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文学考研复习-明代文学史知识点.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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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剩名词解释)
第一章绪论
明代章回小说的体制特征
在各类通俗文学中,小说的勃兴最为引人注目。
特别是中国古代长篇小说主要的甚至是唯一的体裁-一章回小说的发展和定型,是明代对中国文学作出的最为宝贵的贡献。
章回小说是在宋元讲史等话本的基础上发展而成的。
它的特色是分章叙事,分回标目,每回故事相对独立,段落整齐,但又前后勾连、首尾相接,将全书构成统一的整体。
除分回立目之外,章回小说还保存了宋元话本中开头引开场诗,结尾用散场诗的体制。
正文常以“话说”两字起首,往往在情节开展的紧要关头煞尾,用一句“预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的套语,中间又多引诗词曲赋来作场景描写或人物评赞等。
明代章回小说在体制上得以定型的同时,在艺术表现方面也日趋成熟,这主要表现在:
成书过程从数代人集体性编创过渡到个人独创;创作意识从借史演义,寓言寄托,到面对现实,关注人生;表现题材从着眼于兴废争战等国家大事,到注目于日常生活、家庭琐事;描写的人物从非凡的英雄怪杰,到寻常的平民百姓;塑造的典型从突出特征性的性格到用多色、动感的笔触去刻画人物的个性;情节结构从线性的流动,到网状的交叉;小说的语言从半文半白,到口语化、方言化,如此等等,都足以说明明代的章回小说在我国的小说史上取得了巨大的成就。
第二章《三国志演义》与历史演义的繁荣
《三国志演义》的成书
中国历史上的“三国”,本身是一个龙腾虎跃、风起云涌的时代。
陈寿的一部《三国志》和裴松之的注提供了丰富的素材。
而在民间,又不断地流传和丰富着三国的故事。
到隋代,文艺表演中已有“三国”的节目。
李商隐有《骄儿》诗云:
“或谑张飞胡,或笑邓艾吃。
”可见到晚唐,连儿童也熟悉三国的故事。
在宋代的“说话”艺术中,已有“说三分”的专门科目和专业艺人。
当时“说三国”的艺术效果很好,且已有明显的尊刘贬曹的倾向。
宋代的这些话本没有流传下来,现存早期的三国讲史话本有元至治年间建安虞氏刊印的《三国志平话》和内容大致相同的《三分事略》。
其故事已粗具《三国志演义》的轮廓,突出蜀汉一条主线,情节略本史传,有大量的民间传说。
结构宏伟,故事性强,然叙事简率,文笔粗糙,保留着“说话”的原始面貌。
在戏曲舞台上,金元时期也搬演了大量的三国戏。
现知元代及元明之际以三国为题材的杂剧剧目就有60种之多。
从这些剧目和现存的21种剧本的情况来看,半数以上以蜀汉人物为中心,拥刘反曹的倾向十分鲜明,在情节结构、语言风格等方面,具有浓厚的民间色彩。
在长期的、众多的群众传说和民间艺人创作的基础上,罗贯中创作了《三国志演义》这部历史演义的典范作品。
波澜壮阔、气势恢弘的历史画卷
一、虚与实的结合
《三国志演义》是在陈寿《三国志》等历史记载的基础上,按照一定的美学理想所创作的一部历史演义小说,有虚有实。
它在按照一定的政治道德观念重塑历史的同时,也根据一定的美学理想来进行艺术的创造,使实服从于虚,而不是虚迁就实。
小说中的主要人物形象已经全非历史人物的本来面目,情节故事也多经过张冠李戴、移花接木、添枝加叶等艺术处理。
它已不是真实的历史,而是借三国史实的基干和框架,另描了一幅波澜壮阔、气势恢弘的历史画卷。
二、非凡的叙事才能
《三国志演义》“陈叙百年,该括万事”,人众事繁、矛盾复杂,却组织得有条不紊、主次分明,充分显示了作者的叙事才能。
小说在叙事时,将各个空间分头展开的故事化成以时间为序的线性流程。
全书约可归纳为五条线:
以汉亡为引线,以晋国一统天下为终局,中间的主线是魏、蜀、吴三方的兴衰。
这几条线,此起彼伏,交互联络,建构成一个完整的艺术整体。
在魏、蜀、吴三条线中,尤以魏、蜀两大集团的矛盾斗争为全书的主干;在写魏、蜀两方时,又以蜀汉的故事为重点。
