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 教育 人的发展现代教育技术学的哲学基础初探.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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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教育人的发展现代教育技术学的哲学基础初探

技术—教育—人的发展——现代教育技术学的哲学基础初探

现代教育技术学是近年来世界教育理论与实践领域发展最快的新兴学科之一，而且已成为跨世纪教育改革的一个极其重要的生长点。

随着当代信息技术向教育领域的迅速扩展，传统电教插上了现代教育技术的翅膀，并正在从教育的辅助地位上升到教育改革发展的核心，成为推动教育现代化的一个强有力的杠杆!

这是对我国电教工作者的严峻挑战，同时也为传统电教向现代教育技术的历史转变和跳跃式发展提供了千载难逢的条件和机遇。

我国的教育技术界怎样才能抓住机遇，迎接挑战？

要做的事情显然很多，但笔者认为首先必须更新教育技术观念，在教育技术学基础理论建设中取得实质性的突破。

本文仅想就教育技术学最深层的理论基础——技术哲学和教育哲学，以及作为二者之内在统一体的教育技术观念对当前我国教育技术学理论与实践发展的指导作用，提出一些不成熟的想法，以求教于教育技术界的专家和朋友们。

笔者认为，这正是跨世纪教育技术学理论发展的重要生长点。

一、对技术本质的时代反思

在当前的教育理论与实践中，对教育技术学的理解存在着很大的差异,近几年从西方引入“94新定义”后，表面上似乎众口一词，但实际上对“94新定义”的理解和解释是很不相同的，甚至对本学科究竟应该叫“电化教育学”还是叫“教育技术学”都还存在着严重的分歧。

究其理论根源，显然在于技术观和教育观中的分歧。

1、技术哲学是现代教育技术学的重要理论基石

长期以来，我国教育技术学的理论基础主要局限于物理学、无线电电子学、影视技术等自然科学与技术学科，以及传播学、心理学、教育学。

近年来，不少教育技术学者开始较多地关注现代心理学、教学设计、系统科学，由此推动了教育技术基础理论研究的深化发展，这是十分可喜的，但教育技术学最深层次的基础理论应该是技术哲学和教育哲学，因为这决定了教育技术理论与实践工作者的技术观和教育观，并由此决定了他们的教育技术观。

当前，现代信息技术正在从根本上改变着传统电教的内容、形式、功能、价值，在这样的历史变革面前，置身其中的电教工作者，首先应该更新的正是技术观和教育观，以及作为二者之内在统一体的教育技术观！

有了正确的教育技术观指导，才能从千变万化的教育技术景观和五花八门的教育技术理论中，深刻、科学地把握教育技术学的本质及其演变发展的趋势和规律！

下面，首先让我们从技术哲学的历史和理论视野中探讨一下技术观的演变发展及其对教育技术学理论与实践产生的影响，这是迄今为止中国的电教工作者和目前的教育技术学理论研究中很少谈论的话题和涉猎的领域，（笔者只见到98年第七期《教育研究》上李芒先生的一篇文章是论述此问题的）。

技术哲学是诞生于上个世纪末的一门新的哲学分支学科，它产生的时间虽然不长，但却已深刻地影响了哲学、社会学、科学技术、文学艺术以及人们的价值观、人生观乃至生活方式。

但对教育学的影响近年才开始，原因是教育本身的技术含量一直很低，因而对教育技术学理论与实践的哲学反思之深度、广度都不够。

随着当代信息技术向教育领域的扩展，教育活动中的高科技含量将会迅速增加，教育行业将在信息化的世界潮流中完成从劳动密集型向资本、技术密集型行业的历史性转变，使教育真正步入现代化！

