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现代舞蹈史部分分析.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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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近现代舞蹈史部分分析
中国近现代舞蹈史部分
一、戏曲舞蹈的发展
这一时期戏曲发展的重要特点就是戏曲表演艺术家们强化提高戏曲表演中的舞蹈成分,使之具有舞蹈的美感,提高其欣赏价值,并强化表现人物思想感情的力度和深度。
梅兰芳欧阳于倩程砚秋杨小楼
梅兰芳(1894-1961),名澜,又名鹤鸣,字畹华、浣华,别署缀玉轩主人,艺名兰芳。
江苏泰州人,1894年生于北京,他出生于京剧世家,10岁登台在北京广和楼演出《天仙配》,工花旦,1908年搭喜连成班,1911年北京各界举行京剧演员评选活动,张贴菊榜,梅兰芳名列第三名探花。
1913年他首次到上海演出,在四马路大新路口丹桂第一台演出了《彩楼配》、《玉堂春》、《穆柯寨》等戏,初来上海就风靡了整个江南,当时里巷间有句俗话:
“讨老婆要像梅兰芳,生儿子要像周信芳”。
他吸收了上海文明戏、新式舞台、灯光、化妆、服装设计等改良成分,返京后创演时装新戏《孽海波澜》,第二年再次来沪,演出了《五花洞》、《真假潘金莲》、《贵妃醉酒》等拿手好戏,一连唱了34天。
回京后,梅兰芳继续排演新戏《嫦娥奔月》、《春香闹学》、《黛玉葬花》等。
1916年第三次来沪,连唱45天,1918年后,移居上海,这是他戏剧艺术炉火纯青的顶峰时代,多次在天蟾舞台演出。
综合了青衣、花旦、刀马旦的表演方式,创造了醇厚流丽的唱腔,形成独具一格的梅派。
1915年,梅兰芳大量排演新剧目,在京剧唱腔、念白、舞蹈、音乐、服装上均进行了独树一帜的艺术创新,被称为梅派大师
1919年4月,梅兰芳应日本东京帝国剧场之邀赴日本演出,演出了《天女散花》、《玉簪记》等戏。
一个月后回国。
1921年编演新戏《霸王别姬》。
1922年主持承华社。
1927年北京《顺天时报》举办中国首届旦角名伶评,梅兰芳因功底深厚、嗓音圆润、扮相秀美,与程砚秋、尚小云、荀慧生一同被举为京剧四大名旦,。
梅兰芳先生在促进我国与国际间文化交流方面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他是我国向海外传播京剧艺术的先驱。
他曾于1919年、1924年和1956年三次访问日本,1930年访问美国,1935年和1952年两次访问苏联进行演出,获得盛誉,并结识了众多国际著名的艺术家、戏剧家、歌唱家、舞蹈家、作家和画家,同他们建立了诚挚的友谊。
他的这些活动不仅增进了各国人民对中国文化的了解,也使我国京剧艺术跻入了世界戏剧之林。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梅兰芳先后当选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中国文学
艺术界联合会副主席、中国戏剧家协会副主席,先后任中国戏曲研究院、中国戏曲学院、中国京剧院院长,1959年7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为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作出了多方面的贡献。
梅兰芳先生是中国表演艺术的象征,是我国人民的骄傲
欧阳予倩(1889~1962)中国戏剧、戏曲、电影艺术家。
原名立袁,号南杰,艺名莲笙、兰客、桃花不疑庵主。
1889年5月12日生于湖南浏阳一官宦家庭,卒于1962年9月21日。
1907年在日本留学期间参加春柳社,在《黑奴吁天录》等剧中扮演角色。
1911年回国后又与陆镜若先后组织新剧同志会、春柳剧场,演出鼓吹革命反对封建的新剧。
同时,加入南社。
春柳剧场解散后,他投身京剧事业,编、导、演了大量剧目,如《鸳鸯剑》、《馒头庵》、《潘金莲》、《哀鸿泪》等,获北梅(梅兰芳)南欧之誉。
1918年在南通组建伶工学社和更俗剧场,培养戏曲人才。
1922年参加戏剧协社,写出独幕话剧《泼妇》、《回家以后》。
1926年进入电影界,编写了《玉洁冰清》、《三年以后》、《天涯歌女》3部影片,并在后两片中扮演角色。
1929年2月赴广州创办广东戏剧研究所,出版大型刊物《戏剧》及报纸副刊《戏剧周刊》,还创作了话剧《屏风后》、《车夫之家》等。
1930年导演《怒吼吧,中国!