在写蜀汉时,则以诸葛亮为中心;在写诸葛亮时,更以隆中决策为关键。
这样的艺术构思,使全书的结构既宏伟,又严整;看来头绪纷繁,却又脉络分明。
在这一构架上,作者又兼用了顺叙、倒叙、插叙、补叙等不同笔法,时而实写、明写、正写、详写,时而又虚写、暗写、侧写、略写,使全书的故事详略得当,摇曳多姿。
三、全景式的战争描写
《三国志演义》以描写战争为主,可说是一部“全景性军事文学作品”。
它描写战争的时间之长、次数之多、形式之多样、规模之宏大,在世界文学史中是罕见的。
全书共写四十多次战役、上百个战斗场面,包容了这一历史时期所有重大的战役,写得各有个性,绝少雷同。
表现各异,充分显示了战争的多样性和复杂性。
《三国志演义》描写战争,又突出智斗,特别是在写官渡之战、赤壁之战、彝陵之战等重大战役时,将错综复杂的政治斗争、外交斗争等交织在一起,重视写统帅部的运筹帷幄,决胜千里,战略决策以及战术的运用。
在激扬高昂的格调中,往往洋溢着诗情画意。
有时在激烈的战争中又穿插着一些比较轻松的场面。
如在赤壁之战的进程中,作者不吝笔墨,大写诸葛亮与鲁肃乘雾联舟、群英会蒋干中计、庞统挑灯夜读、曹操横槊赋诗等,把战争写得有张有弛,富有节奏感。
不是仅仅歌颂了力,更重要的是赞美了智,传递了美。
四、特征化性格的艺术典型
《三国志演义》不仅善于叙事,而且也长于写人。
它塑造人物形象的显著特点,即是突出甚至夸大历史人物的主要性格特征,舍弃性格中的次要方面,创造了一批具有特征化性格的艺术典型,这些艺术典型都具有鲜明的个性,又具有一定的“类”的意义。
他们的性格特征一般都显得比较单一和稳定,容易给读者以强烈、鲜明的印象。
在单一、稳定乃至夸张之中呈现出一种单纯、和谐、崇高的美。
它适应并规范了古代读者的艺术欣赏趣味,所以使曹操、张飞、关羽等众多的人物形象一直具有迷人的艺术魅力。
《三国志演义》一书也就成了我国古代塑造特征化艺术典型的范本。
小说在塑造这种特征化性格的人物时所采用的手法,主要有:
一,出场定型。
如写刘备“与乡中小儿戏于树下”的非常言行,可以说是一种性格的“亮相”。
二,反复皴染。
围绕着人物性格的主要特征,多角度、多层次地加以强化、深化,使其性格在单一中呈现出丰富性、复杂性。
如写曹操之凶残,连续写了他梦中杀人,杀吕伯奢一家,杀粮官以欺全军。
三,多用传奇故事和生动的细节来凸显人物的性格特征。
这类笔墨一般从史书或传说中借鉴而来,具有一定的夸张性和理想化的色彩,虽然不一定能经得起生活真实的检验,但与整体的艺术效果却十分吻合。
例如关羽斩华雄一节,文字不多,并没有作细致的描写,最后当关羽提华雄之头掷于地下时,只点了一笔,战前醐下的热酒“其酒尚温”。
这四个字,就不无夸张地凸显了关羽的神勇。
四,善用对比、烘托等手法。
诸葛亮出山一节,通过徐庶、司马徽的赞美、推荐,三顾茅庐而两次不遇,一些亲友的歌吟谈吐,以及山林景色的幽雅清美,层层烘托了诸葛亮的高洁品格和绝世才能。
这类对比手法,对于区别同一类性格特征的人物“同而不同”十分重要,各有特点,并不成为一种类型化的人物,小说所塑造的这些具有特征化性格的人物,往往没有内在的冲突,缺少性格的变化和发展;有时将主要特征夸大过分,给人以失真之感。
五、历史演义体语言
《三国志演义》所用的语言是“文不甚深,言不甚俗”的浅近文言,这有利于营造历史的气氛,形成了一种适用于历史演义的独特的语体风格。
它从讲史而来,故偏于叙述而少描写,其叙述语言以粗笔勾勒见长,简洁、明快、生动、有力,洋溢着一种阳刚之气。
人物语言已开始注意个性化。
刘备则对督邮说:
“据汝贼徒害民,当以杀之。
吾有所不忍,还官印绶,吾已去矣。
”既是非分明,又心底宽厚。
但总的说来,《三国志演义》比起善用口语乃至方言的《水浒传》《金瓶梅词话》等,在人物语言个性化方面还是有一定差距的。
第三章《水浒传》与英雄传奇的演化
《水浒传》的成书过程
《水浒传》所写宋江起义的故事源于历史真实。
《宋史》及其他一些史料都曾提及,还有的史书记载宋江投降后征方腊。
从南宋起,宋江的故事就在民间广泛流传。
宋末元初人龚开作《宋江三十六人赞》已完整地记录了36人的姓名和绰号。
同时代罗烨的《醉翁谈录》已著录了如“石头孙立”“青面兽”“花和尚”等说话名目。
