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人物分析.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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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记人物分析

史记人物分析

《史记》是一部史学名著，又是一部文学名著。

前面介绍先秦历史著作时，我们说这些历史著作中包涵着或多或少的文学因素、文学成分；而对于《史记》，这样说是远远不够的。

因为《史记》的写作，具有文学方面的动机，所以这一部史书本身，就兼有文学的性质。

司马迁本人，是有着浪漫的诗人气质的。

从《报任安书》和《史记》中，处处可以看到他富于同情心、感情强烈而容易冲动的性格特点。

他由李陵事件而遇祸，也是一场性格的悲剧。

因为无论从私交还是从官职来说，他都不负有为李陵辩护的义务。

西汉末的扬雄说：

“子长多爱，爱奇也。

”（《法言》）也是看到了司马迁浪漫的诗人气质。

《史记》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为写作的目标，我们前面已经提到，这不仅意味着总结历史、记载史实，而且也意味着通过大量历史人物（其中有许多是作者同时代的人物）的活动，形象地反映和推究人类的生存方式，人类在世界中的地位，人类生活中的各种矛盾、困境。

这些也正是文学的根本目的。

只不过《史记》作为历史著作，在虚构方面受到较多的限制。

《史记》还具有抒发情怀的目的。

《报任安书》中，把《周易》、《诗经》、《离骚》等等，归结为“大抵皆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

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来者”，由此提出了“发愤著书”之说。

这种说法不一定完全符合于他所列举的古人著述的实情，但完全符合于《史记》的实情。

《史记》在叙述历史人物事迹的同时，处处渗透了作者自身的人生感受，内心的痛苦和郁闷，这就是我们千年之下读《史记》仍不能不为之感动的关键。

鲁迅《汉文学史纲要》称《史记》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后者也正是从这一点着眼的。

为了达到这些目的，《史记》使用了大量的文学手段，达到了很高的文学成就。

以下，我们从它的叙事艺术、人物形象塑造艺术和语言艺术三方面加以介绍。

应该说明，《史记》的核心部分——本纪、世家、列传，基本上由人物传记构成，它既有很强的故事性、戏剧性，又通过这些故事来塑造人物形象。

所以，所谓叙事艺术和人物形象塑造的艺术，本来是无法一分为二的。

只是为了表述的方便，我们先从总体上分析《史记》叙事的方式和艺术特点，然后再分析它如何塑造人物。

在《史记》以前，中国的叙事文学已经历了漫长的发展过程。

先秦历史著作中已有颇为庞大的战争场面的描写和较为复杂的历史事件的叙述，其中也包含不少生动有趣的故事，这为《史记》提供了一定的基础。

但是，先秦史家的主要兴趣，还在于首尾完整地记述历史事件，并通过这些事件来表达政治和伦理评判，其叙事态度主要是史学性的。

司马迁则除了记述历史事件以外，具有更强烈的要努力再现历史上曾经出现过的场景和人物活动的意识；除了政治和伦理评判以外，具有更强烈的从多方面反映人类生活的意识。

所以他的叙事态度，有很明显的文学性。

《史记》的叙事方式，基本上是第三人称的客观叙述。

司马迁作为叙述者，几乎完全站在事件之外，只是在最后的“论赞”部分，才作为评论者直接登场，表示自己的看法。

这种方式，为自如地展开叙述和设置场景提供了广阔的回旋余地。

但是，所谓客观叙述，并不是不包含作者的立场和倾向，只是不显露出来而已。

通过历史事件的展开，通过不同人物在其历史活动中的对比，实际也体现了叙述者的感情倾向。

这就是前人所说的“寓褒贬于叙事之中”。

这种含而不露的褒贬，是经由文学的感染来传达的。

为了再现历史上的场景和人物活动，《史记》很多传记，是用一系列栩栩如生的故事构成的。

如信陵君的传是由亲迎侯生、窃符救赵、从博徒卖浆者流游等故事构成的；廉颇和蔺相如的传是由完璧归赵、渑池会、负荆请罪等故事构成的；孙武的传主体是吴宫教战的故事；孙膑的传包含教田忌赌马、马陵道破杀庞涓等故事……。

