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中国经济改革历史进程的政治经济学.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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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中国经济改革历史进程的政治经济学
浅析中国经济改革历史进程的政治经济学
一、对经济改革命题实质的不同政治经济学理解
(一)西方正统经济学解释经济转轨的传统
对中国经济改革历史进程进行政治经济学分析,首要问题是如何认识改革或体制转轨的历史本质,用怎样的经济学方法传统和价值取向解释改革的历史内涵。
当代西方正统经济学对转轨国家的体制转轨包括对中国改革进程的理解,是从正统经济学的立场和方法出发,根据他们对经济学及其方法的理解来分析改革的本质内容。
问题的核心在于经济学除考查实现资源配置有效性的均衡过程外,应不应当包括产权、所有制等基本制度分析,转轨进程应不应当包括所有制及企业产权制度的转变。
如果仅仅从一般均衡的竞争性市场机制要求出发,把所有制和企业产权制度变迁作为已知的并且是清晰的制度前提,假定改革需要并能够具备市场机制有效配置资源的所有制条件,即以私有化作为转轨的前提,把转轨理解为私有化基础上的资源配置方式从计划模式向市场竞争机制转变,对改革和转轨的经济学分析就不用考察所有制和企业产权变化的历史过程,而只是考察在满足这一前提条件下从传统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竞争机制转变的过程。
英国古典经济学在坚持经济自由主义哲学立场的基础上,其经济理论体系既包含了对市场机制的一般分析,即市场作为“看不见的手”对于资源配置的自发性调节作用,以及这种自发性调节通过市场竞争趋于总体和谐的收敛功能;同时也包含了对所有制等基本制度的历史分析,特别强调了私有制及自由平等交易的产权制度是市场自发调节的基础。
古典经济学家亚当·斯密甚至从所有制结构和形式的变化上解释了社会经济史发生变化的动因。
古典经济学强调所有制的历史原因在于,作为处在自由竞争时代的资产阶级需要政治经济学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历史正义性和替代封建制度的历史必然性进行论证,因此便不能不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础———资本主义私有制做出深入的分析,并指出其历史进步性和优越性。
特别是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历史地位尚不稳固,还面临封建主义生产方式的顽强对抗,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真正赖以存在的大机器工业革命还未发生之前(资本主义商业革命在产业革命之前,资产阶级革命在大机器工业革命之前),其解放和推动生产力发展的历史优越性仍未充分表现,其赖以存在的生产力基础尚不真正具备,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的历史地位尚不稳固,从哲学、政治学、法学、经济学等各学科论证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优越性和历史必然性便成为资产阶级对其学者的基本要求。
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统治地位的稳固,作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代表者的资产阶级需要的就不再是论证这一制度的优越及必然,而是如何运用这一生产方式使资本获得最大的利益。
经济学要论证的核心问题就从“为什么需要资本主义?
”演变为“如何运用资本主义?
”。
在这种情况下,对于资本主义所有制问题、资本主义制度的本质特征问题以及体现该制度下生产、交换和分配正义性的价值理论命题的讨论,便作为已然成立而不需论证的前提存在,被排除在了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和经济分析体系之外。
特别是经过19世纪末马歇尔对经济学的整合形成新古典经济学传统之后,发现均衡的位置、求解厂商或消费者的利润或效用极值、讨论在资本主义制度前提下如何运用市场获得私人的最大收益,更是成为经济学的主题和正统。
