廖仲恺是孙中山之战友和与时俱进的革命领袖.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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廖仲恺是孙中山之战友和与时俱进的革命领袖
廖仲恺是孙中山之战友和与时俱进的革命领袖
内容提要:
廖仲恺自1903年在日本东京结识孙中山,并投身于其所领导的中国民主革命运动后,历经了辛亥革命、讨袁护国、护法斗争和国民革命运动,跨越过我国的旧新民主革命两个历史阶段。
他在20多年愈挫愈奋的革命救国实践中,始终紧随孙中山奋战,并和他一道与时俱进:
其由同盟会员逐步成长为一位民主革命家,从孙文主义信徒变为孙中山之得力助手和亲密战友。
廖仲恺短暂一生的大部分时间,都以广东为驰骋的战斗舞台,不断施展自己的聪明才智,为开创、建设、捍卫和再造共和民国,进行了不屈不挠的艰苦奋斗,从而为中国民主革命立下了汗马功勋。
可以说,廖仲恺毕生的活动,大都是在孙中山之直接领导下进行的,且与中国民主革命中之重大历史事件相联系;其毕生的执着追求,是为了圆祖国独立、民主与富强的“报兴中华”梦。
英雄造时势,时势也造英雄。
廖仲恺在协助孙中山为近代中国革命作出伟大贡献的过程中,也为自己的赢得了崇高之历史地位。
党内外人士有口皆碑地说:
“晚年的廖先生是孙中山之真挚密友和民主革命家,及国民革命与党内左派的杰出领袖;他同时也是中国共产党人之忠诚铮友。
廖公对近代中国民主革命所建封的丰功伟业,及其在此奋斗过程中铸就之革命精神,和所表现出来的高贵品质,是中华民族不朽的宝贵政治财富。
它已成为激励后人不断奋勇前进之力量源泉。
关键词:
廖仲恺孙中山与时俱进助手和战友革命领袖
1925年8月20日,廖仲恺在反革命凶徒陈顺等人的罪恶枪声中倒下去了,他殉国至今已过去了整整90年。
廖公虽然早就走了,但其勋业和精神却仍存于世间。
他永远活在我们的心中!
大家在今天缅怀与纪念廖仲恺时,自然会回忆起先生对中国民主革命事业之不朽建树和伟大贡献。
世人在廖殉国后的纪念文章中,对其48岁的短暂一生作出这样的评价:
“廖仲恺先生跟随总理革命,有二十余年之久,他的一生功夫,差不多都消磨于革命工作上头”。
“廖先生是奉行总理主义努力奋斗的人”这才是真正的革命者。
(1)“廖先生是总理忠实的信徒,中国国民党的领袖,实行三民主义和领导国民革命的导师”。
(2)这崇高的历史地位,是由廖仲恺对中国近代民主革命事业之杰出建树和伟大贡献所决定的。
在孙中山为振兴中华而领导进行的中国近代民主革命中,廖仲恺先后参加过革命,讨袁护国、护法运动及国民革命。
他在中国旧新两个民主革命的历史阶段,始终紧随孙中山与时俱进;其先后以广东为革命基地驰骋战斗,施展自己的智慧与才干,为开创、建设、捍卫和再造共和制民国,一直进行着不屈不挠的奋斗。
可以说:
自1903年秋在东京结识孙先生后,廖仲恺后半生的绝大部分活动,都是在孙中山的直接领导下进行的,且它们皆与近代中国民主革命的重大历史事件相关联。
他努力追求祖国之独立、民主与富强的实现,为中国近代的民主共和革命事业贡献了毕生的力量。
一、投身孙中山之辛亥革命,为建设广东共和制度当家理财。