这种情况非常普遍，不胜枚举。

众多大大小小的故事，构成了《史记》文学性的基础。

虽然先秦历史著作中也包含有故事成分，但同《史记》相比，不但数量少得多，而且除了《战国策》中少数几个故事，也显得简陋得多。

以后的历史著作，也不再有《史记》那样的情况①，这是《史记》在中国众多的史籍中特别具有文学魅力的原因之一。

①这里也有史学和文学逐渐分离的必然因素。

《史记》的故事，又有不少是富于戏剧性的。

司马迁似乎很喜欢在逼真的场景、尖锐的矛盾冲突中展开他的故事，由书中人物自己直接行动以表现自己，使读者几乎忘记了叙述者的存在。

如《李将军列传》中的一个场景：

（李广）尝夜从一骑出，从人田间饮。

还至霸陵亭，霸陵尉醉，呵止广。

广骑曰：

“故李将军。

”尉曰：

“今将军尚不得夜行，何乃故也！

”止广宿亭下。

这像是一个很好的戏剧小品。

另外，像著名的“鸿门宴”故事，简直是一场高潮迭起、扣人心弦的独幕剧。

人物的出场、退场，神情、动作、对话，乃至坐位的朝向，都交代得一清二楚。

这段故事不需要花多少力气，就可以改写成真正的戏剧作品在舞台上演出。

这一类戏剧性的故事，具有很多优点：

一则具有逼真的文学表现效果；二则避免了冗长松缓的叙述，具有紧张性，由此产生文学所需要的激活力；三则在尖锐的矛盾冲突中，最容易展示人物的性格。

《史记》以“实录”著称，这是指司马迁具有严肃的史学态度，不虚饰、不隐讳。

但他的笔下那些栩栩如生的故事，不可能完全是真实的。

为了追求生动逼真的艺术效果，追求对于读者的感染力，他运用了很多传说性的材料，也必然在细节方面进行虚构。

这是典型的文学叙述方法。

另外，《史记》所创造的“互见法”，也同时具有史学与文学两方面的意义。

所谓“互见法”，即是将一个人的事迹分散在不同的地方，而以其本传为主；或将同一件事分散在不同的地方，而以一个地方的叙述为主。

司马迁运用此法、不仅是为了避免重复。

为了使每一篇传记都有审美意味上的统一性，使传主的形象具有艺术上的完整性，就必须在每一篇传记中只写人物的主要特征和主要经历，而为了使整部《史记》又具有史学意义上的真实性和完整性，就必须在其他地方补写出人物的次要特征和次要经历。

这是人物互见法的意义。

因为《史记》是以人物为本位的，往往需要在许多人的传记中涉及同一件事，为了避免重复而又能把事件叙述清楚，司马迁就在不同的传记中从不同的角度叙述同一件事，这样就既突出了每个人在这事件中的作用，又不致给人以重复之感。

这是事件互见法的意义。

通过人物和事件的互见法，司马迁使《史记》既有了史学的可信性，又有了文学的可读性。

在人物形象的塑造方面，过去的著作也已有所积累。

在《左传》中，可以看到若干有一定个性的人物形象；到了《战国策》，人物的描写更为细致，性格也更为鲜明。

但由于它们以历史事件为本位，人物的描写只是片断地散见于叙事之中，缺乏完整性。

另外，像《晏子春秋》专写一人之事，也很值得注意。

不过，它也只是把晏子的许多故事结集在一起，相互之间没有内在的联系。

总之，在汉代以前，还没有出现完整的人物传记，人物形象的刻画，总的说来也还比较简略。

《史记》在这样的基础上，取得了巨大的发展，把中国文学塑造人物形象的艺术，提高到一个划时代的新高度。

从总体上说，《史记》在人物形象塑造方面，具有数量众多、类型丰富、个性较鲜明三大特点。

它以大量的个人传记组合成一部宏伟的历史，其中写得比较成功、能够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如项羽、刘邦、张良、韩信、李斯、屈原、孙武、荆轲等等，就有近百个。

