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厢记》和《罗密欧与朱丽叶》之比较谈.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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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厢记》和《罗密欧与朱丽叶》之比较谈
文献综述
题目:
《西厢记》和《罗密欧与朱丽叶》之比较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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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号:
201*********
院系:
文法与经济管理学院
专业年级:
2012级汉语言文学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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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月日
摘要
爱的悲欢是一个永恒的文学话题。
元人王实甫的《西厢记》和英国大戏剧家莎士比亚的《罗密欧与朱丽叶》,都是歌颂青年男女爱情的戏。
一个大团圆,一个血淋淋;一个是“有情的都成了眷属”,一个是香消玉损,魂断坟茔;一个是中国市民文学的经典,一个是西方文化的杰作。
在这悲喜之中,既体现了中西方民族文化和审美心理的巨大差异以及作家戏剧技巧的不同,同时又可找出东西方文心的相通之处。
关键词:
《西厢记》;《罗密欧与朱丽叶》;比较;中西方文化
ABSTRACT
Joysandsorrowsofloveisaneternaltopicofliterature.YuanWangShifu's"TheWestChamber"andthegreatBritishdramatistShakespeare's"RomeoandJuliet"areyoungmenandwomensinglovedrama.Abigreunion,abloody;oneis"affectionatehavebecomedependents,"afragranteliminatejadeloss,DeathTomb;aclassicChinesecitizenliterature,amasterpieceofWesternculture.InjoyandsorrowamongnotonlyembodiesthehugedifferencesanddifferentnationalcultureandWesternaestheticpsychologywriterdramaskills,whileatthesamethingtofindsimilaritiesFangheart.
Keywords:
TheWestChamber;RomeoandJuliet;compare;inWesternculture
前言
《西厢记》与《罗密欧与朱丽叶》是著名的中西两大爱情戏剧。
一个是中国市民文学的经典,一个是西方文化的杰作。
两部戏既体现了中西方民族文化和审美心理的巨大差异以及作家戏剧技巧的不同,同时又可找出东西方文心的相通之处。
爱情是文学史上的一个永恒的话题,《西厢记》与《罗密欧与朱丽叶》这两部作品在许多方面存在着共通之处,但又因中西方文化的差异,在主题思想、艺术表达、审美情趣等方面各有不同。
本文就《西厢记》与《罗密欧与朱丽叶》进行比较,分析其异同。
第一章《西厢记》与《罗密欧与朱丽叶》比较阅读
1.主题思想
这两部剧的故事都经过无数文人墨客的润饰加工才被搬上舞台,都体现出反封建的主题,但它们又有各自不同的表达方式。
王实甫的《西厢记》本于元稹的唐人传奇《莺莺传》。
到了北宋时期,为迎合市民的口味,就很自然地使崔、张恋爱故事改变为以团圆收场。
宋金时期,说唱家董解元写了一本西厢记弹词。
原有的“善于补过”的思想也改成了反封建的主题,明确提出了“从今至古,自是佳人,合配才子”的要求,以反对从封建家族利益出发要求门当户对的婚姻观。
到了元代,王实甫把董解元《西厢记诸宫调》改写为戏曲,反封建的思想倾向也更鲜明。
王实甫《西厢记》反映了对“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封建婚姻制度表示不满,正面提出了“愿天下有情的都成了眷属”的主张。
同时王实甫《西厢记》也充分体现了当时市民阶层强烈的思想感情和愿望。
谢桃坊先生在《中国市民文学史》里说:
“中国市民文学是在封建社会后期市民阶层兴起之后流行于都市的、通俗的、表现市民社会的和市民喜爱的文学,它具有明显的商业性和娱乐性的特点,表达了市民的反封建的意识。
”从这个角度讲,《西厢记》以大团圆作结,也体现了反封建的主题。