在辛亥革命运动时期,紧跟孙中山进行革命奋斗的廖仲恺,经历了由爱国青年留学生,进步成长为同盟会员,及从一名革命党的骨干分子,变为民主革命理财专家的人生征程。
当廖仲民怀着探寻救国真理的强烈愿望,留学于日本东京之际,千余名中国留日学生在政治上,区分为“民主革命”、“保皇立宪”两派。
廖毫不犹豫地站在前一列队伍中。
他于1905年9月1日经黎仲实、何香凝介绍,加入了孙中山刚创立不久的全国性政党—中国同盟会,旋被孙先生任命为该会本部之外务干事、会计长、及天津同盟分会主盟人。
作为同盟会的重要骨干分子之一,廖从此开始施展自己的革命才干和本领表现出其爱国革命热忱和实干精神。
他作为同盟会的一员骁将,对辛亥革命运动之贡献主要有以几个方面:
其一,廖仲恺当时肩负起了同盟会对外开展革命联络的重任。
他于当年10月2日被早田大学政治预料“除籍”后,一度专职在东京留学生中进行串联活动,热心支持与大力指导中国留日学生,开展反对日本文部省无理颁布“取缔清国留学生规程”的斗争,并将在这斗争中涌现出来之进步分子,吸收同盟会里来以壮大党的力量。
1906年春,孙中山因法国陆军部有援助中国革命之意,即命廖仲恺潜回天津活动。
廖奉命后以献身国事“莫惜头颅贵,留得支那史上名”之大无畏精神。
(3)只身赴津设立联络机关,花几个月尽力协助法驻津部队之参谋长布加卑少校,开展联络与调查长江流域各省革命实力的工作。
次年春夏间,他又奉孙先生之命回香港,协助党人许雪秋等策划与发动潮州黄岗起义,事毕后即返东京,并考入日本中央大学继续深进造。
达说明廖始终坚持革命与求学两不误。
其二,廖仲恺这期间积极地参与了《民报》宣扬三民主义的工作。
孙中山在1905年11月26日创刊《民报》为党之喉舌时,要求该报及全党同志将民族、民权、民生三大主义,“灌输于人心而化常识”。
(4)廖仲恺闻风而起,于两年多时间里先后在该报上发表了《辟非民族主义者》、《帝王暗杀之时代》、《进步与贫困》、《社会主义史大纲》等9篇文章。
这些论著与译文的宣传内容,涉及到孙中山与同盟会的民族、民权两主义,而以探索介绍欧洲早期的社会主义流派及其学理,进而宣扬以“平均地权”为中心之民生主义为主。
他与朱执信一样,是我国最早介绍科学社会主义学说之一人;其这样做乃旨在寻求一种适合中国国情的理论,用于指导革命救国斗争。
其三,廖仲恺于1909年夏从日本中央大学政治经济科毕业后,即回国参加了请政府在北京举行的留学生考试,中法政科举人。
他当时参考之目的,是认为“正宜得此以入清廷握其政权,以成革命之工作”。
(5)不久后,廖被清廷派往吉林省,任巡抚兼边防督办陈昭常之幕僚。
在此后的一年多时间里,他的主要工作是协助身为吉林边防帮办、第六镇统制的革命党人吴禄贞,与朝鲜日本当局交涉“间岛问题”,为清政府收回延吉地区出谋划策;同时其也利用公开职业为掩护,暗中开展一些革命联络与策反活动。
其四,廖仲恺在辛亥革命舞台上演出的重头戏,是于民元年前后担任粤省军政府财政部(后改称司)之副部长和司长时,将自己所掌握的离深经济学识与敏捷的理财手腕相结合,为创建与巩固广东共和制度贡献力量。
在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运动的高潮中,胡汉民与陈炯明等于1911年11月中旬在广州成立了中华民国广东军政府。
这是建立省级共和制的尝试。
