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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学
异乎寻常的社区和文化
城市是激动人心的娱乐和好玩的地方,城市也是血汗工厂、廉价公寓、犯罪的大锅,柏油铺地的野兽世界。
自然是与都市生活的压力和剥夺相对的。
(一)大众流行文化把几乎能将风景与气候及舒适的膳食结合到一起的地方称为自然,文化仅仅是地方特色的一个点缀。
大众流行文化认为我们是文化的,认为文化存在于我们之中,存在于文学、文化修养,都市现代化之中,自然远离城镇存在于遥远的异国他乡和未受破坏的地方。
游人,甚至是更加认真的冒险家,通过逃入自然来远离文化。
(二)人类学家则不只是在异国他乡短暂的逃离文化,而是深深地扎入当地文化并最终从中发现意义所在。
人类学家地址都在批判城市化、大型社会,指出现代社会中的异化与丧失信心的无家可归者,赞扬小型民间社区的美德。
都市社会是现代化技术的先进性变成一种自然系统,小社区虽然缺乏技术,但却深扎根于文化,反而更有意义。
在选择异国他乡做为一个寻找文化和意义的地方的过程中,认为我们自己的文化是无意义的倾向会得到强化。
总的来说,人类学确认它喜爱的研究对象是文化和小社区,与其相对的是自然和西方城市化社会。
这样小社区就会与文化相连,都市化社会则与丧失文化的荒原概念相连。
当杰克·伦敦开始写作时,美国的边疆被最后圈定。
一种文明焦虑———城市化带来的空间焦虑、工业化带来的精神焦虑和女性化带来的文化焦虑———开始困扰美国人的心理,引向一种荒原情结。
杰克·伦敦以克朗代克为背景的一系列早期“北疆小说”创造了文学中的“新边疆”,使小说成为表达文明焦虑的象征话语。
作家对北疆英雄所代表的品质加以浪漫化,弘扬正在被城市生活消磨的形成于拓荒时期的民族精神。
反映了当时美利坚民族深藏于心的文明焦虑和民族身份危机意识,也反映了美国人对已不复存在的昔日自然纯朴生活的渴望。
与个体意义相连的文化和社区
由于人类学的文化和社会关注焦点,让人觉得人类学更多的关注集体,医学更多的关注个体。
而事实上人类学证实了社会心理学中的研究——群体具有影响个体经验的力量。
“身份”这个词在现代汉语语境中一般被理解为出身、社会地位,或者出身、地位和资格。
在西方,身份与“identity”有着密切的联系,一般把其翻译为汉语的“身份”,强调身份就是一种认同或统一性。
关于“文化身份”问题的思考,斯图亚特·霍尔(StuartHall)认为至少有两种立场:
第一种立场把“文化身份”定义为一种共有的文化,集体的“一个真正的自我”,藏身于许多其他的、更加肤浅或人为地强加的“自我”之中。
这种认同有着极强的连续性,它使得我们和我们的祖先找到许多相同点,共享一种历史和祖先,也共享这种“自我”。
第二种立场认为,除了许多共同点之外,还有一些深刻的和重要的差异点,它们构成了“真正的现在的我们”。
从社会心理学研究角度,人类学设定了一个“文化和人格”研究领域,文化和人格研究将文化价值和心理性格灌输给个体,并假设文化和人格并不那么容易区分,对一个人是谁的确切定义,是文化的。
在人类学转向采取一些心理学研究方法的同时,也维持了整体论逻辑,即从整体移到部分,从文化到社会再到个体。
对人类学来说,个体不是机器人,而是一个文化个体,自由存在,又具体表现出其置身其中的文化类型,会投下对社会和历史时代的影子。
全球化、权利和性别
全球化(globalization)一词,是一种概念,也是一种人类社会发展的现象过程。
全球化目前有诸多定义,可以解释为世界的压缩和视全球为一个整体。
通常意义上的全球化是指全球联系不断增强,人类生活在全球规模的基础上发展及全球意识的崛起。
国与国之间在政治、经济贸易上互相依存,部分可以被看做是一个经济进程,为世界资本主义所驱动。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后,随着全球化势力对人类社会影响层面的扩张,已逐渐引起各国政治、教育、社会及文化等学科领域的重视,纷纷引起研究热潮以及很多争论。
