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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德战争05
第10章、芬兰
苏德战争开始时,福肯霍斯特的司令部(自6月15日起)设在芬兰中部的罗瓦涅米。
两周前,德国师即已进入阵地。
苏联无视芬兰的中立宣言,空袭了赫尔辛基、土耳库等南方城市。
于是,芬兰政府向苏联宣战。
在北方,迪特尔的山地军占领了佩萨莫地区,并向六十英里以外的摩尔曼斯克发起攻势。
保卫该城的只有苏军弗罗洛夫的第14集团军的两个步兵师。
迪特尔的攻势并未奏效。
苏北方舰队十分活跃,把苏军部队运到了德军后方。
德军照相侦察不能满足需要,德军地图则是一张废纸,上面标示的主要运动、补给路线在实际上根本不存在。
这片荒无人烟的原野极难通行,即使最有经验的山地部队一小时也前进不了半英里,火炮、弹药只得由骡马驮载。
部队得不到空中支援。
经过几次交战,迪特尔的部队清醒了,因为苏军拥有一切有利条件:
他们有强大的炮兵、充足的弹药供应、优势的空中力量、很好的公路和海上交通线。
对于在坚固设防的阵地上打防御战,苏军部队受过这方面的训练,而且在当时他们也最适合于这种打法。
由于缺少火力,迪特尔无法将苏军赶出阵地。
很快地,出现了一个由水兵和当地居民拼凑起来的苏军第三个师,他们使只前进了十五英里的迪特尔部队终于停顿下来。
7月1日,菲格的德军第36军以一个芬兰师、两个德军师的兵力,还有少量坦克,从萨拉附近经坎坷不平的森林地向坎达拉克沙发起攻势。
森林燃起了漫天大火,部队无法前进,党卫军北方旅缺乏经验,动摇不定。
芬军第6师尽管只有极少的炮兵,但对苏军第42步兵军两个师的顽强抵抗并不畏惧。
7月16日,福肯霍斯特来到第36军司令部,了解德军进展缓慢的原因。
负责汇报的参谋解释说,比起不习惯森林作战的德军来,芬兰部队与苏联部队处于优势地位。
据说听了这话,福肯霍斯特反问是否要他向元首报告:
第36军由于懦弱无能,无法出击。
两天后,布申哈根视察了第36军以南的西拉斯沃指挥的芬兰第3军地段,对他们的迅速进展表示惊讶。
芬兰军队以团为单位,突破到苏军后方,接着前进了四十英里,并在他们的后方筑起了一条公路。
芬兰军队尽管打得十分顽强,但仍然无法抵达摩尔曼斯克铁路,主要因为弗洛罗夫的第14集团军充分利用了横向铁路和海上交通线,把增援部队运到了坎达拉克沙。
8月25日,西拉斯沃告诉福肯霍斯特,他无法达到他的目标,他要求增援,特别说明要一个习惯于森林作战的芬兰新锐师。
最后,党卫军北方旅被全部调给西拉斯沃。
西拉斯沃不想把它做为一支完整的部队使用,而是把它分成若干小部队,受芬兰上校团长们的指挥;西拉斯沃认为,党卫军部队没有受过充分训练,不能独立作战。
于是,他与福肯霍斯特发生了第一次分歧,因为福肯霍斯特坚持认为,不应拆散德国部队。
西拉斯沃发现,当时,离开了芬兰部队的支援,党卫军抵挡不住苏联的进攻。
德军尽管遇到这些困难,但到8月27日,他们在凯拉拉附近仍然击溃了两个苏联师。
图05、在芬兰的作战行动
整个夏天,福肯霍斯特与曼纳海姆、西拉斯沃之间的关系一直没有得到改善。
福肯霍斯特再三要求芬兰部队承担德军难以承担的任务。
他10月份提出的要求被断然拒绝了。
在芬兰人看来,德国人的要求太多,贡献太少,特别是德国空军不能始终如一地履行他们的诺言。
11月初,芬兰军队在第3军地段上取得了进一步的胜利。
但芬兰第3师在凯斯提基附近执行德军筹划的进攻任务时,损失了三分之一的军官。
