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发展与FDI技术溢出.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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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发展与FDI技术溢出
金融发展与FDI技术溢出
【摘要】本文使用中国1999~2006年省份面板数据,结合了区域金融发展因素,来论证其对外资技术溢出产生的影响。
检验结果表明,外资对区域内资企业产生了积极的影响,金融发展因素对区域经济的发展作用不明显,但是其与外资的连乘项对内资企业有正面的作用。
从分组来看,金融发展对中西部的发展甚至起到了阻碍作用,其与外资变量的连乘项则对内资企业具有正向作用,通过与东部地区的比较,我们认为由于中国各区域总体的初始金融发展水平较低,所以难以对内资企业产生直接的正向作用,而通过一系列吸引外资的金融政策上的倾斜,来对技术溢出起到正向的影响。
【关键词】金融发展外资技术溢出
一、引言与简要的文献回顾
全球的研发高度集中在几个少数的发达国家,以美国、日本和德国为首的前十个国家占有世界84%的研发资源,94%的专利和91%的专利许可费用。
因此,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存在技术上的巨大差距,而FDI是是各国引进国际资本、补充本国建设资金不足乃至获取先进的科学与管理技术的渠道(陈涛涛,2003)。
对FDI技术溢出的研究由来已久。
自从Caves在1974年发表了《跨国公司、竞争和东道国市场生产力》一文以来,其后的相关研究层出不穷。
学者们主要依从技术溢出存在范围大小,从国家宏观层面、区域中观层面以及结合了部门事实的行业特征进行角度选取和论证分析,极大丰富了外资领域中对技术溢出现象的研究。
仅国内学者而言,何洁、许罗丹(1999,2000)在外资对中国工业部门溢出效应的精确量化方面进行了开创性研究。
沈坤荣、耿强(2001)说明了FDI对中国宏观经济的增长具有溢出效应。
陈涛涛(2003,2006)在FDI行业内溢出效应的机制、行业特征、行业增长因素方面进行了实证检验。
大量的实证结果也证明了外资技术溢出现象的存在并刻画了其发生机制中的多种因素,用外资的集中度,内外资技术差距等指标刻画了外资技术溢出的水平;用人力资本,经济差距,研发等指标刻画了东道国对技术溢出的吸收能力。
随着垂直产业内贸易的发展,相应的对FDI技术溢出的研究拓展到了“行业间分工”,从垂直技术溢出的角度进行研究更加完善了技术溢出的存在机制,对技术溢出的考察也更加的全面和深刻。
对此问题探讨较早的有Aitken和Harrison(1999)以及Lopez(2003)等。
国内的学者如王耀中、刘舜佳(2005)认为,内、外资企业前、后向关联效应是FDI技术溢出的主要途径,而且FDI从东道国内资企业进行中间品采购的前向联系所产生的技术溢出效应大于相应的后向联系所产出的溢出效应。
姜瑾、朱桂龙(2007)选取中国1999~2003年间的行业层面面板数据,经过研究发现行业间技术溢出效应大于行业内的溢出效应,是更重要的国际技术转移路径。
二、模型设定和变量说明
在本文的研究框架下,地区金融发展程度直接影响内资工业企业的生产能力,而且通过影响内资企业吸收能力,间接影响外资技术溢出水平,从而对内资工业企业产出产生影响。
本文采用生产函数方法即C-D函数的对数形式设立模型:
下标i和t分别代表区域和年份,α代表截距项,εit代表了整个回归方程的误差项,服从独立同分布。
其他变量的具体含义如下:
Y是各省份内资工业企业的总产出,以“工业增加值”来表示,K是各省份内资工业企业的资本存量,以“固定资产净值年平均余额”来表示,L是各省份内资工业企业的劳动投入,以“全部从业人员年平均人数”表示。
内资部门数据可由全部国有及规模以上非国有工业企业数据减去三资企业数据得到,工业增加值和固定资产净值年均余额采用1999年不变价形式,由于三资企业部门数据1999年之后才有统计,所以我们的研究样本为1999~2006年。
FDI是外资活动指标,用三资企业就业人数占全部国有及规模以上非国有就业人数的比例来衡量。
这些数据来自2000~2007年《中国统计年鉴》。