罗密欧与朱丽叶的故事,在文艺复兴时期已经流传。
它第一次出现在意大利人马乔笔下时,已经具备了日后莎翁剧作的情节特征。
达.鲍特把故事主人公落户在维洛那城;班戴罗细腻的笔触又为它增添了新的色彩。
《罗密欧与朱丽叶》虽然是爱情悲剧,不过它完成于莎士比亚的喜剧时期。
这出悲剧反映了人文主义者的爱情理想和封建恶习、封建压迫之间的冲突。
悲剧是将有价值的东西撕毁给人看。
虽然青年主人公双双殉情了,但剧本表明美好的事物和真正的爱情是不朽的,死神是无能为力的,在付出一定代价之后,爱情力量终究战胜了封建偏见。
这同莎士比亚“爱战胜一切”的喜剧精神总体上是一致的,反映了莎翁的人文主义理想。
2.情节安排
两剧的情节都跌宕起伏,引人入胜。
在构成一个个戏剧冲突时都比较注重“偶然因素”,印证了中国古人常说的那句话“无巧不成书”。
首先,这两部戏都为剧中两对恋人安排了破坏他们姻缘的人物。
比如,《罗密欧与朱丽叶》里的巴里斯,《西厢记》里的孙飞虎、郑恒。
这些角色一方面反映的是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另一方面反证了两剧中男女主人公爱情的坚贞。
其次,在写到男女主人公偷情时,东西方恋人都有着翻墙越室的好功夫。
当朱丽叶问罗密欧,花园的墙那么高,你是怎么爬过来时,罗密欧的回答很经典:
“我借着爱的轻翼飞过围墙,因为瓦石的墙垣是不能把爱情阻隔的”。
不过,这种幽会,西方的情人们显得要大胆、外露些。
而东方的人儿则做得含蓄、老练些,他们毕竟长期受到封建礼教的熏陶。
如私会时,莺莺嘴上“羞人答答的”不停,“脚步儿早先行”(红娘语)。
3.配角异同
《西厢记》和《罗密欧与朱丽叶》两剧,在女主人公身边都设置了一个仆人一样的角色。
他们为男女主人公的恋爱牵线搭桥,功不可没。
《西厢记》中红娘有着一种受压迫者、受奴役者的是非标准和从这种标准出发的正义感。
她性格爽朗、乐观、聪明而勇敢,是帮助崔、张克服自身弱点和对老夫人斗争取得胜利的关键人物。
她为他们出谋划策,递简传书,并率直而善意地嘲讽他们的弱点,促进了他们的结合。
在红娘身上,集中体现了正义对虚伪、爱情对礼教的胜利和反封建的精神,同时也折射出了下层人民的泼辣和热心为人的高贵品质。
乳媪是朱丽叶的奶妈,对朱丽叶也是特别的疼爱,“亲亲”“心肝”不离口。
这或许寄托着她对自己的与朱丽叶同龄的亲生女儿的怀念之情。
她有时唠叨,仿佛鲁迅笔下的祥林嫂;有时夸奖伯爵巴里斯,夸耀提伯尔特;有时又盛赞罗密欧。
总之,乳媪是一个善良的妇人,善良得有时失去了是非标准。
第二章《西厢记》和《罗密欧与朱丽叶》中墙文化原型比较
1.墙:
文化隐喻和象征
《西厢记》与《罗米欧与朱丽叶》里,爱恋中的少女都深居于墙内,受制于来自各个方面的羁束,不能和意中人自由相爱。
作品中那堵土石之墙,也就成为已陷入爱情中的痴男情女交流接触的物质阻碍。
然而,这两部作品中那堵矮墙之所以会成为纯真爱情的阻隔,让恋人们难以逾过,却主要是因为那更为深潜的文化原因。
中国封建文化对“礼”的推重,使“男女授受不亲”与“非礼勿视,非礼勿言,非礼勿听,非礼勿动”成为男女交往必遵的规矩,而“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成为婚姻缔结的“礼”化规范。
与此不同,《罗密欧与朱丽叶》剧中,那堵无形的文化高墙所形成的阻隔,并不来源于礼的教化与威压,而是因为他们不幸属于两个势不两立的敌对世家,两人的相爱因此超出了各自家族所能允许的界限,成为大逆不道难以饶恕的行为。
在专横粗暴的封建家长专制思想盛行而人文主义理想只露晨曦的当时,纯真的爱情在狭隘的家族文化观念的支配下,终于酿成一场悲剧。
很显然,经过对二剧中“墙”原型的比较剖析,可以看出,作品中的墙,已远不仅仅是那堵僵死的物质实体,它已成为文化障碍的隐喻和象征,并因深深地植根于各自的民族文化土壤之中,而显出了迥乎不同的文化内涵。
2.逾墙:
对文化禁锢的挑战和破坏
绝真绝美的爱情,总是即体现出对庸常现实超越的一面,同时它又并蕴着人类最深的原欲,又呈现出对一切阻碍破坏性的一面。
所以,当“墙”横亘在痴情男女之间,在爱情本身所具有的强大生机与活力促使下,对它的超越和破坏便理所当然的了。
《西厢记》剧中身为相府千金的莺莺,也在爱慕张生与畏礼退缩的两难处境中苦苦挣扎。
经历了殿遇、兵变、许亲、赖婚后,她与张生的相互了解加深,爱情日笃。
但因从正统的方式难以与心爱者结成婚姻,而必须以“私会西厢”来偷结百年之好时,“贞节”,这一中国封建文化中被极度推重的道德范畴,就切切实实地成为一堵异常高大的文化之墙,矗立在了莺莺面前,她所要逾越之墙,是由已内化为至上道德信条的礼所构筑,呈现着浓郁的中国封建文化意味。
而《罗米欧与朱丽叶》中的男女主人公,他们所遭遇的文化之墙与崔张大不相同。
崔张所遇之墙,一方面来自外部势力,即封建家长权威外,更重要的是要突破内心中对母体文化中“礼”的神圣性认同所带来的艰难;而罗米欧与朱丽叶则从一开始就从内心里诅咒自己所从属的家族与社会上的世俗观念。
正如罗米欧所说:
“我痛恨自己的名字,因为它是你的仇敌。
”而朱丽叶的态度则更为坚决明了:
“我真想遵守礼法,否认自己说过言语,可是这些虚文俗礼,现在只好一切置之不理了!