在这之后,西拉斯沃便拒绝采取进一步行动。
整个战争期间,在芬兰的作战正是采取了这种形式,芬兰军队只承担他们认为适合他们的作战任务。
德国在芬兰北部的战略,与它在俄罗斯西部和乌克兰的战略一样,缺乏目的性。
希特勒对佩萨莫矿区的防御表示关切是有情可原的。
但是考虑到德军的人力、物力有限,关于切断摩尔曼斯克铁路的决定正确与否,是令人怀疑的,因为战争物资还可以通过阿尔汉格尔斯克输入。
阿尔汉格尔斯克本是个夏季港。
但只要有破冰船开航,整个冬季都能使用。
实际上,希特勒是想保住佩萨莫和萨拉周围的芬兰中部狭窄地区,同时分兵三路向东发动进攻,各路的间隔甚宽。
三路攻势均告失败——如果三路汇为一路发动进攻的话,或许还可能成功。
况且,芬兰北部的战役与整个战争有多少关系,是值得怀疑的。
芬兰是德国武装部队最高统帅部管辖的一个战场,具体由约德尔向元首负责。
列宁格勒和斯维尔河以南的战事则由哈尔德、勃劳希契和陆军总部直接负责。
福肯霍斯特指挥在挪威和芬兰的军队,但并不指挥支援他的第5航空队。
而第5航空队由于执行戈林的空军总部下达的多如牛毛的任务(这些任务与对苏战争毫无关系),而把力量分散了。
福肯霍斯特实际上也不能完全控制配属给他的芬兰军、师,因为这些军、师指挥官与曼纳海姆有密切的联系,他们一遇到他们认为与芬兰利益相冲突的行动时,便裹足不前。
而且他们从不向德国人做必要的解释,说明不能合作的真正理由。
德国人发现,在芬兰的联合作战与乌克兰的联合作战大相径庭;在乌克兰,罗马尼亚军队能服从指挥,尽管有时需要压服,但总是能执行德国人的命令。
在其他地方,德国军队都是用来为盟军撑腰的,而在芬兰北部和中部,芬兰军队却被用来为德军打气。
这是一种惩罚,德国人很快就认识到这一点。
芬兰的军民本来希望德国能以闪击战征服苏联,因此他们对德军的这种表现感到失望。
在东南部,曼纳海姆后来把勃兰登堡第163师归还德军指挥,而不肯交出芬兰部队,因为他认为勃兰登堡的部队未能达到芬兰战场的要求。
但是,这支德国部队很可能在哪一方面都不比他们的同胞们差。
他们的同胞因为横扫俄国而震惊了全世界;而他们却被战场上的特有条件战胜了:
昼长夜短,睡眠困难,原野坎坷,湖沼遍布,蚊子成灾,还有令人望而生畏的林海。
任何人在这里逗留一段时间,都会感到恐惧、沮丧。
然而,芬兰人并不受这种环境的影响。
与德军对垒的、从俄罗斯北部和西伯利亚调来的苏军也是如此,只是比芬兰人稍逊一筹。
坦克用不上,在能见度很差的森林地带,飞机火炮发挥不了多大作用,运输工具、补给物资反成了拖累。
德军的胜利主要归功于动作迅速、敢打敢冲的步兵。
柏林提出要把芬兰的德军交给曼纳海姆统一指挥,但遭到曼纳海姆的拒绝。
芬兰的这位总司令不愿意充当这样的角色,使自己实际上通过约德尔接受元首的命令。
芬兰的立场总是反复无常,很难对付。
它极力使自己独立于德国,它认为对苏战争是它自己的事情,因而不想跟德国结成任何形式的联盟。
这样一来,芬兰可使自己免于被占领,并能在大战结束前单独与苏联进行和平谈判。
但它硬说自已是德国的战友而不是盟友,却是故作姿态,因为这个不幸的小国,人口不超过四百万,只好依靠德国供给武器、装备,依靠德国进口粮食。
前面已经讲过,在战争开始时,列宁格勒军区改成北方方面军,由波波夫中将指挥。
波波夫只有三个野战集团军:
弗洛罗夫指挥的第14集团军驻守北面的摩尔曼斯克与别洛莫尔斯克之间的科拉半岛;戈列连科指挥的第7集团军驻守大致处于拉多加湖与奥涅加湖之间的拉多加—卡累利阿;先由普申尼可夫、后由格拉西莫夫指挥的第23集团军驻守列宁格勒北部的卡累利阿地峡。