正如前面已经提到的，这些人物来自社会的各种阶层，从事各不相同的活动，经历了不同的人生命运。

从帝王到平民，有成功者有失败者，有刚烈的英雄，有无耻的小人，共同组成了一条丰富多采的人物画廊。

这些人物又各有较鲜明的个性。

不同身份、不同经历的人物固然是相互区别的，身份和经历相似的人物，也并不相互混淆。

张良、陈平同为刘邦手下的智谋之士，一则洁身自好，一则不修细节；武帝任用的酷吏，有贪污的也有清廉的……。

凡此种种，在给予我们历史知识的同时，又给予我们丰富的人生体验。

对各种历史人物，司马迁亦有偏爱。

那就是“好奇”，就是喜爱非凡的、具有旺盛生命力与出众才华的人物。

那些奋起草莽而王天下的起义者，那些看上去怯懦无能而胸怀大志的英雄，那些不居权位而声震人主的侠士，那些胆识过人、无往不胜的将帅，那些血溅五步的刺客，那些运筹帷幄、智谋百出的文弱书生，乃至富可敌国的寡妇，敢于同情人私奔的漂亮女子……，这些非凡的人物，构成《史记》中最精彩最重要的部分。

因此《史记》洋溢着浪漫的情调，充满传奇色彩。

尤其将秦汉历史剧变之际人物的传记合起来作为一个单独的部分来读，真是像一部英雄史诗。

在描写人物一生的过程中，司马迁特别注重表现人物命运的巨大变化，如写那些建功立业的大人物，常写他们在卑贱时如何受人轻视的情形；而写那些不得善终的大人物，又常写他们在得志时是如何地不可一世的情形。

前者如刘邦、韩信、苏秦，后者如项羽、李斯、田横。

又在这变化过程中，充分暴露出当时人的诸如势利、报复心之类普遍的弱点。

如刘邦微贱时嫂子不给他饭吃，父亲也不喜欢他，成功之后刘邦不肯忘记把他们嘲弄一番；李广免职时受到霸陵尉的轻蔑，复职后他就借故杀了霸陵尉；韩安国得罪下狱，小小狱卒对他作威作福，他东山再起后，特地把狱卒召来，旧事重提……。