》,1932年创作了大型话剧《不要忘了》和独幕话剧《同住的三家人》。
1934年创作了电影剧本《新桃花扇》,1935年又编导了影片《清明时节》、《小玲子》、《海棠红》。
1937年上海沦为孤岛后,他和洪深等主持了上海戏剧界救亡协会,演出了《梁红玉》、《渔夫恨》、《桃花扇》等京剧,随后又编写了电影剧本《木兰从军》。
1938年起赴桂林对桂剧进行改革,并导演话剧《流寇队长》、《钦差大臣》等。
1941年创作优秀历史剧《忠王李秀成》。
1944年和田汉等举办西南第一届戏剧展览会,演出话剧、戏曲、木偶戏等60余出,为宣传动员民众、检阅抗战戏剧的发展作出了贡献。
抗战胜利后曾在新中国剧社和香港永华影业公司任编导,把京剧《桃花扇》改编成话剧,成为中国话剧舞台的保留剧目。
1949年后任中央戏剧学院院长、中国文联副主席、中国戏剧家协会副主席和中国舞蹈家协会主席等职。
欧阳予倩一生创作改编话剧40余部,导演话剧50余出,创作、改编、修改戏曲剧本近50部,编、导影片13部。
他的作品与时代脉搏相通,且话剧中含有戏曲精华,戏曲中蕴有话剧特色,为中国的民族演剧艺术体系作出了重要贡献。
他坚持理论与实践相结合,采用科学的方法教授学生,为中国培养了大批戏剧艺术人才。
著有《欧阳予倩剧作选》、《自我演戏以来》、《一得余抄》、《电影半路出家记》、《唐代舞蹈》等。
欧阳予倩早在1919年就主办了南通伶工学社,建立了更俗剧场。
他在办学过程中,破除旧的科班制度,建立新的办学宗旨。
他提出:
学社是为社会致力之艺术团体,不是私家歌童养习所,学社是要造就改革戏剧的演员,不是科班;主张男女平等,反对唱堂会。
学社开设了戏剧专业课,文化课、音乐舞蹈课,提倡白话文,鼓励学生阅读进步书刊。
他讲授戏剧理论课,介绍外国戏剧家和他们的作品,目的是为培养一批有新文化知识的戏剧人才,为改革戏剧艺术建立一支生力军。
他在更俗剧场的建设方面,也和旧剧场的恶习作过不懈的斗争,而且改革、建立了新的舞台管理制度和良好的剧场秩序。
杨小楼(1878-1938)名三元,京剧武生演员,杨派艺术的创始人。
杨月楼之子,安徽怀宁人
在当时和梅兰芳、余叔岩并称为“三贤”,成为京剧界的代表人物,享有“武生宗师”的盛誉。
程砚秋(1904-1958),男,京剧旦角,四大名旦之一,程派艺术的创始人。
程派的唱腔别具一格。
他严守音韵规律,随着戏剧情节和人物情绪的发展变化,唱腔起伏跌宕,节奏多变,要求达到“声、情、美、永”的高度结合。
他的表演非常细致深刻,讲究舞台表现形式的完整与美感,同时注重贴近生活的真实。
程砚秋在艺术创作上,勇于革新创造,舞台表演唱腔讲究音韵,注重四声,并根据自己独有的嗓音特点,创造出了一种幽咽婉转、若断若续的唱腔风格,形成独有的特点。
他创作的角色,典雅娴静,恰如霜天白菊,有一种清峻之美,后成为“四大名旦”之一。
程砚秋在表演上无论眼神、身段、步法、指法、水袖、剑术等方面也都有一系列的创造和与众不同的特点,作为一个完整的艺术流派,全面展现在京剧艺术舞台上。