西方制度经济学对制度的强调也只是作为异端,并未对正统经济学做出根本的改造。
科斯等人的产权理论也是建立在正统经济学关于经济学的理解前提下的,认为经济学是发现均衡位置的学说,不过由于交易成本的存在,求解极值必须考察制度特别是产权制度。
交易成本作为运用市场机制的成本,其高低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产权结构状况。
科斯的产权分析之所以获得正统经济学的承认,是因为他从根本上支持正统经济学对经济学的理解,不同的只是把产权制度及相应的交易成本和社会成本等问题纳入正统经济学一般均衡分析的体系,使正统经济学求解效用极值的过程更为精确,把正统经济学作为既定前提存在的产权制度作为求解极值的约束条件之一,而不是从根本上动摇正统经济学的传统。
标准的福利经济学、正统的微观经济学及占主流的宏观经济学,说到底都是遵循19世纪末以来形成的新古典经济理论传统。
西方正统经济学对体制转轨的理解同样沿袭了这一传统,在改革的理论分析和政策设计中强调转轨的目标在于形成趋向均衡状态的配置机制,根本上忽略制度改革特别是所有制及产权制度改革的历史社会进程,只是将其简单地归结为私有化,将私有化作为不容置疑的制度前提,而不是作为改革本身的历史内容。
这在西方主流经济学对转轨问题提出的所谓“华盛顿共识”上有充分的体现。
“华盛顿共识”对于制度特别是产权制度在转轨历史过程中的重要性的根本忽视,在理论上是源于新古典经济学传统,在实践上则受两方面的影响:
一方面是对陷入“拉美陷阱”等国经济发展障碍的分析,“华盛顿共识”首先针对的是发展中国家向发达经济转变的问题,而这些发展中国家在基本的所有制关系和结构上已经具备私有制的基础,体制转轨问题更多地集中在资源配置从传统方式转向现代市场机制;另一方面,传统计划经济国家以往的改革实践主要探索的是经济的信号系统如何从数量信号为主转为价格信号为主,动力系统如何从行政刺激为主转为经济刺激为主,决策系统如何从集中决策为主转为分散决策为主等问题。
这些问题在西方比较经济学和传统计划经济国家的学术界中存在长期争论,但是所有制及产权制度问题并未真正被纳入改革实践。
新时期改革进程一经开启,人们自然把目光集中于以往的失败,怎样更彻底地推进市场化便成为问题的重点。
虽然西方经济理论也有主张“渐进—制度演化”的观点,但一方面这种观点并未形成主流,另一方面这种观点与主流的“华盛顿共识”的区别主要集中在如何推进市场化上,而不是要不要进行所有制和产权改革。
无论是西方主流的“华盛顿共识”,还是非主流的“渐进—制度演化”观点,都以私有制作为前提,在这点上两者并无分歧,两者都把私有制作为市场化的前提,关注的是假定存在私有化的前提下如何实现市场化的方式和过程。
这也导致在考察转轨过程中的市场机制和市场秩序命题时,无论是主流的“华盛顿共识”还是非主流的“渐进—制度演化”观点,在解释这两个问题上遇到了共同的困难:
一是市场经济主体秩序和交易秩序的相互逻辑关系问题,二是市场内在竞争秩序与外部社会秩序的相互逻辑关系问题。
就第一个问题而言,转轨经济既不存在竞争性的市场价格机制,从而不能满足市场交易秩序的要求,同时也不存在受市场硬约束的企业产权制度,从而不能满足市场主体秩序的要求。
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放开市场竞争,软预算约束下的企业能够真正按照市场价格信号行动进而使分散的竞争收敛于均衡的位置吗?
如果传统国有制企业的所有制结构和产权结构上未能按照市场主体秩序的要求进行改造并摆脱软预算约束,竞争性的市场价格机制能真正有效地发挥作用吗?
战后联邦德国的“艾哈德奇迹”和日本的“神武景气”到底是放弃管制恢复市场自由竞争的结果,还是由于存在资本私有制进而才有受市场硬约束的现代企业制度的结果?
进一步说,在企业产权结构存在“委托—代理”关系、产权界区不清晰,所有权与剩余索取权分布不对称、信息存在不对称的“不完全合约”条件下,在所有者或委托者对代理者进行监督、约束和激励等方面,国有企业与私有企业是否存在差别?
能否与私有制企业的治理结构同样有效?
即使假定存在“完全合约”,企业在治理结构上产权清晰、信息对称,所有制性质对于企业绩效和市场竞争结果来说是否是无关的?
企业产权的国有性质是否会在产权制度上要求对企业进行超市场、超经济的政府行政干预?
这种干预能否保证与市场竞争要求趋于一致?
就第二个问题而言,市场竞争机制的外部社会秩序,包括法治秩序与道德秩序,都是基于市场经济内在竞争机制的要求而产生的,并从法制和道德方面对其予以保护及支持,如果对体制转轨的研究忽略了所有制及产权制度,那么市场经济的法制秩序和道德秩序基础何在?
