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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高》杜甫独立唐诗的顶峰精选文档
《登高》──杜甫独立唐诗的顶峰
语文课本中的文章都是精选的比较优秀的文章,还有不少名家名篇。
如果有选择循序渐进地让学生背诵一些优秀篇目、精彩段落,对提高学生的水平会大有裨益。
现在,不少语文教师在分析课文时,把文章解体的支离破碎,总在文章的技巧方面下功夫。
结果教师费劲,学生头疼。
分析完之后,学生收效甚微,没过几天便忘的一干二净。
造成这种事倍功半的尴尬局面的关键就是对文章读的不熟。
常言道“书读百遍,其义自见”,如果有目的、有计划地引导学生反复阅读课文,或细读、默读、跳读,或听读、范读、轮读、分角色朗读,学生便可以在读中自然领悟文章的思想内容和写作技巧,可以在读中自然加强语感,增强语言的感受力。
久而久之,这种思想内容、写作技巧和语感就会自然渗透到学生的语言意识之中,就会在写作中自觉不自觉地加以运用、创造和发展。
《登高》是杜甫晚年在夔州时所作,是他七律诗的代表作,有人称之为“古今七言律诗之冠”;“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被称为唐诗压轴之句。
故应该单独上一节课。
重点抓住“悲情”即可达到教学要求。
其实,任何一门学科都离不开死记硬背,关键是记忆有技巧,“死记”之后会“活用”。
不记住那些基础知识,怎么会向高层次进军?
尤其是语文学科涉猎的范围很广,要真正提高学生的写作水平,单靠分析文章的写作技巧是远远不够的,必须从基础知识抓起,每天挤一点时间让学生“死记”名篇佳句、名言警句,以及丰富的词语、新颖的材料等。
这样,就会在有限的时间、空间里给学生的脑海里注入无限的内容。
日积月累,积少成多,从而收到水滴石穿,绳锯木断的功效。
一、在写景中深沉地抒发情怀
死记硬背是一种传统的教学方式,在我国有悠久的历史。
但随着素质教育的开展,死记硬背被作为一种僵化的、阻碍学生能力发展的教学方式,渐渐为人们所摒弃;而另一方面,老师们又为提高学生的语文素养煞费苦心。
其实,只要应用得当,“死记硬背”与提高学生素质并不矛盾。
相反,它恰是提高学生语文水平的重要前提和基础。
1、景──秋景(春女思,秋士悲)夔州秋天的典型特征。
2、情──悲凉(注意引导与悲伤的细微区别)。
诗前四句写登高所见,写夔州特定环境,画面惨淡,气氛悲凉。
诗人仰望茫无边际、萧萧而下的木叶,俯视奔流不息、滚滚而来的江水,在写景中深沉地抒发情怀。
萧涤非先生在他的《杜甫研究》中,曾作了这样的阐释:
他乡作客,一可悲;经常作客,二可悲;万里作客,三可悲;又当萧瑟的秋天,四可悲;当此重九佳节,没有任何饮酒等乐事,只是去登台,五可悲;亲朋凋谢,孤零零的独自去登,六可悲;身体健旺也还罢了,却又是扶病去登,七可悲;而这病又是经常性的多种多样的,八可悲;光阴可贵,人生不过百年,如今年过半百,只落得这般光景,九可悲。
〖附〗
“语不惊人死不休”。
万──离国别家,漂泊路途之远
常──流浪他乡的时间之久。
24岁赴洛阳赶考,未能及第;35岁到长安求取官职,滞留10年,一再碰壁;43岁获得卑微官职,却又已是安史之乱的前夕,被困长安;逃离长安,追随肃宗,因为直言又被厌弃;48岁弃官,11年漂泊直到死在漂泊在湘江的一条破船之上无人所知。
多──感叹年老多病,精神疲惫不堪。
独──形单影只,万分凄凉。
停──愁闷无法宣泄的愁苦情状。
二、集大成者的诗圣──再命名的压力
(幻灯展示,对比几首诗歌:
《登幽州台歌》《登鹳雀楼》)
“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被称为唐诗压轴之句。
再命名的压力,在某一程度上,也即题材的压力。
举《登高》的题材为例,陈子昂的《登幽州台歌》一出,诗歌的疆土便被他夺去一大片。
这里,题材也是有传统的,也经过漫长的积累。
陈子昂以强大的力量夺取以往的积累,建立牢固的形象,构成巨大的压力。
王之涣带着《登鹳雀楼》来抢占地盘,构成另一个压力。
陈子昂的主题被时间笼罩,并且是悲观的(独怆然而涕下);王之涣的主题被空间笼罩,并且是乐观的(更上一层楼)。
杜甫挟着《登高》和《登岳阳楼》,以更强大的力量和恣态,使“登高”题材形成定局。
