恢复繁体字利弊辩议刘丰杰.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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恢复繁体字利弊辩议刘丰杰

恢复繁体字利弊辩议－－刘丰杰

恢复繁体字利弊辩议（上）本文最新版本，已全文刊載

人“有病”、“吃饱了撑的”，如果您确在认真看完拙文全文十题

后也这样骂，我将甘愿拜受一一或再妄言，应该能有50％以

潮”的背景下冒风险写成，约三万两千余字，含九题（现增写

题，最新版本约六万余字）。

1997年曾以原题《简化字利弊辩议》全文发表于《编辑之友》第二期，同年作为本人提

案提交天津市政协第九届五次会议，后又经组织递送国家语

生、

及，

郁钧剑、黄宏、潘庆林先生等委员、代表每至“两会”提更见国学大师季羡林先生于2月4日在《扬子晚报》发个“病灶”，如不予根治，恐或时而发作一一总是借助我们难以摆脱的实际需要，出来“反攻倒算”。

故妄以为，拙文的建议还是有必要性的，亦才再将拙文面世，以在这种背景中仍提供出这个看法，忝以为中华文化尽一份责任，也是请诸专家学者和朋友们教正。

另因之前刊发时多有删简，

现文又做了较大修改，并按原本主旨改为现标题，故今所呈

字简化的三个基本出发点：

（一）易识易记利于扫盲、可减少汉字总字数、（三）书写简便快捷等，除“书写简便快捷”具有部分实效外，基本都是没有实效的，梗概如下:

字识记难易和笔划多少并无必然关系（请详见第一题）

“减少字数”的实效，除规范异体字外则恰恰相反—反而是

简便”虽有实效，却也因为计算机的使用大打折扣。

那么，我们为这么一点书写简便付出了怎样的代价呢？

那就是：

打乱了汉字的造字原则、不少简化字因简害义、因字形简化造成

误写误识、减损了汉字原有的形式美感、有损于古今文化的

这里要特别说到，认为“汉字几千年一直在简化”的流行观念，并不符合文字史实。

汉字演化是从象形文字一甲骨文一大篆

小篆一隶书一草书，到汉、晋代才以楷书形式最终定型的。

这显然是一个从无到有，由简到繁、由繁到便，不断丰富完善的过程。

不能把汉字的书写“便化演变”过程，说成是“笔划减化演变”过程。

（详见第四题一一重点节题，为新增写）我们目前面临着两种选择：

一是维持现状，但我们为一点点书写简便付出那样大的代价，值吗？

；二是恢复使用繁体字并保留简化字书写简便的成果，以消除上述诸多弊端。

有人

担心人们尤其年轻人不认识繁体字及书写起来太麻烦。

其实，借助一定的语言文字环境，繁体字的阅读障碍并不是很大。

若国家会做出决策，我们完全可以有条不紊地恢复使用繁体

曾到图书馆大量查阅、复印1955年时期《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有关“文字改革”栏目争论的文章，以力求议论较有根据。

但此文毕竟只是笔者的一孔之见，又兼笔者知识基础不足，尤其在诸多文字学问题方面实属乏知妄议，无知或可笑之处必将难免，故诚望得到专家学者和朋友们的教正。

如果您对拙文具有赞成或反对的兴趣，即请劳神审阅以下拙文的具体内容。

无论您对拙文赞成还是反对，都实际使我们成了朋友，因为在关心中华文化这一点上，我们是一致的。

天津人民出版社刘丰杰

的时期。

自1955年2月2日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首次发布《汉字简化方案草案》、《人民日报》1955年6月5日首先试用第一批简化字，到1956年国务院公布《汉字简化方案》及《第一批异体字整理表》，至今已有50多年时间。

现在，简化字不仅在国内广为推行，并且还影响到港台及新加坡等东南亚国家，同时也己被作为联合国的工作语言。

1992年，新闻出版署和国家文字改革委员会，又发布了《出版物汉字使用管理规定》（其中还规定了对使用不规范汉字的处罚条款）。

南方某省会城市，甚至用每天每字罚款百元强制纠正街头用字。

虽然如此，在书刊报纸、影视作品、各种广告、产品说明书、宣传样册、街头牌匾、文稿书信、名片请柬、书法绘画及其他用字，甚至连国家领导人的诗词、题词、题签等中，繁体字的使用或繁简字混杂使用甚至在个字中出现半繁半简的现象，却仍屡禁不止，其势态之顽强，发人深思！

！

人们为什么如此顽固地对繁体字难以割舍，舍其简而就其繁，舍其省力而取其费力呢？

这似乎决不是仅以“赶时髦”就能简单解释得了。

这不仅是社会问题，也是学术问题，它不能不引发我们对繁简字利弊问题的反思和讨论。

思虑及久并经多方考察有关资料，包括查阅1955年时《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文字改革”拦目的大量争鸣文章，笔

