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太原城的老字号及其空间演变.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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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太原城的老字号及其空间演变

民国太原城的老字号及其空间演变

民国时期太原城区的境界当东起东门外西人义地，西迄汾河边，南界大营盘，北至飞机场。

东西宽二十余里，面积七百余平方里。

城区直径南起首义门，北迄小北门，大约五里十七丈长;东起大东门，西迄水西门，计宽四里一百五十五丈。

太原城城池坚固，俗称为铁牛城。

在其东西南北方各有两个城门，大东门叫宜春门，小东门名迎晖门，新南门曰首义门，大南门为迎泽门，水西门称振武门，旱西门唤阜城门，大北门呼镇远门，小北门喊拱极门。

共十二城楼，城门及四角各有一楼。

太原在清朝为府级行政区划单位，为山西巡抚布政使等台官驻节之地。

民国元年裁府，以阳曲县为省会。

太原设市则到了民国九年（1920年）。

民国十六年确定了市制，国民党在此设有了市党部，开启了其“黄金十年”的近代化建设，一大批民族企业应运而生，繁荣了整个太原市场。

1937年11月8日，太原沦陷之后，原太原城区许多工业企业，或搬迁，或被日军将机械设备搬迁至东北或日本，从而使原有基础上的太原实业公司纷纷倒闭，取而代之的是一批洋货企业，从而使太原城区经历了新的一轮变革时期，各街道的功能性质也发生了一定的改变。

1945年8月，日本投降后，阎锡山重返太原，在其麾下的以西北实业公司为代表的官僚资本主义经济重新掌控了太原市场和商业，因而又重新对太原城区的各机构功能进行了一番改造，且使太原城逐步转向为军工化服务的军事扼制经济城镇。

一直到1949年4月24日太原解放，重新迎来了新的天地。

至太原解放为止，太原的行政区划经核实后，全市辖16个区，40个主街，367条自然街（主要在城关的内八区），这367条自然街分布在城关约10余平方公里的范围之内，其街道名称主要从明洪武九年（1376年）朱元璋三子晋王朱棡的岳父永平侯谢成所筑明太原城开始，历经明、清、民国、日伪以及阎锡山通知时期将近600年历史，逐步形成而来，其中大部分名称的起源于明时期的太原城。

民国時期的太原老字号，囊括了除农业外的工业、商业、服务业等诸多行业，其选址开设、迁移乃至破产倒闭等，都可从一定程度上反映出民国时期太原城区各机构功能与性质的特征与一定时期的变换。

笔者大体将民国太原分为四个阶段，以期从不同时期分析太原城区机构的增减而呈现出来的不同时期的老字号布局局面。

一、民国初期（1912年——1920年）

民国肇造，可谓除旧迎新之际，整个山西虽属交通较为落后之省份，尤其是因为太行山横亘南北，不利于山西与东部城市的交通，然而由于正太铁路、同蒲铁路等经过太原的铁路的修建，以及太原自身工商业以及金融业的发展，使得其“在近代山西各城镇中，太原市山西近代工业发展最迅速的城市”，因而使其自身的功能转型最为迅速。

在这一时期，由于阎锡山开始其“独立王国”的保境安民政策，加速太原工业化建设，使得“山西省德金融、工商业的总部都集中到太原城”。

也正是在此时期，一批官办与民办产业应运而生，且集中于太原城区西南一隅的南市街、活牛街一袋，成为太原银号总部的中心。

而与此同时，靠近正太铁路太原太原北站的钟楼街、桥头街、首义街、正太街也成为了外界商品通过铁路输入到山西的集散场地。

因为内外条件的促使，太原城的经济地位开始大大提升，打破了其传统农业大城的地位，也真正成为了山西地区的经济重镇。

以绸布庄为例，辛亥革命之后，打钟寺、开化寺辟为市场，按司街、钟楼街一带的绸布庄相继开业。

其中按司街的有：

亿盛厚、协义生、泰和昌、庆和祥;钟楼街的有：

同心茂、复聚兴、宏康、宏盛、义元生;柳巷的有：

义兴永、庆记、大隆祥、久福、同成信等。

而钟楼街、按司街、柳巷一带则形成了丁字形布局结构，也可以说这一带成为了民国太原城区经济繁荣的开始场所。

纵观这一时期太原经济的初步发展，无疑是得益于民国初年大总统袁世凯发布的“保护兴业各法令”的政策，使山西省内民政长阎锡山能凭此提倡工商业，继而使太原的工商经济发展能与晚清时期保持一定的连续性，而不至于中途殒灭。

而紧接着担任农商总长的张謇因其亲恭实业多年，并且不断完善金融体系，具有较强针对性与实效性，且初期有效地限制官营企业与民争利的局面，这对太原金融业的发展，有极大借鉴之意。

