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河守望者散文祖国在我心中征文.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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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河守望者散文祖国在我心中征文

大河守望者（散文·“祖国在我心中”征文）

巴音博罗

一

那些河，还在我出生之前就在那儿流淌着了——在我父亲出生之前，父亲的父亲出生之前，那些北方的大河：

汹涌、平缓，仿佛一条亘古即有的古琴弦，穿梭绵延于北中国的崇山峻岭之间。

河呀，我父亲生前曾对我说：

“我就是个天生的水命！

”

我想我也是。

如今我父亲的新坟就埋在这大河之畔，那条河叫大洋河（我们也习惯地称它为古洋河），像一条宿命般深埋于荒荒躯体里的血脉，隐忍而温热。

我在父亲的坟场边挖了一棵苍虬的小山里红树，那时正是暮春季节，蒿草中的新坟醒目而无言。

我用一只洁白的塑料袋小心翼翼裹住山里红树苗的原生根土：

“你可别死啊！

”一朵泪花噙在我的眼角，而往事则像那刚暴出的叶骨朵，婴儿牙齿般绿莹莹排缀于晦暗的枝桠间。

我会因父亲的故去，而暂且告别这部涓涓流淌着的时光大书吗？

二

父亲过世那天，我和妻子正在厨房忙乎当日的早餐。

我的手机突然惊天动地地响了。

那些天，我特别怕手机在非正常时间爆响。

因为在此前不久，我与妻子刚好回过百里之外的故乡探望过双亲。

当我看到瘦得如同河滩上一截干枯朽木一样的父亲时，我知道那个时刻离我们不远了。

那时，我父亲——那位老水文工程师正蜷曲在一床薄毯下，当他认出是我时，只是幽幽地咕哝一句：

“我还真有点想你了……”妻子拉住枯树枝似的父亲的手臂，想号啕大哭，马上被我制止了。

我不想刺激着他老人家，我装做若无其事地对他说：

“老爸，你得多吃饭，多吃饭就能慢慢恢复。

”

父亲只是叹口气，便不再言语了。

那是我与父亲的最后一面！

之后是从母亲和弟弟口里听到了父亲似乎有好转的佳音，但我心中似乎总有一丝不祥的阴影笼罩着、担忧着。

所以那段心神不宁的日子，我总害怕电话铃声的骤然响起，我总是担心手机屏幕上显示亲人熟悉的号码，尽管我与父亲的关系并不十分融洽，也并不亲密和睦，但我血管里的血脉之河总是在夜深人静时告诫我：

你那以河为生的父亲正在衰老、逝去，像人世间最后一道夕阳，绚烂而决绝。

哦，父亲，父亲！

带给我苦痛的生命和北方广袤原野的父亲，带给我汹涌湍急的数条北国河流的父亲啊，虽然我俩性情迥异，爱好迥异，甚至是完全生活在两个不同精神世界里的完全陌生的人生伴旅者，上天却让我们有缘生长于同一部家族史的同一根树桠上。

就像肯特里奇的一幅画，我们因为出生、成长、成熟、衰老、消逝而一起见证生命之歌里严肃而荒诞的那部分，那是真实的，也是爱的另一种传奇。

所以在接到二弟关于父亲病危的电话那一刻，我就飞奔下楼，慌乱地发动车子准备奔回老家去送父亲最后一程，而在汽车发动机巨大的轰鸣声里，我又接到老家的第二个电话，那一刻，我将车子熄了火，泊在路边，我的全身逐渐被四周无边无际的静寂笼罩住了。