程砚秋注重借鉴兄弟姊妹艺术,融合于自己的艺术创作之中,是众多艺术大师中较为突出的一位。
二、对欧美舞蹈的吸纳
1、裕容龄
由于她具有得天独厚的条件,广泛涉猎了西方舞蹈,乃至日本舞蹈,开启了中国人向西方学舞的先河,并萌发了将中西舞蹈熔于一炉的创作意图,她是中国近现代舞蹈史上第一个学习欧美和日本舞蹈的中国人,也是唯一一个曾亲自向伊莎多拉·邓肯学习过舞蹈的中国人。
2、20世纪初,西方舞蹈叩开了中国的大门,同时也极大的冲击了中国传统的舞蹈文化心态和形式。
清末舞蹈家裕容龄
清末舞蹈家裕容龄(1882-1973年)是中国近现代舞蹈史上第一个学习欧美和日本舞蹈的中国人,也是唯一一个曾亲自向现代舞蹈家鼻祖伊莎多拉·邓肯(IsadoraDuncan)学习过舞蹈的中国人。
裕容龄出生贵族,1895年其父裕庚出任驻日本公使,裕容龄母女随行。
在日本时她曾向红叶馆舞师学习日本舞。
裕庚后来调任驻法国公使,17岁的裕容龄随父亲到法国巴黎。
在巴黎期间,裕容龄曾向邓肯学习现代舞,她的舞蹈才华得到邓肯的赞赏。
邓肯要求个性解放、追求自由的进步思想也深深地影响了她。
后来裕容龄还向法国国立歌剧院的著名教授萨那夫尼学习芭蕾舞。
1902年,20岁的裕容龄在巴黎公开登台表演了两个节目:
《希腊舞》、《玫瑰与蝴蝶》,博得了观众的好评。
后来,裕全家回国。
1904年裕容龄入宫成为慈禧的御前女官。
从此,开始了她作为宫廷舞蹈家的生涯,也是她一生中从事舞蹈创作、表演活动最频繁的时期。
裕容龄从入宫到1907年出宫,在仅仅3年时间内,创作表演了约五六个具有中国风格的舞蹈作品。
裕容龄的中国风格舞蹈作品,来源于中国的民间舞与京剧舞蹈。
在她创作表演的《扇子舞》中,主要吸收了民间扇舞。
她还创作表演了《菩萨舞》,服饰化妆,都参照了佛教艺术中的观音塑像。
她创作的《剑舞》,从照片上看,其服饰与舞姿均具有戏曲舞的韵味。
清王朝覆灭以后,裕容龄积极参加公益义演,表现了她的善良和对劳苦人民的同情心,当时她已40多岁了,可见其舞蹈功底的深厚。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裕容龄被聘为国务院文史馆馆员,著有《清宫琐记》等书。
文革期间,她受到冲击,折断了双腿,加上生活过得十分困苦,年迈的她承受不住,终于在1973年1月16日病故,享年91岁。
裕容龄出生于满清贵族,由于她酷爱舞蹈,能冲破封建礼教的重重压力和束缚,坚持学习。
在创作表演中,努力运用自己在国外学习的知识和技能,创作表演具有中国风格的作品,十分难能可贵。
三、学堂舞蹈的兴起与普及
学堂歌舞:
在学堂中把歌舞作为教育课程
黎锦晖:
在教育领域的新运动中为学堂歌舞教育做出了突出的贡献,他先后编写了三十多个具有儿童特点的融教育与舞蹈为一体的新型儿童歌舞和歌舞剧。
这种兼有启蒙和美誉双重目的和价值的歌舞活动成为中国近代舞蹈史上一个引人注目的学校艺术运动。
黎锦晖(1891-1967)是中国流行音乐的奠基人。