”可见,二人在内心中对家长的权威是蔑视的,他们的反抗是果决的、勇敢的。
并且朱丽叶在逾“贞节”这堵文化之墙时,也比莺莺少了许多的踌躇,因为在她的心中,只有为个人幸福而为的爱情,而没有为群体和谐而为的礼。
3.墙:
毁灭和保存
罗米欧与朱丽叶逾文化之墙的越界行为,最终必然遭到激烈的反对,而且是来自最亲爱的人的反对。
冷酷的文化传统一会儿显出父爱般的温情,一会儿显出恶敌般的残暴。
为了坚持自己珍美的爱,罗密欧与朱丽叶选择了自身的毁灭。
但在西方文化中,年轻生命的夭亡,却反给了这墙以致命的一击,它暴露了此文化系统的困境与悖谬,使一切随真爱的毁灭而轰毁,并令文化在毁灭中重思,在否定中前行。
在这里,爱的毁灭引发了墙的毁灭,文化的困境得到了弥合,正如黑格尔所说:
“毁灭中是绝对理念的胜利”。
可见,否定中前进的西方文化,以毁灭来弥补哲学的不足,使人承认毁灭,询问毁灭,不断发展”,并使悲剧性的毁灭成为帮助西方文化成长的积极因素。
《西厢记》剧中,崔张爱情的结局与此大不相同,它是各种力量相互让步和妥协的产物。
封建家长的恩威与狭隘的门户观念与横阻在崔张之间,形成另一堵无形的高墙,而对它的最终超越,在西厢记中则完全落入了中国文化“大团圆”的范式当中,主人公也缺少了罗密欧与朱丽叶一反到底的精神,而以自身功名的成就与对父母之命的忠从来求得与礼的妥协。
文化之礼得到了保存,传统文化对自由爱情所形成的墙并未被根本动摇,它反在矛盾各方的妥协中得以延续与残存。
这正如梁漱溟先生在论及东西方文化时所指出的:
“中国文化是以意欲自为调和持中为根本精神的”,它既“暴露困境,又以不突破文化之礼为原则,面对困境,不是竭力求真,而是努力护礼,维护礼的神圣性,甚至不惜自我欺骗和走向毁灭。
”文化之墙的不同结局与其寓示的文化精神,使两部作品在读者中产生了相异的效果。
第三章《西厢记》和《罗密欧与朱丽叶》之中西古典叙事文学的不同
1.彻底的悲剧与大团圆结局
通览全文,《西厢记》和《罗密欧与朱丽叶》虽然讲述的都是爱情故事,都是青年男女真诚地自由相爱,但很明显的是,《西厢记》是中国式的大团圆结局,才子佳人,天定良配,有情人终成眷属;《罗密欧与朱丽叶》虽然也有一点光明尾巴,两家世仇的消弥,但对他们来讲,却是彻底的大悲剧,两人双双殉情,以青春和生命殉葬了他们的爱情。
相比来说,西方文学一直有着彻底地悲剧传统,一向是亲手毁掉所营造的所有美好的东西,就如同《罗密欧与朱丽叶》当中,所有的青春与美好,所有浪漫的、富有朝气的氛围,终究是以一场悲剧而告终,无论读者是如何期待有情人终成眷属都无济于事。
按照亚里斯多德对于悲剧的定义,它的效应就在于借引起怜悯和恐惧之情使观众的情感得到陶冶(“卡塔西斯”)。
而中国的民族心理一直都有着“中和”的传统,一直有着“守中致和”的中庸之道,更因为我国叙事文学的繁盛本来就伴随着市民阶层的壮大,做为市民阶层的普通人自然是喜欢有始有终的故事,喜欢天遂人怨的美好结局,因为剧中人的故事在很多时候往往也是观看者的心愿,没有人不喜欢理想的满足。
所以,在《西厢记》的传承当中,虽然最初的版本是“始乱终弃”,但王实甫还是选择了“大团圆”,也体现了叛逆者的最终胜利。
符合当时的时代精神,符合人物性格的发展逻辑,更符合观众的心理要求和欣赏习惯。
正如谢桃坊先生在《中国市民文学史》当中所写的那样:
是封建社会后期流行于都市的、通俗的、表现市民社会和市民喜爱的的文学,表达着市民的反封建意识以及市民理想的愿望。
2.社会大背景与个人生活
中国的发展长期以来都是以农耕文明为主,是以家庭为单位的小农经济,所以在全体中国人的观念当中,一直就是以家庭为重,推而广之,就是以集体、以国家利益为重。
