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讲--公民社会、公共领域与新闻事业.pp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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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讲公民社会、公共领域与新闻事业Lec7:

CivilSociety,PublicSphereandJournalism,内容,

（一）中国公民社会的成长

（二）新闻事业与政治领域的关系（三）媒体领导新公民运动？

（四）公民社会和社会转型视野下的企业界新闻界关系,节次安排,第一节：

复习（10分钟）+讲解（35分钟）第二节：

播放录像：

怒江的选择（45分钟）（没有找到视频，替换为阿文的噩梦http:

/）第三节：

讲解（45分钟）,

（一）中国公民社会的成长,在当今信息时代，人口众多的中国社会转型的情况可能更为复杂。

我们用公民社会（civilsociety）和公共领域（publicsphere）理论可以清晰地解释中国社会转型的过程。

托马斯雅诺斯基指出，社会可以划分为四个相互重叠的部分：

国家领域、私人领域、市场领域和公共领域。

公民社会表示国家领域、由志愿组织组成的公共领域以及涉及私营企业和工会的市场领域这三者之间一种有活力的和相互作出反应的公开对话领域。

第三波民主化、市场化与全球结社革命,民主化已经成为当代世界的一个潮流。

联合国2002年的年度报告指出，从1980至2002年，已经有80多个国家从极权政体或威权政体转型为民主政体。

民主国家和许多威权与转型国家走上市场经济道路今年是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

近年来，世界各国正在发生一种重要的社会结构性变革，即国家和市场以外大范围的社会机构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

这些机构被冠以“非营利的”、“自愿性的”、“第三的”或“独立的”部门，包括宗教、政党、媒体、社会运动、利益集团、监督群体，具体而言就是成千上万的环保组织、消费团体、人权组织、反腐败组织、社区私人团体、医疗诊所、学校、日托中心、民间社团、发展组织、文化机构、职业协会。

这些名声日益响亮的私人非营利部门构成了所谓的公民社会，有学者称这种世界性现象为“全球结社革命”。

什么是公民社会？

公民社会：

西方从公民革命以来，社会结构从二元到三元甚至是四元的结构进行分化，它作为一种理论视野和研究框架已经在西方社会科学领域复兴和拓深，并为社会结构和社会制度变迁提供理论分析的模式和工具。

公民社会是国家和家庭之间的一个中介性社团领域，这一领域由同国家相分离的组织所占据，这些组织在同国家的关系上享有自主权，并由社会成员自愿结合（结社）而形成以保护或增进他们的利益或价值。

什么是公共领域？

公共领域理论由德国当代德国大思想家哈贝马斯（JurgenHabemas，1929-）系统阐述。

公共领域概念描述的是一个介于私人领域与公共权力领域之间的中间地带，它是一个向所有公民开放、由对话组成的、旨在形成公共舆论、体现公共理性精神的、以大众传媒为主要运作工具的批判空间。

从价值规范导向来看，公共领域概念的价值规范集中体现在它对公共性的高扬与彰显，而公共性不仅以批判与开放为其特征，更重要的是，它以自由、民主、正义为其基石。

传统社会结构图,公民社会、公共领域视野下的社会结构,公共领域与大众传媒和公众舆论,正如哈贝马斯所说，公共领域与大众传媒密不可分：

所谓公共领域，我们首先意指我们的社会生活中的一个领域，某种接近于公众舆论的东西能够在其中形成。

向所有公民开放这一点得到了保障。

在每一次私人聚会、形成公共团体的谈话中都有一部分公共领域生成。

然后，他们既不像商人和专业人士那样处理私人事务，也不像某个合法的社会阶层的成员那样服从国家官僚机构的法律限制。

当公民们以不受限制的方式进行协商时，他们作为一个公共团体行事也就是说，对于涉及公众利益的事务有聚会、结社的自由和发表意见的自由。

在一个大型公共团体中，这种交流需要特殊的手段来传递信息并影响信息接受者。

今天，报纸、杂志、广播和电视就是公共领域的媒介。

当公共讨论涉及与国务活动相关的对象时，我们称之为政治的公共领域，以相对于文学的公共领域。

中国公民社会的初步发展,中国当代的公民社会，主要是伴随30年来市场领域的成长而出现的。

改革开放以来，由于国家与社会的利益分化所形成的结构性变化，首先出现了脱离原来体制的个人，他们往往具有文艺才能或经商能力，依靠新出现的发展机会和个人奋斗成为“自由人”（作家、演员、企业家、律师等）。