他既包揽了陈子昂的时间和王之涣的空间,又注入个人身世和家国情怀。
时与空,历史与现实互相交错和浸透。
陈子昂和王之涣用的都是单镜头,一个静止的远景。
杜甫则用上远景、近景、特写镜头,并且不断移动转换,使得两首诗都写得丰富而复杂。
命名的压力,是横的压力。
还有一种纵的压力,也即一个个前辈诗人挟着他们各自的横的压力,对后辈诗人构成的层层叠叠的纵的压力。
仅就杜甫的前辈而言,屈原集他以前的传统于一身,成为第一位大诗人;陶潜集他之前的传统于一身,成为另一位大诗人。
而陶潜之所以还有机会,是因为他与屈原完全不一样:
一个入世,一个出世;一个强烈,一个淡定;王维是第三个大诗人,他之所以还有机会,是因为他发展了山水诗;李白是第四个大诗人,他之所以还有机会,是因为他跟屈、陶、王都不一样:
他是天才。
接着杜甫出现了,他的机会建立在他之前的诗人的机会上:
他是集大成者。
集大成者出现之后,诗人开始变小,他们开始做那位集大成者在某个方面做得不够,或已做够但他们仍可以做得更多的事情:
白居易之所以还有机会,是因为他往“白”里写;李贺和李商隐之所以还有机会,是因为他们往晦涩里写。
当一切题材被写尽了,大诗人也出尽了,诗歌便开始枯竭,由词来接棒。
苏东坡之所以还有机会,是因为他已不完全是大诗人:
他是集诗、词、散文于一身的大作家。
写作出现质的变化。
这位大作家之后的作家,又开始变小。
至元明清,诗衰竭,词也开始衰竭,诗人变成打杂。
戏曲、散文尤其是小说大盛,更重要的是小说使用新的语言:
白话文。
白话文运动则正式宣告古典汉语写作终结,因为它已衰竭。
这不是一厢情愿的运动,而是一种必然的结果。
证据是:
白话文不是临时发明出来的,而是孕育在古典汉语衰竭的母体中。
那么,我们如何知道某个人是集大成者?
难道他之后,例如杜甫之后,不会出现另一个更大的集大成者吗?
答案是:
如果这位诗人代表了整个民族精神,他就是集大成者。
杜甫代表了中国民族精神。
我们不能说屈原、陶潜、王维、李白、白居易、苏东坡等人代表中国民族精神,他们都只代表了中国民族精神的某一方面。
集大成者的伟大,是要经过一段时间,甚至经过一段漫长时间才会被发现的,因为民族精神是一种很庞大的氛围,整个民族精神不一定可以在一个时代中全部被看到。
生活在太平盛世的读者,不大可能完全理解杜甫,只有经过艰难时世,尤其是战争和丧乱,才会更充分地理解杜甫。
杜甫的伟大,是通过历代的无数灾难来证明的。
而李白的伟大,是任何时代的人一看就看得到的。
从读者的角度也可证实这点。
一个读者在十七岁读李白,跟在七十岁读李白,基本上不会有什么不同。
但一个读者在十七岁读杜甫,跟在三十七岁读杜甫,可能就已有天壤之别。
顺便一提,中国读者历来有“李杜之争”,杜甫的时代,就看不到杜甫的伟大。
或许我们可以把李白称为“伟”,把杜甫称为“大”:
伟代表高,大代表宽。
李白是塔,杜甫是平原,当我们在那座塔的一定距离内,例如十米至一公里,我们会被那座塔所吸引,而看不到这一范围内的平原或看到但不当一回事。
当我们与那座塔的距离越来越远,例如五公里、十公里,则我们将越来越被平原的气势所吸引。
〖附〗
文人的登高冲动
一、猎豹冻死在山坡上
一头猎豹冻死在终年积雪的高海拔山坡上。
那里没有树,没有草,也没有可以捕食的小动物,除了白皑皑的积雪之外,什么都没有。
那么,它跑到那么高的地方干什么呢?
作家海明威问道。
这是一个谜,没有人知道为什么。
人们猜测动物也会有登高放眼的冲动,但找不到根据。
有人好奇地去问登山家:
“那么危险,又那么艰难,你们为什么偏要去爬?
”登山家想了一下,回答说,“因为它在那里啊。
”
这种宗教信徒式的回答让人感到意外。
在观察传统文人的生活习性的时候,我注意到,文人比任何人都渴望高处。
大多数文人都嗜好登高,而且登高必赋,或多或少都留有吟咏登高的诗篇。
寻找高点,仿佛是这个族群普遍存在的一份心理偏执。
我把这种习性称为猎豹冲动。
他们寻找的高点,当然不限于山峰,可以是山巅,也可以是城楼、古塔、高阁、祭坛、石矶等任何地方,甚至驿舍楼台凭栏而望,也构成一种登高。
只要能够取一个俯瞰的视点,可以纵情眺望天地,那么,不管攀登过程多么艰难,他们都要想尽办法去一登为快,满足诗人所说的那份“登临意”。
孔子就是非常喜欢登高的人。
他曾经登上一座高山,举目眺望,感慨地对弟子说,唉呀,鲁国原来这么小!
