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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汽车信贷
问题汽车信贷2004
11条人命拷问汽车信贷“冀东模式”走向歧途
11条逝去的年轻生命正在拷问着汽车信贷。
银行转出去的车贷风险,现在又回到了自己身边
冀东的“烈士陵园”
三轮车剧烈颠簸在河北省滦县东北部边境陡峭的山路上,司机告诉记者,他也是第一次走这条路。
早春3月,“横山”在夕阳的衬托下,显得格外的荒凉。
作为滦县这个小地方最大的“老板”--唐山市冀东机电设备有限公司圈了大半个横山建成的“横阳公墓”,坐北朝南、风水绝佳,但这却难掩它的凄清。
一份盖有“横阳公墓管理委员会”公章的迁坟实施细则显示,墓地建成于2003年9月12日。
这里,就是被冀东公司视为“烈士陵园”的地方。
在这里,已经埋葬了4位冀东的“企业卫士”,他们死于2003年冀东公司为汽车信贷催款清欠而发生的两起恶性车祸。
而“其他死者还没有迁进来,或者葬在了老家”,据冀东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人士透露,自从冀东提供汽车消费信贷服务3年来,已有11人死于清欠事故。
他们要么死于追车而发生的“车祸”--被撞死;要么死于追款而发生的“人祸”--被打死。
冯国强,男,1977年生,2003年4月25日故,滦县榛子镇小岗上村人;
李爱国,男,1964年生,2003年4月23日故,滦县滦州镇花园村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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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在“烈士”的墓碑上看到唐山冀东机电公司关于追授冯国强、李爱国“企业卫士”称号的决定:
“2003年4月25日,公司职工冯国强、李爱国在衡水市安平县路段不幸以身殉职,两人为维护公司利益,保护集体财产,义无反顾冲在第一线,直至献出年轻的生命。
根据他们在保护集体财产中的表现,集团公司决定追授冯国强、李爱国‘企业卫士’称号,希望全体职工学习他们临危不惧,知难而进,勇于献身的优秀品质和对企业忠诚的道德。
”
墓碑的背面则是冀东物贸集团董事长兼总经理庞庆华2003年5月的题词:
“肃心悼念总不衰,摇手已过三千外,未了事业后人干,卫士安心上玄台。
”
据墓地附近放羊的一位老人向记者回忆,当时冀东公司的员工聚集在此,举办了隆重的追悼大会仪式。
不过,对于儿子得到的“企业卫士”称号和隆重的悼念仪式,冯国强的母亲张凤花认为,那不过是公司为了给别人看的。
提起年仅25岁的儿子,老母亲已是泣不成声。
她可怜自己的儿子英年早逝--冯国强从部队退伍后,参加工作仅3年,而儿子临走时她连最后一面都没见着,因为冀东公司的人怕这位老人承受不起当时的“惨状”而阻止了她。
现在,张凤花一个月至少要上墓地看儿子两次。
自从儿子死后,她已经变得神情恍惚、记忆混乱。
“你说追不上就别追,以后再清欠嘛。
”她总是重复这样一句话。
反思“冀东模式”
在汽车销售领域,提起“冀东”几乎无人不晓。
唐山市冀东物贸集团,注册资金1.05亿元,在河北省百强企业2002年排行榜中排到第8位。
其下属主业--唐山市冀东机电设备有限公司,2002年销售汽车67000辆、销售收入45亿元。
五菱、解放、金杯轻卡、佳宝、松花江、福田和欧曼重卡7个汽车品牌获得全国同行销售第一。
而2001年,整个冀东集团的汽车年销售收入只有22亿元,正是因为“冀东机电”的表现,集团公司在河北省百强企业中的排名才从2001年的第22名上升到第8名。
同时,冀东集团还拥有中国北方最大的汽车交易中心之一--冀东汽车交易市场。
冀东公司近年来在汽车销售领域崭露头角,得益于号称为中国汽车消费信贷业务创造了第三种模式-- “冀东模式”(其他两种模式为直客式和间客式)。
所谓“冀东模式”,其内涵就是以经销商控制风险为主,“帮助用户申请贷款、帮助用户办理选车上牌照手续、帮助银行收缴贷款本息、为客户全程担保”。
