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网新华网评六月第一期 一周精彩《新华网评》.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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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网新华网评六月第一期一周精彩《新华网评》
新华网“新华网评”2012年六月第一期
——一周精彩《新华网评》
目录
第一追问:
“开房收钱”算哪门子“身不由己”?
新华网评:
种子公司已吊销,“财政饭”为何照吃?
[第一追问]:
"真气运行学"是不是又一个"张悟本"?
新华网评:
洋奶粉奇贵,国产奶粉要争口气
新华网评:
一位高中老师之死给予我们的警示
新华网评:
政府网站怎能成“睡眠模式”?
新华网评:
“三公”公开不能止于“数字公开”
新华网评:
130万元“超生罚款”暴露了啥?
新华网评:
“六一”给孩子送什么礼物最受欢迎?
新华网评:
“按潜规则我该发大财”,啥逻辑!
第一追问:
“开房收钱”算哪门子“身不由己”?
5月24日,备受关注的“湖南高校职称评委开房收钱”一事有了最新进展,涉案的湖南警察学院教授刘一兵因涉嫌违法已移送司法机关。
据其同事透露,高校职称评委收钱不是什么秘密,也并非个别现象。
刘一兵一入这个“圈子”,可能身不由己。
(5月25日《北京晨报》)
涉嫌“开房收钱”的教授被移送司法机关,意味着该案件将进入司法程序,这也算是对心怀不满的公众有了一个初步的交代。
然而,在犯罪嫌疑人即将接受法律审判的时候,一些教师不是从中吸取教训,而是滥施同情心,以“身不由己”为这位犯案教授开脱。
按照其同事的说法,高校职称评委收钱不是什么秘密,也并非个别现象,所以刘一兵入了这个“圈子”,并最终犯事,是一种身不由己。
这种观点,完全是一种无稽之谈。
身为高校职称评委,明明知道收钱是违反规定、触犯法律、破坏公平和正义的,却毫不避讳地大肆收钱,这到底是财迷心窍,利令智昏,还是“身不由己”?
从字面意思上理解,“身不由己”有一种被动、被迫的意味,然而这位教授,主动把自己的酒店房号告诉需要参与评审的教师,主动发短信提示教师前来送钱,如此积极主动的姿态,何来被动,被迫的意味?
这已经是明目张胆地伸手要钱,赤裸裸地索贿了。
即使评委收钱已经成为高校职称评审的“潜规则”,普遍现象,也不意味着你就要随波逐流,就要不分是非,不顾法律规定和纪律要求。
更何况,在收钱这个问题上,这位教授已然当仁不让地走到了其他教授的前面,已经用“开房收钱”把“潜规则”公开化,透明化了。
这只能说明他在收钱索贿上的肆无忌惮,毫不遮掩,这岂是用“身不由己”所能解释的。
昔日同事因为违背师德、触犯法律而身败名裂,作为同行,不但不深刻反思,吸取教训,反而把责任都归咎于外部环境,拿“身不由己”来说事,这除了证明高校教育系统内少数人的无知之外,还说明在高校职称评审中,这种权钱交易确实到了严重的地步,已经到了非下猛药整治不可的地步。
新华网评:
种子公司已吊销,“财政饭”为何照吃?