三

有時我忍不住会想，一个人的命运是怎样的神秘无常，又是怎样的奇特和险峻呢？

即便像父亲他们那代人，那平日里看起来平凡、寂寞又无聊的生命履历，百年之后再回首眺望，竟然有了动人心魂的色彩和魅力。

就像一条河水，你不应被它冬日的枯瘦所迷惑，你也不必为早春的纤细而担忧。

至若到了丰沛的夏天，当千里洪流顺势而发咆哮而下时，河的壮歌与河的伟力就会给你无尽的惊讶与拜服。

“在大河之上，在我的一切记忆之上，文人笔下什么也不会找到。

”（桑戈尔诗句）

我父亲是老沈阳人，毕业于五十年代末的辽宁水电学院，大学实习时去了辽阳的参窝水库工地当见习技术员。

他一米八〇的身高健硕、阳光，像一棵北国山野里青春勃发的青冈柳！

再加上他爱好广泛，喜欢各项体育运动（篮球打得超级好），很快就成为水库工地上的明星人物，也博得了广播站那位长相甜美的女播音员的青睐，他们很快双双坠入爱河。

不久，因水库工地临时下马，我父亲转调去了松辽水文勘测系统，并被安排到遥远而偏僻的本溪满族自治县的沙尖子水文站。

而我，就在那一年降生在这有着“北方小香港”之称的浑江边的一个水旱码头上。

好多年后我常常听母亲抱怨，说父亲一个人去几百公里外的水文中心站搞年底资料汇编，把还在坐月子的母亲和哇哇乱叫的我扔在简陋的家属房里不闻不问。

“我一个人拖着虚弱的身子，去陡峭的江边打水，那石阶好高呦，吓得我浑身颤抖腿肚子抽筋，好几次走到半路就把水桶弄翻了，只得重新回到江边。

”如今年近八十的寡母回忆起这些往事还情绪激动，满是皱纹的脸颊竟泛起朝霞般的红晕。

“江水哇凉哇凉的，我一个人又淘米做饭又洗尿布，从此落下关节疼胀的毛病！

”

是啊，母亲说得不假，她老人家即便到了夏天，也常常披一件棉马甲。

“水凉”在母亲耳里，是两个心惊肉跳的汉字。

而父亲呢，我猜在父亲惧怕的字典里，一定有“寂寞”这两个字。

因为他天生就是喜欢热闹的人，就像我的祖母。

有时候想一想天老爷也真是爱捉弄人。

我父亲天生就是个爱热闹，爱开玩笑，哪儿人多便往哪凑的角色，却偏偏摊上一份这世界上最孤寂的工作——水文测量员。

水文站是什么性质的单位呢？

你上网一搜，瞬间会跳出好几条：

千万不能去水文站工作，工资少，待遇低，常年钻山沟，连找人说说话儿都困难等等。

其实，水文站也没那么恐怖，但这些告诫对求职的年轻人却是无比真实的。

水文站，就是对一条条河流年复一年日复一日地测流速、流量、流沙量，给国家积累水文资料的一种半地质性质的工作单位。

每年，全国的水文单位会通过半年和年终整编，出版一本《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文资料汇编》，若干年后，它就是一部中国的河流地理秘史。

假若有人想在河的上游或下游，修造大大小小的水库电站，抑或造上一座横跨两岸峡谷的彩虹般的桥梁，你就得翻一翻这些水文资料，了解一下当年汛期洪峰通过此地的最大流量和流速、流沙量，并以此为基础数据，来完成那关乎百年大计的设计方案。

