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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利益群体的分化与调节题库
四川理工学院毕业论文
我国利益群体的分化与调节
学生:
XXX
学号:
XXXXXXX
专业:
国际金融与贸易
班级:
XXXXX
指导教师:
XXX
四川理工学院经济与管理学院
二O一四年十二月
摘要
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近几年,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社会生产和经济活动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社会结构日趋复杂,新的行业与职业不断涌现,所有制形式与分配形式由单一向多元化发展。
改革所带来的这一系列的体制转轨与社会结构的转型,导致了社会利益格局的变化。
从而促使现有利益群体进一步的分化与重组,并在这一过程中呈现出了自身新的特点。
在当今社会利益日益多元化和利益诉求日益多样性的情况下,必须按照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目标,整合各种社会利益,维护好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这是巩固党的执政基础的必然要求。
关键词:
利益群体,分化与调节,市场经济
目录
1导言1
2基本概念界定2
2.1利益群体的定义2
2.2利益群体的作用3
3利益群体分化与重组的原因及利益群体分化的特点4
3.1导致利益群体分化、重组的原因4
3.2利益群体的特点6
3.3改革开放三十年我国利益群体分化的特点7
4调节利益群体关系的对策选择10
4.1抓住发展群体经济利益的根本,逐渐缩小贫富差距10
4.2建立经济利益教育机制,转变经济利益趋逐观念11
4.3确立经济利益引导机制,优化经济利益运行程序11
4.4确立经济利益约束机制,规范经济利益分配秩序11
4.5确立经济利益保障机制,提高社会公平程度12
5结束语......................................................................................................................14
参考文献......................................................................................................................15
致谢辞..........................................................................................................................16
1导言
建国50多年来,我国社会阶级层结构发生过几次大的变迁,特别是改革开放30年来,因阶级阶层结构的变迁,社会利益关系发生重大变化。
正如江泽民同志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8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中所指出的: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社会阶层构成发生了新的变化,出现了民营科技企业的创业人员和技术人员,受聘于外资企业的管理技术人员、自由职业者等社会阶层”。
[1]可以说,这些新阶层中很多人是改革开放来的最大利益者,而作为社会财富的直接创造者的工人和农民,却面临着利益日益弱化甚至受到侵害的危险。
由此引起的利益分化与冲突成为影响当代中国社会稳定与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如何在社会发生深刻变革、经济快速发展的进程中,妥善处理各方面的利益关系,分析社会阶层结构变迁中的利益分化与调节显得十分重要。
努力形成社会全体和谐相处局面,是当前一个重大而紧迫的问题。
2基本概念界定
2.1利益群体的定义