黎锦晖生于湖南湘潭,,“黎氏八骏”之一。
自幼学习古琴和弹拨乐器。
家乡民间音乐和当地流行的湘剧、花鼓戏、汉剧等戏剧音乐对他影响至深。
1927年,他创办了“中华歌舞学校”,后又组建“中华歌舞团”。
1929年组织“明月歌舞团”,并到全国各地巡回演出。
1931年,“明月歌舞团”并入联华影业公司。
1949年后,他在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担任作曲,1967年逝世于上海。
黎锦晖青年时代醉心于新音乐运动,主张新音乐与新文学运动携手共进。
基于这种认识,他创作了大量儿童歌剧、歌舞及歌曲。
这些作品,不仅在大陆风靡一时,而且波及香港及南洋各地。
《麻雀与小孩》、《葡萄仙子》、《神仙妹妹》、《可怜的秋香》、《月明之夜》等歌曲流传极广。
这个时期的作品大多以保护儿童创造才能、反对封建教育为主题,文字通俗易懂,音乐语言简练、生动、明快,继承和发展了沈心工及李叔同所倡导的学堂乐歌的传统。
同时,他又是运用民间音乐素材的能手。
在这些儿童歌曲里,民歌、小调、曲牌等均成为创作的素材。
在歌曲创作民族化方面,黎锦晖无疑是一个先行者。
继儿童歌舞之后,黎锦晖转入了流行音乐的创作。
《毛毛雨》、《妹妹我爱你》是他早期的流行音乐作品,标志着中国流行歌曲的诞生。
黎锦晖转入流行音乐创作并获得了成功有其相应的社会背景。
当时的上海已具备资本主义商业化都市的特征,西方特别是美国流行音乐通过舞厅、电影、广播等媒介流入中国。
市民阶层的文化生活中已出现对流行音乐的需求。
黎氏的流行音乐便是在此情况下应运而生的。
1928年,黎锦晖率“中华歌舞团”去香港、泰国、印尼、马来亚、新加坡等地巡回演出,《毛毛雨》等流行歌曲即已与他的儿童歌舞一起成为主要节目。
1929年,由于经费困难滞留于新加坡无法回国,他遂接受一家书局的订货,短期内编写了一百首流行歌曲寄回上海,由上海文明书局出版了16本歌集。
《桃花江》、《特别快车》等歌曲即成于此时,大获成功。
明月歌舞团”是中国流行乐发展中一个重要团体。
中国第一代歌星如周璇、白虹、严华,流行音乐作家如黎锦光、姚敏都在这个团里。
聂耳也是从这里走上音乐创作之路的。
1931-1936年间,黎锦晖还为《人间仙子》等十几部电影配乐,其中的大部分插曲是流行歌曲。
同时,他也搞舞厅音乐,把民间旋律爵士化。
当时的“百代”、“胜利”等唱片公司大量录制出版他的流行歌曲。
黎锦晖的流行音乐创作奠定了中国流行音乐的基本风格,即民间旋律与西洋舞曲节奏相结合。
在当时,主要有探戈、狐步等。
配器也模仿美国爵士乐的风格。
他在处理流行音乐中外来形式与民族传统关系上的成功经验是值得后人借鉴的。
1949年后,其代表作如《毛毛雨》、《桃花红》、《特别快车》等作品被大陆评论者指责为格调不高,迎合了小市民的低级趣味,受到批评。
自改革开放后,中国大陆逐渐改变了对黎先生的评价,使他获得了应有的地位和较高的评价.