7月10日,北方方面军被并入索宾尼科夫指挥的正从波罗的海国家向列宁格勒方向退却的西北方面军,作为伏洛希罗夫指挥下的西北战区的一部分。
六个星期以后,也就是在8月23日,西北战区不复存在,尽管西北方面军还在列宁格勒东南部的沃耳霍夫河—伊耳缅湖地区继续活动。
北方方面军被分成波波夫的列宁格勒方面军和弗洛罗夫的卡累利阿方面军。
弗洛罗夫负责保卫摩尔曼斯克和奥涅加湖之间的地域。
波波夫负责保卫列宁格勒以及芬兰湾与拉多加湖之间的卡累利阿地峡,其第23集团军面对北面的芬兰军队,另外三个集团军部署在南面对付德北方集团军群。
此外,第7集团军(后成第7独立集团军)部署在拉多加湖以东。
9月5日,波波夫把列宁格勒方面军移交给伏洛希罗夫。
(自9月11日至10月8日,伏洛希罗夫临时由朱可夫接替。
)
芬兰的主力部队部署在芬兰东南部,由曼纳海姆指挥。
它分成两个主力集团军。
前参谋长海因里希斯指挥的芬兰卡累利阿集团军,由塔尔维拉的第6军和海格伦的第7军组成,约有六个师的兵力;另一个集团军有时被称作芬兰东南集团军,由拉蒂凯南的第2军和奥许的第4军组成,共有八个师。
德第163步兵师的部分部队作为预备队。
对付芬兰军队的苏军部队有第23集团军的六个步兵师和第7集团军的四个师,因此芬兰部队大约占有二比一的优势。
7月10日,海因里希斯进攻拉多加湖东北部的戈列连科的第7集团军,迫使它向后退却,一周之内就前进了六十多英里。
虽然有些地区打得很激烈,但戈列连科命令他的师交替撤退,他似乎事先就做好了后撤的准备。
8月,海因里希斯在收复并越过了1939年芬兰边界线以后,便转入了防御。
与此同时,苏军第7集团军得到了第23集团军的加强,其指挥权由梅列茨科夫接替。
7月31日,格拉西莫夫的第23集团军在拉多加湖西面受到攻击。
在8月的下半月,芬兰军队展开了全面攻势,在不到三周的时间内收复了芬兰在1939年占有的全部领土。
因为芬兰军队离列宁格勒城郊不到三十英里,凯特尔奉希特勒之命,于8月22日写信给曼纳海姆,要求他向拉多加湖东、西两面的地峡继续前进,并要求芬兰军队渡过斯维尔河,与正在该河与提赫文之间的李勃会合。
但在那时,曼纳海姆和他的芬兰指挥官对此显然缺乏热情。
伤亡并不算轻。
芬兰的财力、人力无法维持芬兰庞大的武装部队,曼纳海姆打算解散部分部队,让他们解甲归田。
而且,在某些芬兰人士中间显然暗中流传一种看法,认为芬兰军队在战斗中已经尽到了自己的责任,希望能看到德国军队显显身手。
芬兰人虽然在政治上、经济上依赖于德国,但在军事上却不屈服于德国的压力。
曼纳海姆对德国要他与李勃会师做过这样一次答复:
在德军第163步兵师没有攻占苏维拉赫季之前,他不可能与李勃会师。
由于这个步兵师每发动一场攻势都要碰到恶劣的天气,而且当时已经完全停滞不前,因此德国人只得忍气吞声。
曼纳海姆最终前进到斯维尔河,到那里就按兵不动了。
他距离提赫文只有八十英里,无论别人怎样劝说、敦促,也无法使他继续向前推进。
1941年11月,德国指挥部进行了改组:
芬兰北部和中部的德国部队由迪特尔指挥的新编拉伯兰集团军进行控制。
迪特尔是德国人和芬兰人都很喜爱的巴伐利亚人,也深受希特勒器重。
1942年6月,拉伯兰集团军又改称为第20山地集团军。
后来,迪特尔注意到了芬兰人的态度,他对芬兰军队的可靠性产生了怀疑。
迪特尔尽管十分爽快地承认芬兰人在森林战和山地战中是出色的战士,但他认为芬兰人低估了俄国人。
迪特尔批评芬兰人躲避硬仗,并认为:
一旦苏联发动一场顽强攻势,依芬兰军队的精神状态和训练状况来看,他们是无法抵挡得住的。
虽然迪特尔的后一个看法是错误的,但他关于芬兰军队想方设法避免流血的说法却是正确的。