目前关于“利益群体”这一概念学术界一直未达成一个统一的定义,中外学者都从各自不同的研究角度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和观点:
美国著名政治学教授戴维。
杜鲁门认为,利益群体是一种“在其成员所特有的共同态度的基础上”“对社会上其他集体提出的某种要求”的团体。
[2]
阿尔蒙德则认为:
“所为利益群体,我们仅仅是指因兴趣和利益而联系在一起并意识到这种共同利益的人的组合。
”[3]
我国学者顾杰善则对利益群体作了如下定义:
“社会利益群体指在社会利益体系中,具有形同利益地位,有着共同利益与需求,共同的境遇与命运的群体。
”[4]
本文对利益群体作如下定义:
利益群体是指在社会利益关系中,具有共同的经济地位与社会处境,有着大体相同的利益要求并持有相对共同的利益态度的人们组成的,在维护合法的经济利益与政治权利方面,表现出强烈的认同感,并企图通过参与政治过程,影响公共政策,实现或维护其利益的社会群体。
2.2利益群体的作用
在一个成熟稳定的市民社会中,不同利益群体的存在是社会发展与运行的正常态。
在现代社会中,多元化的利益群体在民主政治的运作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1.利益群体的积极作用:
第一,利益群体有利于政府决策的公正、公开、科学和合理。
它在公民与政府之间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第二,有利于利益表达与利益综合机制的形成和发展。
第三,有利于积累社会资本,提高对既有社会制度的认同感。
第四,利益群体是克服政府失灵与市场失灵的有效手段。
由于利益群体参与了政治决策和公共政策的形成和制定,政治决策和公共决策较为充分地反映了利益群体的利益,因此,利益群体的成员在执行政治决策和公共决策是一般比较主动,有助于政治和公共决策的实施。
2.利益群体的消极作用:
利益群体的存在不仅仅具有积极的一面,其对民主政治也可能具有巨大的威胁。
达尔在《多元主义民主的困境》中列出四点,作为利益群体存在的缺陷。
其一,利益群体与广泛的不平等始终并存,因为每个群体所有的资源不同,影响力也不同。
尤其在面临改革的时候,既得利益群体往往会成为保守的阻碍力量。
其二,扭曲公民意识。
利益群体的成员往往局限于小群体的利益与短期利益,而缺乏一种关乎社会整体的公民意识与公益观念。
其三,扭曲公共议程。
具有特殊利益的利益群体通过影响政府议程来争取与获得体现自身利益的政府方案,而视公益性方案与长期性方案于不顾。
其四,让渡最终控制。
作为公民代理人的代表即政府对利益群体缺乏足够的控制能力,这意味着作为最终委托人的公民没有了最终的控制权,利益群体可以任意的自行其是。
3利益群体分化与重组的原因及利益群体分化的特点
3.1导致利益群体分化、重组的原因
改革开放以前,我国的社会结构相对简单,社会成员的社会地位及其社会结构秩序由于受到政治身份和家庭出身,以及严格的二元户籍制度的限制,使其社会结构主要呈现为“两阶级”(工人阶级、农民阶级)、“一阶层”(知识分子阶层)的社会框架。
这一框架虽然使人们在整体上利益基本一致,实现了全国总体的资源分配的公平性,并在一定历史时期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但随着社会的发展,它潜在地抑制了利益群体的人员流动与分化、组合,人为地对其规定与控制,禁锢了社会结构按其自身规律进行发展。
改革开放以后,随着市场机制的引入,经济体制与政治治体制进行了一系列的变革,对原有的社会结构造成了深刻的触动,主要表现为利益的分化与重组,由此带来了社会成员利益的调整,产生了利益分配结果的差异,从而导致了多元化的社会利益群体的出现。
1、市场经济的引入是改革以来利益群体分化、重组的原动力市场经济最本质的特征就是资源以市场为导向加以配置,改革后这种经济体制的逐步确立,打破了原有单一化的社会资源分配模式,逐步形成了以市场为取向的多元化的配置格局,从而必然使社会结构发生深刻变化。
(1)所有制结构、分配结构方面从生产关系的角度来看,多种所有制成分的存在是不同利益群体存在的社会基础。
随着市场经济的确立,原有的全民所有制结构与集体所有制结构已不再适应经济的发展,在此基础上以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和党政干部为主的四大群体的社会分化也相对过于简单。
