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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讲价值哲学的兴起
一、价值哲学在西方的源头
价值论Axiology一词,源出希腊文axios,英文一般译作worthy。
这个词是个新创词,在20世纪初新康德主义盛行时,以李凯尔特和文德尔班为代表的西南学派力主哲学就是Axiology,此词开始使用。
在此之前,关于价值的理论,一般来说使用theoryofvalue。
西南学派从古希腊文借过来一个新词,究竟与theoryofvalue有何区别?
单从英文worthy和value的区别也可意会,worthy这种价值包含有某种品质的高贵在其中,而value则完全没有这层意思。
但仅从词源学上作这种探寻,并不足以说明问题,我们必须重新检讨希腊哲学的背景,然后给予philosophy(哲学)和Axiology各自的定位,从而搞清楚Axiology究竟研究一种何样的价值。
新康德主义何以判定哲学为Axiology,需从古希腊人认为什么是哲学讲起。
古希腊人从未有过哲学的明确定义,仅仅从词源得知哲学是“爱智”,一种知识之能被称作“哲学”,必有一种心态与之相随,这心态即古希腊人所谓的“爱”。
亚里斯多德在《形而上学》开篇即讲,“求知是人类的本性。
我们乐于使用我们的感觉就是一个说明;即使并无实用,人们总爱好感觉”[1](P.1)。
他又更深刻地讲到“既不为生活所必需,也不以人世快乐为目的的一些知识,这些知识最先出现于人们开始有闲暇的地方”,并且明确讲“因为这些知识不以实用为目的”,所以“更敏慧”[1](P.3)。
这里对求知的讲述,恰可看出“爱”的心态。
普鲁塔克《希腊罗马名人传》中的《马赛拉斯传》,讲述了一段阿基米德的故事。
说阿基米德拥有高尚的精神,深邃的心灵,以及丰富的知识;但他决不留下关于这些知识的任何著述,因为他蔑视将这些知识与实用和效益相关连,而仅仅将他的热情与抱负放在与生活需求毫无关涉的沉思上。
这里我们看到阿基米德已经有意识地将“爱”和“智”做了分离,而更着重于“爱”这种心态。
然而,知识对于实用需求的满足,却不因有无“爱”这种心态而有所增减,“智”与“爱”的背反开始愈演愈烈。
当中世纪的黑暗幕布被揭开后,从神的锁链下逃出的人,首先关注的恰是人自身可以创造多少实用价值。
“知识就是力量”,成为那个时代的宣言。
资本主义的发展,恰又是对实用需求的双重依赖——生产和消费。
于是,知识的专业化趋势开始了。
一门门具体学科从哲学领域中分离之后客体化;甚至被保留在哲学领域内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也都客体化了。
客体化的知识不再注重主体自身“善”的修养,而是以穷尽客体的“真”为目标;主体性的失落,恰是以科学为代表的现代化的悲剧。
“智”犹在而“爱”已绝,哲学何为?
面对这个问题,新康德主义西南学派否认客体化亦即科学化的哲学,发现哲学之为哲学,正在于“爱”的主体性态度。
这个态度反映出一种修养的高贵(noble),是人的价值所在。
于是提出哲学就是价值论(Axiology)。
价值论之提出,是对于西方“重智”传统的一个反动。
文艺复兴以来这个传统被片面夸大,使人文传统濒于断绝。
价值论的反动激活了人文传统。
人文传统亦渊源于古希腊,在古希腊,不仅反复描述一种“爱”的心态,而且成为苏格拉底—柏拉图哲学的主要课题。
即使“重智”传统占据上风之时,苏格拉底所开创的哲学路线也依然若隐若现,并在康德哲学那里得到发展。
尽管古希腊哲学家对问题的探讨并不完全是“重智”的,但其研究对象仍然使苏格拉底不以为然。
在苏格拉底看来,对于任何个别知识的掌握,如果不能有“爱”之因素参与其中,不能称之为“智”。
对这种“爱”的普遍性的探寻,才算真正的知识,亦即“智”。
“美德即知识”,在他与柏拉图的对话中我们经常看到这样的论证,任何技艺的学习都需以学习美德为基础。
这种和自然哲学家截然不同的知识观,实际高扬了价值论。
在苏格拉底那里,最高的知识是美德;而在柏拉图那里,最高的理念是善。
从一开始,对价值理想的关心,就落脚于道德之上。
康德继承了柏拉图的这个思想,并完成了价值论的理论雏型。
康德哲学是亚里斯多德科学传统与苏格拉底—柏拉图人文传统的一个汇合点,这里蕴含的那种深刻背反,康德以划分现象与本体来解决。
他将事实置于现象之中,而将价值寓于本体之内,二者互不相涉,但通过两者间的张力来联系。
在《实践理性批判》中,康德完全继承了苏格拉底—柏拉图的道德学说,并将知识不与实用、效益相关的古希腊人的一贯思想,通过道德与幸福的二律背反深刻地揭示出来。
康德的一个著名论题是:
“人是目的。
”“那末这个在人里面的目的,这个作为目的来说,终之是通过人和自然的结合而得到促进的目的,究竟是什么呢?