这些命运变化和恩怨相报的故事，最能够表现人与环境、地位的关系，揭示出人性的复杂性。

司马迁非常清楚地知道：

迎合社会、迎合世俗的人，往往得到幸福；反之，则容易遭遇不幸。

他常常用比较的方法，表现他的这种看法。

如《苏秦列传》写才能杰出的苏秦被人刺死，他的平庸的弟弟苏代、苏厉却得享天年；《平津侯主父偃列传》写主父偃锋芒毕露而遭到灭族，公孙弘深衷厚貌却安享富贵尊荣……。

但司马迁绝不赞美平庸、苟且、委琐的人生。

《史记》中写得最为壮丽动人的，是英雄人物的悲剧命运。

《项羽本纪》写项羽最后失败自杀，竟用了一二千字，作为历史记载，可以说毫无必要；作为文学作品，却有一种淋漓酣畅的效果。

项羽在可以逃脱的机会中，因无颜见江东父老，拔剑向颈；李广并无必死之罪，只因不愿以久经征战的余生受辱于刀笔吏，横刀自刎；屈原为了崇高的理想抱石沉江……。

在这种反复出现的悲剧场面中，司马迁表现了崇高的人对命运的强烈的抗争。

他告诉人们：

即使命运是不可战胜的，人的意志也同样是不可屈服的。

我们从中看到汉武帝时代的文化中那种壮烈的人生精神，为之感叹再三。

对于《史记》所描写的人物，人们可以强烈地感受到他们面目活现，神情毕露，如日本近代学者斋滕正谦所说：

“读一部《史记》，如直接当时人，亲睹其事，亲闻其语，使人乍喜乍愕，乍惧乍泣，不能自止。

”（《史记会注考证》引《拙堂文话》）这种艺术效果是如何形成的呢？

首先，《史记》注意并善于描写人物的外貌和神情，使得人物形象具有可视性。

如写张良“状貌如妇人好女”，李广“为人长，猿臂”，蔡泽“易鼻、巨肩、魋颜、蹙齃、膝挛”等等，虽然比较简单，却各有特征。

而且司马迁很少单纯地描写人物外貌，而总是同人物的性格有某种或隐或显的联系，所以给人留下很深的印象。

譬如读过张良的传，我们很难忘记他的“如妇人好女”的相貌。

神情的描写则比比皆是。

《廉颇蔺相如列传》写蔺相如使秦，秦王欲强夺和氏璧，相如“持其璧睨柱，欲以击柱”，“张目叱之，左右皆靡”，“怒发上冲冠”，好像可以亲眼看到一样。

生活细节的描写，是文学作品塑造人物形象、表现人物性格、展现其内心世界的基本手段。

这在一般历史著作中出现很少，在《史记》中却相当多。

《李斯列传》一开始就是这样一段：

（李斯）年少时为郡小吏，见吏舍厕中鼠食不洁，近人犬，数惊恐之。

斯入仓，观仓中鼠食积粟，居大庑之下，不见人犬之忧。

于是李斯乃叹曰：

“人之贤不肖，臂如鼠矣，在所自处耳！

”乃从荀卿学帝王之术。

单纯从史学角度来看，这种细琐小事是毫无价值的。

但从文学角度来看，却是非常具体而深刻地揭示了李斯的性格特征、人生追求。

又如张汤儿时劾鼠如老吏，刘邦微时的豪放无赖，陈平为乡人分割祭肉想到宰割天下等等，都是由细琐的事件呈现人物的性格，避免抽象的人物评述。

自然，在这种描写中，难免有传说和虚构的成分。

对话往往最能活生生地体现人物的生活经历、文化修养、社会地位，也为《史记》所注重，有许多优秀的例子。

刘邦、项羽微时见秦始皇巡游的威仪，各说了一句不甘于自己地位的表白。

刘邦说：

“嗟乎！

大丈夫当如是也！

”多有羡慕；项羽说：

“彼可取而代也！

”则更多仇恨与野心，可以看出他们当时不同的处境。

韩安国下狱为狱卒所辱，他以“死灰岂不复然”威胁狱卒，狱卒大言不惭地说：

“然即溺（尿）之！

”活现出小人物在可以欺凌大人物时不顾一切的粗野和痛快。

《陈涉世家》写陈胜称王后，旧日种田时的伙伴见了他的宫殿，惊叹说“夥颐！

涉之为王沉沉者！

”用了乡间的土语，表现说话人的质朴鲁莽，也是非常生动逼真的。

前已提及，戏剧性的场景，也是展示人物性格的绝好手段。

因为在尖锐的矛盾冲突的焦点上，各种人物都依据自己的利益立场、处世习惯、智慧和能力、与他人的关系，紧张地活动着，既各显本色，又彼此对照，个性能够表现得格外鲜明。

如在“鸿门宴”一节，我们可以那样清楚地看到刘邦的圆滑柔韧，张良的机智沉着，项羽的坦直粗率，樊哙的忠诚勇猛，项伯的老实迂腐，范增的果断急躁。

同样的例子，还有荆轲刺秦、钜鹿之战、窦婴宴田豳等等。

司马迁是喜欢把人物放在这样的场景中来表现的。

总的说来，司马迁描绘人物形象，主要是在具体的行动中，在尖锐的矛盾冲突中，在人物的命运变化中，在不同人物之间的对比中完成的；由于司马迁对各种人物都有深刻的观察，对人的天性及其在不同环境、地位上的变化有深刻的体验，这些人物形象才能如此活跃而富有生气地浮现在我们面前。

《史记》的语言艺术，也历来受到人们的推崇，被尊为典范，代表了骈文出现以前所谓“古文”的最高成就。

从战国诸子的文章、纵横家的游说之辞，到汉代一些代表性作家如邹阳、枚乘、贾谊等人的散文，可以看到铺张排比被作为一种普遍的手段。

司马迁在吸取前人经验的基础上，抛弃了铺张排比，形成淳朴简洁、疏宕从容、变化多端、通俗流畅的散文风格。

《史记》中极少用骈俪句法，文句看起来似乎是不太经意的，偶尔甚至有些语病，却很有韵致、很有生气。

因为司马迁在叙述中始终是倾注情感的，根据不同的场面，出于不同的心情，语调有时短截急促，有时疏缓从容，有时沉重，有时轻快，有时幽默，有时庄肃，具有很强的感染力。

司马迁对古代语言和现实生活中的语言都有很高的修养，并且善于把两者融合成统一的整体。

他引用古代史料，都经过适当处理。

对最古老的、同当时语言已经差距很大的《尚书》，是彻底的译写；对《左传》、《国语》，有很多的改动；对同当时语言最接近的《战国策》，则主要是作剪裁功夫，有时也大段抄录。

