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小盾进入学术工作的十条经验.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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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小盾进入学术工作的十条经验
王小盾:
進入學術工作的十條經驗(四川師大報2012-04-12)
閱讀提示:
經驗一:
從事實出發,而非從原則出發
經驗二:
讀原著
經驗三:
尋找材料、閱讀材料、分析材料——關於學術能力的三句話
經驗四:
即類求書,因書究學——完整地掌握歷史著作
經驗五:
讀書得間——兩種比較:
同背景比,同相近事物比
經驗六:
小題大做
經驗七:
看起來難的事物容易做
經驗八:
天子狩獵和大禹治水
經驗九:
資料與理論並舉
經驗十:
做減法
我在四川師大音樂學院向青年教師作過一次演講,本文是這次演講的講稿。
我曾多次向中國音樂學院研究生講授“中國古代音樂文獻學”課程,實際上,講稿就是在這樣的課程中形成的。
現在,每當新生入學,我也會向文學院的研究生講解大致相當的內容。
之所以反復說這一番“老話”,是因為我覺得老話有“經常”的意義,涉及某種普遍性(註釋:
《玉篇》卷二七《系部》釋“經”:
“常也,經緯以成繒帛也,法也,義也。
”)。
何況,這些話是講自己的經驗,向聽眾提供的與其說是一門知識,不如說是獲得知識的方法,因而有其價值。
這也就是老話說的“授人以魚,不如授人以漁。
”另外從內容上看,這裡講的是我作為研究生、博士研究生時候的經驗,其實也就是講1980年代初期的研究生教育,可以反映某種傳統。
大家是不是知道,當我們“與時俱進”到21世紀以後,我們也丟失了一些有價值的東西。
為此,需要用“反思”的方式——回過頭來學習傳統的方式——進行總結。
總之,今天我怕講的是個人的經驗,也許有獨特性,也有又有片面性,供大家批評、參考。
一、六年的經歷
1994年,我應《古典文學知識》的邀請,寫過一篇《我的學術經歷》,其中有以下一段話。
今天我打算從這段話中概括進入學術工作的十條經驗,逐一作點解釋。
請大家注意括標阿拉伯數字的那些文句:
1979年,我作為大學二年級的學生提前參加了研究生入學考試,被復旦大學錄取
(1)。
從此以後,由王運熙老師引導走上了學術道路。
那時我的研究方向是中國文學批評史,按導師要求,對《史記》、《漢書》、《論語》、《孟子》、《詩經》、《楚辭》、《文選》、《四庫全書總目》等經典著作及其注疏書作了反復閱讀
(2)(3).我很崇拜王老師,對他的隻言片語銘記不忘。
於是在閱讀上述作品的過程中,注意加強自己在文史各方面的知識素養,也懂得了客觀而完整地掌握歷史著作的重要性(4)。
這時我也讀了許多學術名著,例如清代學者的考據學著作、近代幾位史學大師的論文集,以及王師所著的《六朝樂府民歌》、《樂府詩論叢》等,這使我注意到傳統文學研究之外的一些學術領域,對王師習慣使用的“讀書得間”的方法(5),或者說重視從歷史條件和事物聯繫方面來研究古代文學藝術的方法,有所領會。
我的碩士學位論文《明曲本色論的淵源及其在嘉靖時代的興起》(6),即曾嘗試在較廣闊的歷史視野中,聯繫作家生平及其文學創作的實踐,來對文學思想之變遷加以考察。
1982年,在完成碩士階段的學習之後,我又師從任中敏先生,成為揚州師範學院隋唐燕樂歌辭方向的博士生(7)。
這三年的經歷是刻骨銘心的。
一方面因為任師的要求嚴格,另一方面也因為更換了一個專業,必須付出加倍努力:
三年的讀書量遠遠超過了過去的想象。
那時總是凌晨五時起床,往任師處報到,然後緊張工作到深夜;一年裡只有春節那一天可以休息。
當然,天道是酬勤的。
由於任師以他在“唐藝發微”方面的巨大建樹為我的工作提供了資料基礎,又以他勇於開拓、勇於批判的宏偉氣概鼓舞了我的學術自信,我獲得了一次超常發揮的機會。