四、早期歌舞团的出现
20世纪初,随着西方舞蹈的传入,中国一些大中城市舞蹈活动日益兴盛,新的歌舞团组织成立为创建中国新型的歌舞艺术做出了贡献。
五、新舞蹈的萌发
吴晓邦(中国新舞蹈艺术先驱之一)
新舞蹈艺术是30年代以鲁迅为起首的左翼文化运动,影响下的产物。
它的起点具有革命性和进步意义。
新舞蹈艺术伴随着中国人民的革命战争而蓬勃发展,成为这一时代中国舞蹈的主流。
反映了人民在这个时代的一种昂扬的斗志和积极向上的精神。
吴晓邦点燃新舞蹈艺术的火种,由此,新舞蹈的萌发以及其后的发展成为载入中国近现代舞蹈艺术史册的辉煌篇章。
吴晓邦舞蹈艺术家、舞蹈理论家、教育家。
1906年12月18日生于今江苏太仓市。
青年时代受“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影响,积极参加进步活动。
1929~1936年,吴晓邦先后3次赴日本,向舞蹈家高田雅夫夫妇与江口隆哉夫妇学习。
留学期间,他研究了现代舞舞蹈家I.邓肯和M.维格曼等人的舞蹈理论,从中受到很大启发。
1932年,他在上海创办晓邦舞蹈学校,1935年又创办了晓邦舞蹈研究所,开始了新舞蹈艺术的创作、教学活动。
1935年9月在上海举行了首次个人舞蹈发表会,其代表作有:
《傀儡》,以模拟的手法塑造一个摇尾乞怜的走狗形象,揭露和讽刺了伪满州国皇帝的卖国嘴脸;根据F.F.肖邦乐曲创作的《送葬》,象征着中国旧制度的行将灭亡;《浦江之夜》表现了生活在半封建半殖民地中国的青年在苦难中的挣扎。
这一时期的作品,从现实生活出发,在题材、体裁及表现手法上进行了各种实验。
吴晓邦以探索人生真谛的艺术理想,开始了他的舞蹈创作生涯。
抗日战争爆发后,在国家和民族生死存亡的关头,吴晓邦离开上海,投身到抗日救亡的行列中。
此时的作品,在内容、形式上,都随着现实生活而发生了变化。
舞蹈《义勇军进行曲》和《游击队歌》是这一时期的主要作品。
这两个舞蹈情感质朴、炽烈,作者以舞蹈形象抒发了同名歌曲反映出来的抗战激情,在人民群众中引起了强烈共鸣。
1938~1945年,吴晓邦在广东、上海、桂林、重庆等地开展新舞蹈活动。
1943年,在广东省曲江地区的省立艺术专科学校开设了舞蹈系,这是中国最早的正规专业舞蹈教育机构。
通过他的教学、创作,广泛地播下了舞蹈的种子。
这一时期他创作的《丑表功》,分“献媚”、“取宠”、“得意忘形”、“败落”4个段落,舞蹈采用戏谑式的乐曲和面具,尖锐地揭露和鞭挞了汉奸卖国贼的行径。
《思凡》表现了一个青年和尚在理性与欲念的矛盾冲突中的痛苦,舞蹈自然流畅,着重于人物内心的描写,富于哲理性。
《饥火》通过感情色彩的变幻和动作线条的流动,蕴含着“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主题。
1938年后他还创作了舞剧《罂粟花》、《虎爷》、《宝塔牌坊》。
《罂粟花》和《虎爷》反映了作者对国共合作、共同抗日的愿望。
《宝塔牌坊》是用舞蹈艺术形象,揭露了封建制度对青年男女爱情的摧残;批判了“忠孝节义”的虚伪性。
吴晓邦主张舞蹈应当表现社会生活。
他的大部分作品是用暴露、讽刺、暗示、象征等手法,揭露旧社会的阴暗面,具有深刻的社会意义和进步作用。
他是中国新舞蹈艺术的开创者之一。
1945年6月,吴晓邦到达革命圣地延安,在延安鲁迅文艺学院教授舞蹈。
此后,他辗转在解放区各地,开展新舞蹈活动。
1948年在东北民主联军总政治部宣传队舞蹈队,与部队舞蹈工作者一起,创作演出了《进军舞》。
这个舞蹈,表现了人民解放军胜利进军的英雄气概,在原有战士舞蹈的基础上提高了一步,达到了一个新的水平。
1951年吴晓邦主持了中央戏剧学院舞蹈运动干部训练班的教学,为新中国舞蹈事业的发展培养了骨干力量。