因此一种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新的所有制形式应运而生———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多样化所有制结构。
所有制结构的多样化必然带来社会利益主体的多元化。
不同社会群体之间分布状况的变化,必将影响其既得的利益关系,进而引起群体的分化与重组。
同时与所有制相适应的多元化的分配结构,也将进一步推动利益群体结构的变化。
(2)产业结构与职业结构方面
在计划经济时期,我国的产业政策方面往往忽视了第三产业,过分强调工业尤其是重工业。
随着计划经济的确立,国家在重视农业与工业的基础上,大力发展第三产业,一些新兴服务行业迅速崛起,如保险、金融、旅游、咨询等行业,但也应看到产业结构的调整使一些原有“老牌”产业衰落下来,如采矿业、纺织业等。
这些变化一方面造就了一批新贵、富有群体,另一方面也使一部分人沦为下岗工人群体或贫困群体。
与此同时,与产业结构调整相适应的职业结构方面的变化,带来了许多新的就业机会,打破了原有职业身份的单一固定模式。
无论是在城市还是在农村,与新的产业和新的科技成果相联系的职业都在不断涌现出来,社会分工更加细化,人力资源配置更为合理,人们的职业选择更为自由,在此基础上将产生一些利益相近、利益要求相似的新群体,从而大大推动了利益群体的分化与重组。
2、政治体制改革为利益群体的分化与重组提供了现实条件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对政治体制进行了一系列大刀阔斧的改革,最突出的表现为户籍制度、劳动人事制度方面。
在计划经济时期,政府通过“身份制”、“行政级别制”、“单位制”三大制度,把社会成员划分为不同的群体。
尤其是二元结构的户籍制度,成为城乡之间社会成员流动的壁垒,使农民不可能逾越该制度而进入城市生活,社会结构的分化功能被人为遏制。
随着政治体制改革的深入,有关户籍制度、干部人事制度、公务员制度及住房制度等改革措施的实施,为社会利益群体的分化提供了现实条件。
例如户籍制度的松动,便利了农民阶级的流动,促进了农民群体有机会进入城市;干部人事制度的改革,打破了工人与干部之间的严格界限。
与此同时,转型期民主法制得到健全与不断完善,也从制度上保证了利益群体的分化和重组。
民主的引入,社会从人治走向法治,促使不同利益主体为了谋求共同的利益需求而结合在一起,这种利益主体的交叉流动,在某种程度上也造就出新的利益群体,改变了利益主体的整体结构。
3、社会成员价值取向的转变从意识形态上推动了利益群体的分化、重组
市场经济的发展,社会利益格局的改变,引起了社会成员价值取向的大变革。
改革前,在“左”的思想的影响下,社会群体的利益被高度抽象化为决策依据的“根本利益”,这就使人民群众逐渐丧失了利益表达和利益争取的主体意识,同时也造就了不同利益群体的利益趋于平均化。
改革开放以后,市场经济的发展,客观上增进了社会的异质性,人们的政治地位、经济地位、职业地位、知识地位等方面出现了差异,为社会成员价值观的多样化提供了基础。
社会成员价值取向的多元化,使一些具有相同价值取向的人们,通过社会关系和心理、观念上的认同形成了具有共同利益倾向和利益原则的群体。
除以上原因外,一些外部因素,如全球化浪潮等,都或多或少影响着我国转型期社会结构的变化。
综上所述,现阶段我国社会利益群体的分化、重组不是由某一单方面原因所致,而是通过经济、政治、价值观念等多方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3.2利益群体的特点
近几年由于经济、政治、文化等诸多方面的原因导致了利益群体的分化,利益群体的分化与重组在这一阶段中,又必然呈现出它的一些新的特点,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群体结构的不稳定性与利益主体多元化在社会转型期,虽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已经确立,但政治经济改革的诸多方面还不健全,有待完善,这就导致了当前的社会结构虽然在改革的影响下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仍具有不稳定性,经常处于分化、转化和重新组合之中,表现为群体内部急剧分化,群体与群体间交叉、重叠,促使了利益主体的多元化。
最突出的表现便是打破了原有的“两阶层”、“一阶级”的社会格局,在其内部进行了细分。