在西欧封建社会演变为资本主义社会的历史过程中,并不是先有了作为国家上层建筑的法律制度对私人财产的明确保护,才有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而是先有作为社会经济基础的资本主义经济关系,尔后才逐渐形成了与之相适应的法律制度。
“所有制”作为生产关系的基础与国家法律制度明确的“所有权”是不同的。
所有制是基础,所有权是这一基础在法律制度上的体现。
在转轨问题考察中忽略所有制分析,不仅难以解释市场中的企业产权主体秩序与市场价格交易秩序的逻辑关系,也难以解释所有制和企业产权制度与相应的法律制度转型之间的逻辑关系,以及法治秩序和道德秩序转型对市场机制发育的作用,进而就难以解释在市场内在竞争机制转轨的不同时期,多大程度上能够并需要法律制度的维护和推动作用,多大程度上能够并需要道德秩序转型的支持作用,因而也就解释不了为何在改革带来的深刻的制度变迁过程中可能会出现法律制度缺失或滞后,比如有法律而无系统的法制,或者有法制而无法治,解释不了为何在转轨过程中可能会出现“道德失范”状态,既缺乏作为传统社会道德核心的“忠诚”,又缺乏作为市场社会道德核心的“诚信”。
总之,正统西方经济理论以标准的新古典价格理论为基础,运用一般均衡分析方法,在解释体制转轨问题上,把私有化作为基本的前提,进而事实上把所有制分析排除于理论分析之外,将转轨解释为从传统计划经济体制向竞争性市场体制转变的过程,即在假定存在私有化的前提下分析市场化过程。
尽管在具体的政策主张上存在所谓“激进式”与“渐进式”改革的分歧,但二者关于改革的实质的理解是一致的。
在基本经济制度与资源配置机制的相互关系上,西方经济学的传统在于把资本主义私有制与市场机制等同起来,把社会主义公有制与市场机制对立起来,把私有化作为经济改革的基础,把经济改革归结为资源配置方式的变化,经济转轨的命题并不包括对所有制和产权制度改革的真正分析。
在改革的价值取向上更是充分肯定资本主义私有制,理论所要讨论的只是在这一基本价值取向下的市场化进程问题,从而忽略了对所有制和产权命题的理论分析。
(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认识改革的传统范式
在中国,坚持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和方法认识改革问题既是主流也是传统。
1.认识改革的基本方法是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
集中体现在以下六点。
一是从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矛盾运动的分析中阐释改革的历史必然性,并进一步把改革的本质归结为生产关系的变革,把改革的根本动因解释为生产力发展和解放的要求。
二是从生产关系内涵出发,把改革生产关系的实质解释为所有制结构和所有制实现形式的改革,特别强调了所有制结构的多元性和国有制企业的产权制度改革。
三是在改革的实践上,从一开始就特别强调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作为检验改革绩效的根本标准。
由于改革的起点面临着生产力水平十分落后,甚至温饱问题尚未解决的贫困状况,任何可能给经济发展带来进一步破坏和振荡的改革都是不堪设想和无法承受的,因此改革的起步是从克服贫困、解决温饱问题开始的;在改革绩效的评价上,作为改革历史内容的生产关系的变革均以是否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为根本尺度。
四是对改革模式的总体认识从一开始就把改革理解并区分为两个方面,即所有制和运行机制。
尽管对这两方面改革的相互关系认识存在不同,特别是对于在逻辑上这两方面改革孰为根本、孰为先后的认识存在严重分歧,但是在强调改革应该包括这两个方面这一点上是一致的。
五是对改革本质的争论焦点集中于要不要对所有制进行实质性的改革。
虽然人们普遍承认所有制改革是经济改革的应有之意,但一种意见认为,所有制改革特别是国有企业改革应当私有化,比如“私有民营”;另一种意见认为国有企业改革不应触及所有制性质,而应集中于简政放权,推动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在分离中淡化所有权对经营权的约束,给企业家更大的空间,以此超越只有私有制才能与市场内在统一的逻辑。
六是所有制和企业产权制度改革与其它改革的关系,特别是与市场竞争价格机制的培育之间的逻辑关联,同样成为了重要的争论命题。
围绕到底是以所有制和企业产权制度改革先行并作为改革的根本,还是以培育竞争性价格机制作为先行和根本,形成了厉以宁先生等人提出的“所有制改革论”与吴敬琏先生等人提出的“价格改革论”之争。
