课题论文历史人口学视角下的日本近代家庭论批判.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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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题论文历史人口学视角下的日本近代家庭论批判

82968人口问题论文

历史人口学视角下的日本“近代家庭”论批判

　　中图分类号：

C913文献标识码：

A文章编号：

1004-2458（20xx年―1984年）和美国社会史学家TamaraK.Hareven（1937年―2002年）则对这一概念进行了进一步的分析和继承。

阿利埃斯认为，“近代家庭”是为近代市场提供近代化个体的装置;近代国家的作用就是保持市场与家庭的分离，使各自充分发挥各自的功能;近代社会就是通过市场、家庭和国家这三者连接构成的。

Hareven则在其著作《FamilyTimeandIndustrialTime：

TheRelationshipBetweentheFamilyandWorkinaNewEnglandIndustrialCommunity》（1982年）中，将近代家庭特征归纳为：

家庭内部的（domestic），私密的（private），亲密的（intimate），核心家庭（nuclearfamily），以孩子为中心，家庭成员之间强烈的感情牵绊，人口再生产限制，社交的衰退，男主外女主内的性别分工。

　　1985年，日本学者落合惠美子通过其论文「近代家族の?

Q生と?

K焉」一文，最先将这一概念介绍到了日本。

此后，落合将近代家庭的特征总结为以下8点：

家庭领域和公共领域的分离;家庭成员之间强烈的感情纽带;孩子中心主义;男主外女主内的性别分工;家庭集团性的强化;社交的衰退;非亲属的排斥;核心家庭。

这一理论被很多日本学者接受，甚至延伸。

其中，西川?

v子在其基础上增加了两个特征：

丈夫统领家庭;家庭是近代国家的基本单位。

上野千鹤子则提出，“家制度”是日本近代化的产物，是近代家庭的日本化。

“近代家庭”这一概念被引进到日本以后，被社会学、日本史学、文学、心理学、法学甚至经济学等众多学科采纳。

“近代家族”论甚至已经成为社会研究的一种范式。

关于日本的“家”是与“近代家庭”的对立的一种形态，还是“近代家庭”形态的一种类型的讨论也是层出不穷。

但是，无论是落合还是其他日本社会学学者，都没有对这一概念成为一种范式背后的基本假设进行过讨论，只是对诞生于西方理论界的一个概念进行了直接引用。

　　总的来看，这种基于归纳性的社会学研究方法论的研究结论背后预设了以下基本假设：

家庭形式有时代之分，不同时代有不同的家庭形式;家庭的形成经过了“无情”到“有情”的阶段;家庭是一个有机体，并且能够完成自我进化;家庭是一种稳固的结构并且以整体的形式随着时代发展而发展;家庭进化的过程就是一个由开放走向封闭的过程;“近代家庭”的分析单位是“家庭”，分析内容是“家庭”与国家、社会、市场之间的互动关系;立论基础与斯宾塞的古典社会学有机论和进化论一脉相承。

　　在以上基本假设的条件下，落合又根据速水融等人口统计研究者的妇女总和生育率（TFR）测量指标，计算出近代日本家庭的核心家庭化。

简单地说，落合的研究是一种很典型的依靠平均值的计算来解释社会变迁的研究。

依靠平均值来解释社会现象的方法论承袭的是自然科学的普遍做法。

但是，平均值解释不了社会内部的差异。

而社会学研究的却是关于现状和差异的学科。

即便“家庭进化论”的思想能够成立，也必须以差异为前提。

因为，差异是进化的前提。

但是，“近代家庭”论中，并没有对这一前提予以正视。

以速水融、鬼头宏等日本历史人口学家为代表的学者的研究表明，日本江户时代的家庭形式包括直系家庭、联合型家庭和核心家庭形式。

不仅家庭形式存在多样性，家庭本身也不具有普遍性。

近世分家和绝嗣门户的并不在少数。

日本家庭社会史和历史人口学的研究表明，“近代家庭”论的立论基础相当薄弱。

本文将从家庭社会史和历史人口学的视角，对“近代家庭”论的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进行深入的探讨，以期能在对日本的家庭进行研究时能对基本概念首先进行厘清，而不盲从或照搬西方的理论。

　　二 家庭研究的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

（一） 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本体论和认识论

　　“近代家庭”论在对家庭研究的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上存在一个主要误区，就是按照自然科学的本体论和方法论来研究社会现象。

