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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当代中国教育的不公平现象
浅谈当代中国教育的不公平现
内容纲要:
一.义务教育阶段的不公平现象:
1.城乡义务教育发展的不均衡
2.重点校体制的存在
二.高考录取的不公平现象:
1.高考录取的地区差距
2.高考录取的阶层差距
三.高等教育中资源分配不公现象:
1.各高校享受的公共教育资源的不平等
2.高等教育高收费与教育公平的矛盾
正文:
从古至今,教育是个永恒的话题。
纵观历史,我们看到了百家争鸣时教育的火花碰撞,我们看到了古代大教育家孔子的独特风采,我们看到了魏晋时期文化的交融,我们看到了盛唐时期教育的跨国交流,我们也看到了近代教育家陶行知、晏阳初、梁漱溟的不懈追求。
不可否认,经过了历史的洗礼,经过了知识的积淀,经过了几千年的风风雨雨,中国教育的发展突飞猛进,然而,我们都深深明白社会是进步了,教育是发展了,但是问题仍然存在,这些问题是多方面的。
而在所有的问题中,教育不公平现象已经成为一个相当严重的问题。
应当承认,我国教育在取得巨大成就的今天,教育不公平现象仍然存在,甚至在局部地区有越来越严重,越来越突出的渐变倾向,社会的和谐发展受到阻碍。
国家采取诸多措施,但是收效甚小。
教育说到底是要追求人的幸福,事业的成功。
而实现这一目标,从个体来讲要促进人的发展,从群体来讲,要促进社会的进步、公平、和谐。
这些基本目标能否达到,是以教育公平发展为前提条件之一的。
教育公平是社会发展对教育体制改革提出的新要求,也是教育发展的内在要求。
我知道教育的公平问题是涉及经济、政治、社会各个方面的,这中间的各种矛盾也是很复杂的,而以我这样一个浅薄的本一学生水平来谈这个问题,可能真的是不够深刻,不过,我想作为一个学生,作为中国当代教育活动受体的一部分,我还是有必要对这个问题发表一下看法的。
教育公平是指教育权利平等和教育机会均等,通俗地说,就是每个社会成员在享受公共教育资源时受到公正和平等的对待。
从义务教育阶段来看,教育权利的公平是教育公平的基础。
这就体现了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的重要性。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明确规定:
“公民不分民族种族性别职业财产状况宗教信仰等,依法地享有平等地受教育的机会”。
《联合国人权宣言》也明文表示:
“不论社会阶层,不论经济条件,也不论父母的居住地,所有儿童都有受教育的权利”。
虽然经过了这么多年的经济发展、社会变革、教育改革,接受义务教育的儿童数量增长迅速,并且义务教育的质量也有很大的提高。
然而,我们不能忽视的是,义务教育阶段教育的不公平现象仍然存在并且很严重。
首先,城市和农村的义务教育发展的不均衡是一个大家有目共睹的问题。
20年前,白发苍苍的老人亲切地摸着一名娃娃的头说:
“计算机的普及要从娃娃抓起。
”20年后的现在,这句话产生的威力已经在城市中随处可见,各种电脑的广告没完没了,面向娃娃的培训班多如牛毛。
由此衍生的新名词层出不穷:
昨天还是ADSL,今天又是10兆以太网,明天又变成迅驰加无线宽带…… 但是,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在陕北的黄土高坡上,在云贵的藏苗山寨,在湘赣的大山谷中,在内蒙古的草原深处……许许多多农村的娃娃还不知道什么叫PC,什么叫软件,什么叫硬件,他们很少见到真正的电脑,更别说会使用了。
许多娃娃见过的,还只是书本上的图片或者电视里的图像。
我国农村的面积占国土面积的90%以上,农村的人口占全国人口的70%以上,在计算机普及这个关系到中国未来的重要事业上,可不要忘记农村的娃娃们!