这种模式在1999年冀东公司与中国银行唐山市分行推出后,因其收贷收息率“近100%”,2000年6月份,中国银行总行开会肯定了这种模式,并在河北、北京等地推广。
到2003年10月止,河北省、北京、天津等地有唐山冀东机电50多家专业公司、分公司、专卖店在运用“冀东模式”与各商业银行合作开展汽车消费信贷业务。
2002年,汽车消费信贷售车1.9万辆,2003年前10个月消费信贷售车接近2002年的销售量。
但与5年来一直处在光芒之下的“冀东模式”相对应的,是11条刚刚逝去的年轻生命。
“实际上这11个人的死,都是无谓的牺牲。
”一位从冀东出来的经销商认为,冀东的清欠催款形式不对,直接导致了人员的伤亡。
按照常规,如果贷款购车的客户不还款,经销商作为担保人可以去“收车”,不行还可以依靠法律进行起诉。
但由于司法效率明显滞后,不还本付息的客户被告上法庭后,案子一拖就是半年以上,甚至两三年都不能结案,这使贷款购车人拖欠银行的本息越来越多,对汽车经销商的压力越来越大。
与此同时,经销商在银行的保证金也要被银行扣除。
这位经销商告诉记者:
“由于车贷风险80%在经销商,20%才在银行。
因此,不还款的用户少了还行,多了公司就要倒闭。
”
于是,“冀东模式”的另一个动作悄然登场--冀东机电设备公司在各个分公司组建清欠小组,由清欠小组强行对不能还款或恶意不还款的客户进行“制裁”。
但由于法律没有赋予“清欠小组”这样的权力,于是纠纷和事故发生了。
知情人士透露,清欠组一般由经销商专门招聘的退伍兵组成,每人月薪大概在2000元左右,不管黑天白天,24小时随叫随到。
他们经常的做法是,半夜打电话,发现“逃债”的人在家,立马就冲过去。
首先由律师拿着条文陈述一通,阐述厉害,随即就问能不能还,如果不能还,就要把车开走,要么就拿值钱的东西。
而据介绍,这种做法目前在整个业内得到了相当程度的普及,许多汽车销售公司都专门成立了这样一个清贷组。
“冀东经常一去就是一大帮人,有时候十几个,甚至二十几个。
自己还带着家伙,就是要往回抢东西。
”据熟悉内情的人士介绍,员工死亡的原因也与这种“野蛮”清欠行为有关。
典型的一种,晚上追“逃债”的客户,如果客户也正在行驶当中,他们的做法就是前后围堵,前头的车追到大车前面往回一拐,想把对方堵住,但有的客户就是刹不住或者根本就不管,于是员工直接被撞伤致命;还有的晚上到人家讨债,“就像抄家的”,结果发生暴力冲突。
另外,“具体情况还要具体分析”,从冀东出来的那位经销商向记者举了一个发生在北京昌平的例子:
有个3年期贷款的用户,他已经还了2年6个月,恰巧这时出了交通事故,客户正在办丧事,而这时候冀东一下就去了20个人,结果被群情激愤的群众通通打跑回来。
因为这位用户并不是恶意欠款,而事故责任的20多万元车险赔付款又迟迟批不下来,同时,车险也是在冀东上的,冀东不去催保险公司反倒催起了用户。
据该经销商称,现在不能按时还本付息的人,因出了交通事故车辆被扣不能正常运营的占50%左右。
由此而来的是保险赔付问题。
交通事故处理不完,保险公司就不能进行赔付,保险公司不赔,贷款购车者也就不还款。
“武力清欠的有效性只是暂时的,中国的汽车分期付款超前了,而规则和诚信体系滞后了。
”这位经销商对记者说,一直广为媒体和业界传颂的“冀东模式”,在暂时性掩盖车贷风险的同时,更严重的风险却已经日益显现--它陷入了道德和法律的困境。
一个更大的风险是,“冀东模式”带来的短暂有效性,对内却产生了激励作用,加大了公司对“清欠”投入的冲动,对外却产生一种模范效应,使许多中小经销商纷纷效仿。
截至2003年,冀东公司汽车信贷欠款余额2574万元,银行贷款账面余额28.6亿元,消费贷款账面不良率不到1%,这其中,从1999年9月到2003年10月,清欠小组功不可没,共收回无力偿还车款本息及蓄意诈骗的车辆有400多辆。
目前在人员的配备上,冀东公司已经把清理欠款队伍扩大到200多名;而在清欠行动的时间上,原来规定欠款3个月以上车款本息的才算欠款,后来发现有些人欠款3个月后,数额不小,还本付息的困难就加大,就成为恶意拖欠,于是冀东只要发现客户有一个月的欠款,就开始清欠。
为此,冀东甚至不惜重金采用了GPS高科技手段,大大强化了清欠的力度。