廖仲恺这时从吉林回到了广州;他以军府枢密院成员和总参议的身份,大力协助军政府都督胡汉民规划一切,以建立粤省军政府和开创广东新政局为已任。
胡汉民后来在《自传》中特别提到:
“仲恺常入都督府议事,至深夜而出”;(6)时评也曾称赞说:
“所有要政多得廖君襄办”。
(7)他随后的主要建树和贡献,是出任军府财政部门之主官,为巩固与建设广东共和政权当家理财。
廖仲恺在担任军政府财政部副长的3个多月里,主要是协助财政部长李煜堂致力于恢复广东财政,筹措新生共和政权急需的政饷费用。
广东独立后,省库如洗,衣收入无着,财政窘困是最突出的难题,军政府随时有跨台之虞。
前粤督张鸣岐曾预言:
“革命党即得广东,不能守三日也”。
(8)面对这种局面,军府财政部在征得都要督同意后,采取了流通前清纸币1233.3万元、劝募国民捐126万余元、发行债券借饷327.7万元等多项有效措施,(9)来渡过眼前的财政难关——这几项应急的财政举措之实施,保证了军政府的饷政两费能够维持,并使其财政也得以恢复。
廖仲恺为此做出的努力和贡献,曾受到人们的称誉。
1912年3月下旬,廖仲恺以广东军政府专使的身份赴南京,拟民迎接将解除临时大总统职的孙中山,及总统府秘书长胡汉民回广东,以维持粤局和安定民生。
4月25日,孙中山等一行抵达羊城,几天后,胡汉民复任广东军政府都督职。
他在进行军府人事调整时,于5月23日委任廖仲恺为财政司司长。
廖奉命后于6月1日正式就职视事,并接见全司职员。
他在以后的一年多时间里,一直精神奕奕地搞好理财工作,为稳固广东的金融与政局、安定人民生计和奠定经济建设基础,继续贡献自己的智慧和力量。
为实现上述施政目标,廖仲恺在广东财政司长任内励精图治,尽力做好以下几项工作:
首先,廖司长鉴于打铁还得本身硬,上任伊始就狠抓财政司机关的整顿工作。
他在此过程中坚持任人唯贤、按才录用的原则,做到署中无一私人;其定章建制并以身作则,努力革除财司人员上班迟到、工作拖沓和舞弊渔利等积弊,要求全司上下严守财政制度和纪律。
这使对财政司之面貌焕然一新,工作效率大为提高。
一些老职员称颂说:
“供职财政(司)十余年,所见官长不少,然无一能及廖之精勤廉洁者!
”(10)
其次,廖司长采取了一系列流通纸币的行政与经济举措,来维持广东货币的信用和稳定金融市场,以安定政局和民生。
有次料统计显示,军政府财政司在流通前清1200多万元旧纸币之同时,又于民元春开始自行印制纸币应市,其数额陆续达1342万余元。
此时的广纸成为军府之财政支柱,而又无法兑换现银,这很快就引起了纸币贬值金融恐慌。
在仲恺接任司长后,省城之纸币流通最差时,“使用价值只有面值五成,而官钱局无法开门”。
(11)广州金融市面之摇动,令广大商民极端不满与惊恐;报界则大声呼吁:
“政府应赶紧设法维持广纸流通!
廖仲恺也深感问题严重,认为稳定市场金融和安定商民生计,是关系新生政权安危的大事,应积极采取标本兼治的措施来维持广纸的信用与流通,以渡过金融危机。
为此,他在力争设立广东银行的同时,还采取了一系列的行政与经济治标措施,来维持纸币的流通和信用。
举措主要有:
一是严令各县征收机关与市场交易,一律只收纸币,不准索取现洋;二是呈请都督下令提高纸币核收率,均以每百加二核收;三是分别召集报界和商民代表会议,吁请民众支持政府维持纸币信用;四是订出《实行平换纸币条款》报请都督核准,规定广纸自旧历中秋节起十足流通,低则议罚等。