对于德国人流血牺牲,芬兰人无动于衷。
德军驻芬兰第3军的联络官报告说,分配给德国军队的主要进攻任务总是超过他们所应承担的。
虽然德、芬两军士兵之间的关系是好的,但指挥官之间却有些紧张,德军也发现他们的战友不是那么容易对付。
芬兰人埋怨德国人硬抓住芬兰军队不放。
刚直不阿的西拉斯沃自行其是,在很大程度上独立于拉伯兰集团军。
1942年5月23日,迪特尔很不策略地企图限制西拉斯沃的对他自己部队的控制权,叫他不要任意从前线撤走部队。
可是第二天,西拉斯沃便命令所有的芬兰营撤出德军前线。
他还强烈要求德军在七十二小时之内归还借用的全部马匹、车辆。
如果真是照此办理,所有德国部队都将陷于瘫痪。
只是经迪特尔亲自出面恳求之后,西拉斯沃才收回成命。
1943年之后,芬兰的战争停滞不前,这年的4月,苏军第14集团军在海军的支援下向佩萨莫发起进攻,但未能奏效。
在此以后,尽管双方不时有些摩擦,但战斗是局部性的,战线也未发生变动。
芬兰参战使苏联和英国都很不安。
苏联不能无视芬兰,因为它威胁着列宁格勒,拖住了苏军的兵力。
在英国与美国,不少人对芬兰怀有好感,芬兰参战使英、美两国感到沮丧,因为他们正在设法支持被德国打得节节败退的苏联。
里宾特洛甫对芬兰政府施加压力,要它与英国断绝外交关系,芬兰顺从了。
7月底,英国轰炸了德国占领的芬兰领土佩萨莫。
8月份,苏联通过美国表示愿意和芬兰讲和,甚至愿意在领土上做出让步。
赫尔辛基对这一切都充耳不闻,那里的芬兰人认为苏联很快就会被打败。
1941年9、10月间,英国和美国都警告芬兰不要越过1939年边界线,美国特别担心芬兰人会切断摩尔曼斯克铁路线。
芬兰公开宣称不理会这些警告,但它事实上没有超过它1939年的边界线多远。
芬兰与美国之间进行的这一外交活动使得里宾特洛甫感到不安,因此他向赫尔辛基施加压力,使它在11月25日成为反共产国际协定的签字国,以换取德国对芬兰的经济援助。
德国人出于宣传上、政治上的考虑,对该协定的签订大肆吹捧。
这就促使斯大林向丘吉尔施加压力,要他表明英国对芬兰的态度。
英国政府通知芬兰人,除非他们在12月5日前停止作战并退出战争,否则英国要向芬兰宣战。
截止12月5日,没有得到任何答复。
因此,英国于12月6日向芬兰宣战。
第11章、主要考虑政治
1941年6月22日,苏联遭到进攻。
当天晚上,丘吉尔在伦敦发表广播演说,他预见到对苏联发动战争是企图入侵英伦三岛的前奏,并说英国和苏联有着共同的目标。
这篇演说的部分内容在《真理报》上登载了。
尽管苏联官方尚未对丘吉尔作出反应,但他的演说已为苏联政府和人民满意地接受了。
一夜之间,克里普斯变得受人欢迎了。
根据苏联的建议,于7月12日签署了英苏联合声明,保证今后相互支援,不单独与共同的敌人讲和。
在德国入侵一周之后,以麦克法兰为首的英国军事使团到达莫斯科。
在美国,罗斯福和国务卿科德尔·赫尔所持的观点很大程度上与丘吉尔一致,他们急欲援助苏联。
美国国务院官员、政界人士以及美国公众绝非是普遍都愿意这样做。
他们认为苏联是芬兰、巴尔干、波兰、罗马尼亚人民的反宗教的压迫者。
新的战争未必能冲洗掉克里姆林宫统治者的罪过。
东欧人在美国的后裔仍对苏联极不信任,而相当数量的德国血统的美国公民除不信任外,还有敌对情绪。
很多与欧洲大陆无血缘关系的美国人,则相信共产主义是迷惑人的危险的主义,认为苏联是资本主义的敌人,是一切宗教及政治自由的敌人。
这类思想感情在哈里·杜鲁门和其他一些人身上得到充分的体现。
他们是法西斯主义不共戴天的敌人,但也认为,不仅对希特勒德国,而且对斯大林的苏联所作的口头保证,一概都不能相信。