总之,基于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方法和传统,中国对于经济改革的理论和实践探索,始终围绕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展开,进而把改革的根本动因归结为生产力发展的要求;把改革的内涵归结为生产关系特别是所有制的改革;把改革的评价标准明确为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程度;把改革的争辩集中于怎样理解所有制改革、怎样处理所有制改革与其他改革的相互关系问题。
这一理论传统与西方正统经济学对改革命题的理解形成了鲜明的反差,这种反差集中体现在两方面:
一方面西方理论脱离生产力解放和发展要求这一历史的、国别特殊的前提,强调抽象的制度变迁;另一方面西方理论忽略对所有制改革和企业产权改革的分析,简单地把私有化作为既定前提,把改革理解为市场竞争性价格机制的培育。
2.改革的基本理论准备和思想动员从马克思主义哲学、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三个方面全面展开中国改革有无理论准备?
虽然改革实践是在干中学和“摸着石头过河”的过程中展开的,但是中国新时期的改革事实上具有系统性的思想启蒙和理论动员。
这种系统性集中体现在改革初期中国思想理论界三场大的争论上。
一是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
这场大的讨论从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路线上,从世界观方法论的高度,为解放思想、动员改革打下了必要的基础。
本来,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最为基本的原理之一,但在改革开放初期教条主义的僵化思维模式长期禁锢人们思想的条件下,这场大讨论不仅意义重大,同时分歧也极为深刻,对思想界和改革实践影响巨大且极其深远。
二是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问题的大讨论,这场大讨论从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发展观上,从基本道路和基本方向的层面,为认识改革、推动改革坚定了信心。
争论的核心在于两方面:
一方面,我们长期实践的是不是社会主义?
另一方面,新时期的改革要不要坚持社会主义方向?
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到底有无可行性、优越性、历史必要及必然性?
如何认识和对待改革开放中姓“资”姓“社”的不同道路问题?
争论的收获在于,明确了我国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尽管其优越性的体现仍不充分,实践中的社会主义制度仍很不完善,解放和推动生产力的历史作用还远未实现,但其本质属于社会主义性质。
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的历史实践还处在初级阶段,因而具有一系列初级阶段的历史特征。
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以邓小平理论为突出代表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把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与中国社会主义实践的结合推进了一大步,为中国新时期的改革明确了方向和历史道路。
三是关于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特征的大讨论,这场讨论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角度,对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本质和历史特征进行了深入争辩,为经济体制改革奠定了理论基础和基本原则。
争论的基本问题集中在两方面:
一方面,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与市场经济机制的关系怎样?
市场经济是否只能与资本主义制度统一、而与社会主义制度根本对立?
计划与市场的关系怎样?
另一方面,如果社会主义经济引入市场经济机制,在生产资料所有制关系方面应创造怎样的基础,使之既不失去公有制为主的社会主义制度性质,又可兼容市场经济的一般要求?