日前,有群众反映,山东济宁任城区的部分单位存在“在编不在岗”现象。
其中,任城区农业局下属的种子公司在职37人,从2007年起,多数职工已不上班。
而从2006年起,该公司未参加年检已被吊销。
业务经理称公司属改制企业,每月财政局拨款,员工都在家干第二职业。
(5月27日《新京报》)
企业年检都吊销了,却还享受财政全额拨款,着实令人惊讶。
一些地方管这种现象叫“过渡”,意指把人员都“过渡”到退休,就算解决了问题。
山西试点事业单位改革,撤了一千多个单位却没有裁掉一个人,公众因此质疑“换汤不换药”,但当地官方认为,需要等这一批人“过渡”完了,改革的效果才能显现出来。
如此“过渡”对于纳税人是不公平的,因为这意味着,这些人光拿钱不干活,还要被财政养着,可以说是“养人财政”的产物。
现代社会,财政收入主要用于公共服务,供养公职人员则属于公共服务成本。
理论上说,社会需要多少公共服务,纳税人就提供给政府多少养人成本,而“养人财政”却颠倒过来,需要多少养人成本,就征收多少财税。
正因如此,国人普遍看好“吃财政饭”这个铁饭碗,挤破头考公务员,削尖了脑袋弄事业编制,很大程度上看好的是“养人财政”,一旦成为“公家人”,财政便包揽公职人员的一切。
这么做也不是全不合理,但问题是,一旦公职人员干多干少、干与不干,“财政饭”都能照吃不误,必然失去约束,牺牲工作效率。
财政预算首先考虑开支、经费,而不是做了多少事,做了什么事。
这种“养人财政”表面看是预算制度问题,其实体现出纳税人权利的不对称。
“养人财政”不可能自行消失,所谓“这一批人过渡完了,改革效果就能显现”之说,笔者深表怀疑,因为这一批冗员“过渡”完了之后,又会产生新一批冗员。
按照最近出台的国家事业单位改革方案,像任城区种子公司这种“事业单位”是要推向市场的。
按照任城区农业局的说法,机关迁入新址后,年轻人要去那里上班的,而机关明显是不缺这部分人,那么“去上班”是不是又要因人设岗?
要笔者看来,要提高公共服务效率,必须先终结“养人财政”的高成本和低效率,切实改革现有的财税制度,事业单位改革才能改出成效。
[第一追问]:
"真气运行学"是不是又一个"张悟本"?
甘肃省卫生厅官方网站一则关于医务人员参加真气运行学培训班的消息引起极大关注,根据甘肃省卫生厅官网新闻稿显示,参加培训的47名医务人员,有41名打通了任督二脉,更为神奇的是,短短9天的培训,就让不少学员的既往疾患明显减轻或痊愈。
(5月25日北京青年报)
从新闻上来看,所谓“打通了任督二脉”的说法并无科学的测量和具体的标准,只是当事人自己的感觉。
这里有两个问题:
一是,他们的感觉是真是假,只有他们自己知道,别人无从验证;二是,他们的感觉是否就是所谓“打通了任督二脉”,也是一个说不清的问题。
至于真气运行可以治疗心脏病、高血压等80多种疑难病症,更是“神奇”到近乎荒唐。
果真如此的话,我们的医疗系统是不是可以解散了?
事实上,这样的“神话”我们并非第一次听到,从张悟本、李一到马悦凌,都曾用“神奇的疗法”“治愈”过各种疑难杂症。
结果怎么样?
骗局而已。
我不由得担心,真气运行可以治疗80多种疑难病症,重点是不是在“学费静功1800,动功1200”的价码?
“真气运行学”会不会成为又一个“张悟本”?
问题的严重性在于,这些东西都是甘肃省卫生厅官方网站上的,而且是卫生厅长刘维忠推崇的,这样的官方身份又不由人不信。
笔者以为,不能再让公众“左右为难”了,有关部门应该组织专家研究,给出一个权威答复。
新华网评:
洋奶粉奇贵,国产奶粉要争口气
有报道说,洋奶粉垄断了中国市场,因此可以“不以成本定价”,价格奇贵,是同类产品国外价格的三倍;有专家谴责那些花大价钱购买洋奶粉的消费者怀有崇洋心理。
洋奶粉价格高是事实,但说消费者“崇洋”则有点冤。
我曾在所谓“骑在羊背上的国家”澳大利亚工作过几年,由于收入不高,也由于习惯使然,生活十分节俭,奶粉总是买最便宜的。
然而,即使是这种最廉价的奶粉,冲出来都是喷喷香的,而且表面结一层奶皮。
我现在多年不喝奶粉了,不知道我们国产奶粉是否达到了这个水平。
质量是一个方面,安全又是一个方面,而且是更重要的一个方面。
近年来奶制品市场有些混乱,毒奶粉事件闹得人心惶惶。
我们不能低估这个背景对消费心理的作用。
出现这种情况,还因为我国消费品的供应与我国消费群体的变化背道而驰。
中国人逐渐富裕起来了,对消费品的要求越来越高,尤其是婴幼儿的消费品。
如今的婴幼儿统统都被称作“宝宝”,在三四十年前没有人料得到。
年轻的父母们为了宝宝可以一掷千金,买奶粉就是如此。
洋奶粉价格奇贵,洋商不以成本定价是个重要原因,但不是唯一因素。
自由市场上的商品从来都不是以成本定价的,销路好就涨价,销路差就降价。
洋奶粉有人买,傻瓜才不涨价。
正所谓“周瑜打黄盖,一个愿打,一个愿挨”。
笼统地批评购买洋奶粉的人崇洋是不公平的。
消费者口袋里有钱,自然要买好的产品和服务,无可指责。
我们只能期待中国的生产商和服务商争一口气,成熟起来,甩掉捞一票是一票、只顾今天不顾明天的恶习,把目光放远一点,把自己的产品和服务质量搞上去。
如果我们自己的东西不比别人的差,还有人偏爱洋货吗?