(摘自《人民日报》)
很显然,教育资源在城市和农村是有很大差距的,这种差距不仅体现在硬件设施方面,更体现在经费投入和师资力量配备方面。
一方面,经费问题严重制约着农村教育的发展,教育经费的不足,与农村经济落后有关,但教育资源配置模式和教育管理政策对城市的倾斜,对农村基础教育缺少重视,经一步扩大了城乡的教育差距。
另一方面,优秀的教师都集中在城市,这必然使农村的教育很难发展,农村的学生所享受的教育资源与城市学生相比是很匮乏的,这是义务教育阶段不公平最严重的表现。
专家认为,要从根本上推进义务教育阶段中学的均衡发展,主要还在于各学校之间师资力量的均衡。
辽宁沈阳、安徽芜湖等一些地方就采用教师定期流动的办法,让优秀师资力量在不同学校之间轮换。
这种做法还是比较有用的。
其次,重点校体制的存在是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的另一块绊脚石。
我国重点中小学体制始于20世纪50年代,起初并没有太明显的政策倾斜,学校之间的差异也不大,竞争也不甚激烈。
但是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重点校所享受的优惠政策越来越多,学生和家长乃至整个社会对重点校都有着特别的关注。
重点风潮中,造成了强势学校越来越强,但无力肩负起普及教育;弱势学校越来越弱,无力承担正常教育。
强、弱学校缺乏教育发展的可比性,难以形成教育公平竞争的局面。
反之,拉大了学校间平行发展的差距,加大了教育不公平,特别在农村和个别城市街道,出现了教育不公平现象的严重恶化。
因为重点校的存在,也就有了“择校风”的存在。
且不说中考择校的问题,如今的社会,就连小学升初中(简称“小升初”)也把“择校”进行得轰轰烈烈。
然而,一个巴掌拍不响,人们在谴责“择校’的同时却忽略了它的同盟——“择生”。
假使所有的学校都不热衷于择生,假使择生不是得到有关当局的默许和助长,择校也不可能热得起来,择校现象是在择生的摇篮里“茁壮成长”的。
没有择生,就没有高升学率,就没有那么多“高分生”。
现在,很多钻研教育的人深谙“生源决定论”,每年的生源大战总是成为招生时节的一大风景。
虽然《义务教育法》明确规定:
“不得将学校分为重点学校和非重点学校,学校不得分设重点班和非重点班”,但是这种现象一直都没有消除。
正是这种现象的存在,加剧了基础教育的不均衡和不公平。
择校不仅加剧了家长的负担,而且容易滋生教育腐败,更严重的是,择校违背了教育公平的原则。
如果不存在什么重点校和普通校的区分,不存在重点班和普通班的区分,那么学生享受的教育资源就相对公平些。
以上谈到的是义务教育阶段存在的公平问题,接下来要说的是教育公平问题的第二个方面,即高考录取的公平问题。
考试尤其是选择性高考是人们追求社会公平与教育公平的重要手段。
如何做到公平合理是一个重要问题。
高考录取中按区域划线造成教育不公平的现象,一直受到社会的批评和政府的关注。
我国社会主义教育的性质和社会主义本质,决定了追求教育公平是我国教育改革的根本目的。
中国新闻周刊上曾刊载过刘溜的一篇题为《谁的孩子输在起跑线上》的文章。
这篇文章很详细地介绍了这种高考录取的不公平现象,其中提到的一起案例让我记忆深刻。
2001年,山东青岛三名女生栾倩、姜妍、张天珠,状告教育部以制定招生计划的形式,使得各地录取分数不一,造成了全国不同地域考生之间受教育权的不平等,违反了宪法中关于公民应享有平等受教育权的规定。
告状不了了之,但引起了国人对“教育不公”的关注。
4年后,国家教育科学“十五”规划课题“我国高等教育公平问题的研究”课题组,于2005年1月发布了一项调查研究结果——《高等教育入学机会:
改善中的差距》,通过对一些数据和调查,印证了教育不公平在当今社会的深刻存在。