所以父亲所从事的工作，与南极考察、航天飞机卫星上天以及科学探险同等重要。

但迄今为止我却从未在任何文学艺术作品里看到有关水文站的描摹文字。

他们仿佛被人类和当今世界遗忘了一样。

在当前的时代，远远比不上对环卫工人、建筑民工的关注率高。

我不是职业歧视，我只是就事论事，我只是为像父亲这样的无数水文人鸣不平。

因为每当春节等重要的节日，我总能在电视媒体上看到记者们年复一年地报道守边疆的巡逻战士、假日不休的高铁服务员，却永远不会有一次，不！

哪怕半次将他们探究的目光留在这样一种职业——成年累月守在祖国最偏远也最荒凉的大河边的水文工作者——我也把他们称之为给大河把脉的人。

四

我在一篇散文里曾写道：

三条大河养育了我。

我说的三条大河是指我出生的浑江、我儿时的艾河和我少年与青年时代的古洋河。

我在这些河里嬉戏、哭泣、磨练、成长，像一匹无知的毛驴茁壮而快乐。

我与水结下了不解之缘，而我父亲则与河的咆哮和封冻，宛如北方荒芜的千里大地，我父亲的日子是与水文测量杆，平底测流船以及空后又满的酒瓶子联系在一起的。

我父亲像一条流浪狗一样无辜却安静。

一般的水文站设置大约三人、五人或七人。

但也有的水文测站只有孤单单的一个人。

一个人的水文测站常常是设在人迹罕至的大山里，或三县交界的荒凉之地。

那里没有人烟，只有野生的原始森林和一条曲曲弯弯的河。

而河多像一条亮晶晶的水做的绳索啊，一头拴着默默无闻的男人们，一头拴着牵肠挂肚的女人们，而他们的孩子，则像一条条灵动的鱼儿，游动在水情资料的注脚里。

前文说到，我父亲遗传了我祖母的品性——一个旧时代大家庭小姐的娇贵、聪明和胆小。

我父亲在他外表鲁莽果敢之下又极其胆怯如鼠。

记得母亲说过，在艾河边的梨树沟水文站，我父亲每隔几天晚上就要到家属院的河对面，那设在一片黑松林中的孤零零的水文站去值夜班。

对于一个还不到三十岁的年轻人来说，这确实有些困难，因为松林边恰好是附近村民遗下的乱坟岗。

我父亲每晚经过那时，一定是大开着手电筒，一边健步如飞地走着，一边高声唱着那个年代流行的歌曲《我为祖国献石油》。

锦绣河山美如画

祖国建设跨骏马

我当个石油工人多荣耀

头戴铝盔走天涯

头顶天山鹅毛雪

面对戈壁大风沙

嘉陵江边迎朝阳

昆仑山下送晚霞

天不怕地不怕

风雪雷电任随它

我为祖国献石油

哪里有石油

哪里就是我的家

只不过他的唱腔颤抖得太厉害了，他的走也不叫走，而是跑。

当他到达水文站的站房时，早已大汗淋漓喘息如牛。

母亲还给我讲了这么两件事。

一次是附近的农民用炸药在河边炸鱼，结果鱼没炸到，人却炸倒好几个，当时场面极其血腥。

有人被炸掉了手掌，有人被炸瞎了双眼，现场一片鬼哭狼嚎之声。

看见血葫芦似的那些人，父亲似乎也被吓傻了，竟连续三天三夜不敢合眼。

出事故的第二天正赶上要去河对岸的水文站值班，母亲担心父亲一个人走夜路害怕，想叫上个邻居陪父亲去。

可父亲碍于脸面，强撑着不许。

据说路过当时出事故的现场时，父亲手电筒射出的光柱里，竟然还能看到路边大树上挂着的半只被炸伤者的残掌。

我不知道父亲是如何熬过那幾晚的，但是不久之后的某个雨夜，正值盛夏的汛期，流水滔滔，汹汹而至。

父亲在当晚的水文作业面的水泥桩前，竟看见一具溺亡的死尸横在水泥桩脚，恰好挡住了红黑相间的刻度。

父亲吓得浑身筛糠头发根儿都竖起来了。

本想扭头就逃，但强大的工作责任心又驱使他拼命镇定下来。

一边寻一木棍使劲拨开爬满河蟹的被水泡胀的尸体，一边匆忙记下当晚的数据。

据说第二天凌晨回到家，惊恐万状脸色惨白的父亲就大病了一场。

母亲熬了些姜汤给他喝下，但父亲却大白天用棉被盖住大汗淋漓的头，昏昏然说了半晌胡话。

五

尼日利亚作家本·奥克利曾说：

万物伊始有一条河。

这条河变成一条路，路又伸展到了整个世界。

由于这路原本是一条河，因此它总是那么饥渴。

他还说：

“在这伊始的大地上，幽灵与未出世者同在。

我们能以众多形态出现。

我们中许多人是鸟儿，我们不知何为疆界，因为这里有太多的盛宴、游戏和悲愤……”

我一直觉得我自己就是一只鸟，品尝快乐、忧伤和苦难的鸟儿！

而我的父亲呢，我来自乡村的母亲呢？

我蒙昧无知的弟弟们呢？

但我的河无疑也是我父亲的河，我母亲的河，也是我祖父和祖母的河：

他们生于斯长于斯，最后消逝于北方茫茫苍苍的崇山峻岭之间。

这是对的！

我父亲——愿他老人家在天之灵安息，还在他驯鹿一样的青年时光，就鬼使神差地选择了这条道路，他放弃了当一名火车司机的机会，放弃了在沈阳那座北方重镇的一座大型国有企业里当一名机床工的机会，也放弃了某市区的一些篮球队想挖走他从事他所留恋的体育项目与欢呼雀跃的观众互动的良机，却始终不渝地选择了留在那些荒蛮的大河边，和孤寂做伴，和两岸的沙堆、水尺桩上的绿苔、测量船上的铅鱼以及水情电报拍发时的滴答声为伴。