2004年1月3日,位于河北滦县的唐山市冀东物贸集团总部就召开了一场名为“GPS移动目标监控系统鉴定推广暨控制汽车消贷风险”的研讨座谈会。
冀东物贸集团董事长兼总经理庞庆华当时介绍说,从2003年9月份开始,冀东物贸集团投入1500万元,引入GPS移动目标监控系统,对贷款车辆加装GPS车载终端。
这样,坐在宽敞的办公室里,就可以随时监控贷款车辆的去向。
庞庆华认为,上马GPS的一个重要意义,就是为汽车信贷的“冀东模式”助一臂之力。
在唐山市,许多中小经销商纷纷模仿“冀东模式”。
但后来都由于经济实力不足,也没有更多的财力、人力投入清欠工作。
所以,从2002年6月以来,那些小的经销商所做业务的金额已超出他的担保能力,出现了巨额风险,银行不得不停办其业务。
由于唐山对小经销商停办汽车消费信贷业务是逐个停办的,所以,在社会上没有引起多大震动。
业内人士认为,对于经销商来说,如果不考虑经销商有没有“制裁”的权力,要把欠款收回来,确实需要不断加大“制裁”的力度。
但实际上,经销商加大“制裁”力度的做法不光可能是违法的,而且也不是解决风险的根本。
相反,它只会纵容车贷风险向更深处发展--经销商自行“制裁”的力度越大,遭到反抗而造成的“刚性”风险也越大。
车贷黑幕和系统风险
其实,经销商也很清楚,要真正解决车贷的风险,并不是对风险进行“围堵”,而要从风险的源头处着手。
不少经销商在接受记者采访时都表示,刚开始做车贷时并没有风险,因为最开始买车的人都按时还款。
但半年之后,就开始出现不还款现象,因为有人发现这其中有空子可钻,而骗一骗发现也没事,后来就越来越多了。
一位经销商把这一现象总结为“一条坏一波”,意思就是恶性贷款的出现,把良性贷款都带坏了。
他认为,如果经销商这关能把好,就能减少80%的风险;如果能真正执行首付30%,按照合同规定,即使不能还款,还可以卖汽车的“残值”,整体还不至于出现现在的局面。
“但实际上经销商做不到,因为这中间游戏规则不清楚,是整个系统出了问题。
”业内人士认为,银行由于有保险公司和经销商作为一、二级担保人,风险得到转移,其审批程序并不严谨,或者审批程序得不到严格执行。
而保险公司也只顾多上保险,多收保费。
据业内人士介绍,银行刚开始做车贷采用的都是“间客式”,就是银行不和贷款人见面,对客户也不了解,所有的事情都委托经销商做,包括家访和催款。
于是,各种为车主办理贷款手续的中介公司--“分期信贷公司”应运而生,多数经销商也充当起这样的中介,自己到银行办理贷款。
很多经销商或者信贷公司为了提高销售业绩,往往不做认真的了解,或给不具备购买实力的车主开出虚假的资质证明。
整个放贷过程中,银行见不到真正的购车人,所有贷款手续都由经销商凭着购车人的有关证件一手操办,甚至连借贷合同上的签名都由经销商代签。
车主在付出少量的首付款甚至是零首付后,就能将车开走。
在这个简单的过程当中,第一波“骗贷”的人发现,银行推出的汽车消费信贷,比一般的银行贷款要松得多,利息还低,又容易操作--仅仅拿着房本复印件,开个收入证明,就可以贷款。
于是,一些不怀好意的人就去买“手续”(指房本复印件和收入证明)。
在北京最大的汽车交易市场亚运村附近,就专门有一批贩卖“手续”的人。
他们手里拿着上千套北京人的手续,这些手续就是他们从住在城市边缘的穷人手中网络过来的。
一般一套手续,对小额贷款可卖3000元,对大额贷款甚至可以卖到2万元。
这种骗贷风险逼迫银行转向“直客式”,即贷款者要跟银行面签,这时骗贷才稍微有点难度。
但实际上,由于银行目前还没有那么多的人力物力去做实地考察,同时,中国还没有一个完整的资信体系,因此无论是间客式还是直客式,结果其实相差无几。
业内人士向记者透露,像冀东、北方、亚飞这样的大汽车经销商,每年获得银行批准的贷款额度都能达到3亿-5亿。
而一般情况下,经销商在一个银行所押的保证金在200万-500万,能得到的额度就可以达到1000万以上,放大5-10倍左右。
如果一个经销商跟多家银行合作,额度再翻几倍,具有放大风险的效应。
一些具有大额度的经销商经常的做法是对外做按揭,它不卖车,而其他小经销商有产品资源但又做不了贷款,于是就把单子拿给它做,通过它向银行批钱,小经销商批车,小经销商赚取车的差价,而大经销商赚取管理费。