考卷一样录取分数线却不一样,城市尤其是大城市的考生的录取分数低于农村,这是中国高等教育招生录取制度的一大特点,也正是无数农村考生的痛处。
2000年全国第一批高考录取分线,北京文科462分,理科469分;浙江分别为560分和573分,山西省为549分和544分。
往往外地只能上专科的考生,在北京就可以上重点大学了。
全国人大代表、河南省教育厅厅长蒋笃运说河南普通高考录取率比全国平均水平低10个百分点以上,重点院校录取率比全国平均水平低5个百分点。
他提出建议,在高水平大学、重点大学和重点学科的建设和高校招生计划分配上,希望国家能够考虑区域间的平衡,向薄弱省份、向河南倾斜。
可见这种地区上的录取不公平已经很明显。
除了由来已久的地区差距外,另一个差距———阶层差距在近年来愈发凸显。
教育研究者北京理工大学教授杨东平说:
“教育本来是实现社会公平的‘伟大武器’,糟糕的教育制度却能够成为凝固和复制阶层差距的工具。
”杨东平参与的一项课题研究的调查结果显示,低阶层家庭子女的平均录取分数普遍高于高阶层的子女。
总体而言,平均分从高到低依次为:
农民、下岗人员、个体经营者、工人、职员、中高层管理人员和技术人员,与他们的社会地位大致相反。
这意味着农村学生只有考出更高的分数,才有可能在考试选拔中过关。
而其他具有更多政治、经济、社会资本的阶层的子女,可以通过较低的分数和走关系等非正常的手段实现入学。
在专业选择方面,农村学生偏向于农学、军事学、教育学等较为冷门的、收费较低的学科,而城市学生更倾向于法学、经济学、管理学等热门的、收费较高的学科。
而学科的选择,成为一种潜在的分层。
“我们看到这些数据也很吃惊”,杨东平说,“这意味着农村学生只有考出更高的分数,才有可能在考试选拔中过关。
而其他具有更多政治、经济、社会资本的阶层的子女,可以通过较低的分数和走关系等非正常的手段实现入学。
”
我也是一个经历了高考的学生,深知为了一次高考我们花费了多少光阴和心血,然而,大家都一样地努力,结果却不是公平的,这是多么令人气愤的事。
高考录取中存在的这些不公平现象应该并且必须引起重视并尽快得到改善以至最终消除。
最后,我要说的是高等教育中资源分配不公问题,这同样是个不容忽视的教育公平问题。
这其中主要包括两个主要表现:
一是各高等院校享受的公共教育资源的不平等,一是高等教育的高收费与教育公平的矛盾。
目前,我国的高等教育主要分为本科教育和专科教育两种,所以我国的高等院校大体上分为本科院校和专科院校两种。
当然,在本科院校中,还有一类本科,二类本科,三类本科之分,专科也是类似于此。
既然有了划分,那么在教育资源的投入上就必定会有所倾斜。
虽然有关部门一再标榜要发展本科教育,也要重视专业人才的培养,可是在行动方面却并不是如此。
无论是在经费投入还是师资配备方面,专职院校与本科院校还是不可同日而语,而在社会地位方面,专科院校更无法与某些重点本科甚至是二类本科相比了。
据调查,很多高中毕业生宁愿去走别的路也不愿意上专科学校,因为大多数人心里都有这样的感觉:
国家对专科学校不重视,投入不多,以致那些专科学校的教育质量上不去,难以真正学到知识,毕业后也很难找到好工作。
一个大学生曾在网上发过这样的帖子:
“以前,大学生不管是专科,还是本科都是很耀眼的字眼。
家里出了一个大学生,父母会很荣耀,在街面上也会很有面子。
一开始确是这样的,但到04年我毕业时,情景就变了,父母很伤心。
一毕业,一个月1000来块钱的工资,也就相当于一个没有接受高等教育的普通人上班的收入,甚至还不如”,可见,正是因为专科学校得不到重视,整个社会都有着重本轻专的倾向,才会使专科学生陷入如此尴尬的境地。
此外,近年来,“名校扩建“成为一个热点问题。
“名校扩建”的本质是优质教育资源扩张,但这种扩张方式遭到一些人的反对。