相比之下，同时期的其他各省，则大多有政治动乱，因而在法令推行之下，不能得到很好的贯彻，也使得许多民族产业在此期间大量迁入太原城。

譬如太原有名的老字号“双合成”，其创业于河北，后一分为二，出现了“双合兴”、“双合成”两个店铺，其中“双合兴”于民国三年（1914年）由李仕儒接管，李仕儒更看好太原的市场，并利用了石太铁路线，一路奔来，在太原北站附近的北司街落脚，并又改为“双合成”，此后又多次迁徙至大剪子巷，直至民国十八年（1929年）迁至柳巷原32号旧址，成为了如今双合成的总店。

由此可见，民国初期的太原城，其经济、金融等行业虽然还只处于其初步发展阶段，然而能利用良好的外部环境，包括列强暂无力争夺太原市场、北京政府一系列政策的保障等等，也凭借总督兼民政长为一身的阎锡山因能集军事与民政权与一身，不至于相互扯皮，从而能较顺利地推行其保境安民政策，不使太原参与中央与地方的对立当中，保持了相当大的独立性，因而吸引了一批民族企业的迁入，对其自身的经济发展起了重大作用。

二、一战后至抗战前（1920年——1937年）

民国时期太原最热闹的市场当属开化市场，而开化市场于1920年建成后，商贾云集，由几家大户合股组成新华房产股份有限公司，又拆旧辟新，将开化寺改为开化市场，并使得原来在大中市场的津货业也陆续迁徙而来。

而开化寺之所以能成为闹市市场，得益于其传统不少商号在此齐集，如元隆帽庄等，自民国二年（1913年），开化寺北部被辟为市场——“共和市场”之后，促使开化寺周边街道繁华起来。

此后，北部的钟楼街、按司街，街道繁华，店铺林立，是茶、票、绸布百货业集中之地，南部连接东、西米市，专营粮、油、副食、估衣等行业;东部连接西校尉营，各大批发庄汇集于此;西部沟通南市大街，土产杂货一应俱全。

而开化寺居其中，有太原“大栅栏”之称。

除开化寺的传统之外，也与统治当局的政策密不可分。

其中必然包括1920年阎锡山修路计划的实施，其中第一条正是在年底建成由太原北至忻县，南抵平遥的公路，这大大便捷了太原的货运行业。

因此，一大批汽车运输行业应运而生，并成立了各自的股份有限公司，包括太济、太安、太同、太军、交通、太晋六大家。

正“由于工业交通的发展，人口逐渐增加，城区则陆续出现了由商店、饭店、旅馆、新剧院组成的柳巷、钟楼街、桥头街等商业繁华区”。

另外自1927年国民党在山西成立党部后，一方面开始其“黄金十年”的建设时期，一方面不可避免地与阎锡山发生了冲突，然而正因为这些冲突，使阎锡山意识到增强自身势力的重要性，尤其是在1930年中原大战，阎锡山失败之后，逃往大连，于1931年得汪精卫斡旋重返太原担任太原绥靖公署主任后，提出了“山西省政十年建设计划案”，大力宣扬创建实业，致力于建设。

因此一大批民营作坊工业兴盛起来，使民营作坊业占据了整个太原市场，另一方面，一批军工产业也建立起来，最为著名的则为阎锡山于1932年开始创办的西北实业公司。

此外，银行、钱庄等金融产业于1934年基本定型，数量庞大，资本增加。

而其分布也多偏西南一隅。

究其外因，则实为西方资本主义经济危机，致使市场萧条，太原当局为自行融资，故自行改组商行等。

最为典型的则是当铺的成立，至1934年，经政府批准而设的典当铺则共有十家，且分布各处。

这一时期也是这些老字号企业极盛时期，尤其在民国二十三、四年（1934、1935年）这两年，因其政策使得鼓励，在轻工业等民生行业，经营主角几乎都为私人资本家，无官营资本涌入，从而催生了短暂的极盛时期。

三、日伪统治时期（1937年——1945年）

1937年11月8日太原陷落后，取而代之的是日伪对其的控制。

然而太原的经济并不是像想象般一样凋零。

虽然最初两年手工业大部分关门歇业，仅留116家，但是两年后，手工业又得到一些恢复，1940至1941年达到顶点。

这两年的手工业平均在640余家，截至日寇投降前的1944年又有所下降，但仍在六百家上下。

这一时期企业布局的特点为重心向北继续移动。

原因在于日伪为推行其“以战养战”之策略，在太原兴建了拱日军军需用的小型油脂厂、纺织厂、缝纫厂、汽水厂、木材厂等企业吗，且多在城区以西以北，尤其是以北。

但新一輪的新旧交替也并不利于市场繁荣，据笔者统计，即使是在1940——1941年两年间同一地址更换的商铺就有数十余家，频繁地更换经营企业，也表明了经营亏多盈少，难以经营，老百姓购买力降低。