这显然是一些独立的水浒“小说”。
而《大宋宣和遗事》写了杨志卖刀、智取生辰纲。
笔墨虽然简略,但已把水浒故事连缀起来,展现了《水浒传》的原始面貌。
元代出现了大批“水浒戏”,今存剧目共33种,剧本全存的仅6种。
它们对于宋江、李逵等形象的刻画比较集中,但性格不很一致,也无共同的主题。
这说明宋元以来的水浒故事丰富多彩并正在逐步趋向统一,小说戏曲作家们纷纷从中汲取创作的素材而加以搬演。
正是在这个基础上,产生了一部杰出的长篇小说《水浒传》。
《水浒传》的版本系统
《水浒传》的版本相当复杂。
今知有7种不同回数的版本,而从文字的详略、描写的细密来分,又有繁本与简本之别。
在繁本系统中,今知最早的是“《忠义水浒传》一百卷”,一般认为,今存最早的较为完整的百回本是有万历己丑天都外臣序的《忠义水浒传》。
另有万历三十八年容与堂刊《李卓吾先生批评忠义水浒传》,也是较早和较有名的百回本。
繁本中的120回本,增加了平田虎和王庆的故事,在文字上与百回本略有不同,故称《李卓吾先生批评忠义水浒全传》。
明末金圣叹将120回本“腰斩”成70回本,砍去了大聚义后的内容,名《第五才子书施耐庵水浒传》。
由于它保存了原书的精华部分,在文字上也作了修饰,且附有精彩评语,遂成为清300年间最流行的本子。
目前多数学者认为,简本是繁本的节本,而不是由简本发展成繁本。
简本一般都有平田虎、王庆两传,但文字简陋、缺乏文学性,现在只是作为研究资料来使用。
现存较早而完整的简本是双峰堂刊《水浒志传评林》
水浒传的忠义主题
《水浒传》最早的名字叫《忠义水浒传》,甚至就叫《忠义传》,“《水浒》而忠义也,忠义而《水浒》也。
”小说描写了一批“大力大贤有忠有义之人”,却被奸臣贪官逼上梁山,沦为“盗寇”;接受招安后,这批英雄,仍被误国之臣、无道之君一个个逼向了绝路。
作者为这样的现实深感不平,发愤而谱写了这一曲忠义的悲歌。
《水浒传》在歌颂宋江等梁山英雄“全忠仗义”的同时,深刻地揭露了上自朝廷、下至地方的一批批贪官污吏、恶霸豪绅的“不忠不义”。
小说中第一个正式登场的人物是高俅,他因善于踢球而得到皇帝的宠信,从一个市井无赖遽升为殿帅府太尉,于是就倚势逞强,无恶不作。
整部小说以此人为开端,确有“乱自上作”的意味。
《水浒传》作为一部长篇小说,第一次如此广泛而深刻地揭露了封建社会的黑暗,并揭示了“奸逼民反”的道理。
但作者在这里要强调的乃是这样一个悲剧:
“全忠仗义”的英雄不能“在朝廷”“在君侧”“在干城新腹”,而反倒“在水浒”;“替天行道”的好汉改变不了悖谬的现实,而最后还是被这个“不忠不义”的社会吞噬。
作者在以“忠义”为武器来批判这个无道的天下时,对传统的道德无力扭转这个颠倒的乾坤感到极大的痛苦和悲哀,以至对“忠义”这一批判武器自身也表现出了一种深沉的迷惘。
“忠”与“义”从来就是中国古代儒家伦理观念中的重要范畴,自宋元以来在社会上特别流行。
历史上宋江起义的性质,有待于历史学家去慎重讨论,但它作为“街谈巷语”在民间流传,则越来越清楚地涂上了“忠义”的色彩。
“忠义”的内涵本身就十分复杂,它以儒家的伦理道德为基础,但也融合着包括城市居民和江湖游民在内的广大百姓的愿望和意志。
它不是蒙在《水浒传》外面的一层道德正义的保护色,而是能使小说被当时社会各阶层普遍接受的基本精神。
宋江的人物形象
最能体现作者这一编写主旨的是宋江这一形象。
宋江作为小说中的第一主角,就是忠义的化身。
他的性格在既矛盾又统一的忠和义的主导下曲折地发展。
他作为一个县衙小吏,能“仗义疏财,济困扶危”,结交天下豪杰,但又有忠君孝亲、安于现状的习性。
从“义”字出发救晁盖,也同情他们被逼上梁山,“杀惜”后,他辗转避难,贪官污吏对他的残酷迫害,逼着他向梁山一步一步靠近。
浔阳楼吟反诗,自然地流露了被“冤仇”所郁积的叛逆情绪。
从江州法场的屠刀下被解救出来后,他一方面感激众位豪杰不避凶险,极力相救的“义”,另一方面也深感“忠”。
上梁山后,他牢记着九天玄女的“法旨”。
他坐上第一把交椅后,即把“聚义厅”改成“忠义堂”,他带领众兄弟惩恶除暴,救困扶危;创造条件,接受招安;征破辽国,平定方腊。
直到饮了朝廷药酒,死在旦夕,还表白:
“我为人一世,只主张“忠义”二字,宁可朝廷负我,我忠心不负朝廷!