　　社会科学不同于自然科学。

社会科学是关于社会现状的研究，最终的落脚点是人。

但是人与人、社会与社会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差异。

而自然科学是关于自然规律的研究，尽管自然科学研究领域里包含有人的生理的研究，但是，自然科学研究的终极目标是关于自然世界的普遍真理。

真理是放之四海皆准的普遍道理，不因人种、社会、国别不同而不同，并且能够超越时空，成为永恒。

换言之，自然科学的本体论是关于世界“同”的本质，而社会科学的本体论却是关于世界“异”的事实。

这一本体论的区别，也使两种不同的科学在认识论上产生了差异。

自然科学的认识论是世界的一元性，关注的是典型;而社会科学关注世界的多元性，注重总体分析。

社会科学关注个体，更关注总体。

尽管自然科学也承认误差的存在，但是，自然科学依然侧重的是对一种理想型的探讨，追求的是一种绝对性。

西方现代社会学的奠基人之一马克斯?

q韦伯也曾提倡使用“理性类型”这一概念来进行比较社会学的研究。

韦伯的“理想类型”非常近似于自然科学的“理想模型”，都是一种具有高度抽象性和概括性的概念工具，不同于繁多复杂的经验事实。

因此，也很难应用于实际的社会研究当中。

社会科学的研究却是关于众多纷繁复杂的社会事实的研究，侧重于差异性和相对性。

这些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本体论和认识论上的根本不同直接导致了两者在方法论选择上的差异。

　　关于社会的多元性内部各元之间的存在关系，社会学史上大概经历了由单线进化到多元并存的理论发展阶段。

古典社会学家斯宾塞就是对社会单线进化理论最具代表性的阐述者。

在斯宾塞看来，社会与生物有机体之间存在着许多相似之处，概括起来主要包括以下几点：

生长过程、结构进化、功能分化、相互依赖等。

在此基础上，斯宾塞又提出了社会进化的观点，认为社会进化是一个持续的、没有倒退的、不间断的永恒过程。

虽然斯宾塞本人持有社会进化论的观点，但是面对英国19世纪末的大量社会冲突，他本人对这一观念也产生过动摇。

不仅如此，韦伯、齐美尔、米尔斯、法兰克福学派、及新马克思主义者等冲突论者都看到了社会冲突存在的必然性和长期性，并且反对带有价值判断的社会分析方法。

尤其是韦伯，他不承认社会可以进化到一种完美的、无冲突的境地，认为那只是一种乌托邦。

另一方面，社会人类学家列维-斯特劳斯通过其著作《忧郁的热带》和《结构人类学》告诉我们，人类普遍存在二元对立思维，即便是在所谓的“落后”或“原始”的民族。

也就是说，“文明人”的思维结构与“野蛮人”的思维结构之间是相同的。

既然相同，那么也就不存在一种进化的过程。

因此很难说“文明人”的二元对立思维结构是“野蛮人”二元对立思维结构的高级形式。

无论是在社会学领域还是在社会人类学领域，世界文明的多样性已经成为一种定论。

　　总之，正是由于世界所存在的差异性和多样性，才促使社会学成为一门独立学科，使关于社会的比较研究成为可能。

而社会学研究的任务，也正是要对世界所存在的差异性和多样性进行研究。

如果不能认识到这一点，把关于社会的研究建立在同一性的基础上，必定将会招致把社会学还原为自然科学或者心理学等其他学科的危险。

（二） 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方法论差异

　　正是基于上述本体论和认识论的不同，因此，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方法论才存在很大差异。

由于自然科学要得到的是一个典型，因此需要在减小误差的情况下，通过无数次测量，得到一个平均值。

有时候还需要通过实验的方法来证明其结论。

社会科学则是关于差异的研究，因此，社会学研究不能通过求平均值方法来进行社会研究。

但是却可以通过人口统计学的方法对基本社会信息有个整体的把握。

因为，统计把握的是社会整体人口的基本状况。

关于社会的研究必定是关于人的研究。

人口是社会形成的基本要素。

　　有的社会学家认为，在社会学中，实证主义和人文主义一直是社会学研究方法论的两条主线。

实证主义的主要研究方式是定量研究，而人文主义方法论则侧重定性的研究方式。

其中，定量研究一直是社会学研究所采用的主要方法。

但是，定量研究的数据这一方法论本身就是在忽视差异性的基础上得出的。

数学语言本身就是一个抽象符号化的形式。

以“女性学历与女性生育意愿之间的关系”这样的研究课题为例，按照社会学定量研究的方法，会对女性的学历从低到高进行测量，然后对女性的生育意愿进行问卷调查或者访谈，最后得出女性学历的高低与生育意愿之间的关系。