对于国际金融和商务,是自由经济的扩散,带来风险和机会;对于政治家,是对传统国际权利的威胁,也是巩固权利的新机会;对于普通消费者,带来更多产自遥远地方的廉价商品;对于社会科学家,这些变迁则是指文化上的变化和不断增加的经济不平等。
不管全球化意味着什么,都会涉及到这些主题:
全球联系的增强和人的迁移。
范围内的通用标准的数目的增长,例如版权法;国际贸易的增长比世界经济增长速度更快;由跨国公司控制的世界经济的股份的增长;全球金融体系的发展;更多的国际间的文化影响,例如通过好莱坞电影的出口;文化多样性的减少;贫富差距可能扩大;国际旅游业的发展;各种文化的融合及创新;部分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资源的掠夺;部分发达国家把工业垃圾倾倒到发展中国家导致发展中国家的环境遭到破坏;文明以及价值观的冲突;通过诸如互联网和电话等的技术使得共享的信息资源不断增长;移民的增长,包括非法移民;恐怖主义在全球化,参与恐怖袭击的恐怖组织分子很多时候不在本国行动,而且与本国无关。
很多的趋势被各种各样的全球化支持者的组织看作是积极的,在很多情况下,全球化受到政府和其它人积极地推动。
例如,有这样的一种经济理论:
相对优势使自由贸易可以让资源分配变得更加有效,并且对参与贸易的双方都有利。
二战后通过很多诸如关贸总协定等的国际组织已经使得国际贸易间的障碍大大降低。
特别是从关贸总协定演化而来的世界贸易组织:
提升自由贸易
商品:
较少或消除关税;建立自由贸易区来降低关税
资金:
减少或消除资金控制(资金控制会影响贸易发展)
减少或消除对当地产业的津贴补助金(达到公平贸易)
知识产权保护
在国家间对知识产权法律进行协调(通常来说,是添加更多限制)
跨国界承认知识产权限制(例如,在中国获得的专利权可以在美国获得承认)
对关于全球化是一个现实存在的现象还是只是一个说法还存在学术上的讨论。
虽然这个词已经被广泛使用,但是一些学者争论到这个现象在其它的历史时期就已经出现了。
另外,很多人注意到,那些令人相信我们是处在全球化进程中的现象,例如国际贸易的增长和跨国公司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在它们开始被建立的时候并不是制定了的。
因此有很多学者更喜欢使用“国际化”而不是“全球化”。
简单的说,它们两者的区别在于国家的角色在国际化中更重要。
也就是说,全球化程度比国际化要深。
所以,这些学者认为国家的边界还远没有达到要消失的地步,因此,完全的全球化还没有开始,也可能不会开始——从历史上考虑,国际化从来没有变成全球化。
阿帕杜莱认为应该用多个体系或变迁的“景观”(五个)来代替世界体系,依赖理论提出者萨米尔·阿敏(SmirAmin)提出,“全球化是一个反动的乌托邦”。
随着全球化,新自由主义成了新的世界主流思潮。
国际政治格局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追求“平等和公正”不再是国际政治生活的主流。
什么新殖民主义,什么南北谈判等等,统统让位于全球化,让位于各国间的自由竞争。
一个国家贫穷的原因不再是历史上的殖民主义,或现实中的不平等关系,不再是许多主客观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
发展中国家自己成了自己落后的唯一原因。
解决现实世界的诸多不公正的途径,不再是调整国际秩序,而是全球化。
对公正的诉求被推到了世界议题的背后,一新的理论和信仰开始升起。
这是一个建立在丛林原则上的信仰。
表面上看这种信仰提倡每个人和每个国家,无论贫富,都必须自己帮助自己,自己拯救自己。
实际上这种信仰提倡的是强者对弱者的“自由竞争”,资本对劳动的“自由竞争”,强国对弱国的“自由竞争”。
这种信仰表面上赋予了强者和弱者同样的自由,但是在这种“自由”面纱下,是强者对弱者的统治,强者对弱者的掠夺。
----《选择和崛起——国家博弈下的中国危局》
目前我们正在经历空前的全球化,“日不落”帝国时代的全球化比美利坚时代逊色吗?