以后事态发展证明了他们的看法是对的。
因为斯大林对这篇广播演说未作出反应,在长时间的——用丘吉尔的话则是令人焦躁的——沉默之后,英国首相被迫采取下一步行动,于7月7日以私人名义写信给斯大林。
这个独裁者在过去两年里一直是希特勒的忠实盟友和支持者,甚至给德国提供港口设施供袭击英国舰船使用,然而,斯大林在复信中建议英国应立即在法国北部和挪威开辟第二战场时,却没有因丘吉尔加给他的羞辱而感到难为情。
几周之内,这种建议竟成为无礼的要求,后来还带有侮辱性的言辞。
斯大林越来越认为苏联是在为保卫英伦三岛而战,而不是为自己的生存、为克里姆林宫统治者的安全而战。
英苏关系从结盟一开始就谈不上好。
只注重武力与诡计的斯大林,认为慷慨和讲真话是软弱的表现。
那时,丘吉尔政府和英国外交部在日常与苏联打交道中采取近乎于姑息的宽容谅解政策。
英国驻莫斯科大使并不总是持支持的态度。
丘吉尔担心苏联会退出战争,他的行动自然在很大程度上受这种担心的支配。
他相信自己的行动符合本国及自由世界的利益,他忍受了侮辱和毁谤,随时向苏联提供英国自己也急需的战争补给品。
6月26日,萨默·韦尔斯曾宣布,不会用中立法案排斥苏联。
苏联立即作出反应。
7月8日,苏联驻华盛顿大使奥曼斯基向美国国务院提交了要求提供物资的货单,其数量惊人,价值将近二十亿美元,仅其中一项就包括三千架战斗机和三千架轰炸机。
华盛顿并不情愿由美国来承担这样一项庞大的援助计划,它担心苏联会很快败北,使这些物资落入德国人手中。
人们感到对苏联的政治和军事形势需要进行调查,因为美国陆军部长和海军部长认为苏联能使自己不被击败的时间不会超过三个月。
对情报的判断和华盛顿收到的报告互相矛盾、前后不一。
美国驻莫斯科武官伊凡·耶顿少校喜欢挑剔苏军,对苏联能幸存的可能性持悲观态度。
伦敦的英军参谋长们认为六周内德军将打进莫斯科。
另一方面,克里普斯、麦克法兰和美国大使斯坦哈特则比较乐观,尽管那时斯坦哈特承认,在莫斯科的外国人想知道苏联内部发生什么情况是很困难的。
此外,也不可能得到任何有关苏联人的计划、资源的情报,也不可能了解苏联内部发生的情况。
为了澄清形势,罗斯福决定派他在英国的私人代表哈里·霍普金斯从伦敦前往莫斯科同斯大林会谈。
斯大林在7月29日和30日与霍普金斯会谈时,施展出一整套友善和寓刚于柔的伎俩,给人以坦率和诚实的印象。
以后,霍普金斯发现只有斯大林才是最高权威和所有情报的来源;斯大林不在时,他的参谋人员对即令是一些区区小事也不敢讨论。
第一次会面时,斯大林费尽心机地讨好总统的私人代表。
当苏联能毫不费劲地得到美国的物资,而且被击败的危险消失后,斯大林的态度就变了。
他不能面对着美国的工业实力和尚未动用的军事力量望梅止渴,于是便逼迫霍普金斯答应美国参战。
他认为,只要宣战就够了。
德国兵力如此之强,英苏协力也难以战胜它,他甚至还说,他欢迎美国派兵去苏联。
他说,战争开始时,前方的苏军有一百八十个师,其中有六十个坦克师;到7月份,增加到二百六十个师。
斯大林预期到1942年5月前线将有三百五十个师,他说,战争开始时,苏联拥有二万四千辆坦克,另外每月还能生产一千辆。
据他说,他有七千多架战斗机,每月还能生产约一千八百架军用飞机。
当然,斯大林这么说,是有用意,有目的的。
他很少会见客人,很少说废话,在这个非常时刻,他是极需美国的经济和军事援助才这样做的。
不过,以后事态的发展以及得到的情报都证实在透露苏联方面的数字时,斯大林可能说的是实话。
然而,在其它问题上,尤其是有关德军的情况,他的说法不准确。
他过分夸大了敌人的实力,说德国的坦克师和摩托化师有七十个。