财政司之经济措施则有:
一是设立秘密钱庄,每日以造币厂鼓铸的银毫有限地回收部分纸币——广东造币厂1912年共铸出双毫8700万枚计1740万元,并用它兑换回笼了一批旧纸币;二是发行有奖劝业公债1000万元,其中部分用以回收纸币和稳定市面金融。
在上述各项维持广纸的措施综合实施后,广州的纸币价值于9月中旬日臻原价流动,市场金融出现了相对稳定。
第三.廖司长努力开源节流,力争实现军政府的财政收支平衡,以为建设共和新政权奠定经济基础。
广东独立后,财政收支一直入不敷出,且赤字不断扩大。
为减少财政赤字,他在上任后不久,即决心从地税方面来补财政收入之不足。
经省临时议会认可后,廖努力推行和实施《广东换契简章》,这为的是从改革地税入手,筹集巨款以救急。
可惜,由于各不动产业主对此多持观望态度,该税契在施行的大半年里,“所得税契金不过百余万元”。
(12)这在经济上来说是于事无补,但其却有政治意义,即验证了孙中山“平均地权”纲领具有可行性。
在此情势下,廖仲恺只好转而采用一系列开源节流之新举措,来求实现省财政的收支平衡。
广东财政司当时开源的主要办法有:
一是继续以高利息向省港行商第二次借款543万余元,及开办本年之特别收入有奖公债,以上收入部分用于各项兴利营业。
二是将整理省内赋税和振兴实业,作为以求税计均衡的主要途径。
在增加税收方面,廖严禁各属截留厘金与税款,打击奸商串洋瞒厘、偷运私盐漏税;提出规复酒捐、蚕丝捐、粮捐、屠捐、房捐、警捐等,又拟试办所得税、印花税、营业税、及进一步整顿盐课、渔业、海关等税收。
在振兴实业方面,廖倡导扩充官营盈利企业,振兴土货以活跃市场交易,并积极建议军政府大力吸收港商投资,共同开辟黄埔商港,并计划动员殷商等集资1000万元,筹办南华邮政公司以发展运输事业。
在开源的同时,廖仲恺又实行了一系列节流办法,如统一和改良全省征收机关;规定各单位编制预决算表册,以控制不必要的支出;支持胡都督缩编行政官厅和扩大职权范围,以裁撤各司冗员;实行公职人员减支薪俸;主张政府裁撤部分民军以节饷费等。
以上各种措施之综合实施,对广东军政府财政状况的好转起了巨大作用。
到1913年8月广东“二次革命”失败时,“军政府库中存有现银七百余万,另纸币数百万。
此为民国以来财政当局所未见之现象也!
”(13)廖仲恺在民初广东财政司长任上一露头角,便有这样的城就令党人为之惊叹不已;大家从此对其理财本领刮目相看。
二、帮助孙中山创建讨袁护法基地,迎接新民主革命之到来
辛亥革命失败后,孙中山为反对袁世凯及北洋军阀诸凶破坏民国,先后进行了讨袁、护国、护法等多次革命斗争。
这期间,廖仲恺在一直追随于孙的鞍前马后,同蹂躏民国、颠覆共和者展开搏斗。
他在协助孙中山创建革命讨贼基地之艰苦奋战中,逐渐为孙所倚重而成为其理财助手,同时自己也在思想实践方面,紧跟时代之革命步伐前进。
为反对北洋军阀专制和维护民国共和制度,廖仲恺于1913年7月积极参加广东的“二次革命”斗争。
在这次革命失败后,他遭到袁世凯爪牙龙济光之通缉,悬赏花红银1000元。
廖顺利离开广东亡命日本后,即大力协助于身处逆境之孙中山组建中华革命党,以进行反对袁世凯专制独裁和帝制自为的“第三次革命”。