当然，他也与他消愁解闷的廉价白酒瓶为伴了。

母亲常常为他的嗜酒而吵架，每月开工资时，他们都要大吵一场，因为父亲又在会计那儿提前预支买酒喝了。

他四十几元的工资似乎很难养活一家五口人。

幸亏我们还有房前屋后当地生产队给的一份园田地，我们可以自己种些玉米、大豆，还可自己种些蔬菜（芸豆、茄子、辣椒、土豆、地瓜）等等，我们因为没有牛，只好用肩膀拉犁杖，每当看到龇牙咧嘴拉犁的我们，当地人常常围观拍掌笑痛肚子。

是的，对于从未干过农活的水文站家属们来说，我们出的洋相够多的了，但我们很快就适应了这种清苦生活。

艾河水急鱼密，什么白漂子、川丁子、沙咕噜子、秋生子、鲫瓜子、花鲫子、鲶鱼鳝鱼黑鱼草鱼等等应有尽有，且味道极其鲜美。

此外，艾河还盛产河蟹，每只足有饭碗大，钳上生着密密的黑毛。

每年秋季，高粱穗儿一吐红，水文站的职工们就开始张罗上山割藤条，编一种胳膊腕儿粗的缆绳，然后遍插香蒿和高粱穗儿，并用木桩固定于两岸的岩缝里，待到夜幕降临时，这横跨河面的当地俗称“蟹子浪”的捕蟹工具就发挥神奇的作用了。

父亲的同事们摇一簸箕般的小舢板，手持大号抄捞，沿那浮在水中的藤条一寸寸捋将过去，但见馋嘴的河蟹爬满缆绳，伸手一抓，不等那张牙舞爪的家伙反应过来，就嗖的一声丢到船舱中的水桶里了。

这样到了拂晓时分，太阳刚刚爬上河对面黑黝黝的山脊梁，他们往往能捉一水缸肥肥的河蟹。

每当熬了一夜眼珠赛似兔子的父亲回到家，总是用水桶提着哗啦啦响的吐着泡泡的河蟹满载而归。

母亲早已生起灶火，半锅河蟹一会就煮出了香味，那种香气真是诱人啊，几十年后我仿佛还能真切地嗅到哩！

可是好景不长，就在我上小学二年级的一个秋天，一纸调令，把父亲又调到了整个地区水文测站最偏僻的凤城县的沙里寨，当我们一家由那辆老式解放牌大卡车颠簸了一整天终于到达荒无人烟的目的地时，母亲一屁股蹲坐在又矮又暗的黄泥草房里低低哭泣起来。

