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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近代文人思想信奉
中国近代文人思想信奉
一、改革思想(1840——1860)
鸦片战争前,清朝政府以“天朝上国”自居,采取了消极的通商政策,1793年(乾隆八十寿辰)英国马葛尔尼、1816年阿美士德先后来华,清政府只重视朝贡制度的礼仪细节要求,终于失去了两次沟通双方正常关系的机会。
鸦片战争的惨败,中华帝国签定了卖权芦辱国的《南京条约》,使封建士大夫感到震惊,开明的封建地主阶级代表提出了改革的思想,也就是地主阶级的改良派,其主要代表有:
林则徐、龚自珍、魏源、徐继畲、包世臣、姚莹、梁廷楠、张穆等(30人左右),其中以魏源为代表,其代表作《海国图志》50卷,后增至100卷,传入日本,引起朝野震动,对日本的明治维新起到了促进作用。
(名声在外)
主要内容:
1、批判现实:
对清朝衰世的种种黑暗进行了无情尖锐的批判,集中于朝政方面:
政治:
声讨吏治败坏,斥责当权士大夫都是馅媚的无耻之流;抨击文武官员粉饰太平,“无人言及四方水旱”。
(王)把矛头指向封建专制,官僚体制已无生气。
经济上:
指出土地兼并造成贫富日益不均,“自京师始,大抵富户变贫户,贫户变饿者”,而政府还“开捐、加赋、加盐价”(龚自珍语)无异乎自取灭之。
文化:
谴责科举制度是毫无用处。
提出改良意愿“我愿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龚自珍语)
2、倡言变革:
提出“补偏救弊”六案,如漕运、盐法、河工、农业诸政,漕运:
海运代替河工,“利国、利民、利官、利商”(魏源语)盐法:
实行食盐专卖→票盐制,“盐价顿减,取携甚便,民情安之。
”(陶澍语)目的:
王朝自救,达到“救天”“救世”目的。
3、振兴实学;
①经世之学:
魏源之《皇朝经世文编》突出实用性,追求功效原则,为近代学术的振兴起相当重要的作用。
②学术走出象牙塔,解决重大时务,变为实学。
《海国图志》、张穆《蒙古游牧记》、梁廷楠《海国四说》等。
4、关注夷情:
封建士大夫对西方列强的认识是一个渐进过程:
“英国人是鹰嘴猫眼,红色须发,腿长,只能挺立,不能超越腾跑;眼睛绿色,畏惧目光,正午时不敢睁眼。
”(《鸦片战争文子集》之汪仲洋诗)
裕谦(两江总督):
“英人腰硬腿直,可以一击便倒。
”
“茶叶、大黄系英人必需之物,一经断绝,既有瞽目塞肠之患。
”
粤督孙玉庭奏:
“其富甲中国,彼以其所有易茶叶转鬻于附近诸夷,故富耳,然一日无茶则病,禁之则穷,又安能强。
”
该时期提出的制夷方法有三:
①用民制夷;
由徐广缙和胜保先后提出来的:
道光二十八年粤督徐广缙奏:
无事则安民以抚夷,有事则用民以防夷。
咸丰九年正月十三日,钦差大臣胜保云:
为今之计,唯有用民制之一法。
②用商制夷:
以徐广缙、叶名琛为代表。
③以夷制夷:
林则徐:
主张允许各国商人在华通商,以制服英人。
魏源:
主张联合俄国自陆上威胁印度,甚至越南、缅甸、尼泊尔,且联合法、美,自海上助攻英国。
二、洋务思想
1860—1890年这三十年为洋务运动时期,洋务派主要是在第二次鸦片战争和镇压太平天国革命过程中,得到外国侵略者的支持而掌握了中央和地方实权的官僚、买办、军阀集团。
代表人物在清廷有奕昕、文祥,地方是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及其后起之秀张之洞。
洋务思想的指导思想是:
中学为体,西学为用。
即:
坚持中国的传统思想、伦理道德标准,同时学习西方的“船坚炮利”之术,来维护清朝的统治,以及防范外国侵略。
洋务思想的中心内容包括两个方面:
自强与求富。
自强:
《易经》解释天的自然性质为刚为强,叫人不停息地加强自己,以符合这种天性。
1860年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中国的洋务官僚们真心希望中国成为一个有能力抵御外侵的国家,具体行动上便自然走上模仿西方的时代,自强也成为这一时期中国官绅的精神目标,其内容实质以模仿西洋技术为主体,即西学为用。
自强主要是兴办军事工业:
金陵制造局、江南制造局、天津机器局、福州船政局以及修建铁路、铺设电线等等,因之含有工业化的趋势,尽管这不是当时思想上的中心观念,所以也把洋务运动看作是中国走向近代化的开端。
在“求富”思想指导下,洋务派兴办了民用的代化工矿业和交通运输业,如:
1872年的轮船招商局:
、1878年的开平矿物局(直隶)、1880年的天津电报局、1882年的上海织布局以及天津铁路公司等,洋务派的求富富民思想由郑观应开其端,王韬随之,达到完备理论者以马建忠为代表,其重要著述:
《适可斋记言记行》,表达了废除厘金、调整进出口税率、振兴工商业等富民思想,其《富民说》提出了“治国以富强为本,而求强以致富为先”的口号。