”宋江就是一个“忠义之烈”,《水浒传》以“忠义”为指导思想来塑造宋江,并描写了以宋江为首的一支“全忠仗义”“替天行道”的武装队伍。
《水浒传》白话语体成熟的标志
唐、宋以来,建筑在口头叙事文学基础上的变文、话本之类,是中国白话小说的发轫,但多数写得文白相杂、简陋不畅,《水浒传》则能娴熟地运用白话来写景、叙事、传神。
《水浒传》作为一部长篇小说,就是用这种在民间口语的基础上加以提炼、净化了的文学语言,塑造了一大批传奇的英雄。
这不但标志着我国古代运用白话语体创作小说已经成熟,而且对整个白话文学的发展也具有深远的意义。
小说在写某些人物时,能展示其性格在环境的制约下有所发展和变化,其中最明显的是林冲。
身为八十万禁军教头的他,在高衙内开始调戏他的娘子时,尽管有大丈夫“屈沉在小人之下,受这般腌月赞的气”的不平,但还是怕得罪上司,息事宁人;当发配沧州时,仍抱有幻想,希望能挣扎回去“重见天日”;恶势力步步进逼,他处处忍让;直到最后忍无可忍时,才使他的积愤喷发,手刃仇人,奔上梁山,完成了由软弱向刚烈的性格转变。
《水浒传》连环钩锁、百川入海的结构
《水浒传》的情节结构是以单线纵向进行的。
上半部是以人为单元,下半部则以事为顺序,连环钩锁,层层推进。
在七十一回之前,小说往往集中几回写一个或一组主要人物,将其上梁山前的业绩基本写完,然后引出另一个或另一组主要人物,而上一组人物则退居次要的地位。
这样环环相扣,以聚义梁山为线索将一个个、一批批英雄人物串联起来。
七十一回之后,就以时间为顺序,写两赢童贯、三败高俅、受招安、征辽国、平方腊,以报效朝廷为主干,将故事贯穿始终。
特别是前半部的连环列传体的结构形式,有利于集中笔墨、淋漓酣畅地描写一些主要的英雄豪杰。
至于后半部,情节显得松散、拖沓,多有雷同、失真之处,作者没能生动地揭示水浒英雄的悲剧精神。
第四章明代前期诗文
台阁体
茶陵派
第五章明代中期的文学复古
前七子
后七子
唐宋派
第六章第六章明代传奇的发展与繁荣
明初传奇
第七章汤显祖
临川四梦
指明代剧作家汤显祖的《牡丹亭》《紫钗记》《邯郸记》《南柯记》,因汤显祖是临川人,这四部作品中都有梦境,故称“临川四梦”
汤显祖的“至情论”汤显祖的“至情”论大致表现在三个方面。
从宏观上看,世界是有情世界,人生是有情人生。
“世总为情”,“人生而有情”,“情”与生俱来并始终伴随着生命进程。
而且“万物之情,各有其志”。
世间之事,非理所能尽释,但一定都伴随着情感旋律的抑扬。
从理想上看,有情人生的最高境界是“至情”,《牡丹亭》便是“至情”的演绎。
汤显祖在该剧《题词》中说:
“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
生者可以死,死可以生。
生而不可与死,死而不可复生者,皆非情之至也。
”这种贯通于生死虚实之间、如影随形的“至情”,呼唤着精神的自由与个性的解放。
从传播途径上看,最有效的“至情”感悟方式使借戏剧之道来表达。