就农民阶级而言,原来几乎清一色的农业劳动者分化为多个群体:
农业劳动者,离土离乡打工的农民工和进入本地乡镇企业的非农劳动者,农村个体劳动者、个体工商户,乡镇企业管理者,农村管理者(乡村两级基层干部)和农村专业管理服务人员(科技文化卫生工作者)。
类似的原有工人阶级和知识分子阶层也发生了不同程度的细
分。
与此同时,也产生了一些新的利益群体。
如企业家群体、股票证券经营者群体、自由职业者群体等。
2、利益客体的多样化
伴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社会利益分配格局正在发生深刻的变化,人们的需求指向日益多样化,作为利益载体的利益表达形式越来越丰富多彩,人们需求的满足已超出了物质产品范畴,服务便利、精神愉悦、环境改善等非经济因素也成为利益追求的对象。
[5]加之利益主体的多元化,必然导致各利益主体对利益客体(即利益需求)的偏重不同:
如农民群体的利益需求更多表现为提高农产品价格,切实增加收入,改善生活水平;而党政干部群体的需求则除了保证收入增加等物质利益以外,还希望职务的晋升和政治上的成就。
此外,大学教授、企业家、下岗工人等群体都有着各自不同的利益需求,即不仅是货币资本、物质财富成为利益目标,诸如学历、职称、权力、社会地位等能给人们带来利益的东西,都相应地转化为现实的利益对象。
3、利益群体意识增强
在改革开放前,国家利益是各种活动的出发点和归宿,阶级、阶级斗争观念在社会上占主导地位,群体利益和个人利益往往被淹没在国家利益之中,导致人们群体意识被人为压制,意识观念淡薄。
随着改革的深入,由于职业分工、劳动方式和分配方式的细化,使阶级、阶级斗争的观念在不断地淡化,而群体利益与意识观念在不断增强,处于相同社会地位的一类群体产生了相同的利益感受、共同
的利益要求甚至共同的荣辱观;这种共同性使每个群体成员既受到这种意识的支配,又自觉不自觉地表现出维护群体利益的倾向,形成了共同的社会价值取向与意识形态。
4、利益群体对社会的影响和作用越来越大
随着利益群体的分化,群体意识的增强,各社会成员为了维护并扩大本群体的现有利益,往往会通过各种方式和渠道对政府施加影响。
在政策的制定中,再也不可能像过去那样不考虑各群体的意见,政府必须收集各方建议,在社会各群体博弈的基础上,制定出一项能够最大程度协调各利益群体的政策。
可见,在现阶段,利益群体在参与政策制定的过程中,对政府和社会的影响越来越大。
在现实生活中我们也经常可以看到,一项改革的成功与否,往往是各利益群体甚至单个利益群体作用的结果,他们已成为一支不容忽视的政治力量。
3.3改革开放三十年我国利益群体分化的特点
改革开放后,经济从计划到市场的转型不可避免地导致社会结构的重大变化。
各群体之间的封闭性减弱,开放性和流动性增强,新的社会群体出现。
利益群体分化呈现出以下特点:
一是利益群体分化进程中群体间的政治差距缩小,经济差距在扩大。
改革开放以前,群体间的社会差距突出反映在政治差距极大、政治不平等和政治歧视比较严重。
当时的社会结构以政治分层为主,根据人们的家庭出身将人们分成高低不同的等级。
由于各行各业之间的收入差距只体现在劳动年限上,加上当时绝对平均主义分配的票证制度、大锅饭式的普遍就业制度,使得群体间的经济差距较小。
随着政治运动的缓和以及改革开放政策的实施,政府把经济工作放在了首要位置。
人们的注意力更多地集中到经济建设上,群体间的政治差距在缩小,而与此同时,各群体在经济上的差距拉大。
由此直接产生的一个社会问题是出现了贫富悬殊的两个社会群体。
社会上开始形成一个高收入群体,而与之相对照的是社会贫困群体,目前城乡仍有许多的人口处于贫困状态。
二是利益群体分化由等级式分化向团块式分化转变。
改革前,中国社会结构的明显分化是农民、工人、知识分子和干部四大群体间的划分。
这种分化不仅是
职业和阶层的差异,更是一种身份等级的差异,其最重要的特征是身份等级间界限分明,一旦具有某种身份就难以改变。
与身份之间较强异质性和不平等性相反,身份内各社会成员间具有很高的同质性和平等性。
因此,社会成员间的有限分化不是“自致性”的分化,而是带有很强的“先赋性”色彩。
改革后,随着各类社会
主体自主权的扩大和利益的明确化,原来由行政级别和身份等级制度决定的等级式分化逐渐转变成一种由类属和单位边界决定的团块式分化。
决定社会成员利
益差异的原等级要素,如家庭出身、政治身份、行政级别的作用大大削弱,而个人所在单位的发展状况,个所属职业类型和部门集团的发展成为人们最关心的问
题。