争论的结果是根本推翻了把社会主义与市场机制对立起来的传统,把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明确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把相应的所有制结构归结为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长期共同发展,并将其作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
这一认识不仅推翻了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长期将市场经济等同于资本主义、将社会主义与市场机制根本对立的传统,也改变了马克思传统经济学特别是在“斯大林模式”下长期把社会主义等同于计划经济的传统,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关于社会主义的经济理论,构成了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为经济体制改革提供了基本遵循和目标导向。
总之,中国的改革虽然具有强烈的在实践中探索的特点,但其思想动员和理论准备是极为广泛和深刻的,其基本的出发点是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和基本方法,探索的领域涵盖了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等基本方面,具有高度的系统性。
在这种探讨和实践中,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这种在改革实践中不断探索、理论争辩中不断探讨的深刻系统的理论准备,其集中体现和概括便是以邓小平为突出代表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
3.把经济体制改革中的制度变迁根本归结为社会主义公有制与市场经济的有机融合
中国经济改革的体制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最根本的制度特征是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长期共同发展的所有制结构与市场经济的资源配置方式相互统一。
其中占主体地位的公有制经济如何与市场竞争机制有机融合构成了改革最为艰难的历史性命题。
从经济思想史来看,处理这一命题一开始就面临两方面否定其可能性的深厚传统。
一是西方资产阶级正统经济学的传统,认为市场机制只可能与资本的私有制结合。
私有制越纯粹,市场竞争性机制就越有效。
只要否定资本主义私有制,便不可能存在市场经济机制。
因此,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不可能兼容市场竞争机制。
在上世纪20~30年代围绕社会主义前途命运的大论战,即米塞斯、哈耶克等人与兰格的争论,看起来是关于社会主义中央计划体制能否模拟并实现竞争性市场配置资源的效果的争论,但本质上涉及的是社会主义公有制能否与市场机制兼容的问题。
米塞斯、哈耶克等人提出的挑战,从根本上否定公有制与市场机制结合的可能,进而认为在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不可能取得竞争性市场机制的效率。
兰格等学者试图以模拟市场的方式来取得竞争性市场的效率,但是却并未真正回答公有制与市场能否统一这一根本挑战。
二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传统。
尽管马克思主义的传统经济理论在基本方法、立场、观点、体系上与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全然不同,但在否定公有制与市场机制兼容这一点上二者是相同的。
从逻辑上来说,马克思主义的传统政治经济学理论把私有制与社会分工作为商品生产和交换存在的必要历史前提,把生产资料私有制作为市场经济存在的制度基础,认为在未来取消私有制的社会中不可能继续存在商品货币关系和市场机制。
商品货币关系和竞争性的市场交换关系不过是也只能是资本私有制的运动和实现形式。
从历史发展及其价值取向上讲,商品货币关系及市场交换关系是人类生产活动社会性质及其实现形式的物化和异化形式,人类自身的劳动及其交换只能通过商品的运动才能实现,并受市场交换的外在关系所支配。
建立在商品生产基础上的资本主义商品生产和交换关系更是把这种扭曲和对立推向了极致。
因此,在未来理想社会中,人们相互间的社会联系和生产的社会性不再需要采取迂回和间接的方式,而是以直接的方式体现。
作为社会关系物化和异化形式的商品、货币都将不复存在,因为其制度基础即一切形式的生产资料私有制都被取消了
从传统计划经济体制改革的理论和实践的探索历史来看,真正的难题恰在于社会主义公有制与市场机制能否融合,进而既能获得公有制保证的劳动权利的平等,又能获得不低于竞争性市场的效率。
