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党94周年征文九十四华诞求索路.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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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党94周年征文九十四华诞求索路

建党94周年征文：

九十四华诞求索路

　　建党94周年征文

　　三千年梦风和雨，九十四载沧海桑田。

拉开中国近代史的帷幕，风云巨变中乾坤颠倒。

世界改变着格局，也势不可挡的改变着中国人的世界观，盲目自大的自我中心主义，结果必然是被遗落在时代的边缘。

一部近现代中国史就是一部中国人民重新认识世界，重新在世界中找到自己的立足之地的历史，历史是由人民创造的，而人民在曲折反复中最终找准了自己的引路人。

历史的探寻总是跌宕起伏的，过程中难免有误区有坎坷，但能在时间的洪流中淘洗出来的便是真理。

正如事实所证明的那样，只有马克思主义能救中国，也只有共产党才是马克思主义的执行人。

　　风雨共济的九十年是中国共产党从诞生到成熟的发展时期，一页页一幕幕都是中华民族上下求索艰苦奋斗的心路历程。

外寇入侵，我们众志成城恢复中华;内患难医，我们刮骨疗伤浴血重生;唇亡齿寒，我们兵行远道凯旋而归;超英赶美，我们求胜心切天可怜见;苏联撤援，我们咬紧牙关自力更生;十年文革，我们大梦方醒痛定思痛;改革开放，我们兼容并包走向世界。

经历建党时筚路蓝缕的艰辛，面对大好河山，曾有过看今朝风流人物的豪情。

生死存亡之秋，不畏远征艰难，桥横锁寒浑不怕，水拍金沙雪冷峰，草莽乌蒙回首笑。

战场硝烟时局困，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

虽遭遇封山围城之难，却继续发扬艰苦奋斗的作风。

百万雄师过大江，一鼓作气追穷寇，未曾沽名学霸王。

这个党，这个民族，这个国家，每一次成长都伴随着分娩的痛楚，回首这段风云激荡的岁月，历史长河中流淌的是勇敢的弄潮儿——中国共产党——引领中国人民谱写的雄壮之歌。

　　春回神州，中国一个古老而又现代的国家，正昂首走进新时代，她以日出东方的壮志豪情向世界展示一个民族的风采。

这里有大国崛起的自信，这里有睦邻友好和平共处的风度，这里有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的情怀，这里有大地震也摧不跨的手足情谊，这里有全世界第二大的经济体，这里更有五千年一脉相承的灿烂文明。

这里的人民坚信，其实世界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就成了路。

当今的中国正在开拓一条属于自己的路，甚至是人类文明史上未曾有过的路，她会面对质疑面对干扰，但是，她会用占世界五分之一的人口的幸福生活向世界交出一份满意的成绩单，她会证明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的目的地是和谐幸福。

　　曾经失落过，曾经伤痛过，曾经逃避过。

而今，我们谋求的是最广大人民的最大利益，我们求是创新引领最先进生产力的方向，我们站在整个人类文明的高度来审视和发展我们的文化。

中国共产党，一个民族的引路人，必定在风雨中成长，在学习中进步，值此九十四华诞之际，祈愿她意气风发，阳光健康!

　　建党94周年征文

　　难忘冀州的那些老书记们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

笔者因退休前多年在县（市）委、政府机关工作，对于河北省冀州（冀县）的老书记们比较熟悉。

对于从上世纪50年代直至90年代初的9位冀州（冀县）的书记的言行、作风，始终难以忘怀。

回忆、记载下来，展现给大家，或许对于当今的干部、当今的党的作风建设、当今的反腐倡廉等有所补益。

　　我所记忆的9位老书记，分别是：

刘立存，50年代末，担任县委副书记。

殷喜顺，60年代至70年代初，担任中共冀县革命委员会核心小组组长（相当于县委书记）、县委副书记。

李文华，70年代初担任县委书记。

现已作古。

焦魁海，70年代担任县委书记。

后担任衡水行署副专员。

贾振友，70年代担任县委副书记。

后担任衡水地区检察院检察长。

徐金在，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担任县委书记。

后担任邢台地区专员。

周忠武，80年代担任县委副书记。

现已作古。

杨红涛，80年代担任县委书记。

后担任河北省农业厅副厅长。

周明，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担任县（市）委书记。

后担任河北省发改委主任。

　　这些老书记们的事迹，我讲给当今的青年人听，他们中的许多人都感到惊讶、不可理解，甚至怀疑。

　　老书记们作风简朴，当今的青年人会问：

　　“真是那样吗?