FIN指金融发展程度,该数据来自于2000~2007年的《中国金融年鉴》,我们借鉴了戈德史密斯(1969)和麦金农(1973)对一个国家金融发展程度的衡量方式,通常采用货币存量与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作为一国的经济货币化程度,在此我们将其作为衡量中国区域金融发展程度的指标,由于中国缺乏区域金融资产的统计数据,我们将区域金融发展定义为金融机构
的中长期贷款与GDP之比。
三、基础方程以及分组回归结果分析
基础方程回归结果显示,首先外资活动的存在对内资企业的生产活动起到了正向的促进作用,也就是说外资活动产生了技术溢出,回归结果1.1中外资技术溢出的系数为0.25,显著为正;回归结果1.2中外资技术溢出的系数为0.26同样显著为正。
其次,本文的目的是考察区域金融发展程度对该区域的内资工业企业吸收外资技术溢出的影响,通过回归结果1.1,我们发现,外资活动与金融发展水平的连乘项系数0.08,回归结果1.2的连乘项系数为0.1,都显著为正,这说明金融发展有利于外资技术的扩散,同时也说明了金融的发展提高了内资企业的吸收能力,两者的共同作用促进了内资企业生产能力的提高。
最后,从回归结果1.2中可以看出,区域金融发展系数为0.07,但是不显著,金融发展是东道国制度建设中的一个方面,而制度是技术创新和技术进步的重要因素,我们在这里不否认金融发展对企业技术进步的直接作用。
事实上,金融市场在外资技术溢中所起的作用体现在三个方面:
首先,金融发展提高了企业的融资能力,内资企业通过重组,购买新设备等方式学习外资先进技术,不仅有助于生产组织的改进,而且减少了内外资企业技术差距,有利于内资企业对外资技术溢出吸收能力的提高;其次,技术溢出的重要途径之一便是人才流动,而缺乏金融市场的支持将束缚潜在的企业家精神。
没有金融支持,外企人才即便外流,也会面临资金缺乏等难题,外资技术溢出将受到抑制;最后,金融市场的发展有助于FDI的后向溢出的产生。
Liu和Lin(2004)使用中国1994~2003(1998年数据除外)制造业面板数据证明了后向溢出效应的存在性。
后向联系是外资溢出的主要途径。
金融市场的发展不仅有助于本地供应商扩大生产,获得规模经济,降低成本,而且也鼓励了新的供应商企业的产生,进而促进外资技术溢出。
分组回归结果显示,首先从外资角度来讲,外资通过技术溢出促进了内资企业生产能力的提高,但是东部明显高于中西部地区,我国东部地区吸引外资数量一直保持在86%左右,东部地区受外资影响程度更大。
其次,从金融发展角度看,西部地区金融发展对区域内资企业的生产能力起到了负作用,回归结果1.6中金融发展的回归系数为0.47显著为负,说明西部地区落后的金融发展水平严重抑制了企业正常的融资需要,影响了企业的正常经营活动。
最后,从金融发展和外资活动的连乘项看到,对东部地区的回归结果都证明了金融发展对外资技术溢出的促进作用,而中西部地区则出现了不同的结果。
回归结果1.5表明区域金融发展有利于外资技术溢出的扩散,这种扩散是来主要自于后向联系,而不包括技术差距的减少和人才流动效应;回归结果1.6表明,由于区域金融发展水平较低,内资企业无法获得正常的融资渠道,而外资企业由于本身在政策上具有的优越性,受当地金融发展的影响较内资企业小,所以对内资企业而言,金融金融发展在一定程度上有益于外资企业的技术扩散,但是从另一个方面来说,没有提高内资企业的吸收能力,这解释了回归结果1.6中,连乘项的回归系数为负。
表1回归结果
注:
1.本文的计量结果采用Eviews5.1软件回归所得,括号内的值为回归系数的t统计量,*、**及***分别表示在10%、5%和1%的显著性水平,下同。
2.由于存在残差序列自相关,采用了AR
(1)模型进行修正。
3.当Hausman统计量大于x20.05(5)时,采用固定效应模型,否则采用随机效应模型。
我们同时给出了接收原假设(随机效应)的概率,当此概率低于0.05时,采用固定效应模型,否则采取随机效应模型,下同。
四、格兰杰检验
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GrangerCausalityTest)解决了x是否引起y的问题,主要看现在的y能够在多大程度上被过去的x解释,加入x的滞后值是否使解释程度提高。
如果x在y的预测中有帮助,或者x与y的相关系数在统计上显著时,就可以说“y是由xGranger引起的”。
在VAR模型中以y为因变量的方程表示如下:
(2)
(32)式中,αi和βj是常数,ε是白噪声,原假设为:
,意味着X不是Y的格兰杰原因。
若假设成立,则有:
(3)
令
(2)式的残差平方和为RSS1,(3)式得残差平方和为RSS0,则,应服从自由度(n,T-m-n-1)的F分布,其中T为样本数量;m与n分别为y和x的滞后阶数,根据ACI来决定。
