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辟蹊径 标新立异.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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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辟蹊径标新立异

独辟蹊径　标新立异

――《领导管理科学新论》的社会背景、学术创新及重要特点

山东社会科学院研究员、教授　李鑫生

作为一门科学，其学说构成必须是准确而科学的，这是学科得以成立的基础。

但仅仅如此还不够，还必须具有一定的创新性。

学术创新是新理论的生命和灵魂，同时也是理论的根本立足之点。

领导管理科学是一门集理论性和实践性、科学性与艺术性于一体的学科。

它具有宏观上的战略性，也具有实践过程中的操作性，它有着理论上的震撼力，也有着艺术的感染力。

《领导管理科学新论》（以下称《新论》）的主旨就是就是在上述大前提下，构架新的领导管理科学理论体系。

下面我主要谈三个问题，

一是《新论》产生的社会背景

二是《新论》的主要学术创新

三是《新论》的重要特点

一、《领导管理科学新论》产生的社会背景

经过30年之改革开放，中国的情形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

与之同时，改革早就过了“摸索”阶段，开始从混乱的非均衡状态向理性的均衡状态发展，开始从短期的“摸索”向长远的“治理”方向转变，开始从模糊状态向“科学量化”的方向过渡，开始从短期效益向长期可持续性方向发展，开始从偶然机会碰撞到必然规律探索方向发展。

这是一个由量变向质变的渐变过程，同时也是一个急需理论总结和理论战略研究的过程。

正是在这种形势下，《科学管理新论》应运而生。

它所体现的不再是过去的意识形态，而是在新时代综合了世界各国实践和中国改革开放30年实践后的理论总结。

中国模式之成功，在政治、经济和社会各个领域都存在，需要理性抽象和总结。

如果没有这种类似的理论总结，就无法揭示中国成功的秘密，而我们自己也说不清自己为什么成功，进而就无法设定长远的国家方略，更无法在理论和精神上产生对别国的吸引力，也无法增进我们对自己制度的认同感和信服感。

这就是当前中国为什么迫切需要宏观理论和大战略的原因。

我国的一些理论精英已经开始意识到中国总结自身模式的严重滞后，也曾提出过许多好的理论设想，但是成规模的不多，形成完整理论著作者更是凤毛麟角。

正是在这样一种国内外急需中国新理论的时候，《新论》得以问世，并引起了世人的注意。

其实，这部著作之前，在2008年出版的作者的《消费通论》中，领导管理新论的主旨思想基本形成。

当然这部著作出版后受到社会各界的关注。

当年6月在济南围绕这部书召开了学术研讨会，第二年5月又在北京召开了关于这部书的学术研讨会。

与会者不仅有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上海复旦大学、中国社科院、中央财经大学等许多诸多著名专家学者参加，而且美国和韩国的专家学者也参加了这次会议，并发了言。

事后，美国休斯敦大学邀请作者到该大学进行了四次演讲和四次专题研讨会，并得到高度评价和肯定，在美国学界一定范围内产生了强烈反响。

消息灵通的英国牛津大学出版社得知此消息后，在征得作者同意的情况下，决定出版这部著作的英文版。

该书在英国出版后，立即在英美等国产生了强烈反响。

西方学者认为：

《消费通论》中的领导管理思想这是真正的中国自己的领导管理理论，它折射了中国改革开放和中国成功的经验。

正是在这个基础上，作者又运用了两年时间，全面拓展了《消费通论》中的领导管理思想，形成现在的110万字的《领导管理科学新论》。

二、《领导管理科学新论》的主要学术创新

该书有许多学术创新，主要的有以下几点：

1、赋予领导管理科学的学科新义

《新论》认为领导管理科学是一门综合性的学科。

它是由一系列的领导管理理论、领导管理原则、领导管理形式、领导管理方法、领导管理制度等组成，是领导管理实践活动在理论上的概括和反映。

领导管理科学来源于社会的领导管理实践，人们在长期的社会活动中，如军事、政治、经济、宗教、文化等活动中积累和总结出一系列的领导管理经验和领导管理概念。

该学科应该这样定义：

领导管理科学是人类三大消费过程有组织、计划、有行为目的、系统活动的领导管理科学，它是以领导管理实践为主线，对领导管理现象、领导管理主体、领导管理客体、领导管理环境、领导管理资源、领导管理行为、领导管理过程、领导管理思想的理论体系。