体现在文学当中,便是社会大环境优先的原则。
但西方文明起源于古希腊文明,古希腊文明以商业文化为主,在民族心理的表现上自然强调的是以个人为中心的向外扩张。
所以相比中国人的爱国情怀,民族大义,西方人更多追求个人幸福,而影响个人幸福的,也往往是一些较小的因素。
就如在《西厢记》当中,影响张生与崔莺莺感情最终结局的不是他们的个人力量,而是整个的封建制度,整个的封建伦理道德。
所以,在强大的封建压迫下,张生和莺莺的自由恋爱必然没有存在的可能性。
但最终他们能够结合在一起,也是因为符合了封建的要求,白衣秀士张生功成名就,才得以有情人终成眷属。
这里一方面反映了青年男女对真挚爱情的追求,对封建礼教的反抗和冲击,但另一方面也是对不以人力为转移的大环境的顺从。
否则,莺莺很难与自己所受的封建教养决裂,世俗也很难接受他们的爱情。
而阻挠罗密欧与朱丽叶这对恋人的环境却没有那么宏大,而只是与他们的家庭相关,正如莎士比亚在开篇所写:
“在维洛那名城,有两家门第相当的巨族,累世的宿怨激起了新争,鲜血把市民的白手污渎。
是命运注定这两家仇敌,生下了一双不幸的恋人。
”这两家世仇家族的族长,为了自己也弄不清的古老仇结,无可奈何地争斗下去,这个仇结也造成了罗密欧与朱丽叶这对苦命鸳鸯命运的相斥,他们在爱情之路上彷徨,却走投无路。
但二人的悲剧虽然动人,却是一场命运的弄巧成拙,他们是有选择的,积极主动地迎向了死亡,为他们的爱选择了殉葬。
3.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的碰撞
王实甫的《西厢记》充分反映了中国叙事文学现实主义的特色,他写的是确实存在的那个封建制度,也是青年男女为追求真挚爱情切肤的苦痛与挣扎。
《西厢记》所表现的环境是我国封建社会的典型环境,其中所反映的文化教养、心理状态和爱情表现也无一不与这个典型环境相契合;人物之间的言谈、应对和种种生活细节也无一不体现着世家门庭的生活面貌。
通过《西厢记》,我们甚至拼得出那个时代的简单面貌,大致了解整个社会的风土人情。
而《罗密欧与朱丽叶》这部作品更多地充满了浪漫主义的特色。
从整个故事的传承发展来看,罗密欧与朱丽叶情死的古老传说,一入文人笔下,就逐步减小年龄,添上晚会、服药、坟场等细节,向着传奇性的方向发展。
而在莎翁笔下,就更是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
把朱丽叶的年龄减到情窦初开的十四岁,把整个初见、私婚、情死的过程压缩在五天之内,情节发展的节拍甚至达到了冲刺的程度,这自然就是充分的浪漫主义表现。
同时,在莎翁笔下连人物塑造也是充满了理想主义的色彩,青年女子无不美丽、大胆;青年男子无不有高贵的气息,勇敢、光明、正直、追求友谊与荣誉感,而凡是陷入了爱情当中,青年男女便个个如同不食人间烟火一般,不管欢歌悲叹,只顾谈情说爱。
这一切都是一种理想,美好地让所有人心向往之,带有深刻地莎士比亚印记,更带着浓郁的时代特色与浪漫光泽。
4.语音风格差异较大
王实甫《西厢记》的语言历来被人们所称道,被称作是“花间美人”,明王世贞在《曲藻》中也称《西厢记》是北曲的“压卷”作品。
其与中国大多数文学当中的语言一样,非常讲究文学的意境与韵味。
王实甫吸收了传统诗词、民间文学当中的很多精华部分,是整部戏文辞华美,妙语佳句层出不穷,许多曲子既有宋词的意境,又有元人小令的风格,诗情画意跃然纸上。
比如一句“马儿迍迍的行,车儿快快的随”,便足见两人的依依惜别之情。
通览全篇,《西厢记》的语言既本色,又有文采,“文而不文,俗而不俗”,铺叙委婉,是“杂剧中的杰作”,也是一部“好诗”《罗密欧与朱丽叶》的台词则显得写实得多,读者一读便可明白其中的意思,无需从幽深的意境中探寻,缺少了许多言而未尽之美。