沙里寨是契丹语，意为官员停留的地方（这地名也真逗，我觉得别说官员，连兔子也不愿在此长居）。

此地山峦叠嶂，河流纵横，东港、岫岩、凤城三县交界，人烟稀少，是个十分贫穷落后和封闭的地方，特别荒凉。

而水文站的站址又设在距乡政府二十公里远的蔡家村的二道沟村民组附近，那是两条大河——大沙河与大洋河交汇的咽喉地带，悬崖之上，道路到此已截断，村民因此已绝迹。

据传曾有当地一户山民选择在水文站临近的山沟里筑石屋而居，因那人叫曹生子，故当地人便把那条沟命名为生子沟。

后连此人也搬离了居住地，只遗下野草丛中破烂石墙和这终于有了人气的沟名。

母亲之哭是有道理的，因为真正的艰难开始了。

多少年后我回忆起少年时的经历，我把它称之为人生的财富，可谁愿拥有这财富呢？

凡·高、卡夫卡不愿意，苏东坡、曹雪芹、梁晓声和史铁生也不愿意，但他们必须承受，我也是！

首先是吃饭问题：

我们虽说是工业户，每月可到当地粮站去领粮，但那点口粮连半拉肚皮也填不饱。

记得父亲用水文站唯一的公车——一辆破得除了铃不响剩下哪儿都响的自行车，到离水文站二十公里外的沙里寨公社的粮店凭证领那可怜的几十斤细粮。

对于一家五口尤其是有三个牛犊似的正在成长的男孩儿们来说，吃永远是个横在我们头顶的巨大问题。

好在当地生产队给了我们几块荒地，所以从春到秋，我家全体动员，在母亲带领下，披挂上阵，开始了与天斗、与地斗的大生产运动。

那些日子几乎北方乡村能种的一切粮食品种与菜蔬，我们都尝试过。

玉米，大豆，高粱，土豆，地瓜，茄子，辣椒，西红柿等等，可谓无所不包无所不见缝插针。

能养的各类家畜家禽我们家也都养过：

鸡鸭鹅猪猫和狗。

甚至，我还想养一头驴或骡子！

我天真地想，有了驴和骡，就不用在春天播种时自己拉犁杖了（我多少次因为拉犁杖磨破了肩膀啊），还可以在秋收时用毛驴车拉粮食了，尤其是秋后磨粮时，不必觍着脸，去附近的乡民家借驴了（通常这活儿母亲总是让我去借，偏偏我又是个面子矮，张不开嘴的木讷之人）。

其次是烧柴问题。

要知道，一年四季，我们家生火做饭，烧炕取暖，都得自己上山砍柴拣木头。

而父亲毕竟忙工作，弟弟们又小，这任务就落在还只有十五六岁的我身上。

很难想象，一群又黑又瘦的水文少年，要在每年的寒暑假和星期日与当地另一些山民孩子们一道，去荒芜凶险的大山里割下整整一垛柴火。

那是一件在当地村民眼里也认为是极其辛苦的劳作！

因为不仅山路崎岖陡峭，蛇虫侵扰，还要有一身砍柴、搭马架、驾雪爬犁与冰排的硬功夫。

常常在寒冬，我们披件破棉袄，腰间扎一截烂麻绳，天刚蒙蒙亮就顶着凛冽的白毛风出发了。

那时，正在长身板的我一次也能扛一百五六十斤的柴火或木头，我们常常头上的大汗一忽儿冻硬一忽儿又被自身蒸腾的热气融化。

至若浑身上下留下的道道伤痕则纯属家常便饭了。

再次是水文站子女们的上学问题，因为那地方实在太过偏远了，我们上学即便去村小学也要走十几里玉米地连着高粱地的路。

如果抄近道，还要翻过两道陡峭的山梁，路径异常险恶。

记得每天清晨，母亲会早早熬一大锅玉米粥，贴一锅圈掺菜叶的玉米饼子。

我和弟弟们匆忙吃过后，每人用手绢包上两块以做午饭。

每当中午或晚上放学时分，我是多么羡慕那些家住学校附近的同学啊！

望着他们能中午回家吃上一口热饭，能在晚上放学时不慌不忙收拾学具，或在操场上玩一会儿篮球打一场乒乓球，我都觉得他们是真幸福啊！

而我呢，其实当时我最怕的是轮到值日那天，因为等到我独自打扫完班级卫生离开校园时，天已擦黑，山路上只剩下我一個人孤零零往家走。

尤其冬天，天黑得特别早，当我一个人在松涛怒吼野物出没的山路上胆战心惊拼命往回跑时，我时常觉得，我是这世界上最不幸的那个人。

六

“我一直没能对生活，对周围的一切做出诗意理解，我不是没进行努力，只是发现那样做的结果总是得出似是而非的结论。

我的结论是，也只能是：

生活就是生活，一切就是一切，这就决定了我的故事很难讲述——没有诗意。

”

这是作家洪峰在他早年的小说《瀚海》中开头的一段话，当然他也是在俄国作家巴乌斯托夫斯基的原话上做了引申和阐释。

他说得很对，对于那些在不毛之乡生计艰困的人们来讲，诗意只能是在苦难发酵之后的若干年才能产生。

这就如同酒，酒的酿造过程亦是如此。

去年秋天，我为了完成作家协会关于深入生活项目，在一位当地小学同学陪同下，又一次回到那遥远的一触即痛的地方。

虽然如今的水文站有了很多改观：

路是新修的，站房是新建的，测量仪器也很科技，但水文站仍是一个人——一个人的坚守与奉献。

我在大门那儿一块还散发着浓重油漆味儿的“沙里寨水文站”的木牌前留了个影，还沿着水泥台阶一步步下到河边，望着两岸青山和汹涌依旧的古洋河水，泪水不禁悄悄湿了眼眶，真是河山不改人已老啊。

当年的沙里寨水文站因为是大站，共有六七位职工，汛期还会增加两个水情电报员，如今这些人早已星散各地，有许多老人早已作古，就像父亲一样，他们的身影和足迹映印过的河水和山岳，如今还能记得他们吗？