1954年任中国舞蹈研究会主席,领导中国舞蹈史的研究工作,对儒家和道教舞蹈作了考察和研究
1957年建立了“天马舞蹈艺术工作室”,这是对他的理论体系实验的继续。
他从古代音乐的旋律和节奏里,探索以乐寄情的心理规律和表现手段,赋予舞蹈以新的想象和构思,创作了《梅花三弄》、《平沙落雁》、《渔夫乐》、《十面埋伏》、《梅花操》等作品。
1979年,吴晓邦被选为中国舞蹈家协会主席。
为促进全国舞蹈事业的繁荣、发展和学术理论的活跃,作出了重要贡献。
他先后在北京、江西、四川、辽宁、浙江、福建、内蒙古自治区和香港等地举办舞蹈讲习会,就舞蹈的基础理论、应用理论、舞蹈史等方面的问题举行专题讲座,并组织领导学生们进行创作实习。
1982~1983年底,他还为北京舞蹈学院教育系、中央民族学院艺术系舞蹈科教授舞蹈理论课。
吴晓邦以早期现代舞的自然法则为基础,结合中国民间舞蹈的特点,创立了一套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教学体系。
在教学中,他采用了“阅读、思考、习作”的教学方法,启迪舞蹈工作者的想象与创作才能。
吴晓邦培养了大批的舞蹈人才,是中国有影响的舞蹈教育家。
他的主要著作有《新舞蹈艺术概论》、《我的舞蹈艺术生涯》、《舞蹈新论》、《舞论》、《随想录》等。
这些著作为中国舞蹈艺术理论的建设作出了贡献。
吴晓邦历任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常务委员、中央民族歌舞团团长、中国舞蹈研究会主席、中国舞蹈家协会主席、中国艺术研究院舞蹈研究所所长等职。
戴爱莲1916-2006(2月9日)-中国共产党优秀党员、中国当代舞蹈艺术先驱者和奠基人之一、著名舞蹈艺术家、舞蹈教育家、中国舞蹈家协会名誉主席。
被誉为“中国舞蹈之母”。
在英国皇家舞蹈学院的接待厅里,陈列着世界4位杰出的女性舞人的肖像艺术品,其中之一便是戴爱莲的石雕头像。
在揭幕式上,她曾深情地说;“荣誉属于我的祖国。
”这肺腑之言或可作为对其舞蹈生涯的一种诠释。
戴爱莲祖籍广东省新会县,出生于西印度群岛的特立尼达和多巴哥。
5岁开始学习舞蹈,10岁进入当地舞蹈学校学习芭蕾。
14岁赴伦敦,在著名舞蹈家A.多林的芭蕾工作室和M.兰伯特芭蕾学校学习,后又随芭蕾大师M.克拉斯克学习。
之后,因家境败落,靠半工半读求学,经常在伦敦艺术家沙龙表演舞蹈,或到电影制片厂、剧场当临时演员。
她的《波斯广场的卖花女》、《杨贵妃》、《伞舞》等作品,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创作的。
戴爱莲在伦敦看到德国现代舞蹈家M.维格曼的表演,倾慕不已。
当时,维格曼剧团在伦敦设有舞蹈工作室,她便前往求学。
在学习中她感到现代舞感情自由奔放,不受束缚,但缺乏系统的技术;而古典芭蕾虽有系统的技术,但缺乏表现力。
因此她大胆提出现代舞和芭蕾在技巧上应互相借鉴、互为补充的见解。
然而,由于当时芭蕾和现代舞派之间门户之见很深,老师恐她的观点影响其他学生,竟将她开除。
但这并没有动摇她学习现代舞的决心,她发现尤斯芭蕾舞团的表演采用了人体动作与内在感情紧密结合的方法,既有良好技术,又有丰富的表现力。
于是她在自己的实践中吸收了这一方法。
1939年,她以优异的成绩获得著名的尤斯-莱德舞蹈学校奖学金。
在学校,她学习了著名舞蹈理论家R.von拉班有关情感的表现方法和舞台表演技术方面的理论及舞谱等,这对她后来的舞蹈创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戴爱莲在伦敦多次参加中国运动委员会为宋庆龄领导的保卫中国同盟筹集抗日资金举办的义演,自编自演了《警醒》、《前进》等舞蹈,歌颂中国人民的抗战精神。