这个理论体系具体还包括领导管理知识技能体系、领导管理组织、决策、政策、策略、法律、法令、规章、章程、纪律体系，规划体系、领导管理体制与机制体系、领导管理主体相关体系、领导管理素质体系、领导管理智慧谋略体系、领导管理行为科学与艺术体系等等。

总之，领导管理科学是对领导管理过程全面系统的理论研究和应用研究的专门学科。

2、揭示了领导与管理动态互补的辩证关系

多年来，领导学与管理学被人为分开，成为两门各自独立的学问。

而《新论》认为领导学与管理学是相互依存，相互包容、相互渗透，相互影响的两门无法分开的学问。

实际上，领导与管理是无法分开的。

无论是一个国家，还是一个省市，无论是一个工厂，还是一所学校，无论是一座城市，还是一个村庄，无论是一个基层组织还是一个高层组织，你都可以发现，拥有其领导权的人，一定拥有其管理权，在其领导的过程中一定会有管理，在管理过程中一定会进行领导。

所以，领导离不开管理，管理也离不开领导。

世界上没有没有管理的领导，也没有没有领导的管理。

“现代管理学之父”─彼得·德鲁克在1954年他出版的《管理实务》中，把领导与管理看作是一体的，他认为领导和管理具有很强的复合性和相容性。

领导就是管理，管理就是领导。

在现实生活中，领导活动和管理活动，二者从来无法分开。

一个人在从事管理工作的时候，也在担负领导工作。

所以不能说领导者不管理，也不能说管理者不领导。

从行为方式角度来说，领导和管理都是一种在组织内部通过影响他人的协调活动，实现组织目标的过程。

从权力的构成看，两者也都与组织层级的岗位设置有关。

从社会实践角度来说，领导和管理具有较强的相溶性和交叉性，二者是密不可分的。

领导与管理在组织管理中的作用是互补的。

领导职能关注的主要是组织活动方向的正确性及其价值意义，管理职能关注的主要是组织活动秩序的稳定性及其效率，领导职能的使命是确保做正确的事，管理职能的使命是确保正确地做事。

领导与管理之间动态互补有助于优化组织管理资源配置。

只有把领导与管理之间的关系放在一个整体框架下才能充分发挥分工与合作的整体优势，才能充分调动各层次组织管理者及其他管理绩效相关者的主动性、积极性与创造性，充分发挥人力资源的增殖性作用，进而优化组织管理资源配置以实现组织管理绩效的提升，为组织整体绩效的实现与提升打下坚实可靠的组织管理基础。

3、强调领导与管理密不可分，共同构成领导管理科学。

领导与管理作为一门学问的两个方面，有其固有的魅力和光芒。

但是本来是寓为一体的理论长期以来，又被人们分了家，有人说，领导学是从管理学分离出来的，有人说管理学是领导学的母体，这显然是一种偏颇的认识。

领导与管理密不可分，共同构成了一门学问，二者如大鹏之两翼，不可分割。

人类生活消费中的每一个系统，都是相对独立、完整的社会系统或组织群体，都聚集了包括权力、人力、财力、物力等等在内的大量资源，并且都由某种权威来掌握和支配它们。

在这个系统内的一切因素包括人的因素，都受这个权威运作的影响。

当然这个权威既有人，也有组织，机构，充当着整个社会系统和组织群体的心脏，集中有效地调配资源并影响着系统或群体内的所有人。

因此，领导与管理总是溶为一体的，发挥着一体两面的作用。

4、借鉴和改适了中国古典领导管理思想并把它提升为一种具有中国特色的领导管理实践战略，而这种管理实践战略具有普遍性意义。

在中国古代，上至西周，下至明清，涉及到的领导管理思想的论述几乎历代都有。

目前可以查到的有300余种1000多万字。

从《尚书》、《战国策》、《春秋》、《史记》、《资治通鉴》，再到《二十四史》《读鉴通论》都有大量的涉及到领导管理的内容，其中不乏精彩之论述。

其中，《资治通鉴》是从史学的角度研究领导管理学的最杰出代表。

从《管子》、《道德经》、《论语》、《曾子》、《孟子》、《墨子》、《韩非诈子》、《孙子兵法》到《贞观政要》、宋朝理学、《康熙政要》、《曾国藩家书》等等，均是着眼于表现为统治领导管理而提出来的实际学问。

