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亭乡镇学校改制之痛doc.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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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亭乡镇学校改制之痛doc

了一个措施：

凡以前签过合同但未回来缴钱的教师一律落聘，合同也未签的则以自动离职论处。

但此举好像作用不大，“学校的老师还是陆陆续续地往外走，现在学校里原来的教师剩下不到一半了。

”他的神情有点沮丧。

庙里没了“高僧”，“香客”自是另拜山门，师资水平所决定的教学质量就像炸弹落在了堤坝上，学生开始潮水似的转学。

对家庭条件还可以，家长期望值又较高的学生来说，那些离家不算远、收费不太高的私立学校成了他们最终的流入地。

“改制”者：

“与其让学生流失到外地就学，不如我们自己办私立学校！

”

１９９９年，山亭区第一所纯粹的私立学校——育才中学正式挂牌，学校从校长到教师都是从全区招聘而来。

虽然同公办中学相比，育才中学每学期多收５００元培养费，但较高的师资水平，严格的教学管理还是使家长蜂拥而至。

“与其让学生流失到外地就学，不如我们自己办私立学校！

”很多乡镇中学“穷则思变”，开始纷纷效仿，于是一些具有地方特色的各类“私立”学校便适时、应运而生，犹如雨后春笋一般。

水泉中学在２００１年的时候，还有１０００多名学生，因受私立学校冲击，到２００２年就只剩下６００多家里穷、成绩差、路途近的学生还在那儿接受义务教育。

校方于是就在校外单设了２个私立班，共１２９个学生，每学年多收２００元培养费。

从原学校派最好的教师过去以保证教学质量，住宿条件也比原校要好一些。

后来干脆就在校外办了一所分校，当分校所在地被果品批发市场占领后，他们只好又折回本校，把实验楼一分为二：

一边是私立教育区，另一边是公立教育区。

在私立教育区任教的教师不但照发１９９５年工资的７０％，还按课时、绩效工资、学生服务等多领３３０多元。

与水泉中学的做法相似，冯卯乡中学先在原中学开了一个私立班，壮大后就办了一所龙腾中学。

在政府的支持下，徐庄乡中学的几名教师在校外重新建楼，办起了英达私立学校，条件是必须聘用本乡中学的教师，乡政府则逐年递减发放这些教师的工资，３年后学校就与政府彻底脱钩变成纯私立学校。

与这几个乡镇先办班后办校的方式不同，半湖乡的中学走了一条全盘“改制”的道路。

２００２年，经与地方政府协商，徐庄英达私立学校的创办人以２０万元把半湖乡中学整体租赁下来，租期为２０年。

该学校学生除了每年多缴１５０元培养费外，其他书本费等和别的乡镇公办学校一样。

学校必须留下原学校的大部分教师，并解决他们的工资问题。

按照双方协定，对改制后的学校，第一年乡政府发放原工资的一半——区里１９９５年老工资标准的７０％中的５０％，到第二年就只发其中的３０％，第三年就改为全部由学校自主解决。

记者遇到一位从外乡镇应聘到该校的教师，在问及当月的工资收入情况时，她脸上一副很知足的神情：

“原工资的５０％是１５０元，加上学校发的工资３００元，以及主科补助２４０（副科补助则为１６０元），比在原学校时全年领不到３０００元强多了。

”

当记者询问此做法是否可取时，她挠了挠头：

“我能胜任工作挣到钱就可以了，对可取不可取没想过，学校走到哪一步是领导决策的问题。

”但她认为，全区乡镇学校不会都这么干的，毕竟还得普及九年义务教育！

比半湖乡中学的“改制”更干净利索的，非山亭镇３２中莫属。

山亭镇本有２所公办学校——３２中和４５中，都存在着工资拖欠严重、学校管理混乱的情况，教学成绩之差自不必说。

２００１年，当地商人杨运栋经过与山亭镇行政、教育部门协商，用８０万元把３２中整体租赁下来，租期为５０年。

学校原８０位教师择优聘用，其余４０位教学能力较差的教师一次性分流到４５中，４５中则担当起全镇的义务教育普及任务。

现３２中董事长杨运栋介绍说，他接过学校后，又从其他地方招聘了２０多位优秀教师充实到教学一线，还投入了４００多万元盖起了餐厅、宿舍楼等，彻底改变了原校办学条件较差的状况。

自接收之日起，杨运栋就开始负担所有教师的全部工资，待５０年租赁期满后，他对学校的投入将通过资产评估，由镇里一次性补回。

在职称评定、教师档案、教学管理方面，镇里则把３２中和普通公办学校一样对待，并提供社会环境等各方面的优惠和支持。

由于该校收费介于纯私立和公立学校之间——全年８００多元培养费，比真正的私立学校每年超出１０００元的培养费用相去甚远，这种针对一般家庭的定位使该校获得了充足的生源。

“而且我校教师平均月收入９００元左右，从不拖欠，大家的干劲都很足。

现在无论是升学率还是考试、竞赛的成绩，３２中都跻身全区前三名。

”杨运栋语气里充满了自豪。

据说由于生源不足等原因，山亭区职业中专曾一度濒临崩溃的边缘。

但学校顺应潮流，及时调整，利用其校舍和师资优势，又从全区招聘了一部分教师，也办起了一所学校——私立翼云中学，竟也红红火火，成为山亭教育的一支有生力量。

反对租赁者：

“啥租赁？

就是卖！

老百姓花钱盖的学校，他能卖成了？

”

在记者采访过程中，无论是留在“改制”学校的教师，还是应聘到“私立”学校的教师都面带喜色，谈笑风生，毕竟每月近千元的稳定收入，在这个曾经因贫困而著称的山区不是一个小数目。