”[4](P.93)康德认为目的有二,从人可以得到自然给予的满足讲,是“人的幸福”;而从人对于自然的支配讲,是“人的文化”。
他论证,“人在世上的个人幸福,乃至人是在无理性的外界自然中建立秩序与和谐的主要工具这个单纯事实,都不能算是最终的目的”。
而“我们关于人类有理由来以之归于自然的最终的目的只能是文化”。
何谓文化?
“在一个有理性的存在者里面,产生一种达到任何自行抉择的目的的能力,从而也就是产生一种使一个存在者自由地抉择其目的之能力的就是文化。
”[4](P.95)有文化的人便成为人的价值之所在,而文化落脚于道德学。
其实,康德的这些论述并未超越古希腊的哲学背景,无非强调了文化与实用的背反,并进而将文化溯源于道德。
但经过目的论的体系,一种价值论已经呼之欲出了。
新康德主义正是沿续了康德这个思路。
在一个哲学被实证科学瓜分殆尽的时代,他们不禁茫然:
“如哲学得到的是与科学相同的结论,哲学就显得无用,如哲学还希图提供与科学不同的结论,哲学就显得危险了。
”[5](P.13)因此,他们认为:
“哲学既没有雄心根据自己的观点对特殊的科学进行再认识,也没有编纂的兴趣去修补从特殊学科的‘普遍成果’中得出的最一般的结构。
哲学有自己的领域,有自己关于永恒的、本身有效的那些价值问题。
”这几乎成为一种宣告:
“哲学只有作为普遍有效的价值的科学才能继续存在。
哲学不能再跻身于特殊科学的活动中。
”[5](P.927)而“价值”从何得来,便是从康德以道德学为基础,以目的论为体系建构的一种超验哲学。
它研究的问题是人的主体性价值以及作为这种价值体现的文化。
所以,无论是“价值哲学”(文德尔班),还是“文化科学”(李凯尔特)的提法,其源渊都是一样的,都研究“天地间,人为贵”,这种贵是一种高贵,而非可以用货币来衡量的价格。
这是拒绝实用与效益的哲学价值论Axiology,而非任何实证科学本身都蕴含的实用价值理论theoryofvalue。
【参考文献】
[1]亚里斯多德.形而上学[M].北京:
商务印书馆,1995.
[4]康德.判断力批判:
下册[M].北京:
商务印书馆,1993.
[5]文德尔班.哲学史教程[M].北京:
商务印书馆,1996.