如果麦当劳、肯德基能体现全球化,中餐馆可是在上上个世纪就在世界各地登陆了,如今其普及程度远非美国快餐能比。
眼下的全球化主要是通讯技术的飞速进步引起的,交通技术并没有飞跃的进步。
自19世纪后半期到20世纪初,以轮船、铁路、汽车和飞机为代表的交通技术出现了质的飞跃,人员和物资的国际交流呈几何级数增长。
那个时候移民是容易的,入境管理并不严格,护照也可有可无。
美洲就是在那个时代开始住满移民,中国人就是从那时开始改穿西式服装,改用西式笔墨,扛洋枪、住洋房、用洋火、使洋钉,以及下南洋、闯西洋、赴东洋。
即便是资本流动,旧时代恐怕也未必差得远。
100年前就有很多中国人在外国人开办的银行里存钱、取钱、借钱。
那时的货币可以自由兑换。
资本输出被列宁看成传统帝国主义的主要特征之一。
据说,今天的全球化体现为惊人规模的“金融资本”流动。
每天全世界有1万多亿美元在世界金融市场上进行赌博投机,每年全球“热钱”高达400万亿美元。
可那又能说明什么呢?
当今的国际贸易量才8万亿美元。
国际金融赌博能影响地球每个角落的生活?
资本是经济的三要素之一,其根本意义在于促进劳动力和生产资料结合的效率。
可是,用于国际赌博的“资本”促进多少效率呢?
全球化的脊梁是工业和商业资本,不是“赌博资本”。
电力的使用,广播的兴起,电话的出现,新闻出版的普及,乃至后来的电视时代,上述任何一种通讯技术的进步,其意义未必低于互联网。
因此,过去精神产品的全球化程度不亚于今天,精神产品的多元化也不亚于今天。
否则,民主思想、共产党人的思想乃至形形色色的其他意识形态怎样传遍19和20世纪的世界?
除了巨额的“金融资本”,据说今天的全球化还体现为互联网的兴旺普及。
互联网使得信息传输变得快捷和方便。
但拥有信息与拥有知识显然不是一回事,信息量的增大未必增加观念的多元化。
今日美国人的观念并不比越战时更多元,也不比印度更多元。
中国知识界今日的观念甚至不一定比2300年前的战国时代多元。
比起今天的大学,上个世纪20年代的北大在思想上难道不是多元化得多?
中国人现在的观念当然比20年前多元化了,但那并不是互联网的结果。
两次世界大战加上冷战,绵延80年,切断了世界的全球化进程,使冷战后开始恢复的国际交流显得突然和新颖。
笔者不是历史学家,但倘若某个历史学家告诉我,在上上个世纪和上个世纪早年,人员、物资、资本和精神的国际交流程度高于今天。
全球化带来什么?