從技能培養的角度看,任師注重博大的學術作風迥異於王師注重精審的作風,這也恰好在我身上形成了一種互補(8).我按照任師的指導及其工作習慣,在撰寫博士學位論文《隋唐五代燕樂雜言歌辭研究》之前編輯了一部資料考訂性質的作品《隋唐五代燕樂雜言歌辭集》,借此對隋唐五代音樂文學資料作了一次全面清理(9);同時也按照王師的習慣和方法,注重運用目錄學的成果,注重專書研究,比較細緻地探討了清商曲與相和歌的關係、琴曲發展與《胡笳十八拍》之年代的關係、《樂府詩集》的史料來源等問題。
總之,幸賴兩位好老師的指導,當六年研究生生活結束之時,我畢生的學術事業便有了一個扎實的基礎。
現在,我就從那些括標阿拉伯數字的文句中,提出十條經驗加以介紹。
二、從事實出發,而非從原則出發
這是第一條經驗。
我在家鄉讀大學(江西師範學院南昌分院)的時候,不知道天高地厚,和其他年輕人一樣有一種特殊的衝動——迅速把握知識世界的衝動。
好像只有對世界進行比較簡便的解釋,並且在這種解釋中獲得某種自信,內心才會平衡。
所以,在1977年、1978年,也就是大學一年級,我把朱光潛、宗白華先生翻譯的書、編寫的書,比如《西方美學史》、《美學》、《判斷力批判》,基本上都讀過一遍了;報考研究生的時候,我的願望是學美學。
但命運有時候是很照顧人的。
報考的那年,恰好中國社會科學院不招美學研究生,相近的專業只有兩個:
復旦大學的“中國古代文學批評史”和另外一所大學的“中國古代文論”。
我糊裡糊塗就選了復旦大學。
現在看來,這個糊塗之選,是我一生中最走運的事情。
爲什麽這樣說呢?
因為“中國古代文學批評史”和“中國古代文論”看起來相似,它們的研究對象相同——都是中國古代文學理論;但在實際上,這是兩個完全不同的專業,它們在方法上有很大區別。
——大家是不是這樣認為:
專業的區別往往表現為研究方法的區別?
復旦大學的中國古代文學批評史專業,是從中國文學史等本土學術中產生的專業,傾向於從中國文學的實際運動出發來觀察理論現象、加以研究;而古代文論專業卻不大相同。
它是在外來因素的推動下產生的,傾向於依靠某種認識框架,直接對古代文學理論進行分析和解釋。
關於以上這一區別的來源,說來話長。
簡單說就是:
中國古代文學批評史是傳統的中國文學研究的分支;而古代文論卻不是這樣。
20世紀50年代,在蘇聯文藝學的影響下,北京辦起了馬克思主義文學理論講習班。
中國古代文論這個專業,就是由這個班的學員們在後來創建的。
其基本路線便是用“馬克思主義文學理論”來解釋中國文學批評的資料。
如果從方法角度來看這兩個專業,那麼可以說,中國古代文學批評史是重視歸納的專業,講究從事實出發來取得理論認識;古代文論是重視演繹的專業,講究用某種理論框架——比如唯心主義與唯物主義、現實主義與浪漫主義等模式——來解釋事實。
20世紀50年代有兩個比較著名的學術命題,一叫“論從史出”,二叫“以論帶史”。
兩個專業的區別也正好對應這兩個命題的區別。
在那個時候,儘管也有人講“實事求是”,搞“論從史出”,但“以論帶史”卻是一個更加時髦的潮流。
有一句老話說:
“郎怕選錯行。
”我很慶倖,在二十多歲的時候,沒有進入“以論帶史”的專業,而走上了一條比較務實的道路。
為此,我願意把我的寶貴經驗推薦給大家,這經驗就是“從事實出發,而非從原則出發”。
我的意思是:
現在學術界學科林立,但“學科”不等於“科學”。
若要對這兩者加以判別,那麼你就要看,這個學科的理論是不是能夠解釋經驗事實。
換一句話說,要看它的方法論:
是從事實出發,還是從原則出發。
馬克思本人就表述過這個意思:
科學研究的正確方法是從事實出發,而不是從原則出發。
他在《資本論》第二版跋語中說過一段很精彩的話:
“研究必須充分地佔有材料,分析它的各種發展形式,探尋這些形式的內在聯繫。
只有這項工作完成以後,現實的運動才能適當地敘述出來。
”
現在的學術界是由各種各樣的人組成的。
永遠都有從原則出發的人;用用都有人喜歡製造缺少真實性的東西,就像製造海市蜃樓。
爲什麽呢?