父亲生命的最后那几年，常常一个人去到河边望着河水发呆，我不知他老人家心里在想着什么。

他患有严重的心脏病、糖尿病、老年痴呆症，他常常把时间搞混，把早年发生的事当成现在正在发生的事。

有时候看到下雨马上穿上外衣要去站里测流，有时候会习惯性地寻找那支跟了他半辈子的长节手电筒，以备值汛期夜班时用。

而当他完全清醒时，会突然自言自语般冒出一句：

听说老段头去世了，老尹也死了，还有老杨、老张、老王……

他说的这些人，都是他的水文站同事，当年，风华正茂的一代，都是大城市的大学毕业生，因为学了水文勘探，便与荒野山沟结了缘，而且大多都娶了当地的乡下姑娘，只是没机会像下乡知青一样落实政策重新返城，只是无比孤寂地把熬老了熬枯了的一腔沸血和一架老骨埋在了奔流不息的大河畔。

我父亲退休前，曾想找找路子调回老家沈阳。

但终归是没办成。

“你爷爷在省城还留有一套房子呢……”父亲常常念叨着。

我在网上搜索有关水文站资料时，无意中看到这样一则故事。

说是新疆某沙漠中的一个小小水文测站，全站只有两个人，设站之初两人都能做个伴儿互相说说话，时间一长，待到两人把该说的话儿都说尽了，该讲的故事都讲枯了时，便懒得再说话了，这样一年年待下去，若干年之后，两个人竟忘记了怎样说话，也不大会说话了。

这让我想起一部小说的名字：

没有语言的生活。

我觉得没有语言的生活是一种极其可怜的丧失全部生之快乐的生活。

人成为一块会喘息的石头，一截会吃饭的木头，人还使人还原生活的本相：

苦涩和无奈。

当然，那个沙漠中的水文站最后撤站了，因为那条河干枯了，如今还剩下一堆废墟遗址在无边的风沙中呜咽着……

有时我想，父亲们为什么不逃离呢，父亲们似乎听从了命运的安排也收敛了一切新的追求与梦想。

只把自己像磨道上蒙着眼的毛驴子一样，无休无止永远不停地走下去，走下去，直到告老退休，直到哀哀而亡。

父辈们无疑是忠诚的一代，能以一生去承受的一代。

没有豪言壮语，没有光鲜荣耀，也没有被时刻推举到大众视野的功勋卓著与不朽名声。

没有，什么也没有！

他们有的只有默默无闻与卑微平凡，就像一颗北方山野里的老玉米与老核桃树，只有鸟和风稍稍将它们留意或为之驻足。

父亲生前是希望我这个爱读书的长子能在这世上混上个一官半职的，能弥补他的不足给弟弟们带个好头把日子过得好一点，但我总与他老人家的祈愿相悖。

我成为一个同样清贫的诗人、画家，纸上的富有者。

性情迥异的我俩平日交流极少，父亲似乎更爱做生意的二弟和三弟。

好长时间我一直有些失落，仿佛我辜负了父亲的愿望变成一个不肖之子。

直到有一次，父亲兴冲冲从外面遛弯回来，告诉母亲，退休的王局长、赵县长跟一群同样遛湾的老头儿们闲唠嗑时，说父亲有一个非常有名的大作家儿子，是要上县史的名人哩……我听见父亲在厨房眉飞色舞地跟母亲唠叨着，多少年憋在心里的压抑和愧疚化作泪水汩汩在我面颊流下。

在那座父亲困居半生的小县城，像父亲这些外地人是极难被当地人瞧得起的，他们大多在当地没有亲戚，也极少有势力，他们是因外省身份与血缘关系被冷拒的一代，即便在某些村子里，与那些地域宗族观念极强的乡民也格格不入。

记得在沙里寨二道沟时，有一年春节，我家就被一些来拜年串门的村民偷偷送了一盒“特殊的礼物”，那特殊的礼物是用粉纸四四方方精心包裹着的，像当地供销社卖的蛋糕一样。

当一群闹哄哄的客人走后，母亲看到有人送了礼物，还惊奇半天喜滋滋捧到柜盖上，口里还念叨一些感激话儿，待到父亲晚上回来，全家屏住呼吸小心翼翼打开，准备享用一次多年不曾品尝过的美味儿时，扯开纸包的父亲突然脸色一变，愤怒地一把将那粉红纸包摔到屋角了，我和弟弟们定睛望去，那破碎纸包里滚落出来的，竟是几粒油褐色的驴粪蛋。