二、马克思与价值哲学
价值问题是哲学最古老的问题之一。
但将价值问题作为哲学研究的核心问题,即价值哲学的创立,是19世纪中叶哲学(特别是作为一个哲学流派的价值哲学)的一个成就。
而作为一种哲学理念和哲学立场的价值哲学的创立者,不仅有价值哲学流派,还有马克思。
为人类的解放提供思想武器,就是马克思哲学的基本信念。
正是基于此,马克思创建了他以实践为基石的唯物史观,确立了他社会批判和社会改造理论的逻辑前提。
在马克思哲学中,哲学研究的对象不再是先于人、独立于人、无人的作用的自然界,而只是以实践为基础的、将自然界作为人类活动子系统的人类社会。
而且,人类社会在马克思那里不是一个物的实体,而是历史地发展着的实践活动——“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56页)。
人类社会实践活动的动力、目标、发展规律,就是马克思哲学的研究对象。
实践是人类根据自己的价值理想对现有状态的改造。
“实践”范畴,内在地包含了人的目的性与价值选择。
人的需要和对未来的期望与理想、改变现有状态的渴望,或言创造价值和享用价值,是实践的动力和目的。
服从外在的约束,按照世界本来面目生活,不是人类活动的本质特征。
在创造外部世界的同时,创造着自己,创造着新的创造的前提,这才是人类生存的特殊方式。
人类活动的特点是实践,而实践的特点就是将人的价值理想转化为现实。
人类活动的特点就在于,人是按照人所希望世界成为的样子改造世界,而不是按照世界的本来面目改造世界,尽管改造的结果常常不尽人意,但改造的动力是为了合乎人的目的和需要。
强调人的价值理想在人类活动中的作用,是以实践为基石的马克思哲学的逻辑前提。
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内在地蕴涵着他对人类社会“应有”状态的价值理想。
在他那里,人类的价值目标与历史发展的客观趋势融为一体。
在马克思的哲学视野中,本体论问题甚少涉及,认识论问题也不是马克思关注的重点,只有价值论问题才是马克思着力探究的中心问题。
本体论、认识论、价值论三者之间是前后递进的关系,后者是建立在前者基础上的,它包容前者并高于前者。
因此,作为最高(就目前为止)发展形态的哲学——价值论哲学必然要把本体论因素和认识论因素作为自己基础性的东西。
所以马克思在进行哲学变革时,既要超越本体论哲学范式和认识论哲学范式,又要保留必要的本体论因素和认识论因素,这样才能够为自己的新哲学确立坚实的根基。
马克思进行的哲学变革一个最根本的特点,是赋予人类社会实践以极重要的价值论意义。
在马克思那里实践不仅具有认识论品格,而且更具有价值论品格;实践的意义不仅体现于检验认识的真理性方面,更主要地表现在它对价值实现所具有的现实性作用方面。
但是,我们长期囿于认识论哲学范式,对这一点并没有足够清醒的认识。
所以,我们尽管承认“实践”概念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要性,但总是着眼于实践的认识论意义。
联系二十年前的真理标准讨论,本人认为,在认识论哲学范式内探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必然会遇到无法逾越的理论“陷阱”。
把实践作为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首先会遇到这样一个问题:
实践活动本身是一个不断延展的过程,它在延展的过程中既呈现为无数个不同的发展阶段(环节),同时又包含着向各个方向发展的可能。
在如此不确定的情况下,人们难以把握在哪一个环节上哪一个方向上的实践活动可以成为检验真理的标准。
这里我们遇到了第一个理论陷阱。
当然,我们可以进行界定,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实际上是指“实践的结果”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但是实践的结果也可能是多种多样的,甚至是相互矛盾的,那么哪一种实践的结果才是正确的?
才可以作为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这里我们遇到了第二个理论陷阱。
或许,我们还可以作进一步的界定,说只有与人们的愿望相符合的实践结果,即达到人们预期目的的实践结果,也就是说成功的实践才是正确的,才可以作为检验真理的标准。
但是不同的人们有不同的愿望、不同的预期目的,在某些人看来是成功的实践,在另一些人看来则是失败的;某些人认为是正确的实践,而另一些人则认为是错误的。
这样的话,如何确定哪些人的实践结果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呢?