接着出现了少数具有私人性质的团体。

在政治与经济进一步分化的基础上，公民社会组织和民间组织得以发展。

民间组织主要为社会团体和非企业单位。

案例：

于晓刚和“绿色流域”组织（I）,文章来源：

人民网-环保频道于晓刚和他的绿色流域已经成为国内民间环保组织的一面旗帜。

在Google上输入他的名字，冒出来的信息有8410条。

漫湾水电站的社会影响评估、丽江拉市海参与式流域管理、怒江保卫战他和他的同事们一起，为促进在中国西部实现可持续的流域管理坚持不懈地努力着。

见到于晓刚，觉得平和中透着刚毅。

他本科念的是中国文学史，后来又在亚洲理工学院读自然资源管理和规划的硕士，还有流域管理规划的博士。

这么多年来做科研、带项目，大都跟大自然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无论是河流、湿地还是森林。

或许正是这亦文亦理的背景和跟大自然的亲近，塑造了于晓刚多层面的气质。

搞研究时他是一丝不苟的科学家，做项目时则俨然一位运筹帷幄的管理人才。

案例：

于晓刚和“绿色流域”组织（II）,生活中的他，举止言谈中又满是感性的一面：

坐在他喜欢的咖啡屋里，听他很开心地谈出去考察时，大家开辆车一路唱着歌，遇到美丽景色就停下来看。

他是那种即使是在办讲座时也喜欢请朋友来拉拉小提琴唱唱山歌的人。

“艺术即生活”，他这么说。

于晓刚办公室的墙上贴着地图和画，挂着牦牛头，简朴而别致。

这里是绿色流域在昆明的基地，4间房，8个人。

人人都异常忙碌。

负责办公室管理的朱老师是退休后来到这里的。

他说他去过许多单位，从未见过一个团队像这样勤奋地工作。

“一坐上凳子只有上厕所才下来。

”,案例：

于晓刚和“绿色流域”组织（III）,一直想了解，是什么不同之处使得于晓刚让绿色流域在诸多民间机构中脱颖而出。

当他谈及怒江保卫战时，我们似乎接近了答案作为反对怒江大坝工程的核心力量之一，于晓刚说他们的目标不是反对修建一两座大坝，而是创造一种机制来促进流域管理的科学化和民主化决策。

