并且具备跨国特征后,该公司及其子公司与国内企业存在着明显的差异。
他们拥有一定的所有权优势,包括国际化的品牌效应、技术的先进性以及管理经验、营销手段和渠道上的诸多优势。
这些资产形成“公司专有优势”从而抵消其与国内企业相差的“本土化优势”的劣势。
而这些优势在MNC内部等同于公共产品,可以无偿的在MNC内部的任何其它地方复制,产生规模经济效应,抵消本地企业的优势。
从该角度出发,MNC的FDI将对东道国的国内企业产生如下两个方面的影响:
一方面,所有权优势形成外资企业与内资企业的技术差距和成本差距。
如果MNC的所有权优势越明显,其对本土竞争者的影响就越大。
Kokko(1996)研究表明,MNC与本土企业的技术差距越大,则其子公司获得的利润就会更高;而本土企业的盈利水平与其直接负相关。
另一方面,外资企业在本地投资中,会通过“溢出效应”使得东道国本土企业受益。
这种溢出包括先进的技术、丰富的管理经验等。
在Kokko(1996)的研究中,人员的流动是“溢出效应”产生的一种有效途径。
1.1.2□FDI与资本形成的理论研究
从理论上阐明外资流入与国内资本形成的内在联系,是分析外资流入的资本形成效应的基本前提。
总结西方学者的研究,主要有以下几个有代表性的观点:
1、纳克斯——国际资本流动有利于发展中国家资本的形成
最早对外资流入的资本形成效应进行研究的学者是纳克斯。
其著作《不发达国家的
资本形成问题》,从国际资本流入有助于发展中国家资本形成的角度进行分析。
他认为,资本形成问题是不发达国家发展的核心。
“贫困的恶性循环”是阻碍不发达国家资本积累的因素。
资本的供给取决于储蓄能力和储蓄愿望,资本的需求取决于投资的刺激。
在不发达国家,资本形成的供求两方面都存在着循环关系。
不发达国家资本形成的障碍,从供给方面说是由于储蓄的能力小,其解决方法是挖掘并化解农村中隐藏的大量隐蔽失业,并限制消费,弱化消费的国际示范效应;从需求方面说是由于投资的引诱力不强,投资刺激的微弱主要是由于市场容量太小,其解决方法是在各个不同的工业部门中同时进行投资。
他的观点倾向于肯定国际资本流入能够扩大东道国的投资规模,从而对经济增长具有促进作用。
2、麦克杜格尔-肯普模型
麦克杜格尔(G.D.Macdougall)和肯普(M.C.Ketmp)等人在60年代建立了分析FDI对世界经济、东道国和母国经济影响的一般工具,即麦克杜格尔-肯普模型。
该理论认为:
如果资本可以在各国之间自由流动,由于FDI的流入可以缓解国内经济发展所缺少的资金困难,资本的流入导致本国生产量和就业的增加,从而使资本的边际力在国际上趋于平均化,使世界资源得到最佳利用。
3、“两缺口”及其拓展
20世纪60年代中期,钱纳里(H.B.Chenery)和斯特劳斯(A.M.Strout)1966年发表了《对外援助与经济发展》一文,首次提出了关于发展中国家在开放经济条件下利用外资的一种模式,即“两缺口”模式,并被广泛用于解释发展中国家对外资需求的原因。
“两缺口”理论的基本模型为:
以凯恩斯的宏观经济分析为依据,总需求等于消费(C)、投资(CI)和出口(X)之和,总供给等于消费(C)、储蓄((S)和进口(M)之和,由此得到下列恒等是:
(1-1)上式简化为:
(1-2)
(1-3)
在最后的式子中,左端表示投资与储蓄之差,右端表示进口与出口之差,该公式在宏观上反映了投资、储蓄、进口及出口之间的关系。
发展中国家为了大力发展其民族经济,投资需求旺盛,但国内积累有限,储蓄严重不足,形成“储蓄缺口”;另一方面,由于经济发展水平低,发展中国家的出口创汇能力普遍较低,而迫切需要的技术设备等进口却呈刚性增长,这样必然导致“外汇缺口”。
“双缺口”的存在显然不利于其经济的发展。
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由于存在着技能、储蓄和外汇等方面的制约,一国将无法实现“自我维持增长”。
为了实现既定的经济增长目标,发展中国家应该利用外国资本,因为一定数量的外国资本可以同时弥补“储蓄缺口”和“外汇缺口”。
换言之,外国资本之所以成为必要,是因为发展中国家国内的储蓄和外汇不能满足计划投资和计划进口的需要。
“两缺口”模型在强调外资对于加速经济发展的必要性的同时,也指出利用外资在填补两缺口中的重要作用。
利用外资不仅可以增加一国的出口能力,有利于弥补外汇缺口,同时可以通过投资来增加一国的收入水平,在一定时期收入分配结构不变的条件下,可以相应的增加储蓄水平,填补储蓄缺口。
但是国外资源只能暂时、局部的缓解国内储蓄不足和国际收支失衡问题。
因此,两缺口的平衡最终有赖于国内经济的发展和经济结构的改造。
而成功地引进和利用外资,可以起到既增强一国的生产和出口能力,扩大出口创汇,又增加人民收入和国库收入,提高国内储蓄能力的双重作用。
20世纪60年代以来,许多发展中国家都不同程度地采用利用外资或者依靠外国储蓄来发展经济或实现经济的高速增长。
“两缺口”模型成为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吸引外资流入的重要理论依据,同时也成为发展中国家提高经济增长速度的一种可供选择的途径。