更为难过的是，一批老字号企业在此期间纷纷外迁，或反复歇业，或重新登记。

如益源庆在1937年开始关门，次年开展，不久又歇业，如此反复，实在令人痛心。

更为久远的清和元亦是如此，1937年，经营了300多年的老字号，也在日军压迫下被迫歇业，直至解放战争结束后，太原解放，始得返还。

这一时期由于情况过于特殊，老字号的研究也成为空白之点，多数老字号都不再经营下去，因而也难以进一步研究其空间布局特性。

四、解放战争时期（1945年——1949年）

1945年日军投降后，阎锡山重返太原，重新开始其统治，交通恢复，商人们纷纷振作经营，商业一度恢复了好转。

然而此时期又由于美国工业品取代日货充斥市场，如玻璃丝袜、高级化妆品、咔叽毛、罗斯福布等等，一方面固然对民族产业有一定冲击，但相比于日货充斥时期，毕竟对行业生意有一定有益推动。

该时期有趣的是一方面原来迁往他处的民族企业多数又重迁回来，但是并不一定在旧址重新开场，尤其是远离开化市场、柳巷一带的企业，其迁回后多数在桥头街、按司街等重新开设。

由于其创建之初开化市场尚未建立，故而有各自优势，而开化市场成立后，外地企业纷纷迁至此，而一些老字号毕竟时代久远难以迁徙。

然而经历日伪统治，被迫外迁，好不容易有如此返还之机会，怎可使民营企业家白白放弃这一机会。

即使未在此时迁回的企业，建国后重新迁回的如清和元，选址也不在原来的南仓巷，而改为了新址桥头街和大濮府的交汇处了。

可见商贸市场的吸引力迫使诸多民营企业纷纷涌入。

另一方面，1947年后，由于阎锡山“兵农合一”政策的实行推行“平民经济”，使得经济进一步为其军事服务，许多民营企业的工人、店员都得出常备兵，不利于企业经营。

而一批军工产业再次创办起来。

阎锡山的西北实业公司麾下的火柴厂、印刷厂、窑厂等纷纷设立，进一步使空间结构复杂化起来。

再加上阎锡山的山西贸易公司以及各种合作社等机构，基本垄断了五金市场，民营市场的五金企业也基本萧条下去了。

而其麾下的官僚资本商号，又在其自身逃跑之后，于太原解放前全部将资本转移，这也变相地结束了官僚资本商号。

也算是竭泽而渔的一种行径。

五、余论

综上所述，不难发现，民国时期太原城区凭借其交通优势，包括正太线、同蒲线在内的铁路运输线以及其自身交通公路网的完善乃至人力车夫等传统交通工具的使用，迅速使在太原北站周围形成了自己特色的经济市场。

其首推则为开化市场，次为大中市场及新辟之百货市场，再者则为年代最久的中和市场，而这几个较大市场分布如下表：

名称开化市场大中市场中和市场百货市场

地址按司街按司街钟楼街柳巷

可见这几个较大市场基本都分布于钟楼街一带，呈“丁”字型分布。

这样大的市场很快吸引其他民族企业纷纷迁入，而暂时未能迁入的民族企业多于抗战后乃至建国后也陆续迁入。

而其市场的形成，“三分靠建，七分靠管”，得力于民国时期的工商业政策与山西自身推行的建设方案。

除此之外，又由于一系列政治因素复杂了太原城区的空间结构，使其成为集经济、金融、军事、政治为一体的山西省中心城市。

最为明显的是1929年中原大战后，因阎锡山自身对局势的认识进一步拓展城区建设，“在太原旧城区以北创办了晋生染织厂、西北窑厂、西北毛织厂、西北印刷厂、西北炼钢厂、西北火柴厂、西北皮革厂等一系列工厂，”其中显然因为人为认识而使原来的空间布局进一步复杂化，也有意识地使太原工业中心向北移动。

这既有其有利的一面，如增强了太原城区，推动其工业化与城市化的发展，增加其军事建设能力等。

但也有其畸形发展的弊端，如以军工行业遏制民营经济，但这毕竟只是城区建设的支流，其主流不可磨灭。

因而，民国时期的基础建设对建国后的太原城区布局影响也是极其重要的。

（指导老师：

周亚）

注释：

喬含玉：

《太原市城市街道名称的由来》，载《太原文史资料》（第十八辑），太原政协文史委员会出版社，1992年版，第83页。

曾谦：

《近代山西城镇地理研究》，博士学位论文，陕西师范大学历史地理学，2007年，第1页。

高磊：

《太原城市建设史略》，硕士学位论文，东南大学建筑历史与理论，2011年，第60页。

杨若愚：

《解放前的太原绸布业》，载《太原文史资料》（第二十辑），太原政协文史委员会出版社1994年版，第133页。

张德成主编：

《老字号·名字号》，山西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17—118页。

太原市档案局，太原市国家税务局编：

《太原老字号》，山西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19页。

高正：

《解放前的太原城市建设》，载《太原文史资料》（第十八辑），太原政协文史委员会出版社，1992年版，第28页。

任步奎：

《解放前的太原工业》，《太原文史资料》（第七辑），太原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出版社1987年版，第84-85页。

亓文斐：

《以太原为例谈城市特色街区》，《山西建筑》，2014年30期。

金辉：

《1911-2011年太原市建成区时空演变特征研究》硕士学位论文，山西农业大学农业资源与环境，2013年，第1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