戏剧表演可以使得观众在戏剧审美活动中无故而喜,无故而悲,将旁观者从冷漠无情与麻木不仁的状态中调整过来。
《牡丹亭》
《牡丹亭》不仅仅写了外在事件的矛盾扭结,更写活了诸多人物形象,重点描摹出主要人物不断发展着的性格,并使得隐性而内在的戏剧冲突渐次升级。
杜丽娘与小丫头春香、青年书生柳梦梅构成了全剧冲突的正方。
身为官宦人家的千金小姐,杜丽娘才貌端妍,聪慧过人。
但在这样一位淑静温顺的娇小姐身上,同时也显示出与大自然的天然谐和感,体现出对美与爱的强烈追求;在其心细如丝的分析能力和独立识见之上充分张扬出反叛束缚、酷爱自由的精神。
由唯唯诺诺的官宦之家的千金小姐,发展到勇于决裂、敢于献身的深情女郎,这是杜丽娘性格的第一度发展。
但杜丽娘的可贵之处不仅在于能为情而死,还表现在面对阎罗王时敢于据理力争,表现在身为鬼魂而对情人柳梦梅的一往情深,以身相慰,最终历尽险阻,为情而复生,与柳梦梅在十分简陋的仪式下称意成婚。
这是杜丽娘性格的第二度发展与升华。
杜丽娘性格的第三度发展,表现在对历经劫难、终得团员之胜利成果的保护与捍卫。
作者正借此表达了对生死之恋与浪漫婚姻的深情礼赞。
《牡丹亭》所谱写的这首至真、至纯、至美的爱情颂歌,是中国戏剧史上令人心醉、心悸乃至心折的经典曲目。
此外,为杜丽娘的真情所感召,爽快可爱的判官鬼卒、特别富于理解力与同情心的皇帝,都加入了正方的阵营,这就使得杜丽娘在人鬼两个世界的波浪起伏中得以处变不惊、起死回生,终获胜利。
奇幻与现实的紧密结合,强烈的主观精神追求,浓郁的抒情场面,典雅绚丽的曲文铺排,都体现出《牡丹亭》较为典型的浪漫主义风格和多重艺术魅力。
《牡丹亭》中的天上地下、虚实正奇达到了一种从心所欲的境界。
仅仅为了春情的驱驰,杜丽娘没有爱却可以得到爱,没有情人却可以生发出情人,虽然是春梦一场却又俨然如真,甚至为了追求梦中情人而一命归阴,又死而复生。
尽管汤显祖可以使人物故事虚到极点,但有时却又落脚到真切之处。
这种先虚后实、虚实结合乃至虚则虚之、实则实之的写法,正好将理想与现实融会贯通起来,提醒人们去做现实中的浪漫主义者和理想中的现实主义者。
以一系列抒情场次表现主人公强烈的追求,使其主观精神外化,并在此基础上令戏剧冲突持续升级,这正是《牡丹亭》的神韵与魅力之所在。
从《惊梦》《寻梦》到《写真》《闹殇》,都是杜丽娘的情感抒发得至为强烈、命运呈现得至为酸楚的重点抒情场次。
《牡丹亭》的文化警示意义诞生于16世纪末的《牡丹亭》,有其特殊的文化警世意义。
一是以情反理,反对处于正统地位的程朱理学,肯定和提倡人的自由权利和情感价值,褒扬像杜丽娘这样的有情之人,从而拨开了正统理学的迷雾,在受迫害最深的女性心头吹拂起阵阵和煦清新的春风。
身处明代社会的广大女性,确实有如生活在水深火热的监牢之中:
一方面是上层社会的寻欢作乐、纵欲无度,另一方面是统治阶级对女性的高度防范与严厉禁锢。
《牡丹亭》横空出世之后,温暖并开启了多少女性的心胸!