无论我们是否处在一个空前的全球化过程里,以往的经验都具有启发性。
全球化的历史经验可以分成四大类:
道义问题;收益问题;趋同与逐异问题;国际主义与民族主义问题。
而以下四个全球化特征正对应着这四个问题。
1.缺少法治道义的全球化。
任何国家内部的市场化都是随着法治环境的逐渐成熟而成熟的。
国际的市场化却不是在法治环境下进行的,也就不可能“成熟”。
只要缺少世界政府,所谓国际市场的法治化是根本不可能的。
当立法、司法和执法都归于一家,只有理想主义者才去奢望公平,也只有那些最有能力从不公平中获利的国家才去奢谈国际秩序有多公平。
如果没有全球的法治政府,所谓“全球治理”(globalgovernance)就不可能是体现国际公义的治理。
2.无法预知国家损益的全球化。
抽象谈论在全球化中获益或受损的条件非常困难。
强国、弱国、大国、小国都可能获益,也都可能吃亏。
传统的中国是被全球化击败的,却也是从全球化里高速崛起的。
大英帝国是从全球化中崛起的,也是在全球化中衰落的。
眼下的美国,虽然一直是全球化最大的获益国,却呈现冷淡全球化的倾向,因为美国开始感受到代价。
3.刺激追求差异的全球化。
全球化导致的“趋同”是浅薄的,全球化导致的“逐异”却是深刻的。
追逐不同是全球化时代最深刻的特征。
全球化的资本毫无人性可言,它带来激烈的社会变迁,刺激形形色色意识形态的兴起,也必然伴随激烈的社会集团、意识形态乃至民族国家之间的冲突。
以往的全球化带来了繁荣和进步,也带来了大革命,带来了国内战争,带来了“世界大战”。
4.促进民族主义和国家疆界的全球化。
毫无疑问,近代以来形形色色的国际主义都产生于全球化。
可是,全球化带来了更强大的民族主义,带来了护照和海关,带来了人员交往的阻隔,带来了“神圣不可侵犯的”国家疆界,带来了更先进的武器和更强大的国防。
在以往的全球化里,获胜的不是国际主义,而是国家主义,特别是民族主义。
在今天,我们看到了“欧洲合众国”主义的兴起,欧洲货币的使用,欧洲边界的巩固,欧洲海关的确立,欧洲防卫的统一。
是什么刺激出这种新“西欧民族主义”?
美国、日本、西欧……哪一个还在谈论国际主义?
当人们已经把保卫疆界安全的战场延伸到外太空,谁还能说全球化消灭国家疆界呢?
曾几何时,为普世欢乐而设立的奥林匹克和世界杯居然成了民族的角斗场,国家之间的竞争,甚至成了在民族国家内部进行竞争的资本。
为了“经济效益”,人们从辽阔分散、自给自足的乡村走入了城市。
他们密密麻麻地住在一起,近在咫尺,相互依赖,但只有依靠斤斤计较、彼此竞争、相互倾轧才能生存。
城里的人们看上去没什么不一样,可每个人都从骨子里在追求与众不同。
惟有不同才能在生存竞争里脱颖而出。
残酷的市场竞争使越来越多的“村民”逐渐变成缺少道德感、失去了正义观的人,他们崇拜资本所带来的一切“文明”,或者根本就是崇拜资本本身。
人们很自然便忘记阿富汗贫民的生命与世贸大厦里的生命是平等的。
他们会为纽约2000多条“文明的”生命燃起祭奠的蜡烛,但绝想不到为阿富汗那4000多个“野蛮的”殉葬者焚一炷香。
人类可以公然声称自私自利和弱肉强食是其本性,并能导致“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
如此的人类,只好用钢铁制造的防盗门来取代分隔家庭的篱笆,用武装到牙齿的警察来取代调解邻里纠纷的长老。
当贫穷辽阔的地球村变成了繁荣细小的地球城,各自的“国家利益”理所当然地成为国际关系的最高准则,武力也自然成为安全和秩序的前提。
权力