随着中央的控制权力下移,资源与利益的日益单位化,不同单位之间的差距在开始扩大。
单位组织之间的分化,使得身在其中的单位成员因单位组织的不同而扩大了相应的地位差异,在收入、居住条件、机会、福利等众多方面表现出日益明显的差别。
三是利益群体分化随着市场化进程的加快进一步加剧。
改革导致利益群体的分化向“市场型”的转变,特别是为那些旧体制下不占优势地位的社会成员提供
了进行经济和社会活动的自由空间和白由资源,使他们有可能利用市场机会,改变自己的社会地位。
在市场条件下,再分配权利和其他那些与行政权力相联系的因素的重要性开始下降和衰落;成功主要的取决于人们对市场机会的把握。
在此基础上,人们一方面有可能在国家直接控制的身份、单位和行政体制之外占有一定的社会资源,特别是物质财富;另一方面,那些与个人相联系的决定社会地位的因素,也因摆脱了国家控制而开始在一定范围内发挥作用,如教育水平、职业经验、生活经历。
市场转型为社会地位的获得引入了竞争机制,为更多的社会成员提供了改变自己地位的机会。
但到目前为止,我国的市场转型远未完成,市场型的利益群体分化机制还不完善。
我国现阶段事实上还存在着三种主要的社会资源分配关系,即权力授予关系、市场交换关系和社会关系网络。
由于政府权力的钳制和社会关系网络的束缚,市场在现阶段的中国社会其运作机制受到了一定的扭曲,整个社会还远未达到真正的机会均等的公平竞争。
4调节利益群体关系的对策选择
在我国现阶段和今后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将存在着不同经济利益群体之间的矛盾,这已是不容回避的客观事实,我们只有正确的面对这一事实,并在马克思主义科学原理的指导下进一步落实江泽民同志“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恰当处理社会转型过程中一系列重大关系,采取正确的方针和方法,才能把不同经济利益群体之间的矛盾处理好。
4.1抓住发展群体经济利益的根本,逐渐缩小贫富差距
为最大多数的人谋福利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观点。
早在150年前《共产党宣言》就明确指出“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经济利益的运动”[6]。
新社会就是“保证一切社会成员有富足的和一天比一天充裕的物质生活。
”[7]。
毛泽东同志认为:
“必须给人民看得见的物质经济利益。
”[8]邓小平同志也曾提出“要为全体人民的物质经济利益奋斗。
”[9]由此可见,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一切奋斗都是为了实现最广大人民的根本经济利益。
唯物史观认为,物质资料的生产,是人类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基础。
不同经济利益群体的形成及其矛盾,从根本上来说还是由于生产力发展水平低而形成的。
为此,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为社会提供大量物美价廉的物质产品,满足绝大多数经济利益群体成员的经济利益要求,是解决不同经济利益群体矛盾的前提。
邓小平同志早就指出:
“社会主义的首要任务是发展生产力”[10]“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要消灭贫穷。
”[11]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和政府主要是从经济体制上寻找人民内部矛盾的根源,用大力发展生产力的办法来解决不同经济利益群体之间的矛盾。
作为中国改革开放总设计师的邓小平正是依据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结合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实际,把发展生产力放在第一位,多次强调发展生产力才是解决其他问题的根本。
他曾指出:
“社会主义的第一任务是发展社会生产力”[12]“从根本上说,我们手头东西多了,我们在处理各种矛盾和问题时就立于主动地位”,[13]“比如落实政策问题,就业问题,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回城市问题,这些都是社会政治问题,主要应是从经济角度去解决,经济不发展,这些问题永远不能解决”。