他们认为,优质教育资源理想的扩张方式,应该是“以强带弱”,而不是“锄弱扶强”;专家认为,简单地让名校建分校,只能使不同学校之间的两极分化更加严重,人为加重校际之间的不均衡,这是教育不公平的表现。
一位全国知名的教育专家认为,扩大优质教育资源,最好是由名校兼并薄弱学校,然后由总校派名师过去,培训他们那里原有的教师。
“名校扩建,如果造成外地中学大量师资流出,外地学校就会伤筋动骨、陷入困境,这样就形成了恶性循环,不利于教育发展。
要实现教育公平,不能简单地名校建分校;很多大城市都在搞,效果并不好。
”,他这样说。
2007年,“全国人大代表洪可柱痛批名校掠夺教育资源”一文曾在网上引起强烈反响。
洪可柱提到了名校的教育资源浪费问题。
他举例说有的高校花了上千万建了厕所,还有的高校建了电梯,这些高校把不该投入的钱浪费了,“这是一种乱投资、乱收费,乱开支”。
他说,如果这种状况不改变,国家即使增大投资,也不能起到消灭不平衡的作用。
让洪可柱很痛心的是,一些高校把大把的银子投在了不该花钱的地方。
可见这种教育资源的不公平在高等院校中已经相当严重。
其次,高等教育的高收费现象也是很严重的。
我国是一个发展中的大国,国家虽然不断加大教育投入,但由于我国教育经费有限,学费从“免费午餐”到计划招收的大学生基本实行公费培养,再到1996年上涨到2000元,高等教育收费不断大幅度攀升。
2000年,教育部门发出通知规定:
“从2000年9月新学年起,对北京地区高校年度学费标准进行上调,最高上限上浮20%,一般专业、一般高校为每年4200元,重点院校为5000元;理工科专业一般高校为4600元,重点院校为5500元;外语、医科类专业一般高校为5000元,重点院校为6000元”,可能在某些人看来,收费上调幅度不大,但教育收费问题仍然在社会引起强烈的反响。
发出海南省今年首份录取通知书的北京舞蹈学院,对舞蹈编导专业的学生就要收取每人每学年1.5万元的学杂费和750元的住宿费;而本省的海南大学各专业的每学年的学费在全国来讲尽管相对偏低,但也从4600-8800元不等,住宿费也分为600、800、1200三个等级。
而这些,自然不包括学生的交通费、生活费等。
据北京师范大学教育经济研究中心主任王善迈教授统计,1993年至1997年我国高校学费增长率为27.65%。
但1999年全国普通高等学校年生均学费增长至2769元,比1998年增长了40.3%,学费也占到了当年全国公立普通高等教育经费的13%左右。
(《中国青年报》9月6日)。
国家统计局在今年2月份公布的《2008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中的数据:
2008年全年我国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4761元、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5781元。
且不说这些平均数把那些央企高管“马明哲们”动辄6000万元年薪、私企业主“黄光裕们”随便上亿元收入也“平均”了进来。
就是这样的数据,我们也能一目了然地得出结论:
收入达到平均水平的一个农民、甚至一对夫妇也是绝对供养不起一个大学生的;收入达到平均水平的城镇居民要供养一个大学生,也是要勒紧裤腰带过日子的。
高等教育收费标准的提高,使得贫困家庭的学生面临经济上的困难,这确实有悖教育的公平性。
根据一项调查,从辽宁地区的高等院校看,特困生的比例大约在10%-20%左右,这说明还是有一部分学生是很难承受高校的高收费的。
当然,一定会有教育系统的人士说,现在高校都实行助学金制度。
经济特别困难的学生,入学后可以根据国家助学贷款政策,向银行申请4-6年的贷款。
但是,有多少大学生能于这期间还掉这高额的贷款呢?