管理费的算法有时按车价的全款算,有时按贷款额度算,但一般都能达到3%-4%。
业内人士的说法是,上面的做法还属于“正常”的,还有不正常的,银行的条文本来规定首付款为车价的30%,但实际上操作起来远远低于30%,甚至达到零首付。
最初,银行提出的是“小零”,就是不用交首付款,只交购置税和保险等费用,这是银行有了贷款保证险后的大胆做法。
后来,市场上又衍生出“大零”,就是什么钱都不用付,虽然这种方式银行并不批,但通常的做法是,购车人买低价车做高价贷款,而由“信贷公司” 替客户垫款,在银行还是按30%走。
不过,由于车价做高了,比如70万的车做高到100万,这样,贷款的70%,实际上就是所买车的全款,实际上是这些“信贷公司”对客户收取的费用往往高达贷款的22%-34%。
这当中许多环节都要“吃钱”:
银行关系的疏通要两个点,经销商和做贷款的要两个点,还有个中间人再加两个点……
最不正常的做法是,有些人不买车,只要钱。
这时候,他就得找一家“专门做钱”的“信贷公司”,跟它明确说就是“做钱”,不要车。
于是大家一起把“手续”准备完事,这时候它收的点位通常要达到30个点。
比如从银行总共做下来的贷款是140万,其中40万就要拿出来分,最后到客户手里只有100万。
当然,140万的贷款,再加上利息、保险,都要由客户去还。
最后,如果还不上,或者根本就不想还,那就大家一起跑。
这已经属于故意的骗贷,专门给银行造“窟窿”。
业内人士透露,这种不正常的做法,实际上是跟银行内部人串通的。
据透露,就在半年前,地处北京的“广川华阳”的老板李如海被抓,就是一个典型经销商骗贷的例子。
他的做法就是只挣高点位,也不管来者善与不善。
于是,一方从最开始就没打算还钱,一方只要“手续”拿来就做。
业内的说法是,他的骗贷总额1000多万,亦有上亿之说。
消息人士称,查案中间牵涉到若干北京银行系统中人。
车贷风险管涌
高比率的骗贷、拖欠,让中国的车贷险平均赔付率高达135.57%,这最终导致保险公司退出车贷承保。
2004年1月15日,中国保监会发布《通知》,要求截止到2004年3月31日各保险公司现行汽车消费贷款保证保险条款费率一律废止。
至此,从2003年8月开始就已经名存实亡的车贷险才被正式画上句号。
随即,由于担心保险撤出后风险过大,银行也开始大幅收缩汽车信贷。
据经销商透露,从2003年10月以后,银行就已经不再轻易放贷了。
现在许多经销商递上去的单子几个月都批不下来,而以前只要5天就批下来,快的才3天。
其实,早在2002年12月,时任中国人民银行研究局局长的现央行金融稳定局局长谢平就警告过,在汽车信贷的风险管理上,中国占到信贷绝对份额的银行采取的是风险转移的方式,保险公司推出购车信用保证保险,承担了60%-70%的风险,经销商承担了10%-20%的风险,使得银行的风险大大降低,因此,银行基本不做信用评估,或评估流于形式,只是将风险简单地转移到保险公司和经销商身上,购车人也被要求在保险公司投保,为经销商支付担保费。
这种方式不但不利于风险控制,而且加重了消费者负担。
随着保险的退出,80%的风险撂在了经销商身上,但实际上,经销商承担80%的风险也只是名义上而已,目前的车贷风险已经远远超出了经销商所能承受的范围,因此,银行当时向保险公司和经销商转移出去的风险,转了一圈后又重新回到了银行。
而对银行来说,如今的车贷就如一个烂疮,而且越烂越大,因为银行还一下子不能让经销商倒了,倒了就连收回来的希望也没了。
目前,据北京银行业协会统计,工、农、中、建、招商、中信等京城16家银行共同建立的“汽车消费贷款信用信息共享系统”仅进行了4期统计,就有3165人上了不良借款的“黑名单”,涉及贷款3143笔,金额10个亿。
这还仅仅是暴露了冰山的一角,更大的风险随后将会暴露出来。
面对这种“骑虎难下”的局势,北京某银行的车贷业务负责人这样形容自己的处境--他所管辖的10多亿元汽车贷款的风险正像洪水中的大坝出现管涌一样不断冒出来,而且是“堵了这头那头又冒出来”。
出处:
商务周刊2004年4月21日07时32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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