很多其它说法也不真实。
这可能是故意夸大,以强调援助的必要性,也许是出于主观猜测,以弥补由于苏军战术情报组织遭到破坏而出现的情报空白。
不管他怎么说,也不管他说的正确性如何,斯大林还是给霍普金斯以深刻的印象,并通过他使罗斯福相信苏联并不会很快被打败。
这年秋初,美国情报机构倾向于这样一种看法,即苏联不太可能维持到可以预见的将来,尽管当时尚不能预测战争的结局如何。
在霍普金斯访问之后,罗斯福和丘吉尔派出一个联合支援使团前去莫斯科讨论苏联的需求,在伦敦负责军事援助的艾夫里尔·哈里曼代表美国,比弗布鲁克则是丘吉尔派的代表。
克里姆林宫进行这次会谈所采用的方式虽然符合共产党人的惯例,但西方代表团却感到意外和震惊。
在9月28日第一次会谈中,大家较热诚。
斯大林概述了前方军事形势。
代表团成员并没有感到有多少新鲜内容,反而产生一些错觉,因为这个独裁者掩盖了苏联失败的真实原因,而佯称完全是由于德国装甲部队实力太强所致。
第二天会谈时,气氛迥然不同。
代表团成员感到对方充满着猜疑和敌意。
会谈毫无结果。
斯大林对会谈议程几乎不感兴趣。
无礼地暗示说,是苏联挑起了战争的全部重担,并说已提供的援助微不足道。
次日,斯大林采用巴甫洛夫的一百八十度转变手法(这种手法在以后与外国政界人士和特使们的许多次会谈中已司空见惯了)。
他笑容可掬,亲切和蔼,表现随和,很快便达成协议。
接着又是一番热情招待,代表团成员畅饮伏特加,频频举杯祝酒,离开时总算感到心满意足,因为终于达成了协议,虽然这协议仅仅说明苏联人愿意接受援助。
这次会谈表明了苏联人采取只取不予的手法,给苏联的东西都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接受了。
一直到那时,美国始终要求苏联提出需要提供军用物资的正当理由或根据,而斯大林则明确表示这方面的情报是不会提供的。
西方民主国家后来才获悉他们还得冒着风险把军用物资和补给品运往苏联港口。
会谈中,这种态度上的突然变化可能有双重目的:
一是使英美与会者感到不知所措而动摇他们的决心;同时也可以使代表团成员欣然离去。
这是针对当时德国电台有关会谈破裂的宣传最好的一种批驳办法。
这次会谈有点象征收保护费,因为会谈向这位独裁者表明,为了与他结盟西方愿意付出什么样的代价。
苏联外交的另一重要特点是,它十分重视战后的欧洲国界线和势力范围的划分。
而当时苏联军队在白俄罗斯以及乌克兰遭到失败,德国人即将向莫斯科挺进。
那时英国还是个资源丰富的第一流强国,已取代德国的地位,似乎成为战后能与苏联觊觎欧洲大陆的野心进行对抗的唯一欧洲国家。
莫斯科逼迫英国承认1941年苏联的国界线。
这条国界线把非法强占的比萨拉比亚、北布科维纳、波罗的海国家、部分芬兰以及波兰领土都纳入苏联版图。
在波兰全国统一政府问题上,斯大林只好改变立场。
他认为建立一个新波兰对苏联的利益极为重要,愿意在苏联领土上为伦敦的波兰流亡政府提供立足之地。
这可能是为了(后来的实际情况也表明)使他便于控制或在需要时扼杀这个政府。
1941年他就在盘算如何处理东德的领土和如何保住苏联在中部欧洲的地位。
他想和丘吉尔做一番交易,签订条约和秘密议定书来划分欧洲的势力范围,就象1939年8月同德国的做法一样,他认为美国对欧洲的看法是对欧洲的干涉。
但是丘吉尔不事先与美国协商是不会采取行动的。
这一点对斯大林并不是没有影响。
丘吉尔常常被一种没有根据的思绪所苦恼,他担心斯大林强迫别人承认他攫取的领土是作为继续进行这场战争所索取的代价,所以,丘吉尔很想与他达成某种协议。
但罗斯福和赫尔坚决反对给斯大林预支“贷款”。