洋务思想是中国近代思想变化的重要阶段,具有承前启后的作用,随着洋务运动的发展,培育出了早期的维新知识分子,标志着开始了由古代向现代的转变。
三、维新思想
戊戌变法时期在中国近代思想文化上是一次重大的历史转折,在西学与新学的冲击下,封建思想从根本上发生了动摇,中国社会思想文化结构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是中国思想近代化的重要一环。
维新派主要代表人物有:
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严复等。
他们提倡资产阶级新文化,反对封建旧文化,以大无畏的勇敢姿态对陈旧腐朽的旧文化以及顽固势力愚昧守旧的思想状态进行了痛切的批判和鞭挞。
康有为:
维新派的领袖人物,其思想主要体现在《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以及《大同书》中,《新学伪经考》(1891、8)把历代奉为经典的古文经、汉学斥为新学,宋人之经为“伪经”,使五经去其四,为变法制造理论根据,在当时沉闷的思想领域炸响一声惊雷,掀起一大飓风,清政府两次下令查禁该书。
《孔子改制考》(1898)用“三世说”(据乱世、升平世、太平世)来说明历史是发展进步的,专制被立宪代替的必然性,根本上否定专制制度不可改的传统说教,为变法提供历史理论依据,同时首倡“改制”的孔子,使其成为变法改制的祖师,即:
揭橥孔子托古改制的旗号,使变法合乎圣人之道。
它引起了清征服极大恐惧,被称做思想界的“火山喷发”。
梁启超:
字卓如,好任公,又号饮冰室主人,广东新会人,康有为之得意门生,是中国二十世纪之交思想界的巨头,“青出于蓝而胜于蓝”,远远超过其师。
日本园田一龟《分省新中国人物志》称其为“广东人中一代鬼才,绝代之文学良师”。
一生著述编为《饮冰室全集》,又著:
《中国近代三百年学术史》、《中国文化史》、《清代学术概论》、《中国历史研究法》、《中国佛学史》、《中国学术思想变迁史》、《周秦学术思想史》、《先秦政治思想史》、《国文教学法》等等,译:
《欧洲全史》、《世界末日记》、《西学书表》等。
主编:
《时务报》、《湘学报》、《清议报》、《政论报》、《新报》、《庸言报》、《国风报》等七种。
此时期还在其主编的《时务报》发表论文:
《变法通议》、《论中国积弱由于防弊》、《论君政民政相嬗之理》、《说群》等重要文章,指出:
变者,天下之公理,变亦变,不变亦变;变而变者,可以保国,可以保种,可以保教。
明确提出变法图强,学习西方政治、文化教育制度;大胆宣传民权论,驳斥“天子受命于天”之说教,把历代帝王斥为“民贼”,呼吁伸民权,设立议院,实行君主立宪;要求改变科举考制度,培养有用人才;实行“工艺专利”,为民族资本发展创造有利条件。
梁之宣传在当时爱国分子及部分开明官僚中引起强烈反响,连张之洞也大加赞赏,大大加强了变法维新的声势,与康有为并称“康梁”。
谭嗣同:
湖南浏阳人,官僚家庭,由信奉“中学”转为热衷“西学”,成为维新时期杰出的思想家与政治活动家。
集中反映在其著作《仁学》之中:
他深刻批判封建纲常名教的虚伪性,大胆提出要“冲决君王之罗网,伦常之罗网”,对“三纲”中的“君为臣纲”抨击尤为激烈,把批判的矛头直指清朝统治者。
他的思想表现出追求资产阶级平等、自由的精神,指出伦理关系应是平等、自由的,不失自主之权,成为维新时期最坚定、最激进的变革者。
严复:
福建侯官人,时任天津北洋水师学堂总教习,是福建省近代文化三杰之一(辜鸿铭、林纾(林琴南)),在天津《直报》发表《原强》、《辟韩》、《救亡决论》、《论世变之亟》等等,成为宣传变法维新的有名力作。
严复批判旧文化,认为儒家的政治学说“少事而多非”,汉学宋学词章之学为“无实、无用”之学,批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是“盗西法之虚声”,提出了“自由为体,民主为用”的主张。
该时期严复最主要思想贡献是翻译西方政治书籍,如孟德斯鸠的《法意》、斯宾塞的《群学肄言》、赫胥黎的《天演论》等,提出“物竟无择”法则适用于人类社会,用达尔文进化论阐明变法主张,是近代早期一次重要的思想启蒙,影响了20世纪之交一代代知识分子的思想,对近代的变革起了重大推动作用。
严复以其思想理论贡献,成为近代向西方寻求救国真理的先进人物,重要思想启蒙家。
四、民族主义思想
20世纪初年的中国,处于所谓的“学问饥荒”年代,国人以极大的热情,向西方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涌现出种思潮,像民族解放思潮、民族共和思潮、君主立宪思潮、地方自治、无政府主义、国粹主义等等,其中资产阶级革命派的指导思想——三民主义,即旧民族主义思想影响最大,简介如下:
1905年8月20日,资产阶级革命派在日本东京成立同盟会,11月,创办机关刊物《民报》,孙中山在《民报发刊词》中将同盟会的纲领归纳为:
民族、民权、民生三大主义,即所谓的“三民主义”。
(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
1、民族主义:
包括“驱除鞑虏,恢复中华”两项内容,即:
推翻清王朝,变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为独立的中国。
批判片面的排满,“并不是恨满洲人,是恨害我们的满洲人”张炳麟:
(反满最激烈者之一)反复解释:
“排其皇室也,排其官吏也”。
“反满”之实质是反对清王朝的反动统治,清政府成为洋人的朝廷,帝国主义统治中国的工具,成为矛盾的焦点,民族主义纲领最大限度地孤立了清朝统治者,加速了清王朝的瓦解过程。
2、民权主义:
即创立民国→三民主义核心
内容是推翻封建主义的统治,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
①强调民权主义是政治革命的根本,民族革命与政治革命同时进行,这是建立民国的途径。
从驱除满人这点来说是民族革命,从颠覆君主政府这点来说是政治革命。
孙中山:
提出平民革命即国民革命的主张:
“所谓国民革命者,一国之人皆有自由、平等、博爱之精神,皆负革命之责任”。
(《孙中山全集》卷1,P209)
②政治革命的目的是创立中华民国→资产阶级共和国
民权主义是一个比较完整的资产阶级共和国方案,指出:
“由平民革命以建立国民政府,凡为国民皆平等以有参政权”。
孙中山坚信理想一定会实现,并为之奋斗到底,“敢有帝制自为者,天下共击之。
”(〈〈孙中山全集〉〉第一卷第297页)
③民权主义揭露批判了封建专制主义,同时也批判了君主立宪思想及帝王思想、表现出民主主义的战斗精神。
④民权主义内容还包括“五权分立”学说,即:
“行政权、立法权、裁判权、选举权、纠察权”。
孙中山提出纠正三权分立的弊端,是向西方学习过程中的创新,虽然没有脱离三权分立的框架,但更加完备。
从理论上讲,是对西方分权学说的发展,中国资产阶级对资产阶级政治学说的贡献。
3、民生主义→平均地权
包含以下四方面的基本思想:
①孙中山认识到西方社会弊端,“其民实困┅┅社会革命其将不远”,提出:
“举政治革命、社会革命毕其功于一役。
”
②为预防贫富分化,革命后的最迫切任务是解决土地问题(根据亨利·乔治“单税社会主义”理论)
③方法:
核定天下地价。
“现有地价,仍属原主所有;革命后社会改良进步之增价则归于国家,为国民所共享。
”并非将土地所有权分给农民。
④平均地权之后,仅地租一项,中国就成为地球上最富的国家。
民生主义是防止资本主义贫富分化的一种社会政策,表现出孙中山对劳动群众的同情,对世界的敏锐观察。
总之,三民主义是一个比较完整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的纲领,对辛亥革命具有指导作用;对亚洲革命产生了重大而深刻的影响:
印尼领袖苏加诺回忆说:
“作为一个青年,贫苦的青年,年轻的青年,我深深受到孙逸仙博士的鼓舞。
······三民主义鼓舞了我年青的灵魂。
”(《人民日报》1956、10、5(清华演说)
越南民族解放运动领袖潘佩珠:
在日本两次见到孙中山,转为共和主义者,组织越南光复会,从事民族民主事业。
五、社会主义思想
近代中国先进知识分子接受马列主义思想,是近代社会发展的必然选择,也受我们中华民族追求大同理想的影响。
大同思想在春秋战国百家争鸣时期形成第一次高潮,《礼记礼运》的经典描述为:
“唐虞三代之世,天下有无相恤,患难相救,门不闭户,道不拾遗,男女别途,举选尚德。
······是故孔丘曰:
大道之行,天下为公。
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
······是故奸邪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
······是谓大同。
”
大同思想作为一种对理想社会憧憬的民族心理沉积下来,成为一种悠长而深厚的历史传统。
近代的太平天国大同思想、康有为之《大同书》、孙中山之民主主义等都是追求大同社会的具体体现。
第一次世界大战充分表现了资本主义制度的凶残本质,同时十月革命的胜利又为中国送来了马克思主义,这正适应了中国人对大同理想的追求,先进的中国知识分子便把目光转向苏俄,开始宣传与接受马列主义,开始用无产阶级的世界观来观察中国的社会问题,马列主义逐步成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指导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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