但是，学历只能代表学习的经历，并不能代表学习的能力。

即便拥有同等学历的人，思想上也会存在差别，落实到生育意愿上也会不同。

类似于这样的研究课题背后忽视的就是人与人之间的差异性。

有的社会学家还提倡采用实验的方法得到数据，而这种方法并不为社会学研究者们广泛采纳。

其一，实验需要完全排除外在的或不可估计的因素的干扰，受实验对象和实验环境的影响较大;其二，实验是关于人的实验，必定涉及到政治、道德伦理等限制。

其三，实验的方法本身是对人的实验，没有办法完全排除人自身所带的非实验因素的影响。

　　既然不能通过求平均值的方法来研究社会，那么社会学应该通过怎样的方法对社会进行研究呢？

正如前文中所说，社会科学是关于社会现状的研究。

这里所说的社会现状不仅仅是指当下的社会事实，还包括历史上出现过的社会事实。

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历史上出现过的社会事实不仅包括以世纪和时代为广阔分析单位的稳定不变、持续不断的社会事实，还包括因传统的以政治事件叙述为轴的历史叙述而被掩盖的沉默的非连续性的社会事实。

历史上出现过的社会事实并不总以一种明确的姿态呈现在历史学面前，尤其在以政治事件叙述为纲的纯粹的历史学家面前更是这样。

相反，非连续性的、偶然的、创举的社会事实往往是纯粹历史学家所负责删除的对象。

以政治事件叙述为纲的历史是政治家的历史，是统治阶级的历史，而不是社会的历史、人的历史。

要了解社会的历史，必须要了解那些非连续性、沉默的社会事实。

非连续性的社会事实预设了多样性和差异性的可能。

因此，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论不仅应该采用统计学的逻辑思维，还需要结合社会史的分析方法。

　　（三） 家庭研究的方法论　　正如前文所述，自然科学的本体论和认识论关注的是世界的永恒、普遍、同一的本质，因此其研究方法论重在寻找一种典型。

而社会科学的本体论和认识论关注的是世界的变化、多样、和差异的事实，因此，其研究方法论重在解释差异性。

那么，关于家庭的研究应该遵循自然科学研究的方法论，还是应该遵循社会科学研究的方法论呢？

　　在社会学中，家庭通常被定义为由婚姻、血缘或收养而产生的亲属间的共同生活组织。

既然是一种由人所构成的生活组织，那么也就意味着家庭本身构成的人为性，而非自然性。

但是，家庭并非一个有机的生命体，由于它的人为性，导致了它的存在本身所预设的不稳定性和多样性。

如因为婚姻关系的破裂所产生的“单亲”家庭，或者仅由收养关系而没有婚姻关系所组成的“模拟亲子”关系的特殊家庭，再者只有婚姻关系而没有血缘、收养关系的“丁克家庭”等等。

此外，社会人类学的研究成果还向我们展示了更多的家庭样态，如，日本的“IE”。

“IE”不仅包括婚姻、血缘或收养关系，还包括雇佣关系，通过雇佣关系进入“IE”的人成为“奉公人”。

由此可见，婚姻、血缘或者收养只是家庭的充分条件，而不是必要条件。

　　因此，关于家庭的研究就不可能按照自然科学的方法，去探寻其背后不变的本质，或者通过多次测量计算而求得一个平均值;而应该按照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论，去了解其背后的差异性和不稳定性的事实及其原因。

要了解家庭存在的相关事实，首先需要通过人口统计学的办法，对社会的总体人口情况有个基本的把握，这需要人口学的统计方法。

因为，人员构成是家庭的最基本要素。

其次，还需要对人口的流动情况、家庭存续的基础（包括人口再生产和经济条件）、继承规则、家庭关系等有所把握，这些是纯粹的历史所遗漏和没有解决的问题，需要遵循社会史的研究思路。

简单地说，人口学和社会史的研究方法应该成为关于家庭研究的主要方法。

显而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