我相信大多数人不会这么傻。
回想八十年代,家家渴望所谓几大件,无非是电视机洗衣机冰箱之类。
那个年代在国外生活工作的人,为亲友购买这些东西成了一个不可推卸的责任。
现在,我们国产电器的质量上去了,还有谁迷恋外国产的几大件?
崇洋不是我们的民族品格,更不是中国人的本性。
中国人的绝大多数是爱国的。
我主张慎用“崇洋”二字。
国人看好洋奶粉,生产商就应该好好反思一下自己哪些地方不足,看看人家有什么好经验可以借鉴。
比如规模养殖,比如优良品种的培养,还有生产过程中的严格管理和监督等等,而不能一天到晚埋怨消费者。
新华网评:
一位高中老师之死给予我们的警示
河北馆陶县第一中学老师赵鹏服用敌敌畏自杀。
他在留下的遗书中称:
“活着实在太累了,天天这样无休止的上班让人窒息,所领的工资只能月光”。
(5月28日《新京报》)
赵鹏的离世,让人惋惜。
尽管他的选择非明智之举,却将一名普通高三教师所承受的压力以一种无情的方式全面呈现出来了,以一种极端的悲情警示人们:
该给高三教师们减减压了。
当然,说减压容易,实际操作起来却很不容易。
学校之间有升学率的比拼,家长、社会对学校的期望只会越来越很高,高考的压力不是一时半刻能缓解的,有些教师还要面对收入低、物价高等生活的压力。
但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仍然有很多事情可以做,也必须做,为了避免赵鹏老师这样的悲剧重演。
一、科学安排教师的工作量。
高三老师面临的教学任务本来就多,又要在这关键的一年里给予学生更多的关照,还有各种模拟考、月考、会考等,压力可想而知。
学校有关部门应该在这段时间合理安排教师的工作,从工作上、生活上给予更多关心,避免让他们承担不必要的压力。
二、给教师一个相对宽松的环境。
在高三这样的关键期,要从教学环境、教学管理层面为老师减压,不要让他们陷入赵鹏般的“无休止的上班”境地里,不要让他们在“格式化”的生存中挣扎。
否则,把高三课堂变成了“练兵场”,老师们哪里还有职业幸福感?
三、对教师心理压力要有疏导渠道。
平常,我们很关注学生的心理健康,希望学校能有个为青少年排解成长烦恼的地方。
其实老师们同样有烦恼,同样需要有一个疏导心理压力的地方,需要有人在关键的时候为他们排忧解难,指出方向。
四、提高教师工资待遇。
赵鹏是有代表性的,教师队伍里,大多数老师都是靠工资生活的,倘若工资月光,甚至入不敷出,生活的焦虑就会慢慢积聚,影响到他们的生活质量,甚至生存。
因此,政府要加大教育投入,且不要只投到学校的建设上,更应该改善教师的工资待遇,让他们能有尊严地、快乐地工作。
新华网评:
政府网站怎能成“睡眠模式”?