权力是一个占据主导地位的驱动力,被看做是文化背后的一个动机,权利的寻找这和拥有者建立了全球垄断,定义了性别身份,并以其他方式构筑了能够维持其权力的文化秩序。
20世纪晚期,这一观念陷入委靡,部分可归因于法国哲学家福柯,他将权力与一种个体自由的幻觉相提并论。
米歇尔·福柯1926年出生于法国普瓦捷的一个乡村家庭,其父保罗是一个外科医生,他的原名是保罗-米歇尔·福柯,后来他将名字中的保罗放弃了,这可能和他同他父亲之间相当紧张的关系有关。
他一开始的成绩中上,但当他进入耶稣会办的一个中学后,他的成绩十分优秀。
在这段时间里,普瓦捷属于维希法国,后来被德国占领。
战后,福柯进入了法国最富盛名的巴黎高等师范学校,这是法国传统的通向学术生涯的门户。
福柯在巴黎高师的时间对他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当时法国对德国哲学家如黑格尔、胡塞尔、海德格尔和尼采的兴趣越来越强,福柯的教授之一,让·依波利特,是一位非常有名的翻译家和德国哲学的专家。
梅洛·庞蒂当时也在巴黎高师教学,他对于存在主义和现象学的课程在包括福柯在内的一部分学生中非常受欢迎。
在他在巴黎高师的后期,他与法国最著名的哲学家和科学史学家之一,乔治·康奎荷姆,建立了关系。
福柯在巴黎高师的私人生活并不快乐,他患有严重的忧郁症,甚至企图自杀。
他受到一个心理学家的看护。
虽然如此,或者正因为如此,他对心理学非常感兴趣。
因此他不但得到了哲学的教育,而且还得到了心理学的教育,他甚至参加了这门学科的临床实践,在那里,他与路德维希·宾斯万格尔等思想家接触。
最后福柯还受到了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如其他许多巴黎高师的学生,他在1950年至1953年间是法国共产党员。
他是被他的教师阿尔都塞介绍进去的。
与其他许多人相同,他因为斯大林统治下的苏联的情况退出了共产党,与其他许多人不同的是他从未参加过共产党的活动。
1950年福柯通过毕业考试,他在巴黎高师教了一段时间书,但他对此并不感兴趣,因此他很快就离开了法国。
他的一个教师和朋友乔治·杜梅泽尔为他找到了一个在瑞典乌普萨拉大学作为法国文化代表的职位,从1954年到1970年他在乌普萨拉大学、在波兰华沙和在德国汉堡大学充当文化代表。
此后他到法国克莱蒙费朗第一大学教哲学,在那里他遇到了丹尼尔·德菲。
只要他在法国,他后来就一直与德菲生活在一个非单配性的关系中。
早在高师期间,福柯即表现出对心理学和精神病学的极大兴趣,恰好他父母的一位世交雅克琳娜·维尔道(JacquelineVerdeaus)就是心理学家,而雅克琳娜的丈夫乔治·维尔道则是法国精神分析学大师雅克·拉康的学生。
因此,在维尔道夫妇的影响下,福柯对心理学和精神分析学进行了系统深入的学习,并与雅克琳娜一道翻译了瑞士精神病学家宾斯万格尔(LudwigBinswanger)的著作《梦与存在》。
书成之后,福柯应雅克琳娜之请为法文本做序,并在1953年复活节之前草就一篇长度超过正文的序言。
在这篇长文中,他日后光彩夺目的写作风格已经初露端倪。
1954年,这本罕见的序言长过正文的译作由德克雷·德·布鲁沃出版社出版,收入《人类学著作和研究》丛书。
同年,福柯发表了自己的第一部专着《精神病与人格》,收入《哲学入门》丛书,由法国大学出版社出版。
福柯后来对这部著作加以否定,认为它不成熟,因此,1962年再版时这本书几乎面目全非。
1955年8月,在著名神话学家乔治·杜梅泽尔(GeorgesDumezil)的大力推荐下,福柯被瑞典乌普萨拉大学聘为法语教师。