表2格兰杰因果检验结果
注:
这里的Y表示内资企业的全员劳动生产力;FF表示FDI与FIN的乘积
表2给出了三对变量之间的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结果。
其中第一列是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的原假设,第二列是观察值个数,第三列是F统计量的值,第四列是F统计量在原假设成立时的概率显著性水平。
从表中我们可以看到,FDI与全员劳动生产力构成双向因果关系,即FDI增加既是Y增长的原因,Y增长也是FDI增加的原因;FF不是构成FDI和Y增加的原因,FDI和Y也不是构成FF提高的原因。
以上结果表明,从总体上来说FDI对我国内资企业技术溢出效应是存在的,外资的流入带来市场竞争效应与示范模仿效应,迫于生存的压力,内资企业加快了技术的革新速度,提高了技术创新的内在动力,促进了内资企业全员劳动生产力的提高。
全员劳动生产力的提高反过来也促进了FDI的流入。
何洁(2000)与赖明勇、包群、阳小晓(2002)等认为经济开放度、基础设施建设(投资硬环境)、人口数量、产业结构、政府引资政策等变量对吸收FDI有着正向的影响。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相继在东部沿海地区建立了一系列的经济特区与经济开发区,经过多年的发展,这些地区(尤以珠三角、长三角为典型)基础设施日益完善、产业结构较为合理、市场化程度与开放程度较高,在制造业和其相关产业形成了集聚,使得资源配置效率得到显著提升,外部规模经济得到有效发挥,同时使得内资企业的规模经济性、要素的利用率、技术的使用效率均有了提高,即带来了明显的“水平效应”,为外资企业提供了良好的投资环境。
遗憾的是,由于格兰杰检验需要的观测时间比较长,本文由于数据的不可得性只使用了7年得观测数据,所以只能证明Y与FDI之间存在的格兰杰因果关系,所得出的其他两组变量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有待进一步的论证。
五、结论
本文使用中国1999~2006年省份面板数据,基于外资的技术溢出理论,结合了区域金融发展因素,来论证其对外资技术溢出产生的影响。
检验结果表明,外资对区域内资企业产生了积极的影响,金融发展因素对区域经济的发展作用不明显,但是其与外资的连乘项对内资企业有正面的作用。
从分组来看,金融发展对中西部的发展甚至起到了阻碍作用,其与外资变量的连乘项则对内资企业具有正向作用,通过与东部地区的比较,我们认为由于中国各区域总体的金融发展水平较低,所以难以对内资企业产生直接的正向作用,而通过一系列吸引外资的金融政策上的倾斜,来对技术溢出起到正向的影响。
上述结论可以给出一些政策含义:
首先:
必须重视金融市场的发展,尤其是中西部地区金融市场需要得到更多的重视,积极发挥金融市场在内资企业正常的生产经营过程中的融资作用;其次,金融市场在当地吸引外资的过程中具有重要的作用,金融市场的发展滞后直接影响了地区的外资活动,进一步制约了外资活动对内资企业不可忽视的技术溢出。
参考文献:
[1]陈涛涛.中国FDI行业内溢出的内在机制研究.世界经济2003.
[2]陈涛涛、陈娇.行业增长因素与我国FDI行业内溢出效应.经济研究,200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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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王耀中、刘舜佳.基于前后向关联分析的外商直接投资与技术外溢.经济评论,200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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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2000.金融研究,2002,(10).
(作者单位:
江苏省南京市东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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