但在莎士比亚戏剧的很多对话和独白中,则夹杂着很多哲理性或知识性的文字,迈丘西奥调笑罗密欧做梦闹相思,就说了一句“做梦的人总是撒谎”,近于我国谚语中“痴人说梦”的道理,使读者获得更多的理性感和精神的升华与满足。
第四章《西厢记》和《罗密欧与朱丽叶》爱情观与婚姻观的不同
1.《西厢记》和《罗密欧与朱丽叶》这两部作品中的爱情观与婚姻观
1.1含蓄内敛与轰轰烈烈的爱情
《西厢记》是中国传统爱情小说的代表作品之一,作品所塑造的张生与崔莺莺亘古不变的恋情是中国传统爱情观的重要体现。
崔莺莺作为当朝相国之女,与一届书生张生坠入爱河,张生在普救寺与崔莺莺一见钟情,"(张生上云)自夜来见了那位小姐,着小生一夜无眠。
今日再到寺中,访他长老,小生别有话说。
(与法聪拱手科)".张生虽喜欢崔莺莺但却不知其心里所想所盼,当得知崔莺莺要与她父亲亡过老相国追荐做好事,为了得到崔莺莺的芳心,自己谎称和尚的敝亲,带一分斋追荐他父母,只为见崔莺莺一面,却不知崔莺莺对他却有情意,这种对爱情的犹豫和含蓄内敛的表达方式是造成崔张爱情悲剧的主要原因。
外国的文学作品在描写爱情方面较中国文学作品来说是比较直接的,其中的主人公比较开放,能够勇于面对自己的感情,他们的爱情是轰轰烈烈的。
《罗密欧与朱丽叶》是世界文学史、戏剧史上的着名悲剧之一,作品表现了人文主义的爱情理想与封建思想的矛盾冲突。
"正是由于这种冲突的存在,他们的爱情才显得坚不可摧。
但结局是悲哀的,莎士比亚在书中所塑造的女主角朱丽叶是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理想中的新女性,她与罗密欧的爱情在她身上体现了人文主义新的恋爱观,虽然二人最终因家族世仇和阴错阳差而双双殉情,但他们大胆追求爱情,不屈不挠地争取婚姻独立自主的精神,在中外文学史上写下了不朽的篇章。
1.2偶像剧式的开头
人们都说"一见钟情"是在男女两人偶遇的情况下所使用的词汇,男女主角总是以一种偶遇的方式见面,并一见钟情,在《西厢记》中,张生于普救寺巧遇莺莺,巧遇是一种在戏曲和小说中较为普遍的见面模式。
"崔张的邂逅其实是一种浪漫的幸福,这种幸福也是一种对于爱情所产生的美好的理想,由于这种理想,清规戒律的限制被打破;贵族与平民的界限被打破了;地域的限制被打破了;甚至仙凡、生死的限制都被打破了。
"他们的爱情像一艘火箭,只有突破重重阻碍,才能达到一种理想状态,这种过程是艰难的,但他们的爱情就像一株野草,虽生长在逆境中却从不屈服,依然茁壮地成长着。
从文学结构来说,两部有关爱情的文学作品中的结构有异曲同工之妙,两对男女主角都是在一个偶然的场合下见面并互生情愫,之后虽然遇到了重重阻碍,但他们不畏艰难,为了他们的爱情而努力着,偶像剧式的开头往往意味着一见钟情,与日久生情相比,一见钟情往往到来得更猛烈些,从而把男女主人公的爱情衬托得更加刻骨铭心,由此看来,用偶像剧式的开头来吸引读者不仅是中国传统爱情文学中的普遍规律,它还是西方爱情文学中常见的开头乐曲,使爱情文学中的男女主人公更加引人瞩目。
1.3带有神话色彩的爱情观与现实的爱情
《西厢记》中的爱情观,除了具有含蓄内敛和拥有偶像剧式的开头这些鲜明的特点之外,部分还带有一定的神话色彩,《西厢记》中有"(张生见莺莺红娘科)蓦然见五百年风流业冤",这里业冤指前世的冤家,这也暗指崔莺莺与张生的情缘是前世注定的。
爱情故事中的神话色彩使故事情节扣人心弦,让人沉醉其中,无法自拔。