技术哲学的观念和理论将对这场变革产生重要的影响和导向作用，并经过教育技术的中介传递，对未来的教育实践和教育理论产生深刻的影响。

技术哲学中讨论的最重大、最基本的问题是：

技术究竟是什么？

或曰技术的本质问题。

这也就是技术观或技术的定义。

人们的技术观首先是由技术发展水平和普及程度决定的，同时也受到对技术及其社会作用之哲学反思的技术哲学发展之影响和制约。

2、技术概念的历史演变

技术究竟是什么？

这个问题看起来似乎很简单，但要真让你给技术下一个明确的定义就没那么容易了。

在我国的《辞海》中，是这样给技术下定义的：

“根据生产实践经验和自然科学原理而发展成的各种工艺操作方法与技能。

广义地讲，还包括相应的生产工具和其它物质设备，以及生产的工艺过程或作业程序和方法。

”

我国的《哲学大辞典》中，是这样定义技术的：

“技术一般指人类为满足自己的物质生产、精神生产以及其他非生产活动的需要，运用自然和社会规律所创造的一切物质手段及方法的总和。

西方技术一词源自希腊文lechne，意为“工艺、技能”。

汉语出自《史记•货殖列传》：

“医方诸食技术之人”。

包括生产工具和其他物质设备，以及生产的工艺过程和作业程序。

从本质上说，技术是一种劳动的形态，是人类自身功能的对象化的产物。

”

细心的读者会发现，在这两个定义中，对技术的理解是有差异的。

现代技术是在文艺复兴以来西方科学、文化、经济、社会的土壤中形成与发展起来的，因此，要想更深刻地理解和研究现代技术的本质、规律及其理论界定，就必须对西方技术概念的演变发展作简要的历史回顾。

技术是一个的历史的范畴。

在西方思想史中，技术概念经历了一个不断演变发展的历史过程：

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德是西方思想史上第一个对知识和人类活动进行分类的哲学家，他最早对科学和技术作了区分，把技术称作“制作的智慧”，这代表了西方古代哲人对技术的看法和观念。

这里的技术，显然是指同当时农业经济相伴随的手工工具和人们制造、使用这些简单工具的经验和知识等技能，从最初的技术定义中，我们已经可以明确地看到在技术结构中所包含的两大要素：

其一，技术是人类的创造性智力活动，这是技术的本质特征；其二，技术存在于人类使用工具改造世界的（制作）活动之中，这是技术存在的外部形态，仅仅停留于头脑之中的智力活动是不能称之为技术活动的，可见技术是人类使用工具创造性地改造世界的客观物质活动。

人类的技术活动加速了人类文明发展的进程，同时也使技术本身的内容和形式变得越来越复杂，十八世纪的法国哲学家狄德罗给技术下了这样的定义：

“技术是为某一目的共同协作组成的各种工具和规划体系。

”这是在近代科学诞生和与此相伴随的工场手工业兴起之后人们对技术的看法。

目的、协作、规划体系等概念在技术定义中的出现，标志着近代技术的目的性、超前性、复杂性、协作性、系统性等特征已开始被认识和重视。

工业革命是技术发展史中一次质的飞跃，因为在蒸汽机出现以前，技术中的工具系统都属于人类肢体的延伸，而蒸汽机则是人体动力系统的延伸，从而在工具系统中加入了越来越强大的能源系统，并由此使工具系统中的机械部分从结构到功能都发生了质的变化，使人类改造自然的生产能力以前所未有的加速度迅猛发展，创造了近代以来依靠工程技术实现经济腾飞的奇迹。

正是这样的时代背景，呼唤人们从理论上总结技术的本质和发展规律及其社会作用，技术哲学由此诞生。

德国哲学家E•卡普于1877年出版的《技术哲学纲要》一书，被公认为技术哲学诞生的标志，他在书中把技术看作是人类创造力的物质体现，把技术活动看作是人类“器官的投影”，这种技术观显然带有十分浓厚的机械论色彩，这是工业文明时代工程师乃至公众技术观念中不可避免的时代烙印，同大多数十九世纪的学者一样，卡普对技术的潜力十分乐观，把技术视为文化、道德和知识的进步以及人类“自我拯救”的手段，这也代表了工业文明时代的技术价值观和历史观。

在技术哲学的发展史上，德国的两位哲学家作出了重要贡献。

一位是工程师、X射线专家戴沙沃，他在本世纪二三十年代写出了《技术哲学》、《关于技术的争论》等一系列技术哲学专著。

他深刻揭示出，由于现代技术系统的复杂性日益增加，个体在技术发明中的作用越来越依赖于技术群体的共同协作和集体智慧，因此，人类技术发展的模式已经从以往的“开拓性”发明转化为“开发性”发明。