整个战争期间,罗斯福不愿纠缠在欧洲那些问题上,他深信政治上的国界问题和血缘问题应放到战后和平会议上去解决。
战争初期,苏联和英美在战争目的上分歧很大。
当时这已是很明显的了。
以反对布尔什维克而自豪的丘吉尔,却对斯大林和他在克里姆林宫里的同僚们的战争目的持乐观态度。
尽管丘吉尔否认为了和苏联结成联盟而丧失原则,他还有这样一句名言:
唯一的目的就是消灭希特勒。
然而这一值得称赞的意愿,竟然简单化地成为战争目标。
斯大林和他的政府也同样决心消灭希特勒和法西斯主义。
但是,甚至在战争最初几个月里,他们已经在设想战后欧洲的前景,目的不仅在于赢得战争,而且在于赢得随之而来的和平事业。
对丘吉尔来说,唯一的敌人是近在法国的加来,而俄国人则离得很远很远。
丘吉尔是否认真考虑过,战后欧洲将是由一个强大而又有威胁性的国家的独裁者、一个罪恶多端的狂人被另一个独裁者和狂人所取代,这是令人怀疑的。
罗斯福的态度和政策有点自相矛盾。
战争初期,他决心不把别国领土让给斯大林,这使他赢得了声望。
但是,他和国务卿对中欧和东欧没有明确的政策。
他还错误地估计了斯大林和苏联的目的及手段,对战后欧洲的设想是基于相信苏联会根据和会的决议和希望而撤离所占领的土地。
看来,罗斯福对外交政策与军事战略之间的密切联系和相互依赖缺乏了解。
他倾向把进行战争的政治责任下放给战地司令官和参谋长。
罗斯福在决定对抗纳粹德国的措施时大胆而有远见。
他坚定地维护基本的自由权力。
他并不认为苏联成为联合国前身那个组织的成员有什么不合适。
王权思想不合他的口味,他对不称为共和国的国家持有偏见。
他不喜欢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至少是西欧类型的)。
他对别人指责他用美国资源扶持英帝国非常敏感。
同其他伟人一样,罗斯福是一个自负的人。
他非常相信靠他的人格和规劝的力量能把敌对的斯大林争取过来。
这种信念最终还是错了。
后来斯大林施加高压,想迫使英国向芬兰、罗马尼亚和匈牙利宣战。
英国与这些国家并没有争端,与这些国家宣战对战争的进程并没有什么影响,最多是进一步孤立芬兰。
另一方面,这年年底日本在太平洋向英国发起进攻后,苏联并没有向日本宣战。
英国外交大臣艾登那时要去莫斯科,主要目的是谈这件事。
会谈象通常演戏一样。
第一天,即12月16日,斯大林企图逼迫艾登讨论战后欧洲问题,包括苏联的国界的具体划分以及分割德国的问题。
会谈几乎毫无进展,但气氛还是友好的。
第二天,艾登就象以往别人一样感到震惊。
斯大林怒不可遏,根本不讲道理。
莫洛托夫尽其最大努力也无济于事。
整个气氛紧张、冷淡。
在12月19日第三天会谈中,通常的第三幕开演了。
在艾登前面的是一位温和得多的独裁者。
在最后一天晚上的会谈中,艾登提出第二年春天苏联参与对日战争的问题。
斯大林只是恳求目前不干预,理由是苏联人民在思想感情上会反对这种战争。
和以往的会谈一样,最后艾登在一片热情款待中结束这次会谈。
在腊斯登堡,德国元首并非没有充分的理由相信英美和苏联不可能合作,因为他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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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战争 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