近日,市民郝先生想登录南京市白下区住房和建设局网站查询信息,打开网站后却发现该局的网站上几乎没有任何信息,“一片空白”,白下区住房和建设局表示,网站上没有内容,是因为“没有什么东西可发”。
(5月30日《扬子晚报》)
随着互联网的发展,网络对于打造阳光政府、提升政府工作效率和公共服务水平,起到了不可低估的作用。
近几年来,很多地方政府都建立了政府网站,加强电子政务建设,服务人民群众。
但也有一些地方政府网站,要么“该页无法显示”,要么内容陈旧、不能及时更新,一些网民给政府信箱发邮件,也大多也是‘泥牛入海’、杳无回音。
如此政府网站,简直成了一种摆设。
为何这些网站总处于“睡眠模式”?
究其根源,恐怕在于有些地方政府和部门领导在思想上还未实现由“管理型”向“服务型”的转变,政府网站“一片空白”,反映出“为人民服务”意识的缺位。
正因一些地方缺乏面向公众,勇于接受监督的勇气,政府网站建设“跟不上”也就不奇怪了。
信息时代,政府网站提供了一种新的行政服务模式,为政府干部与人民群众之间的沟通交流提供了平台,缩短了政府与民众之间的沟通距离,是新形势下行政管理进步的体现。
但政府网站作为一种服务群众、服务民生工具,能不能收到实效,关键还是要用起来,要用心经营。
政府网站代表的是政府形象,因此,有必要把网站建设列入干部考核体系,以提高其服务意识。
同时,政府网站一定要真正与网友互动起来,通过网站了解民情、汇聚民智,以提高政府的服务、管理和执法水平,多为群众解决实际困难,这样的政府网站才不会冷冷清清,才能真正做好服务工作。
新华网评:
“三公”公开不能止于“数字公开”
预算公开今年将有新的进展。
财政部部长谢旭人日前表示,今年,中央本级和各部门的“三公”经费、行政经费将一并公开。
按照程序,这些内容将在6月底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后进行公布。
同时,行政事业性收费信息也将公开。
(《新京报》5月30日)
中央本级和各部门的“三公”经费即将公开,从社会的强烈呼吁到成为现实,这当然是一种巨大的行政进步。
这种进步自然会引来舆论的广泛关注和点评,对于公众的这种“围观”,政府有关部门无需紧张、逃避,而应该创造条件尽量满足公众的知情权,如果仅仅满足于“公开数字”,此举也就失去了意义。
要确保公众的知情权,进而能履行监督权,笔者认为“三公”公开要做到以下几点:
首先要确保公众的监督权。
行政信息公开是一种自上而下的制度举措,政府单方面的信息公开如果只是一张报表或者一堆数字,其实毫无意义。
信息公开能不能保证真实性、准确性和执行力,不能取决于权力机构自身的道德感和责任感进行自我裁判,而应该引入公共监督。
而由此,监督与被监督的过程其实也正是一个推动信息公开不断前进的过程,在这种良性的互动下,“三公”公开才会落实到实处,而不会成为一纸空文。
其次要有完善到位的制度配套。
经过了长期的制度酝酿和改革试点,“三公”经费公开已经不缺论证。
法理上的支持相当充分,无论是已经颁布实施的《政府信息公开条例》,还是国务院法制办去年年底公布的“机关事务管理条例”(征求意见稿),都对此提出了具体规范性要求,但“三公”经费公开的脚步还是步履维艰,尤其是在地方。
之所以如此,一个重要因素便是缺乏操“作性更强、更结合地方实际的配套细则。
什么可以公开、什么不能公开、什么又必须公开,公开到什么程度、公开流程如何确保规范运作等,都没有一个明确的量化标准,难以长效施行。
因此,“三公”公开既是“数字公开”,亦是行政信息的公开,还是权力伦理走向规范的过程,需要相应的管理和制度细节跟进,是一项系统工程,可以考验政府的智慧和勇气,却不宜考验公众“围观”数字报表的头脑和智商。
新华网评:
130万元“超生罚款”暴露了啥?