后人正是在对这种“开发性”发明中分工与协作之复杂关系的专门研究，孕育和诞生了工程控制论和系统工程等横向科学或现代方法论学科。

戴沙沃特别强调了技术中的创造性改造思想，在列举了许多定义之后，他给技术的本质下了如下定义：

“技术是通过对自然资源的有目的的造型和处理而从思想中引出的现实。

”

另一位就是大名鼎鼎的德国哲学家海德格尔，他以存在主义哲学大师所特有的人文关怀和冷峻目光，开创了对技术和技术社会进行哲学反思与文化批判的思想时代。

3、当今社会中三种不同层次的技术观

技术一词在当代社会中被广泛使用，但是在当今世界的思想理论舞台上，对技术范畴有着多层次、多方面的理解和解释，对技术发展所持的态度也极不相同，有的颂扬，有的批判，形成多姿多彩的技术观。

进入20世纪以来，这些不同的技术观发展成为系统化、理论化的各派技术哲学，并由此引发出当今技术社会中旷日持久的文化纷争。

各种技术观和技术哲学虽然五花八门，但归结起来大体可划分为三个不同层次：

第一层次是从自然科学、工程学和经济学角度对技术的认识，以及在这一立足点上对技术社会作用的理解。

这一层次的各种观点把技术看作人类改造自然的工具和物质手段。

在工业革命的巨大变革面前，人们看到了技术对社会发展的强大推动作用，因此许多人将手段转化为目的来追求。

持这种观点的人普遍认为，技术能够不断创造出新产品，因而技术发展的前景是无限广阔的，他们将技术视为文化、知识、道德进步和人类“自我拯救的手段”，这是技术发展的乐观派。

这种观点自工业革命以来一直占统治地位，但近20年来受到越来越严重的冲击和挑战，市场逐渐减小。

第二层次是从社会学和生态学角度对技术和“技术社会”的批判。

这是对理、化技术主导下急剧发展起来的西方工业文明及其“社会病”的反思与批判，其思想渊源来自空想社会主义，最激烈的批判是20世纪的两次高潮，一次是20世纪初从人本主义哲学立场对技术社会的批判，斯宾格勒、狄尔泰、海德格尔、雅斯贝尔斯等20世纪西方哲学大师们是这场批判的发起者和主帅；另一次是20世纪六、七十年代在世界生态危机、能源危机、水资源危机等一系列技术盲目发展的社会恶果严重地威胁着人类生存的时候，生态学家、社会学家、未来学家和哲学家联合在一起共同发出的呐喊，其前奏是马尔库塞、哈贝马斯、霍克海默等当代哲学家的领唱，高潮则是1972年罗马俱乐部震荡了整个世界的报告《增长的极限》，以及H•格鲁尔《被洗劫的星球》等一部部批判技术社会的力作。

20多年过去了，这种技术发展中的悲怆曲调不仅无休无止，而且对社会心理的震撼越来越广泛、强烈。

第三层次是从文化哲学、哲学人类学角度对技术本质的透视。

这种观点在本体论上把技术看作人的本质力量之公开展示，在价值论上把技术看作既可造福人类又可危害人类的“双刃剑”，在未来观上既反对盲目乐观，又反对一味悲观，而主张用辩证思维指导下的认识论、实践论、历史观把握人与技术之内在矛盾和人类征服自然与服从自然的外在矛盾，在矛盾的不断解决和不断深化中，自信地走向充满更加复杂矛盾运动的技术社会的未来。

这第三种技术观的创始人正是马克思。

一百多年以来，这种带有鲜明时代特色的技术观在飞速发展的现代技术和纷繁复杂的的技术社会中得到了检验，并从多学科、多层面、多角度获得了丰富和发展。

这些极其重要的观念和思维方式，显然应该成为我们研究和驾驭当代信息技术，包括当代教育技术的基本技术哲学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