就很多发展中国家的实际情况而言,国内已经出现了内外资的“双溢出”现象,国内资金过剩,同时外汇储备不断增长,国际贸易一直呈现顺差,而外国直接投资的规模仍然不断扩大,显然“两缺口”模型理论已经无法解释它们利用外资的现状。
在此基础上,一些西方学者对“两缺口”模型作了修正,在储蓄缺口与外汇缺口的基础上增加了技术、管理和企业家方面的缺口(称作“技术缺口”),以及政府税收缺口(称作“税收缺口”),从而将该模型扩展为“三缺口”模型与“四缺口”模型。
“三缺口”模型是由赫尔希曼提出的。
他认为,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技术、管理和企业家的匮乏是发展中国家所面临的最重要的约束,资本效率的发挥因此受到了限制。
技术、管理和企业家的缺口总成为“技术缺口”,是指由于与国外相比,缺乏必要的技术和管理,无法吸收并有效的使用各种资源,从而影响生产率的提高和经济的发展。
从发展中国家的实践来看,技术缺口仅仅依靠国内资源几乎是无法给予足够的弥补的,大多数还是需要从国外引进才能满足本国的发展的需要。
另外,当存在技术缺口时,而发展中国家难以估计在自我研发的过程中存在的各种风险,需要利用外国直接投资包括技术、知识、管理等一览以资源的转移来避免风险,获得一定的技术溢出效果。
所以技术缺口只有通过主要以技术为载体的外国资本的流入作为替代,因为填补技术缺口的外资流入是不能通过国内储蓄全部或部分予以实现的。
因此,发展中国家的技术缺口是外国资本大规模流入的重要需求动因。
“四缺口”模型除了涉及到储蓄、外汇、技术等三个缺口之外,还探讨了政府税收的计划目标与实践税收之间的缺口。
大部分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计划和目标,要靠政府的投资来促进,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也与政府支出有密切的关系。
为了弥补税收缺口,政府必须向外资企业的利润征税,通过征税、入股经营和财政参与等方式,为政府筹措公共资金。
(陶文达,1995)无论是“三缺口”模型还是“四缺口”模型,都将“技术缺口”列为制约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并且也都进一步指出通过引进外国直接投资来弥补这一缺口的必要性。
4、格里芬——外资流入可能降低国内储蓄,减少国内投资
英国经济学家格里芬1970年(Griffin,K.B)在论证外资与国内储蓄和经济增长时指出:
外资流入可能降低国内储蓄,减少国内投资。
一方面,外资流入可能引起消费支出增加,并放宽对进口的限制;另一方面,外资流入对国内投资有挤出效应。
5、艾伦.格里菲恩——由MNC带入的FDI能够增加东道国资本存量
英国经济学家艾伦.格里菲恩在《应用经济学》(1998)一书中评析跨国公司的经济效应时指出:
如果FDI的资本是由跨国公司由国外带入,则能增加东道国国内资本存量,但如果资本是在东道国国内筹集,则这样的FDI会取代国内资本。
图1-1□FDI对内资的影响路径
如图1所示,来自海外跨国公司的资金流入所筹集的投资,绕过了国内市场成为可借出资金,使国内储蓄和投资的均衡在I2点保持不变,利率为r0。
然而,从本地筹集资本来进行增加投资会增大对可借出资金的需求(从D增大到D'),这就导致利率的上升(从r0上升到r1)进而排挤国内投资(国内投资将从I2降至I1)。
由此可见,经济学界在外资流入的资本形成效应对经济增长影响的观点上,看法不一。
下面我们来看一下实证方面的研究成果。
1.2□FDI与资本形成的实证研究
1.2.1□国外研究
Borensztein,Gregorio和Lee(1998)运用内生经济增长理论对工业化国家流向69个发展中国家的FDI研究表明,FDI是技术转移的重要动力,而且比国内投资更具有效率。
他们以人力资本来衡量东道国的吸收FDI溢出效应能力,认为只有东道国人力资本达到一定水平以上,FDI才会对其经济产生积极影响。
研究同时检验了其对于内资是否存在“挤出效应”,证实了存在“挤入”效应。
1美元的外资带来大于1美元的总投资,但结果并不显著。
ManuelR.Agosin和RicardoMayer(2000)在UNCTAD的报告中研究了39个国家1970—1996年FDI对东道国国内投资的影响,结果表明,中性效应占主要地位的共有19个国家,挤出效应或挤入效应占主要地位的各有10个国家,就地区格局而言,亚洲国家普遍是中性效应和挤入效应,而拉丁美洲国家则普遍是中性效应和挤出效应,而在非洲三种效应都存在。
UNCTAD的《1999世界投资报告(中文版)》还指出:
绿地投资形式的FDI对东道国国内资本的影响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投资项目本身的特点,如果FDI项目是新产品和新服务,则会产生挤入效应,如果FDI项目是国内已有的竞争性行业,则会产生挤出效应;但对于通过并购(尤其以证券投资方式)进入的FDI对东道国的影响则相对复杂,如果东道国存在国内金融抑制,则FDI流入肯定会增加金融资本供给,国内投资被挤出的可能性很小。