“我们不是一味反对大坝，而是强调建设大坝要有规则以及对环境和社会的评估，并需要民众和NGO的参与。

”于晓刚的这一理念不只体现在建坝上，更是贯穿了整个绿色流域活动的主旋律。

案例：

于晓刚和“绿色流域”组织（IV）,“环保组织不能只有热情”有朋友这样评价于晓刚：

“于是不一样的。

他是扎扎实实地做了研究的，是真的有知识的。

”科学化的决策首先要以严谨的调查研究做基础。

于晓刚曾花很长时间在滇西北地区及长江、澜沧江流域做大量科学考察。

当年他就是在拉市海做林业社会学方面调查时，遇到了来自湿地保护组织的一个外国人。

那人恰好想在中国找一个做湿地保护的人，于是邀请他到柬埔寨开会，向湄公河各国环保NGO介绍他的想法。

然后，他开始了拉市海流域管理项目，其它湄公河NGO也开始了流域管理项目。

目前绿色流域的定位是提供参与式综合流域管理知识、培训、信息网络，集科研、倡导和实践为一体。

调查研究的重要地位由此可见一斑。

案例：

于晓刚和“绿色流域”组织（V）,“NGO应该参与到决策中去”于晓刚思考的，是绿色流域作为一个NGO怎样参与到决策当中去。

以倡导慎建怒江水坝为例，以下的一连串事件充分体现了绿色流域的行动能力：

2003年11月，绿色流域在昆明举办了一个“怒江对话”的水之声论坛：

“让我自由地奔腾”。

12月，绿色流域、绿家园和自然之友共同在泰国世界河流与人民大会上呼吁保护怒江，有很多国家民间环保机构响应。

12月底，于晓刚接受了中央电视台新闻调查的采访。

该节目在两会期间播出，引起强烈反响。

2004年2月13日，云南两会期间，绿色流域协助云南政协委员正式提交了保护怒江以及开发怒江要审慎的提案。

紧接着组织全国的媒体到怒江采访考察9天，之后又在云南大学举办了怒江一行的报告会。

案例：

于晓刚和“绿色流域”组织（VI）,以上的行动在当地以及通过媒体报道在全国引起强烈反响。

4月2日，有媒体披露温家宝总理认为怒江建坝应该慎重研究，科学决策，并且退回了国家发改委关于怒江13个水电站的开发建议。

绿色流域以及其他NGO在其间的推动作用被称为怒江保卫战胜利的关键因素之一。

（二）新闻事业与政治领域的关系,中国媒体目前采用的是一种在世界上比较罕见的机制：

完全党有党营或国有国营的有限商业运作。

在政治上必须遵守执政党的“宣传纪律”，没有多少自由报道国家一级公共事务，但是近几年来评论的空间和力度迅速加大。

“事业单位，企业化管理。

”官方定性“党营舆论公司”何舟博士等学者1998年描述媒体与媒体管理者的唯一共识：

营利。

小报化：

在政治必须正确，媒体被鼓励安全地赚钱的前提下，造成了报道内容窄化结果：

社会新闻、体育新闻、娱乐新闻在政治和市场的共同激励下总量猛增。

另一方面，重大政治腐败案件几乎不能由媒体揭发。

政治层面长期执政与意识形态淡出,从政治层面看，官方仍然坚持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在政治改革方面谨小慎微，但是实际社会生活中流行实用主义和社会达尔文主义。

有学者认为，中国目前的政治类型为后极权主义（post-totalitarianism）或党国威权主义（party-stateauthoritarianism），其突出特征为政治上的威权主义和经济上的消费主义,经济层面市场与垄断,从经济层面看，官方明确宣布放弃计划经济、建设市场经济，并大规模推行非国有化，但是国家仍然控制国民经济中的重要部门，如军工、电力、电讯、铁路、航空、石油等。

“红色家族”后人占据大型国企90%以上主管岗位。

两种市场经济之争：

官办市场经济vs自由市场经济。

法律层面新闻无法,从法律层面来看，中国目前的法制体系接近于大陆法系，但是与法国、瑞典和俄罗斯等大陆法系国家不同，中国没有专门的新闻法（presslaw）或媒体法（medialaw），宪法第35条规定了公民的言论和出版自由。

但是从来没有根据宪法作出的司法判决。

因此，媒体基本上属于法外领域。

但是，一个极其重要的行政法规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已于2008年5月1日施行，有可能改变传统的政府秘密决策和决策结果不公开的传统。

为舆论监督尤其是对政府的问责奠定了法制基础。

建设公共领域的意义（I）,汉娜阿伦特（HannahArendt，1906-1975）认为，政治的核心在于它的公共性。

这种公共性建立了在“为他人所看见和听见”基础上的“现实性”，公共性意味着所有人都能够置身其中。

也正因为如此，才有了人们相互之间的关系，有了相互沟通和交流的空间。

在这个空间中，人与人之间能够相互吸引，同时能够互相区分。

哈贝马斯所考察的公共领域概念本质上是一个对话性的概念（adialogicalconcept），也就是说，它以在一个共享的空间中聚集在一起、作为平等的参与者面对面相互对话的个体为基础。

建设公共领域的意义（II）,在现代文明国家，新闻媒介被视为社会公器处于全体公民据以窥视社会和自然环境、讨论公共事务的公共领域之中。

当代新闻媒体具有告知、启迪、监督三大社会功能。

而在中国，媒体是尚未被充分认识挖掘的一种特殊资源。

在大力发展民主和法治、推进经济市场化的中国社会发展的现实情境，建设公共领域具有举足轻重的意义。

一个有公信力的新闻界承载着整个社会、尤其是可能被权力侵害的弱势群体的高度期待。

新闻事业的双重属性,市场经济主要通过广告方式对媒体提供了巨大的经济支持，媒体商业运作的结果是自身成为巨大的产业；媒体通常都是一个分工精细的企业。

但是这种运营方式塑造了作为企业运营的现代新闻事业处于一种双重性格和随之产生的双重文化，即体现价值理性的新闻文化和体现工具理性的商业文化。

因此施拉姆说：

“新闻事业是一种双重性格的事业。

站在为公众提供普及教育的立场来说，大众传播是一个学校，但是，站在为投资者赚钱的目的而言，大众传播媒介是一个企业。

任何传播媒介的负责人，受这种双重性格的影响，一方面要尽校长之职，另一方面要尽经理之职，这两种职务有很多时候是互相矛盾的”。

“眼球经济”、“红包记者”与“独立学者”,在这种背景下，媒体的动机也会受到质疑：

难道媒体是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