与之相反,《罗密欧与朱丽叶》中的爱情是比较现实的,作品中男女主人公是整部作品中的焦点,他们浑身散发着作品中其他人物所没有的人格魅力,在读者看来,男女主角所具有的人格魅力也是他们相爱的重要原因之一。
他们的爱情在作品中不仅仅是普通的爱情,他们的爱情是冲破当时社会现状的一种力量,他们的爱情能够震慑人们的内心,当时的社会现实也随之成了他们的爱情阻碍,为了打破现状,他们必须冲破社会现实,自然两人势必会为了自己的爱情撞得头破血流。
3.《西厢记》和《罗密欧与朱丽叶》这两部爱情文学中爱情观异同的原因
中国的《西厢记》是元代王实甫所着的古典戏剧,元代是一个封建王朝,当时的婚姻还有贫富贵贱之分,人们受到封建思想的束缚,等级观念也十分盛行,理想化的爱情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是难以实现的,但对于所有读者而言,都希望有一个美好的结局。
由此可见,中国许多传统爱情故事虽然带有一定的封建色彩,但都倾向于打破这种束缚,而去追求理想爱情,而"中国式爱情"大部分都是悲剧性的爱情,造成悲剧的主要原因是当时的大环境,当时是封建社会,由于封建家长制的阻挠,以及婚姻都讲究门当户对,不提倡自由恋爱,而是要家长指定,有固定的介绍人,这就给当时的爱情制造了一把枷锁,当时的男女被困在这样的枷锁之中,痛苦不堪,所以文学作品中的主人公大多想挣脱这种枷锁,但无济于事,总的来说,当时的爱情是比较传统和含蓄的。
对于西方文学来说,爱情的发展是一条从压抑走向自由的发展轨迹,对女性来说是一种解放,西方传统社会是父系社会,古希腊神话中的人物大多都是男性,他们那时是一种以美丽的外表为基础的爱情,但婚姻大多不是以两情相悦为基础,那时男子只是把女人作为一种生儿育女的工具,女人要准备嫁妆,做出极大的牺牲,但到了文艺复兴时期,追求自由的爱情孕育出了萌芽,越来越多的人追求自由平等的爱情,"这部浪漫爱情悲剧创作于16世纪末期,正值文艺复兴开始萌芽,英国的封建制度趋于瓦解。
文艺复兴使人文主义思想深入人心,莎士比亚对在现实社会中实现人文主义理想充满信心,因此作品洋溢着乐观明朗的色彩".自由、奔放成了这段时期西方文学作品中爱情观婚姻观的鲜明特点。
结论
爱情是中外文学作品中一个永恒的主题,从中国古代的《诗经》和西方的古希腊神话开始,爱情这个话题就在文学这片沃土上生根发芽,但由于种种原因,中西方传统文学无论是思想方面、价值方面、还是艺术表现手法等等都存在着差异。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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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明日报出版社,2010.
致谢
本论文是在王贞老师的悉心指导下完成的,从选题提纲查阅资料到论文修改和定稿,王贞老师每次都在百忙之中挤出时间给我提出宝贵意见,让论文的写作得以顺利进展,在此表示深深的感谢!
另外,论文的完成与政法系的各位老师是分不开的,在攻读学士学位的四年时间里,各位老师严谨求实的治学态度、高度的敬业精神、兢兢业业、孜孜以求的工作作风和大胆创新的进取精神对我产生重要影响。
他们渊博的知识、开阔的视野和敏锐的思维给了我深深的启迪。
在此谨向各位老师表示衷心的感谢!
最后向帮助过我的同学、百忙中评阅本文的老师以及答辩委员会的老师致以深深的谢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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