在瑞典期间,福柯还兼任法国外交部设立的“法国之家”主任,因此,教学之外,他花了大量时间用于组织各种文化交流活动。
在瑞典的3年时间里,福柯开始动手撰写博士论文。
得益于乌普萨拉大学图书馆收藏的一大批16世纪以来的医学史档案、书信和各种善本图书,也得益于杜梅泽尔的不断督促和帮助,当福柯离开瑞典时《疯癫与非理智——古典时期的疯癫史》已经基本完成。
1958年,由于感到教学和工作负担过重对,福柯提出辞职,并于6月间回到巴黎。
两个月后,还是在杜梅泽尔的帮助下,同时也因为福柯在瑞典期间表现的出色组织能力,他被法国外交部任命为设在华沙大学内的法国文化中心主任。
这年10月,福柯到达波兰,不过他并没有在那儿待太久,原因倒也富于戏剧性:
他中了波兰情报机关的美男记。
然而50年代正是东西方冷战正酣之时,两方都在挖空心思的相互刺探。
恰恰在1959年,法国驻波兰大使馆文化参赞告假,大使本已有心提拔福柯,便一面让他代行参赞职务,一面行文报请正式任命。
所以波兰情报机构乘虚而入,风流成性的年轻哲学家合当中计。
离开波兰后,福柯继续他的海外之旅,这一次是目的地是汉堡,仍然是法国文化中心主任。
1960年2月,福柯在德国最终完成了他的博士论文。
这是一本在厚度和深度上都同样令人匝舌的大书:
全书包括附录和参考书目长达943页,考察了自17世纪以来疯癫和精神病观念的流变,详尽梳理了在造型艺术、文学和哲学中体现的疯癫形象形成、转变的过程及其对现代人的意义。
按照惯例,申请国家博士学位的应该提交一篇主论文和一篇副论文,福柯因此决定翻译康德的《实用人类学》并以一篇导言作为副论文,虽然这一导言从来没有出版,但福柯研究者们发现,他后来成熟并反映于《词与物》、《知识考古学》中的一些重要概念和思想,在这篇论文中其实已经形成。
应福柯之请,他以前在亨利四世中学的哲学老师,时任巴黎高师校长的让·伊波利特(JeanHyppolite)欣然同意作副论文的“研究导师”,并推荐著名科学史家、时为巴黎大学哲学系主任的乔治·冈奎莱姆(GeorgesConguilhem)担任他的主论文导师。
后者对《疯癫史》赞誉有加,并为他写了如下评语“人们会看到这项研究的价值所在,鉴于福柯先生一直关注自文艺复兴时期至今精神病在造型艺术、文学和哲学中反映出来的向现代人提供的多种用途;鉴于他时而理顺、时而又搞乱纷杂的阿莉阿德尼线团,他的论文融分析和综合于一炉,它的严谨,虽然读起来不那么轻松,但却不失睿智之作……因此,我深信福柯先生的研究的重要性是毋庸置疑的。
”1961年5月20日,福柯顺利通过答辩,获得文学博士学位。
这篇论文也被评为当年哲学学科的最优秀论文,并颁发给作者一枚铜牌。
还在福柯通过博士论文答辩以前,克莱蒙-费朗大学哲学系新任系主任维也曼在读完《疯癫史》手稿后,即致函尚远在汉堡的作者,希望延聘他为教授。
福柯欣然接受,并于1960年10月就任代理教授,1962年5月1日,克莱蒙-费朗大学正式升任福柯为哲学系正教授。
在整个60年代,福柯的知名度随着他著作和评论文章的发表而急剧上升:
1963年《雷蒙·鲁塞尔》和《临床医学的诞生》,1964年《尼采、弗洛伊德、马克思》以及1966年引起极大反响的《词与物》。
1968年5月事件促使法国教育行政当局反思旧大学制度的缺陷,并开始策划改革之法。
作为实验,1968年10月间,新任教育部长艾德加·富尔决定在巴黎市郊的万森森林兴建一座新大学,它将拥有充分的自由来实验各种有关大学教育体制改革的新想法。
福柯被任命为新学校的哲学系主任。