这正是慑于《牡丹亭》意欲解救天下弱女子的强烈震撼力所发出的嘤嘤哀鸣。
二是崇尚个性解放,突破禁欲主义。
肯定了青春的美好、爱情的崇高以及生死相随的美满结合。
千金小姐杜丽娘尚且能突破自身的心理防线,逾越家庭与社会的层层障碍,勇敢迈过贞节关、鬼门关和朝廷的金门槛,这是振聋发聩的闪电惊雷,是对许多正在情关面前止步甚至后缩的女性们的深刻启示与巨大鼓舞。
三是商业经济日益增长、市民阶层不断壮大的新形势,对于正在兴起的个性解放思潮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汤显祖没有像李贽那样去生死打拼,在文学艺术领域开辟了思想解放、个性张扬的新战场。
作为影响极大的主情之作,《牡丹亭》虽然表现出激情驰骋、辞采华丽的浪漫主义戏剧风格,但也必须看到,《牡丹亭》其实还未从根本上跳出“发乎情,止乎礼义”的传统轨道。
特别是后半部戏在总体上还是遵理复礼的篇章,作者并没有彻底实现其以情代理的哲学宣言。
他的个性解放思路尚未从根本上脱离封建藩篱,而只是对其中特别戕杀人性、极其违背常情的地方进行了理想化的艺术处理。
即便如此,汤显祖终究还是封建时代中勇于冲破黑暗,打破牢笼,向往烂漫春光的伟大先行者。
《邯郸记》的主题思想
《邯郸记》的内结构演述剧情主体,也即卢生大富大贵、大寂大灭的官场沉浮史。
以卢生作为中心人物,贯穿起一应剧情,描摹了官场之上无好人的整幅朝廷群丑图。
崔氏是卢生的政治后台。
从崔氏这里,集中体现出封建社会的婚姻行为实则是一种政治联盟;封建官僚机器的重要支柱科举制度,则是一种从上到下无可救药的受贿制度。
婚姻的温情脉脉,学问的文才彬彬,科举的神圣兮兮,在一位女子的操纵下全被剥下了堂皇而虚伪的衣妆,露出了追逐权势和金钱的本相。
卢生既是封建官场丑恶世象的见证人,同时也是积极的推动者。
得意忘形、恣意享乐、追名逐利,真正成为他毕生紧抓不放的最高原则。
在封建社会的官场黑幕中,卢生是个非常典型的艺术形象。
本剧中真正可爱的人物,是那些虽寥寥数笔但却可钦可敬的下层人民。
为卢生开河而拼死拼活的民工群像,挺身而出、解救上吊驿丞的犯妇,精通番语、为卢生反间计奠定成功基础的小士卒,以及为掩护卢生而葬身虎口的小仆童,鬼门关上搭救并扶助卢生的樵夫舟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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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这些最不起眼的平头百姓构成了《邯郸记》戏剧天地中的点点亮色。
第八章《西游记》与其他神怪小说
多角度、多色调描绘的形象
《西游记》中的神魔形象之所以能给人以一种真实、亲切的感觉,很重要的一点是注意把人物置于日常的平民社会中,多色调地去刻画其复杂的性格。
比如孙悟空身上也有诸多凡人的弱点,言谈中时见市井粗话、江湖术语和商人行话。
但他主要作为一个理想化、传奇性的英雄,作者让他超越了凡人的感官欲望。
显然,《西游记》用多角度、多色调描绘出来的猪八戒这一艺术形象,更贴近现实生活,因而也更具真实性。
它无疑是中国古代长篇小说在塑造人物形象方面取得长足进步的一个重要标志。
(结合孙悟空形象2例)
第九章《金瓶梅》与世情小说的勃兴
《金瓶梅》版本
《金瓶梅》成书后最初以抄本流传。
今见最早的刊本是万历丁巳年署刊的《新刻金瓶梅词话》,人称“词话本”或“万历本”。
崇祯年间有《新刻绣像批评金瓶梅》问世,人称“崇祯本”。
一般认为后者是词话本的评改本,即将词话本的回目、正文稍作删改、修饰后再加评点和图像刊行。
清康熙年间,张竹坡以崇祯本为底本,将正文的个别文字修改后另作详细评点,以《张竹坡批评金瓶梅第一奇书》之名行世,人称“第一奇书本”或“张评本”。
“民国十五年”又有存宝斋排印的《真本金瓶梅》出版。
此书将张评本中的秽笔全部删改,第一次以“洁本”的面貌问世而畅销一时,通行的是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5月排印的删节本。
第十章第十章“三言”“二拍”与明代的
短篇小说
“三言”“二拍”
“三言”即《喻世明言》《警世通言》《醒世恒言》的全称,作者为冯梦龙,“二拍”则是中国拟话本小说集《初刻拍案惊奇》和《二刻拍案惊奇》的合称,作者凌濛初。
《杜十娘怒沉百宝箱》主题(电子版)
第十一章晚明诗文
公安派
竟陵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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