当中华革命军在山东、江苏、广东和陕西等地纷举义旗以讨袁时,廖一次就为居正的中华革命军东北军,“购送了机枪5挺及枪弹5万多粒,又驳壳枪549支与子弹9万余发”,(14)从而有力地援助了该军之基地建设,及其讨袁军事斗争的进行。
袁氏死后,他又为维护民国临时约法,从1917年起,追随孙中山进行长达6年的护法斗争。
这期间,廖仲恺在孙中山的领导下,始终为广东护法基地之开辟、建设与巩固倾注心力,并做出过重大贡献。
在1917年孙中山为反对段祺瑞独裁专制,而进行第一次护法的过程中,廖仲恺为广东护法根据地的创建出过大力。
他当时一面协助孙策动北洋海军南下护法,同时更为解决海军及国会议员南下的经费而积极地奔忙,并最后向居沪的德国富商哈同借入现款“一百三十九万二千七百元”,其中“用于海军方面四十万元,苏、沪……粤等处暨招待国会议员南下旅费等项六十万元”,(15)从而保证了参加护法的海军舰队官兵及议员一百二三十人,能于7月下旬和8月初分批南下广州护法基地,拥戴孙中山建立中华民国军政府领导。
在广州护法军政府成立后,廖出任军府财政部次长并代理部务,独自担负起筹措经费以支持护法斗争的重任。
当时,他以动员广大华侨捐助近50万元,与沙面领事团交涉得到每月拨付盐余40万元,及发行内国公债5000万元等办法,来增加军政府收入、并以财力支撑它正常运转,进而使其得以唤起粤、桂、湘、滇、川、黔等省之革命武装,开展讨段的护法战争。
同时,廖又执行孙中山的战略部署,按月拨给陈炯明刚组建的援闽粤军饷费6万元,且先许他截留潮属盐款以为军用,从而彻底改变了广州护法政府“有府无军”的局面。
在廖仲恺的关怀资助下,这支粤军旋由潮汕挺进闽南漳州地区,队伍很快就由初时之20个营,壮大为108个营——先后成立了两个军。
可惜的是,1918年5月初,广州非常国会以多数票通过了西南军阀及政学系政客提出的军政府改组案,剥夺孙中山大元帅之职权,迫使他在广州无法立足。
至此,不到一年的孙中山首次护法失败了。
在1921年孙中山为讨伐徐世昌、曹锟等北洋军阀而进行第二次护法斗争时,廖仲恺为广东护法基地的规复、建设与扩大,继续贡献出智慧与力量。
这时援闽粤军已开辟出了闽南护法区,兵强马壮。
1920年夏,孙中山认为重回广东建立护法政府的有利时机已成熟,多次委派廖仲恺、朱执信等人入闽,部署粤军西征之讨桂事宜。
廖奉命后于4月中旬和6月下旬两次到漳州,力促陈炯明准备移师回粤讨桂;同时,他又为陈部解决拨弹、借兵二事:
经与皖系福建督军李厚基磋商后达成协议——粤军将闽南的地盘交回李接收管理,李则资助粤军子弹100万发,枪3000杆,饷30余万元,并派王永泉旅协助粤军讨桂。
8月12日,粤军在漳州誓师后分3路打回广东,继10月22日攻克惠州后,又于29日克占广州,取得了讨桂战争的决定性胜利。
廖仲恺即返广州并赴石龙,会见陈炯明和慰劳粤军将士;稍后他多次致电孙中山,对规划粤局和善后人事安排提出有益的意见,并促请先生尽快回粤主持大计。
由此可见,其为粤军回师讨桂以收复广东护法根据地出了大力。
1920年11月28日,孙中山等返回广州,次日恢复中华民国军政府。
翌年5月5日,他在广州宣誓就任非常大总统,正式成立中华民国政府。
在此前后,廖仲恺担任了广东省财政厅长、民国政府财政部次长及代理总长等职,有计划地采取了一系列的理财应急措施,来筹措孙中山护法所需的政饷费用。
这些措施主要有:
(一)发布告令条例,统一全省财政收入,并严格领款核销手续。
(二)致力于整顿田赋盐税、烟酒税、杂捐等各项税捐,以期年度税捐收入达3000万元以上。
(三)整顿广东银行币制,维持纸币信用和流通。
(四)借入少量外债和发行善后公债,以应不时之需。
这样一来,他不仅使创巨痛深之广东财政得以恢复,很快就稳定了广州的革命护法政局,而且还先后为孙中山发动粤军等讨平桂系军阀和出师北伐,提供了数以千万元计的军费开支,(16)从而开创出反对南北军阀斗争的新局面,进一步扩大了护法根据地。
可惜,这一切均被后来的陈炯明叛变所断送,广州护法基地也因此得而复失。
在1923年孙中山为反对曹锟、吴佩孚等直系军阀统治而第三次开府广州,从仍图护法到重新革命的转变时期,廖仲恺为广东护法基地的再次恢复、维持及巩固,做出了重要贡献。
陈炯明叛变后,孙中山在上海积极派人联络杨希闵、刘震寰所部之滇、桂军,并将他们和原来的粤军改称为讨贼军;他旋又令各部合力讨陈,以恢复广东革命根据地。
廖仲恺积极参加了这项合作。
1922年11月底至次年初,他奉命偕刘纪文携款先后抵福州、泉州等地劳军,并协助东路讨贼军总指挥许崇智,规划粤军由闽南兴师讨陈以收复广东诸事宜。
这期间,奉孙中山命的西路讨贼军杨希闵、刘震寰与沈鸿英等部,由于广西东下讨伐陈炯明,并捷足先登,于1923年1月16日攻克广州。
2月中旬,许崇智所部粤军也收复了粤东一带。
孙中山再次由沪抵粤后,于3月2日在广州成立陆海军大元帅大本营,其所依托的护法基地再次重建起来。
广州大本营成立不久,廖仲恺于5月15日接任广东省长一职;在以后的大半年里,他还兼任统一广东财政委员会主席、西江善后委员、大本营筹饷局总办及其财政委员主席等职。
其在进行整顿吏治、加强警政与军阀治盗和组织救灾等工作的同时,还以很大的精力来筹集饷款政费,以支持革命政府进行讨沈、讨陈战争,为保卫和巩固广州战略基地而忘我奋斗。
廖仲恺协助孙中山为建立和巩固广州护法统一基地而操劳之际,正值中国旧新民主革命的两个阶段过渡待接之时。
随着五四运动后中国新民主革命时期之到来,其思想也与时俱进,开始了由旧变新的发展与升华过程。
廖仲恺在五四运动后之一年多时间,几乎全身心地投入了孙中山所倡导的研讨三民主义理论,以进一步“革心”的思想运动。
他在上海担任《建设》和《星期评论》杂志编辑等职期间,先后发表了《三大民权》、《全民政治论》、《钱币革命与建议》、《中国人民和领土在新国家建设上的关系》和《革命继续的工夫》等10篇论(译)文,对三民主义(特别是民权、民生主义)理论进行了新探索与再宣传。
这种适应新时代要求的理论探索,为其日后革命思想践行之新起步,奠定了思想基础和准备好前进动力。
廖仲恺这期间的理论新探索,首先表现在着力探讨与阐发民权思想方面。
他在当时发表的几篇论(译)文中,于指出欧美各国现行的代议制存在许多问题之同时,又明确指出在中国实行民主的主要手段,是应推行全体国民皆能参政之“全民政治”,即让人民享有“创制权”“复决权”“罢官权”,“或亦曰‘直接民权’”;并强调说:
“此之问题,关于民国建设之根本者至巨”。
“中华民国成立八年,变乱侵寻,迄无宁岁......苟无创制权、复决权、罢官权相辅而行,其弊将如前述”。
(17)因此,我们“一定要有一个正式的‘民主国家’”。
“为什么要做一个民主国呢?