其中，《管子》《老子》《论语》《孙子》的影响最大最深远。

书中以此四家为代表，作为古代领导管理思想中最为典型杰出的代表而加以论述，并分别对四家理论进行了疏理和论述，并提升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领导管理理论。

5、全面系统地提出了领导管理实践战略理论。

过去的管理实践战略理论仅限于西方理论的借鉴，而该书则把对中国传统领导管理思想同样纳入战略范畴，从而形成一个溶东西方理论精华为一体的新的领导管理战略理论体系。

众所周知，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有着有很大差异。

这与东西方人各自的思维方式的差异有关，如感性与理性、理论与实践、伦理与道德、言教与身教、灵感与悟性、实证与修正等。

这些差异反映在领导管理领域，同样存在着很大的差异。

现代领导管理，从学科角度来说，是西方人发展起来的。

百年间，名家迭出，流派纷呈。

过去很多西方人看不起东方人，也有很多东方人看不起自己。

以往，中国的所谓现代化领导和管理理论，实际上就是照搬西方式的领导和管理理论。

直到现在，很多理论还是照搬西方的，即是一些高级管理专业，仍然采用的是西方教材和教学方法。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巨大成功，随着领导管理理论的日益发展和理论体系日益复杂，西方人不得不到东方文化中来寻找灵感，东方文化，特别是中国传统的管理思想日渐显露出其独特的价值，成为领导管理科学发展的新的源泉。

从周易的辩证思维、天人感应，管仲的天道、地道、人道，以人为本的管理思想和万事万物都有法则即规律，发挥主观创造性的无为而为的治理思想，老子的道法自然、无为而治，孔子的仁政德治、到孙子兵法、三国谋略，处处体现着东方的领导管理智慧，开启了东西方管理文化在互动中发展的新时代。

书中在借鉴和改造了西方的组织理论、规划理论、竞争理论、激励理论、控制理论、目标理论的基础上，同时也溶进了中国古代的优秀的领导管理思想，特别是管子的领导管理思想、老子的领导管理思想、孔子的的领导管理思想、孙子的领导管理思想。

同时还针对中国的实践经验，提出了用人战略、文化战略、公关战略等理论等，从而构成了一个完整的领导管理战略理论体系。

有学者认为，东方人特别是中国人具有优秀的领导管理天赋，领导管理科学的下一个大发展将在东方文化中孕育而出。

作为一个学者，能够站在时代的潮头，体验中西文化的碰撞、交流、融合、互动，运用我们自己的智慧为现代领导管理科学的构建，添砖加瓦，也不失为人生的一大幸事。

6、对领导体制进行了全面而公正的理论解释，并对中国体制作出了公正评价，纠正了西方某些对中国体制问题上的偏见。

本书除了对领导体制的一般论述外，还分析了国家领导管理体制的演变过程，尤其对目前中国的领导体制进行了全面而科学的理论论述。

对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国家政体制度进行了全面研究，并且肯定了我国的政体和国体的正确性，指出中国目前的多党政治协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科学的合理的。

可以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是符合中国实际的最好的制度，特别是高度重视人民垂直监督纠察权。

7、提出了领导管理哲学的核心就是认识论与方法论。

认识论和方法论是哲学的核心。

该书认为，认识论和方法论是人类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武器，同样也是全部领导哲学的核心。

为了充分论证这一问题，书中对中国古代先哲的认识论与方法论进行了回顾和分析，同时也对西方古代和近现代的认识论和方法论进行了回顾分析，同时还对世界和中国近现代历史上的伟大人物，如马克思、列宁、毛泽东、邓小平等的认识论方法论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从而说明一个真理：

要搞好领导管理，必须具有正确的认识论和科学的方法论，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否则一切所谓的领导管理都会流于空谈。

书中指出唯物辩证法是实践的武器，辩证法的规律既是揭示客观物质世界的规律，又是认识自然界的规律。

它是人们认识世界的武器。

马克思的认识论是人类在三大消费实践过程中发现、总结、归纳出来的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和方法论，所以也可以叫做唯物辩证主义的实践哲学。