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她回到祖国。
1940年春宋庆龄在香港会见了她。
珍珠港事件后,她取道澳门到桂林。
随即参加支援抗战募捐的演出活动,创作了以抗日救国为题材的舞蹈《游击队的故事》、《卖》、《空袭》、《东江》和《思乡曲》等,对宣传抗日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同时也推动了中国舞蹈事业的发展。
她还从事各民族民间舞蹈的采集、整理、演出和研究工作。
她以瑶族同胞喜庆时击鼓歌舞为素材,创作了《瑶人之鼓》;根据“哑背疯”改编了舞蹈《老背少》。
1942年秋,戴爱莲到重庆,先在国立歌剧学校、国立社会教育学院任教,后应教育家陶行知之聘,创办了育才学校舞蹈组。
在此期间,周恩来、邓颖超经常关心和帮助她,鼓励她向民间学习,努力发展中国民族舞蹈事业。
这对她后来的艺术实践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1945年她在重庆新华日报社看了延安文艺工作者演出的新秧歌剧后,创作了歌舞《朱大嫂送鸡蛋》。
同年夏天,她和著名画家叶浅予一起到川北、西康等地采风,搜集了大量少数民族舞蹈素材,用拉班舞谱记录了8个藏族舞蹈(现分别存在美国纽约舞谱中心图书馆和伦敦舞蹈中心图书馆)。
她还创作了藏族舞蹈《春游》和《甘孜古舞》、彝族舞蹈《倮倮情歌》、苗族舞蹈《苗家月》、维吾尔族舞蹈《青春舞曲》和《马车夫之歌》等;并于1946年和育才学校师生一起在重庆举行了盛大的边疆音乐舞蹈大会。
这次演出的影响很大,不仅使中国各民族的民间舞蹈登上了现代舞台,而且掀起了一个民间舞蹈的普及运动。
同年秋,她和叶浅予赴美国讲学,向美国人民介绍了中国的民间舞蹈。
1947年回国后,她主持了私立上海乐舞学校的工作。
1948年在国立师范学院和北平国立艺术学院任教。
戴爱莲是中国新舞蹈艺术的开创人之一,为新舞蹈事业培养了一批专业人才。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戴爱莲先后担任了华北大学三部舞蹈队队长、中央戏剧学院舞蹈团团长、中央歌舞团团长和北京舞蹈学校校长等职。
在此期间她和其他同志合作创作了大歌舞《人民胜利万岁》、大秧歌《祖国建设》(1949)、舞剧《和平鸽》(1950)等大型节目。
她根据陕北民间舞蹈形式“荷花灯”创作的《荷花舞》深受群众欢迎,并在1953年世界青年学生和平与友谊联欢节上获奖。
此后,她还创作了双人舞《飞天》,这是中国舞坛上第一个展现唐代敦煌艺术的舞蹈珍品,在1955年世界青年学生和平与友谊联欢节上获奖。
戴爱莲从40年代就开始从事舞蹈教育工作,她的许多学生现已成为有成就的舞蹈工作者。
在教学中她还一直致力于拉班舞谱在中国的传播。
1980年以来,她主持举办的拉班舞谱学习班,为中国培养了拉班舞谱人才。
为促进中外舞蹈艺术交流,戴爱莲先后访问了英国、联邦德国、美国、丹麦、瑞典等国。
1981年5月,英国皇家舞蹈学院将英国著名雕塑家W.索科普1939年雕塑的戴爱莲头像陈列在学院大厅,以表彰她为促进中英友谊和艺术合作作出的贡献。
同年,瑞典斯德哥尔摩舞蹈博物馆收藏了这尊雕像的复制品,以表彰她为发展国际舞蹈事业所作的努力。
七、苏区歌舞的勃发
在20世纪上半叶,在红色根据地,一种新型的歌舞鼓舞着人民的革命斗志,它就是苏区歌舞,其特点是:
活泼、健美、热情奔放。
20世纪中叶以后转为秧歌运动,延伸至新中国的诞生,对民间歌舞进行改造,结合革命的宣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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