”

　　当年的老书记们，工作、学习、衣食住行等，与普通百姓、一般干部一个样，十分简朴，讲给当今的青年人听，他们中的许多人会问：

“真是那样吗?

”我十分负责任地回答：

下面记述的事情，都是个人亲闻、亲见，百分之百确凿。

　　50年代末，刘立存担任衡水县徐家庄红旗人民公社党委第一书记时，因雨天检查工作，被摔得骨折后，不能走路，但一天也没有休息，坚持在炕头上听汇报、与同志们讨论研究工作。

《衡水报》头版头条以《党的好干部》为题报道过他的事迹。

60年代，殷喜顺在徐家庄公社松篱村“蹲点”，参加劳动时，专门拣挖粪圈的活儿干。

因挖粪圈这活儿，在当时认为是最脏最累的，所以，深为广大群众拥护。

70年代初，李文华在官道李公社官道李村蹲点，每天早起都为房东家担水、扫院子。

70年代，焦魁海虽然已经年过半百，仍坚持与青年干部一样，参加集体劳动。

一年参加劳动不少于100天。

有一段时间，每周都带领县委常委们到化肥厂去装化肥。

70年代，贾振友每天早起早饭前，都要坚持学习马、列、毛主席著作。

80年代，杨红涛在冀县时，只要没有外出开会出差，每天晚上都要到办公室工作，灯光保准亮到10点以后，还常常加班工作到午夜12点后。

一次，给在邯郸任小学老师的姐姐打电话，通话之后，他把元的长途电话费一分不少地交到了办公室财务科。

凡是用公车办个人私事都交汽油费;凡是到招待所陪客用餐和下乡吃饭都按规定如数交粮票和饭钱。

1988年盛夏，杨红涛同县里几位同志到省城石家庄市办事，临近午饭时间，他就带领大伙到路边一家小店每人要了一碗过水面，津津有味地吃了起来。

饭后，离对方单位上班的时间还有3个多小时，同志们考虑到他工作劳累，建议找一家旅店午休一下。

他却说没必要破费这笔钱，建议到路边的树荫下等着。

他同乡镇企业的干部外出搞联合，谈引进，每次吃的也总是老三样：

不是面条，就是烩饼，要不就是饺子。

在没有外人的情况下，从不让摆七碗八碟地吃喝。

路上渴了，就从自己提包里拿出几个从家里带的苹果给大家分分，谁要说给买瓶饮料什么的，他总笑着拒绝：

“没那个习惯”。

一次，徐家庄公社庄子头村的干部与他一块去天津运动鞋厂谈联营项目，饭前约好有厂方的同志参加，于是就摆了一桌象样的饭菜，后来厂长因故未到，杨红涛就坚决让把这桌饭菜退掉，换之以每人一碗混饨充饥。

出外如此，在家下乡也无不如此。

为此落了个“面条书记”的雅号，还被人们编成了顺口溜加以总结：

“杨红涛下乡吃饭，一头大蒜两碗面。

”杨红涛用的黑提包让办公室拿出去修理过好几次，换过拉链、提带。

他办公室废纸篓里很难发现一张没有写过字的白纸。

有时一张纸用不完，他就把空白撕下留作写便条用。

他还几次批评一些同志不注意随手关灯，并规定办公楼前厅的大吊灯不是重大节日不许开用。

　　老书记们严于律己，当今的青年人会问：

　　“他们那时是那样‘傻’吗?

”

　　当年的老书记们，严于律己，工作中、生活上、处理家庭、私人问题时，廉洁无私，一尘不染，讲给当今的青年人听，他们中的许多人会问：

“他们那时是那样‘傻’吗?

”我真实而骄傲地回答：

当年他们就是那个样子，人人都是那样“傻”!