它是人类正确的认识自然界，利用、改造、创新、发展三大消费的思想武器。

人类的三大消费发展过程不断丰富了人对唯物辩证法实践哲学的发展和完善。

因为人类对自然的认识是无限的，又是有限的；人类在实践过程的认识必然既是有限的，也是无限的。

8、强调了实践哲学应当是人类领导管理过程中的第一哲学。

书中全面系统地梳理了实践哲学形成发展的路径，阐释了实践哲学的基本内涵，包括实践的价值观、实践的世界观、实践的发展观、实践的创新观等。

书中特别强调了实践的重要地位，强调了实践的主体性，即实践出发点的主体性、实践展开过程的主体性及实践结果的主体性；论述了实践的系统性，并把实践的系统性界定为实践的整体性、实践的协调性、实践的可持性三个方面；书中还特别强调了实践的创新性，即实践理念创新、实践客体创新、实践主体创新。

书中认为实践哲学是未来哲学发展的方向。

它应当有两类形态。

一是作为一般原理的实践哲学，一是分门别类的实践哲学。

对传统思辨哲学我们并不是抛弃，而是扬弃。

实践哲学并非不要思辨、不要理论。

实践、行动不应该是任意的盲目的。

二是实践哲学要有超越性，超越个体、经验、感性等等。

人类的三大消费实践要研究规律，认识规律、驾驭规律、运用规律，发挥人们的主观能动性，发明和创造三大消费的发展过程的不断进步。

实践哲学与思辨哲学是相对立的，但应当也可以超越、克服这种对立，实现实践与思辨、实践与理论的综合、统一、融合。

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实践哲学。

在当今时代，必须进一步确立实践哲学的地位，其根本目的是要在当今时代中，不断发展以人为本的价值观，发扬实践哲学的主体论思想，丰富实践发展观，推进实践操作的规范研究，追求实践创新的带动效果。

9、第一次把悟性与灵感引入了认识论和方法论

本书在作者专著《消费论》的基础上进一步把悟性与灵感引入了认识论与方法论。

认识论是一个古老的话题。

认识论是关于人类认识发生、发展的过程及其规律的科学。

它主要研究人的认识来源、认识能力、认识形式、认识本质、认识结构、认识与客观的真理性等问题。

在近代特别是现代哲学中,认识论越来越占据重要的地位。

在认识论发展的历史进程中，每当有重要概念的引入，都会发生大的学术变革。

纵观西方哲学史，大体上有过三次大的因为新概念的引入而发生的哲学革命。

一是拍拉图把“理念”引入了认识论，形成了最早的先验论。

二是康德把“心灵”引入了认识论，在哲学上引起了重大革命。

三是马克思把实践引入认识论，在哲学史上的引起了又一次重大变革

四是《本书》把悟性和灵感引入认识论方法论，在哲学史上是第一次。

该书第一次把悟性与灵感引入认识论和方法论。

这里需要强调的是《本书》的这个引入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引用，而是作为认识论方法论的一个极其重要的环节。

把悟性与灵感提高到认识论方法论的高度，这至少会产生两方面的意义，一是悟性不是可有可无的东西，而是现代人的一项重要品质。

凡是想要有所作为，想要创造奇迹的人，必须不断培养和提高的一项重要的悟性、灵感修炼；二是作为社会层面来说，要注意爱护人的悟性，尊重人的灵感。

要看到悟性可能会给一个人，一个组织，甚至整个国家带来更好的、独特的发展思维思路，而灵感有可能隐藏着一项或若干项重大的发明创造。

10、对领导管理的主体客体、领导管理者素质作了新的诠释。

尤其是对新形势下的领导管理主体和领导管理者素质提出了新的标准。

书中认为，中国目前的领导管理主体是指由组织中担任决策、指挥、协调和监督等职责的人员，包括领导管理者、领导管理结构和领导管理体制三个有机联系的内容。

领导管理主体是领导管理活动得以展开并取得成功的核心力量。

但作为领导管理主体，不仅仅是个人，更是一个群体，即领导管理集团，强调了集团领导管理的重要性。

在领导管理者素质方面，除了强调一般意义上的领导管理者素质，能力、知识、才干、业务、观念等方面外，更突出的是强调了领导管理者的政治素质和心理素质。

领导管理者政治素质的另一个方面就是要有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意识。

书中明确指出，领导管理者的权力是人民群众赋予的，因此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各级领导管理者的天职，正如毛泽东指出的那样，我们的一切工作干部不论职位高低，都是人民的勤务员，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人民服务的。