近日,浙江瑞安市塘下镇陈姓夫妇,因非法生育第二胎,被瑞安市计生局罚了130万元,创下了温州征收社会抚养费之最。
瑞安计生部门解释,当地违反计划生育政策现象较为严重,所以在处罚标准上都往高的靠。
(5月30日《都市快报》)
向超生家庭依法征收社会抚养费,是计生部门的职责所在。
但社会抚养费的征收标准应该是多少,各省区市并没有统一的标准。
在实际操作中,往往是具体执行征收的地方计生部门说了算。
地方自由裁量权较大,也容易被个别干部“钻空子”,借此搞权力寻租。
尤其在信息不透明、监督难到位、责任欠明晰的情况下,社会抚养费难免被当做一块“唐僧肉”。
因为利益驱使,一些基层计生部门为完成所谓的“指标”,不惜采取过火行为,让人感到担忧。
其实,令人担忧的不只是社会抚养费是否被截留、挪用、侵占,问题更在于,社会抚养费征缴“自由度”过大,如果得不到有效的监督,很可能使计生工作面临被利益绑架的危险。
前不久,有媒体直指全国因超生而征收的社会抚养费数额巨大,且去向成谜,就曾引起广泛关注。
利益的驱使也使计生工作“一头紧一头松”现象凸显,伤害社会公平:
一方面,个别地方、个别干部对超生现象惩处不力,有的对富人、名人网开一面,有的甚至收受超生家庭钱财,对超生现象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无异于变相纵容他人超生;而另一方面,“失独”家庭越来越引起社会关注,媒体保守估计我国“失独”家庭高达上千万个,这些家庭的物质保障和精神抚慰状况堪忧,也应引起足够的重视。
计划生育政策已经实施30多年,这一政策对抑制人口过快增长功不可没。
但近年来,有关“独孩政策”带来的人口老龄化问题、新生儿男女比例失调问题、劳动力“人口红利”逐渐丧失问题、人口素质问题、作为社会基本细胞的家庭结构脆弱化问题,等等,也引起较多讨论。
如何确保计划生育政策落到实处,增强政策的严肃性和科学性,必须打破权力寻租的“小利益”,避免因个别人的行为造成负面激励。
计划生育是我国的基本国策,决不能因一小部分人利益寻租,而在执行的过程中变形走样。
可以说,改革社会抚养费征收、使用和监督方式,改革计划生育政策的执行方式,改革计生部门工作体系,已经迫在眉睫。
唯有如此,才能防止一些人拿计生工作当牟利工具,计划生育这一事关国家和民族发展根本命脉的政策,才能不被扭曲和绑架。
新华网评:
“六一”给孩子送什么礼物最受欢迎?
“六一”儿童节,很多家长都想给孩子一个“大大的surprise(惊喜)”,可是常常事与愿违,很多父母“热脸”贴上了“冷屁股”。
记者对近100名家长做了一个小调查,有六成家长表示往年的“六一”礼物没送对,经常是“花了大价钱,买了小伤心。
”(5月31日新华网)
“六一”儿童节是属于孩子的节日,父母们希望在这一天满足孩子的愿望,带给孩子快乐,不惜“重金”买各种玩具、图书、衣服等。
然而,孩子的反应却大大出乎家长的意料,他们最想要的“礼物”是“自由”:
没有作业、撒一下野、老爸老妈别管……这些“另类”的愿望说明,孩子们的学习压力实在是太大了、属于自己的时间实在太少了。
作为一名教师,笔者认为,送给孩子“六一”节最好的礼物是:
给孩子们减负。
首先,学校要为孩子们减负。
近年来,孩子的课业负担与日俱增,很多作业都是简单、机械的重复,不仅挤占了孩子们的课余时间,更剥夺了孩子们的童真、童趣。
笔者以为,当前小学课程应该以锻炼学生的各种能力、培养学习兴趣为主,而非一味地以语文、数学和英语为主。
书法课、音乐课、美术课、体育课、还有各种活动课,既可以陶冶学生的情操,又可以锻炼学生的各种兴趣和能力,不应该成为“摆设课”。
其次,家长要为孩子们减负。
一句“不要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影响了太多家长的教育方式。
很多家长“望子成龙、望女成凤”心切,在孩子还上幼儿园的时候,就把他们送到各种兴趣辅导班,进入小学还要上各种文化补习班,孩子的空余时间都被家长们安排的满满的。
对孩子们来说,这样的童年还有何乐趣可言?