这不是侮辱人吗？

母亲也气恨恨地讲。

好多年后，提起这事，送驴粪蛋的乡人反倒笑嘻嘻地说，春节送驴粪蛋是好事哩，驴粪蛋返骚，事主吉祥转运哩！

他这么一说，父亲母亲也释然大笑起来。

的确，就在那一年，我们一家终于离开那僻寒之地，调回了我视同王府井南京路一般繁华的小县城岫岩。

卡车进城那会儿，望着大街两侧纵横低矮的土楼房，我觉得自己似乎重新回到了天堂。

我觉得我的新生活开始了，尽管我家只是凭空移动一下位置，从丰盛的古洋河下游移到了它稍显枯瘦的上游，但命运之神已经露出久违的微笑。

后来我在那座小县城里读初中，考高中，我的学业早就荒废了，和水文站的大多数孩子们一样，我们绝少有高考中榜的喜悦，和水文站大多数无奈的后裔们一样，我们在仿佛不属于我们的当地待业、上班、娶妻生子。

而越来越衰老的父亲则退休、闲居，过着灯一样孤寂无聊的日子。

早年艰苦的生涯彻底毁掉了他的健康，他把有限的一点工资全都送给了药店和医院。

药是他的口粮，酒瓶依然是他的梦和嗜爱，他与母亲吵闹一生的日子还在继续——城里人与乡村人对生活理解的巨大差异使他们不幸也幸福，他们谁也没有从命运的魔掌中走出来，他们是拴在神秘姻缘上的两只蚂蚱，共同把爱与不爱和日子过到了底。

直到有一天，父亲再也不能喝酒了，喝了就要打120去急救，我知道父亲的日子快过到头了，空酒瓶像一座枯岛，而父亲是船翻后的一截漂浮的旧船板。

父亲的灯就要灭了，古洋河水正滔滔远去。

有时我会想起祖父——那性情羸弱的老国高毕业生！

想起我的祖母——老沈阳城里开干草铺老板的女儿，他们在遥远的城郊公墓里是否召唤过那远方散佚的儿女们呢？

七

父亲死时，我们在那小县城岫岩城西簡陋而阴气森森的殡仪馆整整守了三天两夜。

火葬场的烟囱冒出青烟，父亲也由一个现实的人变成记忆里的人。

我抚着父亲正逐渐凉下去的骨灰，号啕大哭，父亲的河蓦然轰鸣着呼啸而至，又缠绵着排迭远去。

父亲啊，那一瞬间是否像传说中所讲的，所有掉进河里的东西——那些沙粒、树叶、破旧的渔网，残破的船橹、人类的影子及眼泪，都会变成河神的歌谣或咒语，都会在有月光的夜里一一再现。

“我坐在彼德拉河畔哭泣，冬天里的寒冷让泪水冰凉地贴在脸上，这泪水滴入冰凉的河水中顺流而下，这条河在某处与另一条河汇合。

然后又与另一条汇合，一直在远离我们目光与心灵的地方汇入大海。

”（保罗·科埃略语）

现在我也坐在埋葬父亲的山坡上，眺望灰蒙蒙的远方，我看见在地下生根发芽的父亲和不远处躺在云朵上的父亲，我看见更多的父亲重叠在一起，在风中，在山林的交响中低语着，他们是我们的父亲，永远的父亲！

他们是一个真正活过并消逝的男人——壮阔雄伟的风景，就像日出日落沧海桑田，就像此刻的我，心绪平静神情悠然。

我对生命的理解似乎有了新的层次，我将人之所以为人的理念提升了那么一点点，又压低了那么一点点，我觉得这是对的。

父亲死时，我也是一个人的父亲了，我开始教导儿子有关家国的含义，家庭的延续，爱的意义和坚守的困难。

我知道儿子也将成为一个父亲，儿子的儿子如是，这是生活的真谛，生活就是在平凡中才略显光芒与珍贵，生活不是过眼云烟，生活也不是活过的痕迹。

生活就在那里，生活不会离开我们。

不是吗，就像父亲，父亲的父亲！

诗人杨键在《长河》这首诗中曾这样写道：

“长河边有一个儿子带着他的老母亲和孩子，很多年前他就凝视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