但也并不是所有的教师都支持这种做法。

在桑村镇３１中采访时，记者在该校门口遇到一位补鞋的老人，提起３１中的租赁“改制”，他就气不打一处来：

“租赁，啥租赁？

就是卖！

能让他卖成了？

听说是教育局和校长合计着要卖，区政府、镇政府都不知情。

学校教师夜里偷偷给大队打了电话，大队才知道这事，说学校谁都不能卖！

这是群众卖粮食集资一滴血一滴汗建起来的，能叫你说卖就卖了。

”

原来３１中的学校地基以前是学校驻地桑村大队的晒粮场，现在该大队的老百姓还每人多交３分地的公粮，承担着学校新操场的公粮负担，驻地村民对学校此举意见很大。

“改成私立学校，孩子到哪儿上学去，再说还不得多缴钱！

”旁边一修自行车的妇女也是忿忿不平。

“学校教师意见更大，大家都担心，学校改制归私人后，不但工资不一定能按时发放，而且一定会有教师下岗。

”一个知情者模样的年轻人插嘴说：

“私立学校工作量都很大，他们该用５人的只用３个人，以便少开工资。

”

１９５６年建校的３１中是山亭区的区直属中学，因学校教师的工资由区财政统一发放，他们的工资均超出乡镇中学教师的２倍还多，而且不存在拖欠现象。

觉得不如在公有体制下感到心里踏实的教师曾在２００２年５月集体到省里告状，反对３１中“改制”，于是学校最终没能“卖”成。

但记者向学校领导核实相关情况时，被他们以各种理由拒绝。

离开学校时，记者在校内意外地发现了一座“校舍改造纪念碑”，上面镌刻着如下字样：

“……校舍年久失修，设备简陋……１９９０年以来，集社会各界之力，筹资百万元以改造校舍、增添设备，物换景移校貌巨变，故立碑以永昭党和政府重教兴学之功德，社会仁人鼎立助教之义举，全校师生艰苦创业之精神……”字迹已有些依稀难辨。

忧心教育者：

“如此一来，我们的义务教育问题就大了，‘普九’也会前功尽弃。

”

山亭区位于山东沂蒙山区南部，区内重峦叠嶂，可耕地面积很小，曾于１９８７年被定为全国重点扶贫区县，后虽摘下这顶贫困“帽子”，但大部分百姓的生活并没有什么实质上的好转。

上世纪末，一些区直企业及乡镇企业随着经济滑坡纷纷破产改制，９０％的乡镇发不出工资。

在汽车站等车时，记者遇到一位乡政府的干部，谈起山亭区各乡镇的经济境况，他也是有话要说：

“１９９４年我所在的乡政府里才３０多人，但几年后就出现了大批农民合同制人员，政府编制一下涨到了８０多人，都拿着国家工资等着转正。

再加上教育、卫生等部门，八、九千人的小乡镇，又没有任何财政收入，却相当于十多个老百姓负担着一个国家工作人员的工资！

”他有点激动起来，点烟的手哆嗦了一下：

“山亭区本来就穷，同样的科级干部，从山亭区调到市中区，工资正好涨１倍。

像我们乡镇，机关干部３～５个月领不着工资是很正常的事情，更何况从乡镇财政中拿大头的教师。

”

但他同时承认，作为机关干部，虽然经常没有工资可领，但隔三差五地不花钱吃饭还是不成问题的，而且总有办法使自己手头宽绰一些。

但教师除了干巴巴地从学校领工资，没有任何外来收入，只能瞪着眼盯着乡镇财政发钱。

“工资要是发就有了，要是不发就没有了。

教师至多给学生发一节课的牢骚，应付应付教学。

说实话，年轻教师工作几年连成家的钱都攒不出来，还不如街上贩青菜、卖糖葫芦的。

”

在如此的经济状况下，也就不难理解，为何有的乡镇采取种种办法，把占主要财政支出的学校租赁了出去。

此举确是既摆脱了教师工资所带来的巨大财政压力，又有了租金收益，可谓一举两得，也难怪各地纷纷效仿。

“可如此一来，我们的义务教育问题就大了，‘普九’也会前功尽弃。

”一位退休的老教师忧心忡忡，“首先会造成两极分化：

有能耐的家长把孩子送到‘私立’学校，没办法的就只好认命回家。

就算学生都到私立学校去，教师都是两个人干着三四个人的工作，又怎能全都照顾得过来？

”

但让记者感觉问题比较严重的，则是很多家长对如此“改制”的反应。

记者在一乡镇街头采访一位小商店女老板时，她就对学校“改制”与否显得很无所谓：

“改就改呗！

反正家长由学校当家，学校让到哪儿上学就到哪儿去上！

”她觉得改为“私立”后，学校可能会要求得更严格，只要孩子能提高成绩，多缴一部分钱没什么问题。

而对于那些家庭条件较差的家长，他们首先关注的就是私立学校的培养费——那是一道他们难以逾越的“坎”。

一位正在山地里劳作的农民就曾无奈地对记者说：

“收钱最少的私立学校，每年也得８００元培养费。

”他在记者面前晃动着用手指比划成的“八”字：

“８００元，我们十几亩山区小麦的全年收成！

”而当记者到几个公办乡镇学校，随机了解一些成绩一般的学生对辍学的看法时，他们竟又都和张超有着一样的心态：

“别人上学我就上，别人不上我也就不上了。

”很明显，只要到一个合适的时候，他们就会很自然地辍学。

另外一个不可掩盖的事实是，很多乡镇中学都是“普九”期间百姓集资建起的新楼，迄今都还未还清贷款。

如果现在忽然变成了“私立”学校，对于那些捐出血汗钱本该享受义务教育的百姓来说，公平何在？

所欠的那些上百万元的贷款，又该由谁来偿还呢？

还会落在百姓头上吗？

中国教师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