因为做成一个民主国,然后可以把国家主权放在四万万同胞手上,然后使四万万同胞都有管理国家的义务,国家才可发达,人民才可以安宁”“享太平之福”。
(18)廖仲恺那时把这三大民归结为直接民权,首先是接受了美国学者威尔科克斯之《全民政治论》一书的观点,其次也与受到五四爱国运动之影响大有关系——其将民众在该运动中自发行使创制、复决与罢官权的威力,与实施直接民权联系起来并进而想把此民力变成为一种法律上和制度上的具体民权,在中国建立起直接民权的政治制度。
他的这种民权思想,所关注的是广大平民应享民主权利,走的是一条平民主义民主的路径。
这是其日后成为平民革命家的思想基础。
廖在此赋民权主义以直接民权之新意,丰富和发展孙中山的旧民权主义。
戴季陶对这点曾作过以下评说:
“就思想上说,仲恺是在中国鼓吹‘全民政治’的第一人。
‘全民政治’这个名词是他的创译。
民国(十)三年以后,在中国政治思上,有全民政治名词出现,成为普通的力量,确是仲恺先生的功绩。
他的全民政治的主张,得中山先生三民主义中申民权思想的启发不少,但是同时关于民权主义的内容,仲恺先生的研究,也供给了中山先生许多材料。
”(19)
廖仲恺这个时期新的理论探索和宣传,还表现在对民生主义之研讨和发展方面。
他在当时及后来的一些论(译)著中,宣扬并丰富了孙中山的“平均地权”与“节制资本”思想。
廖仲恺这期间还提出了自己强国裕民的经络建设主张与新见,强调冀达目的是为群众谋幸福,从而发展了民生主义学说。
廖在这方面的高明之处就在于:
他首先其察并明了政治与经济密不可分的关系,强调铲除政治障碍是实现民生主义、强国裕民的必要历史前提。
廖指出目下中国“成问题的,倒是‘民穷财尽’四个字。
这四个字的根源,固然是在政治上”:
其内因“在国家里面,社会的制度不平等,遭军阀的压迫”,而外因则“我国之贫弱实业不发达,实是由帝国主义侵略的原故”;这些“政治上的问题不能解决,则经济上的问题也不能解决,而国内的实业也不能发展”,“所以为今之计,应该合全体国民的力,共谋政治的改革”,“欲求一般人免于肚饿,须先打倒不平的现在社会制度”。
(20)此真乃一钟见血之高论。
其次,廖仲恺还认为救中国社会的“贫乏之征,自非改良方法不可”,因而提出了如何建设独立富强国家、解决国利民福的一些真知灼见。
如他认为:
“要救中国,要建中国,非从交通上着手不可”,“这交通机关一要紧的就是铁路”。
其又提出“经济上生产这事体,在人的因素说,是要分工,在地的因素说,也是要分业,才能够发达。
各处地方应该依它天然最有利的条件,来生产东西”,并运用“近代机械生产的特色......多用原料,多造多买”,以发展商品经济“和外国商品竟争”。
(23)他还提出应把钱币革命与国家建设一举完成之,以收社会经济发展之实效:
“于此而民不富,国不立者,未专之或有”。
(24)如赋土地问题与阶级内容,认为:
“本党之‘平均地权’必为经济民权之一种”;“经济民权者,以有相当之势力,而求相当之幸福也。
......要之,不外求我国民得到安乐境”。
(21)同时,他还补充与发展了孙的节制资本思想,指出“若欲一面改良生活,而同时解分配问题,以平和渐进之方,达理想组织之域,计只有两途:
一为履行公营政策,一为广布合作社组织。
”(22)
廖仲恺在进行上述理论新探索与宣传的同时,还与时俱进地萌生了适应中国新民主革命要求的新思想。
这主要有:
(一)他面对民国只有一块空超牌的现实,深知在新形势下,“需把各人将近要忘记的革命的宗旨和革命的目的,重新提起”,(25)重新继续革命才是国民党挽救共和民国的必由之路;
(二)他从五四运动中学、工、商的罢课、罢工、罢市等斗争,看到了中国民众中潜在的伟力,随后又认为农工乃重要之政治问题,由此进而省悟革命和建设事业,要靠广大群众尤其农工力量来进行,于是而萌生扶助农工等思想;(三)他欢迎并向往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同孙中山一样渐生中国革命应学习苏俄革命经验之想法,而开始与其使华人员有所接触和交往,且进而协助孙制定出,“华德俄三国联合”的计划。
正是这些新的思想认识,促使廖仲恺在中国新民主革命初期,大力协助孙中山改组国民党和订出了三大革命政策,而成为当时党内最能奋斗的革命领袖。
三、鼎力赞襄孙中山改组国民党,为国民革命运动建功勋。
上世纪20年代,在孙中山领导进行的国民革命斗争中,廖仲恺不仅是仅次于孙先生的设计师和策划者,而且他还先后身任广州革命政府的十几个党、政、军要职,一直是为这场革命运动兴起与高涨而忘我奋战之第一人。
可以说,首次国共两党合作时期,是廖公一生中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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