[14]主要依靠发展生产力来化解各种矛盾,协调处理各种经济利益关系,这是贯穿于邓小平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理论中的一根红线。
[15]实践证明,通过大力发展生产力作为处理不同经济利益群体之间矛盾的思路是十分正确的,是需要长期坚持不变的。
4.2建立经济利益教育机制,转变经济利益趋逐观念
由于新的体制转变过程中的一些负效应,往往会产生经济利益观念的偏差和偏离,容易诱发一些不正确的思想和行为。
要避免和消除这种现象,就需要从思想教育入手,要着重加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和知识的宣传解释工作,建立以提高经济利益群体素质为目标的教育机制,积极倡导和培育正确的经济利益观念,引导人们走出对“市场经济”认识的各种误区,树立守法致富、公平竞争的观念,走正当经营、合法致富之路。
特别是对那些从事私营经济和在经济热点部位任职的有关群体和个人,更要强化教育导向功能,使他们具有必备的政策观念,法纪观念、竞争观念和职业道德。
[16]
4.3确立经济利益引导机制,优化经济利益运行程序
事实表明,采取市场调节与计划调控双重并举的手段,既可以减少原有经济利益分配机制与新的经济利益分配机制的矛盾和冲突,又可使经济利益分配趋向合理和公开化,因而是旧经济利益机制向新经济利益机制转变的安全通道。
有鉴于此,要根据目前不同经济利益群体的动态特征,把市场机制引入经济利益分配,并通过竞争法则重新调整和组合经济利益主体的相互关系,强化群体和个人正当经济利益的实现机制。
[17]同时,为避免或减少经济利益分配的自发性和盲目性,缓解在经济利益分化中可能造成的经济利益摩擦和经济利益冲突,还需要政府在经济利益分配上建立计划调控体系和市场调控办法,加强对经济利益市场的引导和调控,使各经济利益群体建立起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需要的经济利益实现途径和实现程度的自我约束机制。
4.4确立经济利益约束机制,规范经济利益分配秩序
市场经济本质上是法制经济,是一种以各种规范和契约为基础的交换经济。
目前市场经济体系建设方面存在的无法可依、有法不依和执法不严的问题,反映在经济利益分配上已经表现出不同经济利益群体追求经济利益的范围和程度处于无约束、软约束或不当约束的状态,从而导致了社会经济利益侵犯、经济利益妨碍现象的急剧增长和恶性蔓延。
为此,要特别注意建立和健全市场法规体系,确立以法律和制度为核心的经济利益约束机制,规范经济利益分配秩序。
加强有关政策、制度的配套性,同时要坚持有法必依、执法必严,坚决惩治腐败,打击经济领域的违法乱纪现象,取缔非法收入。
只有这样,才能规范国家经济管理职能,规范市场经济主体及其行为,规范各类市场秩序,促使广大经济利益主体普遍地、自觉选择和遵循不损害、不妨碍他人和社会正当经济利益的求利方式,确保各经济利益群体的行为规范。
4.5确立经济利益保障机制,提高社会公平程度
社会转轨进程中必须建立健全经济利益保障体系,确保所有社会成员的基本生活,以防止现有的贫困问题加剧和大规模贫困问题的出现。
我国在向市场经济转轨的过程中引入了竞争机制,而竞争必然出现优胜劣汰,收入差距加大,以及一些不公平的社会问题,危及一部分社会成员的生存需要,出现经济利益受损群体,某些人甚至成为社会底层贫困群体。
关注社会底层群体,关注转轨中的经济利益受损者,必须把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健全放在一个更加突出的位置。
[18]
所以,必须要确立以满足社会成员基本生存需要为特征的经济利益保障机制,提高社会公平程度。
在政策上,必须尽快改变我国现存的社会保障体系中覆盖面过窄、项目太少、社会化程度低、管理体制不顺畅等问题,确立一套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匹配的经济利益保障机制,使不同区域、不同企业、不同
行业直至每个社会成员,在需要时能获得由政府提供的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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