这里我们遇到了第三个理论陷阱。
实质上,第一个陷阱提出了实践过程的不确定性问题,第二个陷阱提出了实践结果的多样性问题,第三个陷阱提出了实践目的的多样性问题。
这些陷阱所蕴含的不确定性和多样性问题,使得在认识论哲学范式内“实践”这个唯一标准难以确立。
可以说,这三个理论陷阱构成了在实践标准问题上的“认识论困境”,如果老是在认识论哲学范式内兜圈子,是无法摆脱这个困境的。
只有实现哲学范式的转换,超越认识论哲学,站在价值论哲学的高度看问题,才能够摆脱这个困境,才能够透彻地认识马克思实践学说的根本性质,才能够真正理解马克思实践学说在实现哲学从近代形态向现当代形态转变过程中所起的伟大的革命性作用。
就在我们在认识论哲学范式内转不出去时,邓小平提出了著名的“三个有利于”标准。
这个标准是价值标准,它对价值主体和价值目标都作了明确的规定。
“三个有利于”标准的提出,实现了在主客体关系的判断标准问题上由认识论层次向价值论层次的跃迁。
这表明,邓小平真正接续并深化了马克思关于哲学从认识论形态向价值论形态转换的思路。
三、价值论在中国的兴起
我国的价值论是在七十年代末实践标准大讨论中诞生的。
实践标准的重提和确认,直接的政治意义是反对“两个凡是”论,但由此开启的思想解放运动,意义却十分巨大深远。
实践标准大讨论把人们从对以往的各种迷信中解脱了出来,开始根据实践效果重新思考以往认为是真理的东西。
而随着讨论的进一步深入,实践中原本就蕴藏的价值问题被相继触及渐次提出,如实践成功表明理论正确,但实践成功意味着什么,如何去判定?
实践是认识的目的,那实践又为什么?
实践作为人们有目的的改造世界的活动,人们在确立实践目的时仅有知识就够了吗?
除了依靠对客观规律的认识和知识还要依靠什么?
人们对于同一事物同一个实践会产生不同的看法,有人说“好得很”,有人则认为“糟得很”,这又是怎么回事?
等等。
正是这些问题的提出,激发了中国哲学价值论的产生。
当然,中国哲学价值论的产生也受到了西方价值论思想的一定影响,作为价值论开山之作的杜汝楫先生的论文《马克思主义论事实的认识和价值的认识及其联系》,其中就回顾和介绍了西方自休谟以来对于价值和事实关系的讨论,但从总体上看,中国价值论的发生主要是内源性因素的作用,根本的还是中国实践和理论中出现和提出的问题,比较系统地介绍西方价值论思想对于促进中国价值论的发展和深化确也起了相当作用,但这毕竟是后来的事,若是比较一下弗洛伊德学说和存在主义等传入中国所形成的思潮,就更可明白这一点。
价值哲学研究,在中国当代学术史上的命运,是非常独特的。
20世纪前半叶,虽有人稍有涉猎,但还没有来得及展开。
20世纪后半叶,由于它曾是西方唯心主义诸流派的热门话题,便被我国的主流意识形态所拒斥。
在50、60、70年代,它是我国学术界的禁区、空白,是哲学领土上的荒僻之壤。
可是,到了改革开放年代,刚有人涉足于此,便很快成为热门话题,甚至成为官方提倡的学术理论问题,以至于怀疑和否定它的存在的人,也很难公开阐述自己的看法。
这种一边倒的趋势并不正常,也令人莫名其妙。
其实,对于价值哲学的独特命运,如果揭开学术理论问题的社会根据,也并不难理解。
过去我们的哲学人们之所以去劳神地认识世界,费力地改造世界,不过是为了创造价值,创造物质文化财富,以满足其物质需要和精神需要,岂有它哉?
但不知是什么原因,或许怕人们变得不思进取,或许怕人们不再继续革命,或许怕人们因贪婪而道德沦丧,我们长期不敢谈人的需要、人的利益、人的尊严与价值问题。
改革开放以后,人们才如梦初醒,原来,人们不能回避需要问题。
需要不仅是实践的内在要素,也是社会的重要动力。
现在不是也在以扩大内需,增加外需的手段,促进经济发展吗?
党和政府,在邓小平理论的指导下,大谈提高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大谈人民的根本利益。
江泽民同志还将人民的根本利益当作党的三个代表之一。
尤其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需要问题,更是人们根本离不开的问题,在这样的社会土壤上,价值哲学问题,价值观的产生与斗争问题,怎么能不迅速成为广大学者关心的问题?
怎么可能有人公开否定它的存在呢?
20年来价值哲学,从无到有,从表层到深层,有了长足的发展,尽管还有许多分歧和薄弱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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