但是,万森很快就陷入无休止的学生罢课、与警察的临街对峙乃至火爆冲突中,福柯的哲学系也在极左派的吵嚷声中成为动乱根源。
在万森两年,是使福柯感到筋疲力尽的两年。
1972年12月2日,对福柯来讲是一个具有纪念意义的日子,这一天,他走上了法兰西学院高高的讲坛,正式就任法兰西学院思想体系史教授。
进入法兰西学院意味着达学术地位的颠峰:
这是法国大学机构的“圣殿中的圣殿”。
70年代的福柯积极致力于各种社会运动,他运用自己的声望支持旨在改善犯人人权状况的运动,并亲自发起“监狱情报组”以收集整理监狱制度日常运做的详细过程;他在维护移民和难民权益的请愿书上签名;与萨特一起出席声援监狱暴动犯人的抗议游行;冒着危险前往西班牙抗议独裁者佛朗哥对政治犯的死刑判决……。
所有这一切都促使他深入思考权力的深层结构及由此而来的监禁、惩戒过程的运作问题。
这些思考构成了他70年代最重要一本着作的全部主题——《规训与惩罚》。
福柯的最后一部著作《性史》的第一卷《求知意志》在1976年12月出版,这部作品的目的是要探究性观念在历史中的变迁和发展。
福柯对这部性的观念史寄予厚望,并以务求完美的态度加以雕琢,大纲和草稿改了一遍又一遍,以至最终文本与最初计划相差甚大。
这又是一部巨著,按照福柯最后的安排,全书分为四卷,分别为《求知遗志》、《快感的享用》、《自我的呵护》、《肉欲的告赎》。
可惜的是,作者永远也看不到它出齐了,1984年6月25日,福柯因艾滋病在巴黎萨勒贝蒂尔医院病逝,终年58岁。
福柯后来在美国待了很久,首先在水牛城大学,后来在柏克莱加州大学。
福柯在旧金山的同性恋社群中,尤其在BDSM社群中的活动使他染上了艾滋病,因为当时人们还不知道这种病。
1984年福柯在逝世于巴黎,一开始一些他的朋友和家庭成员否认他死于艾滋病。
福柯最主要的题目是权力和它与知识的关系(知识的社会学),以及这个关系在不同的历史环境中的表现。
他将历史分化为一系列“认识”,福柯将这个认识定义为一个文化内一定形式的权力分布。
对福柯来说,权力不只是物质上的或军事上的威力,当然它们是权力的一个元素。
对福柯来说,权力不是一种固定不变的,可以掌握的位置,而是一种贯穿整个社会的“能量流”。
福柯说,能够表现出来有知识是权力的一种来源,因为这样的话你可以有权威地说出别人是什么样的和他们为什么是这样的。
福柯不将权力看做一种形式,而将它看做使用社会机构来表现一种真理而来将自己的目的施加于社会的不同的方式。
比如福柯在研究监狱的历史的时候他不只看看守的物理权力是怎样的,他还研究他们是怎样从社会上得到这个权利的——监狱是怎样设计的,来使囚犯认识到他们到底是谁,来让他们铭记住一定的行动规范。
他还研究了“罪犯”的发展,研究了罪犯的定义的变化,由此推导出权力的变换。
对福柯来说,“真理”(其实是在某一历史环境中被当作真理的事物)是运用权力的结果,而人只不过是使用权力的工具。
福柯认为,依靠一个真理系统建立的权力可以通过讨论、知识、历史等来被质疑,通过强调身体,贬低思考,或通过艺术创造也可以对这样的权力挑战。
福柯的权利研究和话语理论给学者提供了一个新的分析工具,1978年,后殖民批评理论代表人物爱德华·赛义德(Edward·Said)使用其考察了东方学的文化和政治含义。
东方主义不只是由文化、学术或机构被动地反映出来的一个政治主题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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