列宁领导的苏联十月革命第一次把社会主义从理论变为制度实践,最初建立的“军事共产主义”模式以国有制的垄断为基础,取消一切市场和商品关系,其主要内容包括粮食征购制、工商业的全面国有化、公民义务劳动等。
战时共产主义政策造成的经济混乱和低效率迫使苏维埃经济采取“新经济政策”。
新经济政策的要义在于部分地恢复市场调节作用,包括以粮食税取代原来的粮食征购制,允许农民在市场上出售剩余产品,允许私营企业开展市场活动,要求国有企业独立核算并根据市场需求经营,允许资本家承包企业等等。
新经济政策恢复了市场调节的所有制基础即所有制结构上的多元化,改变了战时共产主义政策的国有垄断格局,形成了包括农户经济、小商品经济、私人资本主义、国家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等在内的混合所有制结构。
可以说,如果当时没有这种所有制结构上的变化,就不可能真正恢复市场功能,但是公有制本身与市场机制如何有机协调仍是一个未解决的突出问题。
新经济政策虽然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但这同时也就意味着它的结束,因为它从一开始就被认为是暂时的退让,只要经济有所恢复,哪怕达到十月革命前的水平,这种让步便不再是必要的。
列宁去世后,随着经济恢复和新经济政策的结束,苏联应建立怎样的社会主义制度便成为争论的核心问题,特别是斯大林与布哈林之间产生了深刻的分歧,争论的结果是“斯大林模式”的确立,其特点是否定市场配置资源的机制,否定企业的独立法人地位,实施集中计划经济。
这一经济体制的所有制基础在于工商业实行国有垄断,农业经济采取集体农庄制,由此形成了计划经济与国有制和农村集体经济配合的传统模式,并将公有制与市场经济根本对立起来。
此后的相当长时期内,社会主义国家经济改革尝试想要解决的根本问题,便是在传统体制下,在公有制不动摇的基础上,能否或在多大程度上引入市场因素与市场机制。
首先是南斯拉夫颇具特色的探索,他们坚持公有制但放弃国有制,认为国有制不等于公有制,从1950年起开始建立新型公有制———“社会所有制”,并在此基础上引入市场机制。
但由于“社会所有制”的所有权主体缺位、产权约束失衡,导致企业行为严重变异,根本不能接受市场信号的有效约束,在此微观基础上进一步导致宏观经济长期严重失衡。
这表明,力图在“社会所有制”基础上统一市场机制的“市场社会主义”是行不通的。
1956年匈牙利在亚诺什·卡达尔领导下开展的所谓“静悄悄的革命”,同样是力图推动公有制与市场因素的融合,支持个体私营手工业者、小商业,支持个体农户发展,以所有制的松动为市场交换关系的存在提供一定基础,但是对工商业企业坚持国有制并实施民主管理。
然而,国有制的垄断使得市场机制只能起到部分微弱的补充作用,不可能成为整个资源配置的调节者。
这种力图兼顾公有制本质和市场效率的改革尝试由于经济和政治、军事、国际国内等因素,不久便结束了。
匈牙利经济理论界对于统一公有制与市场机制的探讨极其热烈,其中较为突出的有两个代表。
一位是里斯卡,主张以国家发公债的方式将国有资产出售给个人,个人再委托国家代为支配,国家则根据均衡利率选择承包者经营,由此形成“个人社会所有制”这种公有制的新形式,在此基础上形成市场,特别是形成资本市场。
但是作为所有者的个人产权能否自由交易,若不可交易怎样约束作为支配者的国家,以及如果可交易还是否是公有制等问题并没有解决,而且这种探讨到1958年便被否定了。
另一位代表亚诺什·科尔奈分析了传统计划经济的积弊,特别是长期存在的短缺经济失衡状态,考察了其形成的原因并将其归结为国有制的“父爱主义”。
要克服这种失衡,只有建立资本私有制为主体的混合所有制,实际上也是否定了公有制与市场机制统一的可能。
波兰战后依照“斯大林模式”形成基本经济机制不久,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也开始了改革尝试,初期主要根据兰格的思想,在坚持国有制的基础上,推动企业独立核算、分散决策,并要求企业自筹资金,依靠市场自我平衡预算,试图以此获得公有制基础上的市场竞争性。
但国有制本身与企业自筹资金、独立核算、依靠市场自我平衡等存在深刻的矛盾。
稍后被称作东欧经济改革理论之父的布鲁斯,从50年代开始坚持国有制到70年代质疑和批判国有制,再到80年代放弃公有制,主张以混合所有制特别是其中的资本私有制为基础,才可能形成真正竞争性的市场机制。
20世纪50~60年代捷克斯洛伐克“布拉格之春”的改革探索,力图引入竞争性的价格机制,并在坚持国有制的同时,强调企业工人委员会的自治权。
但事实上在国有制为基本制度的条件下,自由竞争的价格体制是无法真正形成的,同时在国有制下突出工人自治在逻辑上是矛盾的,在实践上是没有效率的,因而“布拉格之春”力图协调公有制与市场机制并未走通,改革探索在特殊的国际国内背景变化下很快被终止了。
在捷克斯洛伐克经济理论界颇具影响并同样被称为东欧经济改革理论之父的奥塔·锡克,既敏锐地看到不改变传统所有制便不可能建立有效率的竞争机制,同时又特别强调社会主义经济不能以私有化作为建立市场机制的基础,创造性地提出了“中立资本”思想。
所谓“中立资本”是指国有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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