《史记》基本上属于书面语，但同当时的口语距离并不很远。

书中还广泛引用了许多民谚民谣，如《李将军列传》中的“桃李不言，下自成蹊”，形容李广不善言辞而深得他人敬重，既富于概括性，又富于生活气息。

此外，前面说到《史记》写人物对话，常使用日常生活中的口语，也增加了语言的生气。

后人把《史记》的文章作为一种典范来学习，但不少人忽略了《史记》语言的主要特色，就在于它充满情感、富于生气。

《史记》一书最有文学价值的是人物传记，各层次人物传记的排列基本是以时间为序，但又兼顾各传记之间的内在联系，遵循着以类相从的原则。

它为我们展现了一道丰富多彩的悲剧英雄人物的画廊。

这些人物形象有许多是具有非凡的感染力，感染力最强的又是悲剧英雄人物。

如，《项羽本纪》中的项羽，他在历史上起过一定作用的英雄豪杰，也曾经显赫一时，最终由于自身的某些错误而结局悲惨。

《史记》中的人物能写得如此成功，一是注意刻画细节，此外《史记》特别注意人物形象的统一性，常常把一些不宜在本传写的材料安排到别的篇章中，这就使《史记》中人物形象的个性特征更加鲜明了。

司马迁在描写这些人物的同时溶入了他深挚的爱憎感情的，带有一种强烈的主观色彩，也是《史记》文章充满激情的最重要的原因。

《项羽本纪》中项羽的人物形象是：

他虽然英勇善战，骄横残暴，但又有着他优柔寡断的一面，耳跟软容易相信别人，刚愎自用，同时还有高傲的一面，

一、人物置于矛盾冲突的旋涡之中，通过行为动作显示性格特征

《项羽本纪》中，项王的不能忍辱负重，不能东山再起。

爱于面子，愧于心，无脸见江东父老。

即使有船可以渡过乌江，逃避追兵。

但他不会怎么做，显示武夫的性格特征，没韬略，不懂胜败乃兵家常识。

司马迁在《项羽本纪》里写着“于是项王乃欲东渡乌江。

乌江亭长檥船待，谓项王曰‘江东虽小，地方千里，众数十万，亦足王也。

愿大王急渡。

今独臣有船，汉军至，无以渡。

’项王笑曰：

‘天之亡我，我何渡为！

且籍与江东子弟八千渡江而西，今无一人还，纵江东父兄怜而王我，我何面目见之！

纵彼不言，籍独不愧于心乎！

’。

。

。

。

。

。

曰：

‘此项王也。

’项王乃曰：

‘吾闻汉购我头千金，邑万户，吾为若德。

’乃自刎而死。

”

   在生与死的矛盾冲突选择中，通过项王的行动，不过江，在众敌面前不屈服而自刎，可见项羽的强悍卤直，没有谋略，是一介武夫，显示人物性格特征。

二、善于选取富有表现力的生活细节，出色的细节描写和心理描写，刻画人物的性格及内心世界

《项羽本纪》中“四面楚歌”的情景，当项王四处听到楚歌的时候，项王自知大势已去，这个时候，司马迁写美人虞氏，写他的坐骑骏马。

这些描写的生活细节在四面楚歌的困境下对比更加反映了项王的内心世界，悲伤而无奈，愤激悲叹。

接着是项王的悲壮诗句：

  “力拔山兮气盖世！

时不利兮骓不逝！

骓不逝兮可奈何！

虞兮虞兮奈若何！

”