11、提出领导管理的全部任务就是对三大消费实践的领导管理。

通观人类发展史可以发现，人类从来没有离开过三大消费实践活动管理的领导，也没有离开过领导的管理。

人类的发展历程就是从生活消费开始创造了生产消费到科研生产消费和社会消费过程的三大消费实践。

领导管理是消费社会生产力的重要要素，它把生产力各种要素进行有机整合并进一步创新使之达到最佳发展状态，以此最终推动经济全面持续发展和社会文明公平公正的进步。

人类在三大消费实践活动过程中的群体活动，自然和必然地产生出自己的领导。

领导者们通过领导管理活动，实行有组织有纪律有决策有计划有目的三大消费活动。

在领导管理实践活动过程中，领导者也是被领导者，被领导者同时又是领导者，领导对群体实践活动过程的作用力是对立统一的矛盾关系，领导者是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被领导者是次要矛盾和矛盾的次要方面。

在这一过程中，领导对自然和一切事物的认识，对统一群体的思想认识是至关重要的，领导的正确思想一方面来自群体的知识智慧的总结提升，另一方面是自己的知识智慧与群体知识智慧相结合产生的新的悟性灵感，进而形成的思想和领导方法、艺术和领导工作作风，它作用于群体实践活动过程，实现目标目的。

由此我们完全可以这样理解，领导管理科学是研究在三大消费实践中的领导、领导管理活动及其发展规律的科学。

它是研究领导者与被领导者包括所领导的组织群体统一思想意志，在实现共同的目标目的活动管理过程的系统关系中，领导者权力、权威、责任、利益、作用的一般规律和特殊规律系统理论的综合科学。

12、发现和论述了三大规律,并提出了围绕消费经济的宏观调控体系

《新论》提出并论述了三大规律即：

自然经济规律、市场调节规律、宏观调控经济规律。

自然经济规律是指三大消费是牵动经济圆周螺旋发展的自然规律即：

“消费—市场—需要（不断增长的消费需要的欲望—认识—悟性灵感—认识）—科研—生产—更高的消费。

”它是呈圆周螺旋发展的自然经济规律。

市场调节规律是人类在三大消费系统实践发展的运动过程，在商品生产和交换过程创造出了货币。

货币的发展过程又创造出了金融企业和自然（自由）市场经济规律。

它不仅是一只看得见的手，更是可认识、可驾驭的规律。

货币及货币金融工具又统治了资本的商品生产和交换，消费在资本的商品生产和交换过程中又创造了消费链（消费价值链），即：

宏观消费价值链和微观消费价值链。

自然（自由）市场经济规律与金融市场自然（自由）规律是互为一体的孪生姐妹，共存共荣又不等同。

国家主导经济以生活消费为中心的宏观市场调控规律是指国家制度上层建筑和政府，由于代表总的经济基础、总的生产关系、总的生产力、总的意识形态和代表全民（公民）的权利和消费者利益，其责任和权力就必须一切为全民消费利益和保护全民消费和利益。

因此，就必须国家主导经济，以人民生活消费为中心，国家宏观调控市场，发挥它的正面巨大的积极作用，同时干预克服它的严重负面作用。

在此基础上，本书提出了围绕消费经济的宏观调控体系。

作者认为，市场自动调节的经济规律的表现是有形的规律，国家政府就应认识它，研究它，驾驭操作利用其积极的正面作用，限制它的负面作用，所以一个国家的宏观调控体系主要由三部分组成，即经济手段、法律手段和行政手段。

三、《领导管理新论》重要特点

该书有四个重要特点。

第一个重要特点是汲取了各种理论之长，抑制了各种领导管理理论的短处

作者吴炳新先生认为，对于西方的经济理论和领导管理理论，只能借鉴，不能照搬。

探索中国特色领导管理必须从中国国情出发，离开了中国国情一切无从谈起。

在经济理论和领导管理理论中，多年来，在国内诸多著述中，学者们多是借用西方的理论，如在经济学中的亚当斯密理论、大卫李嘉图理论、马尔萨斯理论、泰勒理论、凱恩斯理论、萨缪尔森理论等等，在领导管理学中的亨利·法约尔理论、马克斯·韦伯理论、麦克雷戈理论、彼得·德鲁克理论、戴尔·卡耐基理论以及盛田昭夫和松下幸之助理论等等。