于是怪圈产生——因为还不清助学贷款,相当多的高校毕业生被学校暂扣下毕业证书和学位证书;而被扣了这两个证书后,毕业生们又失去凭证,找不到工作。
中国工商银行江西分行数据显示:
截至2008年底,该行有2328万元助学贷款进入还款期,其中违约余额为1053万元,违约率达40.29%。
之前,教育部政策法规司司长、法制办公室主任孙霄兵作客新华网,接受访谈时表示,他不赞成“上学难、上学贵”的说法,他认为个人和家庭分担一定教育成本是公平合理的。
据我所调查的100个人中,没有一个家庭(包括中产阶级)认同孙司长的观点,对那些贫困的家庭来说,更别说稍微赞同一下,你看看他紧锁的眉头就知道答案了,更有甚者,直截了当的说他的孩子没有像我们这么穷的爹妈,他当然不知道我们庄稼人挣钱供个学生多不容易。
当然,从中国当前的国情考虑,认为个人和家庭分担一定教育成本也是公平合理的。
孙司长所言在某种程度上是有道理的,他从国情出发,从国家对一所学校的投入来说,从国家对教育的投资来说等等,他所考虑的大的方向。
但他却没有从人民大众对教育的消费水平来说。
做为社会的一员,我们不知道他所说的个人和家庭的“分担”是不是这样:
一种可承受的消费支出,而绝非是倾其所有。
当前不争的现实是,很多家庭因子女上大学而背上沉重的教育消费负担,还有不少家庭因教育投入太多而返贫。
那么多贫困的家庭为什么始终坚持砸铁卖锅也要供孩子上学是因为他们坚信孩子上学后能有好的出路,起点会比他们的父辈高,走上社会少受点罪。
事实恰恰相反,近年来的就业形式显示出大学毕业生出路难,难于上青天。
他们的工作待遇还没有有那些农民工的工资高,一个家庭倾其所有供个学生,毕业了还不能为这个家擎起一把保护伞,还要父母为他们以后的出路担忧,这仅仅是刺痛了孩子的心了?
难道教育部门就没有一点责任吗?
必须承认,我国目前的高校收费水平已超出了多数居民的心理承受能力和实际支付能力,将导致低收入阶层者难以接受或完成高等教育,这不仅会影响公民的教育机会平等,严重地危及社会公正,而且会损害教育自身的发展,成为导致社会断裂的重要诱因。
因为如果一个学习能力合格的学生因为困难不能入学或退学,取而代之的是另一个能付得起学费但不大合格的学生,这就不仅牺牲了制度的公正性和社会的流动性,而且由于富有才华但经济困难的学生不能入学,社会效益也会受损。
让所有的人民大众接受教育是一种趋势,教育应该是一种公益性事业。
目前中国不具备公益不收费的条件,那么可以从大众的接受程度考虑,适当收费。
大学教育收费应具有合理性、公共性等特征,以满足老百姓对社会公平的需求。
总之,当代中国教育的不公平现象我们都看在眼里,当然,也急在心里,我们与教育是息息相关的。
教育在经济社会的发展中具有基础性、全局性和先导性的作用,而教育公平又是教育发展的前提和基础,因此,国家、社会和公民都必须重视教育公平问题。
面对这些教育不公平现象,我们必须努力改善并且最终消除它,让教育的天平体现出真正的公平。
参考资料出处:
1.王晋堂《教育:
从均衡走向公平》(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现代教育科学》2008年第6期
3.《西部教育研究》2009年第9卷第1期
4.《中国科教创新导刊》2009年第12期
5.《中国新闻周刊》2005年第2期
6.《北京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3期
7.中国教育网
8.中国知识网
2009年11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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