项王英雄气概，但扭转不了乾坤，大势已去，四面楚歌，想到自己的骏马，想到自己的美人，都无奈的不能呵护，从骏马和美人来刻画人物的性格，反映内心世界。

又如《李将军列传》中杀霸陵尉的细节，令人看到李广于机智勇猛之外，还有负能使气的一面。

《史记》中也有以简单的心理描写来揭示人物性格特征之处它通过人物独白、语言或是由作者直接揭露出人物的内心世界。

三、通过人物的对话、独白，以个性化的语言表现人物性格，显示人物的性格和声音笑貌

《项羽本纪》中，项王被困垓下，逃脱不了围堵，项王对骑兵说，自己身战70多战役，都能战胜的，没遇到失败过，所以做了霸王。

而今天被困，应当是天意，并不是作战的过错，今天肯定要死，不如痛痛快快打一战，快点死了算了。

反映了项王的高傲，在事实面前不认错，把原因归咎于天意。

通过独白来显示人物的性格。

如：

“项王自度不的脱，谓其骑曰：

‘吾起兵至八岁矣，身七十馀战，所当者破，所击者服，未尝败北，遂霸天下。

然今卒困于此，此天之亡我，非战之罪也，愿为诸君快战，必三胜之，为诸君溃围，斩将，刈旗，令诸君知天亡我，非战之罪也。

’”（《项羽本纪》）

又如“彼可取而代也”率直大胆，可以想见项羽的强悍卤直：

“大丈夫当如此也”，委婉曲折，写出了刘邦的贪婪狡猾。

四、精巧的剪裁和安排，人物之间的对比衬托，多角度、多方面地烘托突出人物的性格。

1、以《李将军列传》来说，司马迁首先对人物有一个基本的介绍。

作者开篇即概括了李广的家世和他的生平。

概括之后是细写，第一是正面介绍，介绍李广的勇敢机智，杀射雕者，以百多人面对上千敌人，被俘脱险，宽待士兵，先兵后己，不谋私利，一心为国等。

第二是侧写。

通过汉文帝、公孙昆邪、程不识、匈奴单于的评价，介绍李广的诸方面特点。

第三是运用鲜明对比手法，如用程不识与李广的待兵对比，用李蔡与李广人品及官位待遇的对比等。

全文语言的准确、精炼、生动、流畅、个性化，也都是使人物刻画出色，使全文生动、感人的重要因素。

至于篇末的评点，则应视之为本文的点睛之笔，同时也是作者写作目的之所在。

2、在《项羽本纪》中，一是司马迁也运用了人物之间的对比衬托，如年轻气盛、好勇斗狠的项羽，与世故老成的刘邦形成鲜明的对比；对待同样的事情，他们的言谈举止都不相同：

两个人都见过秦始皇，项羽说：

“彼可取而代之也！

”，刘邦说：

“嗟乎！

大丈夫当如此也。

”项羽的率直卤莽，刘邦的持重刻深，宛然可见。

二是司马迁还运用了在特定的环境和场面中凸现人物特点的手法。

3、司马迁在写人物传记时，为避免重复，经常使用“互见法”。

何谓“互见法”？

《史记》写人是在本人的传记中表现这个人物主要的经历和性格特征，以突出其主要特点，而其他的一些事件和性格特点则置入别人的传记中去描述。

这个方法称为“互见法”。

如《高祖本纪》主要写刘邦起义、写他的知人善任，正面表现一代开国帝王的神采。

而他性格中狡诈、残忍、无赖的一面，则在其他人物的传记中表现。

“互见法”的使用，即使人物的主要性格特征鲜明突出，又揭示了人物多个侧面的性格特点，使之有血有肉，形象完整。

同样一件事涉及好几个人物时，在一处详叙，在别处就略而不叙，有时以“语在某某事中”标出。

这种“互见法”不仅避免了重复，对于突出人物的主要性格也有作用。

如在《项羽本纪》中主要突出项羽的喑呜叱咤、气盖一世的性格特征；而与这一主要特征相矛盾的其他方面，则放在别人传记中补充叙述，既突出主导的性格特征，又免得顾此失彼，达到了性格的完整化。

4、在同一篇传记中突出人物的主要性格，同时写出其性格的复杂性。

如《李将军列传》中选取四个战役构成全文的骨架，从不同侧面描述李广的性格和遭际，四个战役写出了李广的主要性格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