者拟就此发表一孔之见，以期就教于世人及专家学者，以其

本文主旨是对简化字提出探索性质疑，但同时也要先做如下说明：

文字改革及汉字简化，是党领导的一项重要工作。

笔者也并非不知道，自300多年前明末学者方以智（号密之）所著《通雅》中首先倡主文字改革始，清人卢戆章、王照、陆费逵和近现代学者钱玄同、蔡元培、鲁迅、瞿秋白、郭沫若、胡适直到党和国家领导人毛泽东、周恩来，也都是主张文字改革甚至走拼音化道路的。

国学大师钱玄同还曾有文痛斥清时的“文字复古主义”。

笔者虽自知卑微肤浅，然决非迂腐不化、抱残守缺，也不想殆笑于不识时务，更无意于作当代的戴季陶（他曾在1935年国民党教育部被迫公布“第一批简体字表”简化324字时，于西山会议上“为汉字请命”，使其停止推行）。

然而，笔者出于匹夫之责的考虑，面对当前的文字混乱状况时而思辩不已，遂冒天下之大不韪，撰文对简化字利弊进行反思。

文字史证明，汉字自象形文字一甲骨文一大篆一小篆一隶书一草书到楷书和行草，一直经历着

个向更适应社会和文化需要不断演化发展的过程。

汉字简化工作，同样属于这个历史过程。

汉字简化古已有之，今简化字相当大量采源自斯，故本文所及简化字的某些弊处也是泛指，决无意诘谤否定文字改革工作。

并且认为，在当时历

史条件下，汉字简化乃至确立拼音化的方向，都是出自国家文化发展以及文化人民性和大众化的考虑。

现今对简化字的反思和质疑，乃是在新的社会经济文化发展（尤其是计算机的普及）情况下，向我们提出的新问题。

在改革开放、百花

齐放的环境中，大家共同研究讨论乃至争论，将有助于文字

是在于汉字“文字和语言分离，不能从字面上就自然读出音来”，并且“字数繁多，结构复杂，一字多音，同字异体”，“实

极不方便”。

“在打字、印刷、电报上都造成了许多

难以克服的困难，无法利用现代科学技术的最新成果”（主要

是指无法使用当时刚刚兴起的计算机技术）。

所以，最终“要

说“苏

绝大多数文章都是在将汉字与俄文和英文等拼音形式的文字相参照的情况下，热切拥护汉字简化和拼音化的。

联小学一至四年级四册课本，译成中文共有92万，而我们年级相同的课本，只有16万字。

我国六年制小学的语文成绩，不及国外四年级的水平；我们的学生过文字关，要比使用拼音文字的国家，多用兩年以上的时间。

……我国十亿

多亿人年。

”（武占坤、马国凡主编《汉

字•汉字改革史》第74一75页，湖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下同）然而，由于王永民先生发明了五笔字型输入法，