然后他又登上了巍峨的泰山。
站在泰山顶上,喟然叹息道:
原来天下也这么小啊。
还有一次,他带着弟子子路、子贡和颜渊登临景山,到了山顶后,他问弟子说:
“君子登高必赋,小子们都有什么想法?
”然后就展开了一场自由讨论。
上古的时候,登高能赋是一项重要的外交素质,只有登高能赋才能做诸侯手下的大夫。
大夫有九项必备的能力,其中第五条就是要登高能赋。
孔子最著名的一句慨叹,就是站在山川高处这样赋出来的。
他站在河边的危崖峭壁上,望着滔滔的流水长叹道:
“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
”
我强烈地意识到这不是普通的登山,而是一种精神的朝觐,是一种变相的文化仪式。
因为,它总是在强调最终的精神活动,而不是体力的冒险;它只在意到达山顶之后的看什么、想什么、说什么,根本不在乎登山过程本身的艰苦和乐趣。
所以它不是体育运动,不是现代登山家的极限挑战。
读过一点唐诗的人,都会背诵“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
”
杜甫《望岳》诗里面的名句。
“会当”是发誓定要去做的意思。
总有一天自己要去凌越那个颠峰,把群山都踩在脚下。
这可不是普通的抒情诗,读者。
你应该能从中嗅出猎豹的气息和激情来。
这就是封建社会鼎盛时期文人最典型的猎豹冲动。
我意识到了,我意识到这是一份宣言,是一个知识群体试图君临整个社会和山川宇宙的陈情表白。
诗人就是那只渴望冰峰的猎豹啊,永远心在高处。
集体无意识也好,个人无意识也好,无论你相信不相信这种解读,我都这么认为。
我听到了自己心弦有声。
那么,他们为什么要争相跑到那么高的地方去呢?
这里面,已经不仅仅是人类的天性了,还有更深的文人天性。
这使得天下所有的海明威都感到纳闷。
二、时间被击退了
追问这种对高点的渴望,我想,应该与自由有关。
人类没有翅膀,但是人类很早就渴望能够象鸟儿一样飞起来。
许多民族都有关于人能够飞翔的神话传说,反映了这种古老的梦想由来已久。
在东方,古老的《山海经》中,记载着许多长着翅膀的半人半鸟怪物,生活在叫做羽民国、讙头国、毕方鸟国等等地方。
道家把修炼成正果想象成羽化登仙,也反映了同样的渴望。
突然有一天,人从自己的肉体躯壳中蝉蜕了出来,长出了可以飞天的翅膀,升到天上做长生不老的神仙去了。
这样的宗教确实有诱惑力,它抓住了芸芸众生也有飞翔冲动的心理弱点。
在神话和宗教之外,民间人体飞翔的尝试就更多了,数说起来足以让我们悲喜交加,心生感慨。
早在两千年前的汉代,就曾经有人在身上绑缚羽毛,做成巨大的翅膀,然后从高台上纵身跳下。
据说竟然还滑翔了几百步远。
在西方,这样的尝试更是不绝如缕。
直到十九世纪末出现李林塔尔,二十世纪初出现莱特兄弟。
我敢肯定,出于对自由的渴望,文人比任何人都更想拥有飞翔的翅膀。
证据是,文人在他们的作品中,常常把自己形容为飞鸟,说自己是大鹏,是鸾凤,是孤鹤,是惊鸿,是鵷鶵,是苍鹰。
庄子曾经想象自己象一只巨大的神鸟,展开云一样的翅膀,在高空俯瞰人间城郭。
李白说自己“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九万里。
”杜甫把自己当作矫健的雄鹰,梦想“何当击凡鸟,毛血洒平芜。
”东坡先生则把自己比喻为惊鸿,总是想乘风归去,却又无比眷恋人间。
都是同一种奢求,对自由的奢求。
这应该被看作是另一种形式的猎豹冲动。
登高是对飞翔的模拟,高处让他们可以完整地把握这个世界,审视这个世界,可以用垂怜的眼光抚摸芸芸众生,可以发现原来众人皆醉而我独醒。
多么可怜的世人啊,生活在浑浑噩噩之中,竟然什么都不知道。
他们可以这样叹息说。
一个借助于大视野而产生的精神自我放大过程,就这样完成了。
一次模拟飞翔的仙人探访,就这样完成了。
假如我没有猜错的话,文人是在用另一种方式,把自己变成得道的仙人,从而取得怜悯这个世界的权利。
你可以怀疑这样的猜测,但是别停下来。
因为在我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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