翻遍中国全部领导学、领导管理学的论著，充斥了西方的上述理论，人们或者全盘引用，照搬照抄，或者肢解加工，重新组合，甚至还有断章取义、任意歪曲者。

而真正的从中国实际出发的理论著作十分鲜见，更谈不上走出国门，走向世界。

西方的领导管理思想是否就能够适合我们呢？

在这个问题上，吴先生有自己的独到见解，它认为西方理论，诞生在西方，是西方人研究出来来领导管理西方人的，它对于东方人来讲未必就是适合的。

毫无疑问，中国人有自己几千年的文明史、有自己的宗教信仰和民族习惯。

实践证明，过于西化的领导管理风格在中国的企业里效果并不理想。

中国人讲究“仁、义、礼”，在经营中国企业、领导管理中国工人的时候，更好的手段、方法还是“人治、情治”附以相关的领导管理规定和领导管理制度。

西方理论当然有许多先进之处，但是在众多的领导管理理论中，没有一部是针对中国的实际情况而写的。

西方大师们都是针对自己所在的国度和有局限的认知情况下而写成的。

“桔生江南则为桔，生于江北则为枳”再好的理论也有水土不服的时候。

中国有中国的实际情况，对西方的理论只能借鉴，以为参考，绝不可以当作是金科玉律。

《新论》则是中国本土产物，它是根据中国国情和中国改革开放的实践经验而写成的，虽不排斥西方理论，却也只是借鉴与参考而已。

该书的特点在于汲取了各种经济理论之长，抑制了各种经济理论的短处，因为西方有许多理论不适合中国国情。

作者认为中国的国情特点有四个方面：

一是中国自古以来，一个人从小就要受到“已所不欲，勿施于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和“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思想熏陶，爱国爱民不但是仁人志士而且也是中国国民的行为规范。

二是私有制并不是万能的，资本主义国家的生产社会化和生产资料私人占有是永远无法克服的矛盾。

三是在中国自由化的市场效率是有限的，关系到国家的战略资源是不能自由化的。

四是在中国，我们不可能象西方那样千方百计地把政府职能最小化，必须充分发挥国家和政府的职能，因为国家主导的市场经济最能有效地进行社会控制和资源分配。

第二个重要特点是在研究方法遵循了“追根溯源，以正本清源”的原则。

作者认为，目前理论界相当混乱，有许多理论包括古代理论、近代理论、现代理论，以及西方理论，被一些所谓的学者或被肢解，或被歪曲，或被阉割，或被重组。

对于这种混乱状态的理论现状，必须进行科学的梳理。

要进行科学梳理只有采用追根溯源的方法，才能还历史理论的真面貌，达到正本清源的目的。

该书在很多重大理论问题上进行追根溯源，如人类消费的追根溯源、认识论与方法论的追根溯源、实践哲学的追根溯源、领导管理思想的追根溯源、消费社会生产力的追根溯源、国家领导管理体制的追根溯源等，都从历史文化的源头上进行了梳理和研究。

第三个重要特点是具有很高实用价值。

《新论》赋予实践哲学以崇高的学术地位。

作者在第二篇中，用了大量篇幅来论述实践哲学，梳理了实践哲学形成发展的路径，阐释了实践哲学的基本内涵，包括实践的价值观、实践的世界观、实践的发展观、实践的创新观等。

作者还在书中呼吁，在当今时代，必须进一步确立实践哲学的地位，其根本目的是要在当今时代中，不断发展以人为本的价值观，发扬实践哲学的主体论思想，丰富实践发展观，推进实践操作的规范研究，追求实践创新的带动效果。

《领导管理科学论》提出了领导管理哲学新概念，系统论述了中国和西方认识论和方法论的发展过程，并把悟性灵感引入认识论、方法论，很多专家们认为这是一个重要的理论突破。

该书本身就是一门融理论修养和实践品格于一身的综合性学科。

它对领导管理理论、领导管理艺术、领导管理认识论和方法论、特别是把悟性灵感引入认识论的科学掌握与运用，是很有实践应用价值的。

需要强调的是，该书的实用价值是一个在更高层次上的实用价值，换句话说就是战略意义和普遍意义上的宏观导向性的实用价值。

因为它全面系统地提出了领导管理战略理论。

它把中国传统领导管理智慧纳入实践战略范畴，从而形成一个溶东西方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