现在更已开发出多种输入方法，无论繁简文字，其输入计算机的速度，已远超过外国的拼音文字。

也就是说，如果把篇中文文章写成拼音来输入，时间和内存的耗费都会大于汉字。

所以，文字改革初期忧虑方块汉字“不能适应现代科学技术”的实际障碍已经解除。

很显然，五笔字型输入法是一项具有世界意义的伟大创造，因为它解决了世界上使用人数甚众的一种语言文字与世界科技文明接轨的问题。

有人因此赞扬王永民“功同许慎”，实不为过。

由此，“汉字拼音化的方向已经失去了必要性。

文字改革工作的学者们也承认：

“近一个世纪汉字拼音化运动的实践已使人们对汉字‘走世界共同的拼音化方向’的基本理论发生怀疑。

”（《汉字•汉字改革史》前言）当时这个颇显开明的结论，现在已经是不言而喻了。

汉字简化第一个主要原因是它“难学”（“难认、难记、难写、难用”）。

1955年10月22日《人民日报》上有一篇文章说：

汉字的缺点给扫除文盲带来极大的困难。

”并说农民学文化

年年上冬学，年年从头学”。

当时甚至曾经计划，凡十划以

的汉字都要简化。

由此需要思考：

大量的文盲，难道全都是由于汉字结构繁难造成的吗？

如果难学就学不会，那就应该什么人也学不会，都会是文盲，否则不等于说农民天生就愚笨吗？

实际上，经济条件和生活状况才是文盲多少的主要原因。

温饱富足之馀，谁不希望学习文化，还能有多少人会

年年上冬学，年年从头学”呢？

现在农民生活好了，文化普

及率也相应提高，不少农民子弟以极好的成绩考入重点大学，这是很能说明问题的。

城市比农村文盲少，也能证明这一点。

如果说繁体字是产生文盲的主要原因，那么，与我们实行简化字同期至今已五六十年沿用繁体字的台港澳地区，不是应该比我们文盲比率更高吗，而事实并非如此甚至相反。

不少人都说繁体字难学难记，而实际上，五十多年前只学过几年繁体字的上，相隔如此之久，大多都仍能识读甚至书写出来。

近又有报导说，农村有上万高中学生放弃报考大学，其原因

字•汉字改革史》第72页说：

“解放以后三十五年的今天，我

”此结

国文盲、半文盲的人数仍将近是人口总数的四分之一。

论的时间是在1984年，推断可知，从1955年、1956年发布“简化字草案”和《汉字简化方案》算起已是28年了，这差不多够两代人普及高中或上大学了。

面对此种现实，怎么还能坚持认为之所以文盲多，“汉字的繁难，仍是直接因素”呢？

当然我们也不能否认，一般说来，笔划少的字毕竟可能易学易记一些，简化字也确使书写较为简便。

不过，问题也还有另外一面，笔划少并不一定与易学易记构成绝对的因果系。

因为人类认知的意义，是确认一物与他物形、质、量的区别，而认字则主要是一个形态整体认知的过程。

此种认知的关健是形态特征差别的状况，而不是在于量的差别。

人们对文字的整体认读，往往比分解认读更重要。

比如对英文单词，人

们未必主要是一个个字母去识读的，人们也同样不会在心里

笔一划地写一遍才能识读一个汉字。

比如我们对一、三、藏、薄、灞”等字，识读的时间就是完全相等的。

再如，有些文字印瞎了，或看电视因距离远、目力差看不清楚，但我们仍能判断它是个什么字，这就是整体认读记忆结果。

这时侯，文字的笔划多少已不重要，人们关注的是其整体形态

或者说，此时人们是把文字当作一个图形来看待的。

所以，笔划多的字，在整体认读中，未必比笔划少的字识读起来更困难。

从记忆心理来看，人们学记的速度和牢度，也不与事物本身的繁简绝对成正比。

有时候，事物越复杂，印象反而越深刻，记忆反而越牢固。

相对简单的事物，有可能反倒容易被忽视或混淆，记忆思维也越容易犹豫或徘徊。

经验证明，故事越曲折，事情越重大，印象就越深，相反则容易淡忘。

同样，汉字中的“戊、戌、戍、戎”和“已、己、巳”要远比“朦、曝、艚、……”等笔划繁多的字更难记忆和区分。

文

字的笔划越少，特征就越不明显，就越难区别，书写和认读

“展”、“家”的“豕”简化为“人刀、加走之儿”念“道”……就，

很容易和、尺”、穴”、边”等产生识读和书写的混乱，这也许正是

汉语的欧阳女士说，教儿童认识简化字还得从繁体字教起，

因为简化字孩子们总是分不清楚。

比如、学”和“字”就总分不清

楚。

还要先告诉他们，繁体字的“學”是这样写的，比“字”复杂，所以简体字“学”也比“字”的上部多两点儿另；如“儿”“、几”“、九”等字，也要先让他们知道，繁体字的“兒”原来是这样写的好像儿童身子小顶个大脑袋，还有两只大眼睛……。

这也许

并非唯一的例子。

汉字形近结构的难以识记也许古已有之，

是否容易记得牢，关健并不只在笔划多少，而是更在于是否

仅十划以内就有不少属于这类生僻字。

然而，五十多年前学

过繁体字的人，至今却多能将繁体字识写出来，这是很能说抗噪能力就越弱。

在电报编码中，往往会人为地增加“消息的

，来“帮助减少接收消息的误差”。

虽然人们明知道这

种“多余性”“会影响到通讯效率”但，仍“要人为地”去“加大多余性，以求使通讯更可靠。

”（陈力行：

《概率与信息》第206页，山东科技出版社1984年版）人们也不难理解，电话号码升位不仅是为了扩容的需要，也是为了减少差错的机会。

笔划多的字，多写一笔少写一笔都不会认错；而笔划少的字，稍有不慎便可能引起误读。

所以并不是文字笔划越少越好，

否则速记符号就该是最理想的文字了。

国家文字改革委员会委员著名学者王力在主持对《第二次汉字简化方案（草案）的修订工作》中也曾说过：

“不要以为笔划少越好。

笔划越少，形近的字就越多。

为了节省几笔，却增加了认字的困难，得不偿失。

”并指出：

“原定十划以上的字都要简化。

现在看来，这个设想是不合理的。

”（《汉字•汉字改革史》第180页）

缘上所述，简化字易学易记的说法，显然是大有折扣的

平；我们的学生过文字关，要比使用拼音文字的国家多用两

年以上的时间。

”“我国十亿人口都来学习汉字，就要浪费亿人年，算得一代人。

如果长期不改革，世世代代用下去，那么，我们子子孙孙还将浪费多少青春？

”（《汉字•汉字改革史》第75页）我们且不说这笔账算得是否科学，但这毕竟是立足于拼音文字来说的。

既已否定了拼音文字，这笔账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