为了孩子们健康、快乐地成长,别再让“自由”成为“奢侈品”,别把“未来”的“重担”过早地都压上他们那稚嫩的双肩。
他们只是孩子——需要在童年的时光里尽情唱、尽情跳,尽情玩耍,也尽情学习的——可爱的孩子。
最后,衷心地祝愿所有的孩子节日快乐!
新华网评:
“按潜规则我该发大财”,啥逻辑!
4月16日,山东德州民政局原局长刘治温因贪污受贿164万元被判有期徒刑13年。
刘治温在庭审中自辩称,“这些年来,我严于律己,从没有过贪污的想法。
社会福利中心工程投资2.4亿多元,按潜规则,我应该发大财,但我收了熟人送到家里的几笔钱,就是想占点小便宜。
”(5月31日《检察日报》)
中国有句俗话叫“一失足成千古恨”。
在现实生活中,几乎每一个落马贪官都会对自己的贪腐行为有一番辩解和忏悔,这既体现出贪官身陷囹圄后的自我省悟,又往往是对在任官员洁身自爱的有益警示。
透过德州民政局原局长刘治温“按潜规则我应该发大财”的自辩,人们不难窥测导致贪官自律懈怠、防线失守的畸形心态。
应该说,身为民政局局长,面对投资2.4亿多元的偌大工程,刘治温“按潜规则我应该发大财”的自辩,的确是一句大实话。
解读其背后的潜台词,一是借工程贪腐者并不鲜见;二是我没有“发大财”就已经不错了,“占点小便宜”不算啥。
其从众、攀比、侥幸和法不责众的错误认知昭然若揭。
以工程谋私之所以能够成为人人心知肚明的官场贪腐潜规则,原因就在于权力缺乏制约和工程缺失透明。
透过“按潜规则我该发大财”的自辩,人们不难看出,刘治温从一开始就没有打算对“潜规则”说不,既不准备“太贪”,也决不排斥“占点小便宜”。
由此看来,对于一些官员,以权谋私早已是习惯成自然的心理常态。
也许,正是一些官员对潜规则随波逐流,缺乏足够警觉,才助推了贪腐潜规则的愈演愈烈。
无数贪腐案例告诉人们,尽管“手莫伸,伸手必被捉”的道理人所共知,但面对诱惑,难以遏制的贪欲和侥幸过关的心理却成了酿成贪腐的一对孪生因素。
用刘治温的话说,“在私欲驱使下,我忘记了当初为民谋福利的诺言,利益、钱财冲昏了我的头脑,逐渐利用手中的权力,大肆收受许多单位和个人所送的钱物。
”而笃信“熟人”又往往加大了贪腐者对逍遥法外的侥幸预期。
原西平县委书记王廷军在入狱悔过时就曾经坦言:
“行贿者‘啥时候也不会说出去’的承诺是靠不住的”。
而与之异曲同工的是,为了“保险”起见,刘治温也是有选择的“只让老伴收了熟人送到家里的几笔钱”。
但刘治温却忽略一个不争事实,即行贿者也往往是先通过小恩小惠把自己打造成“熟人”会再下赌注。
这也是行贿者的“潜规则”。
刘治温贪腐案为官员们的廉洁自律提供了反面教材。
而恪守为民宗旨,自觉戒除贪欲,敢于摒弃潜规则,将“严于律己”进行到底,无疑是刘治温“按潜规则我该发大财”的自辩留给人们的反思与启示。
请贪官切记,非法“发大财”之时也许便是违法“蹲大狱”之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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