　　60—70年代，县机关有汽车，但殷喜顺、李文华、焦魁海、徐金在等老书记们，非到万不得已不坐，坚持骑自行车或步行。

每年组织的几次全县范围的或以片（几个公社为一片）为单位的评产或生产大联查，老书记们与公社、有关县直部门的干部们一起骑自己的自行车，一搞就是连续三、五天。

殷喜顺虽然是革命残疾军人，身体欠佳，但为了深入过细地了解农业生产情况，经常是放下自行车步行走乡串村、到田间地头。

因此，对于全县的道路、河渠等农业情况了如指掌，被称为冀县的“活地图”。

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徐金在、周忠武，对于自己孩子的工作安排，严格按有关规定办理，没有丝毫照顾。

徐金在的姐姐听说冀县招“商业新兵”，从枣强跑到冀县找徐，要求安排儿女。

徐金在说，规定不能安排外县的，外甥是枣强人，我不能安排。

把姐姐劝了好几天后送回家。

80年代，杨红涛调任冀县后，劝通了多年习惯城市生活的老母，说服了有称心工作的爱人和在条件优越的学校读书的两个女儿，毅然举家由衡水市迁往冀县城。

河北省省委书记邢崇智到冀县视察工作得知这一情况后，很为赞叹：

“当官不携眷，必有他打算。

你带了家，很好”。

杨红涛把一家5口从衡水市搬到冀县，便利了工作，却给自己的家庭生活带来诸多不便。

县里的同志看到他上有老下有小，出于好心想给他盖一处面积大一点、标准高一点的4间新住宅。

杨红涛听说后，婉然而坚决地谢绝了：

“上级对县级干部住房有规定，我不能搞特殊。

如果我多占一尺，别人多占一丈也无法制止。

”就这样，他住进了3间共63平方米的一处普普通通的平房。

没卫生间、没书房、没会客室。

70岁的老母亲还得和小孙女儿挤在一起。

杨的大女儿杨敏从衡水转学到冀县，一些热心者想乘此把孩子安排到县重点中学——冀县中学。

杨红涛却执意不让：

“不能因为我是县委书记，孩子就可由普通学校转入重点中学。

从什么学校来的还到什么学校去。

”于是，孩子遵嘱被转到了一所普通中学——冀县南关中学读书。

　　老书记们平易近人，当今的青年人会问：

　　“那时的官与现在的官不一样吗?

”

　　当年的老书记们，平易近人，没有架子，视普通百姓、一般干部为朋友、同事、兄弟姐妹，讲给当今的青年人听，他们中的许多人会问：

“那时的官与现在的官不一样吗?

”我严肃而崇敬地回答：

那时的领导干部，就是“当官不像官”。

　　70年代初，李文华骑自行车下乡，遇到县委、公社的一般干部或其他熟悉的人，总是首先下车子打招呼。

我当时在宣传部报道组，是一名刚刚参加工作的小干事，我们相遇，这位书记也是先下自行车，先打招呼，使我心里热乎乎的。

目前，虽然已时过40年，他也作古，但仍使我念念难忘。

70年代，一位正科级干部犯了错误，这位干部原是县委书记的秘书。

当初亲手拔他的焦魁海、周忠武，对这位干部的错误不护短，不迁就，比别人更加严厉地批评。

都十分明确地说，你虽然犯了错误，有什么困难，凭个人私交，我们坚决保证予以帮助。

如你进了监狱，我们给你送烟叶。

因为我们私交好，对你的错误就必然要更加严厉、激烈、苛刻。

80年代，有一次，杨红涛从石家庄星夜赶往北京。

他坚持乘火车，而火车是过路车，人多无座，他就一直在硬坐车厢的过道上站到了北京。

周明在县政府食堂吃饭时，看到有个同志一手端菜，一手端饭，将要出屋，但不便开门，立即过去为这位同志开开门，让其出去，虽然至今已过20年，但仍然广为美谈。

50—80年代，老书记们，都是与一般干部一样，在机关时，到食堂机关用餐;下乡时，到农户吃“派饭”;到公社时，因一般是公社干部搭伙在供销社伙房，就与公社干部和供销社职工一样，从伙房买饭后，蹲在院里吃饭。

老书记们与一般干部、职工，边吃边聊天，说说笑笑，经常开个小玩笑。

对小伙子说：

“怎么样?

还没找到对象吗?

要找就找一个漂亮的。

”对已婚同志说：

“你为什么不高兴?

是否又想‘老伴儿’了。

”对未婚女同志说：

别发愁，没对象我保证给你找一个好的。

因此，书记们深受群众爱戴。

70年代，焦魁海、周忠武等，虽然级别高、工资高，但衣着、生活用品十分普通，与机关的一般干部一个样。

他们若与一般干部一起吃饭、理发、夏天吃西瓜等，总是替代付费，还老说：

“我工资多，我拿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