Chen和Ku(2000)在对台湾FDI的研究中,把FDI分成扩张型和防御型:
扩张型主要利用公司的竞争优势而防御性主要利用东道国廉价资源以降低生产成本。
他们对台湾的746家制造企业的研究发现,这两种类型的企业都有利于提高台湾制造业的生产力。
BrianJ.Aitken,AnnE.Harrion(1999)通过使用1976-1989之间4000多个企业层面的大量面板数据,研究发现外资的进入仅对雇员在50人以下的小企业的生产力有促进作用,但对于同行业的全内资企业存在显著且很强的负效应。
外资的引入仅使那些合资企业受益,而对完全内资的企业并无“溢出效应”。
NigelDriffield,DylanHughes(2002)检验了外资对于英国不同区域的影响。
研究借助宏观经济学和工业经济学理论进行建模发现在总体水平上,FDI对内资具有推动作用,但表现出明显的区域差异,在苏格兰、威尔士以及北部城市存在着明显的竞争和挤出效应。
分析原因可能是这些城市人力资本较低,对FDI的溢出吸收能力较弱。
尽管外资促进了就业,但这些国内企业也可以做到。
最后从区域政策的角度提出对策,认为对FDI应该结合本地区的实际,并非麻木越多越好。
JanMisun,VladimirTomsik(2002)将FDI视为外生变量,通过分析总投资与FDI,GDP等相关因素的关系,计算出一个总的判定系数,研究1990-2000匈牙利、捷克和波兰三国是否存在挤出效应。
研究发现,外资对波兰有着明显的“挤出效应”,而在捷克和匈牙利具有明显的“挤入效应”。
AnnE.Harrison,MargaretS.McMillan(2002)通过研究象牙海岸4399家样本公司1974-1987年的财务数据后认为:
发展中国家的许多企业把资金约束作为发展的最大障碍,国外公司带来稀缺的资本能减轻这种约束,但如果国外公司在当地的资本市场大规模筹集资本,则造成对国内公司投资的挤出效应,并削弱FDI的积极作用。
研究还表明,由于当地资本市场的青睐,私人内资企业比外资公司收到更大的资金约束,而国有企业资金约束问题并不明显。
1.2.2□国内研究
与西方学者相比,我国学者更多地是从发展中国家尤其是从中国经济发展的角度出发,研究引进外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
孙海顺(1998)研究了1979-19%年间对外直接投资对中国宏观经济的影响。
他发现,通过促进国内资本形成、增加出口和创造新的就业,对外直接投资显著地提升了中国的经济增长。
他所作的回归分析还表明,通过转移技术、提高出口和促进区域内和区位内劳动力和资本的流动,对外直接投资在总体上有利于提高生产效率和提高中国国内要素的资源配置效率。
巴曙松(1998)认为,利用外资作为对外金融活动的一种形式,外资与内资存在互补或替代的效应,如果只重引进外资的数量和规模,又不提高内资的投资效率,那么这种外资就存在对内资的挤出风险。
马全军和鞠加亮(1999)通过透析“内外资双溢出”现象认为,外资的大量进入已不仅对内资起到补充追加的作用,而且直接替代了一部分内资,弥补了相当一部分本应由国内储蓄来弥补的投资缺口和资金需求,巨额“存差”与国内储蓄的剩余要付出巨大的“资金沉淀成本”,利用外资也会付出巨大的国民经济成本。
并且认为,在国内储蓄剩余的情况下,大量引入国外资本显然是一种资源配置的错位,这主要是由于制度的不健全和不规范,致使各个经济主体的利益需求未能很好匹配,从而导致作为利益供给的内外资未能协调一致的结果。
沈坤荣(2000)对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的外溢效应进行了分析,指出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发展的贡献极大,继续积极吸引外商投资,在短期内可以拉动需求,是恢复景气的有效手段,从长期看,可以提升产业结构,促进技术进步,推动制度变革,保持经济持续稳定快速增长。
王小鲁(2000)从FDI对我国资本形成和GDP增长的贡献进行计算,结果发现FDI对我国经济增长有显著的促进作用。
武剑(2000)采用关联率分析方法,对外资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分析,结果显示外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显著,其中FDI发挥着主要作用,其对国内资本形成的贡献度也逐年上升,与GDP增长率有显著相关性。
王国林、杨海珍(2001)利用1984-1997年数据对中国资本外逃与FDI关系的实证分析后认为:
中国资本外逃与外国直接投资两个变量间存在着显著性很高的正相关关系,而且是互为因果的相关关系,因而,不同于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中国的资本外逃并非是由投资环境恶化引起的,而是主要由于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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