因為海市蜃樓不光美麗,而且製造起來非常容易。
因此,製造海市蜃樓的工作很容易誘惑青年人。
怎樣破除這種誘惑呢?
我想,大家不妨觀察一下、注意一下兩個淺近的事實。
第一是注意我們自己的經驗。
我們認識事物,是不是從事實開始的?
讓我們放心的那些認識,是不是和經驗相契合的認識?
做學問同樣如此。
那種輕易產生的認識,決不會是真理。
第二是注意學術史。
20詩集學術史有一個重要貢獻,那就是用科學的認識、經分析得來的認識、同經驗事實相聯繫的認識,代替了籠統的認識——例如古典哲學的認識。
學術史的這一成績鞏固下來了;事實上,在學術史上,也只有同經驗事實相聯繫的認識才能鞏固下來。
到20世紀80年代,在文學研究界出現過一種新方法的四朝,也就是主張用西方理論來研究中國文學藝術的思潮。
這一思潮不像50年代的“以論帶史”的思潮那樣幸運,沒有得到政治的支持,於是在實踐中遇到很大阻力。
從積極方面看,它被各種傳統的方法消化了;從消極方面看,它變形了,可以說基本失敗了。
這種情況說明什麽呢?
它說明,只有從事實出發,我們的認識才能接近真理,而這種認識也才有生命力。
在學術研究中,當我們遇到困惑而無法抉擇的時候,解決問題的最好辦法,是去尋找新的事實。
儘管歸納與演繹都是思維的方法,都是學術工作的方法,但它們有主次之分。
從事實出發的歸納法,通過歸納而獲得認識,是進行演繹的基礎。
三、讀原著
這是第二條經驗。
在研究生階段,按照王運熙老師的要求,我對《史記》、《漢書》、《論語》、《孟子》、《詩經》、《楚辭》、《文選》、《四庫全書總目》等經典著作及其注疏書作了反復閱讀。
這樣做,最大的收穫是熟悉了原著,也懂得了讀原著的必要性。
於此相聯繫,我還懂得了學習的方法和道理。
我們的必修課有四門:
一是中國文學史,二是中國思想史,三是中國歷史學,四是文獻學。
這些課程都是圍繞著原著展開的。
比如,中國文學史課從仔細閱讀《詩經》、《楚辭》開始;中國思想史課從自序閱讀《論》、《孟》、《老》、0《莊》開始;中國歷史課從仔細閱讀《史記》、《漢書》開始;文獻學課從仔細閱讀《四庫全書總目》開始。
這樣做,就把現代教育同傳統的國學教育貫通起來了,也避免了在知識傳授上支離破碎的毛病。
我們學校管理研究生教學的老師,是否也能按這一方式安排呢?
在以上四門課中,最基礎的應當是文獻學,因為它實際上是我們這個學科的材料學。
所以王老師多次強調了《四庫全書總目》的重要性。
我在工作中對這一點體會越來越深,因為《四庫全書總目》的意義就是可以指導讀原著。
研究生年輕,腦筋好,只要用心就能學好,這時候更應該讀好原著。
因為研究生階段的閱讀有決定意義,它達到了什麽水平,我們這一輩子的知識素養也就達到什麽水平。
研究生階段一旦結束,那種純粹的讀書生活就很難得到保證。
所以在這個階段大家一定要努力讀書,好好讀幾部原著。
這是治理文史之學最重要的事情。
如果圍繞讀原著來進行課程考試,那麼考試的方式會很不相同,即主要考察對古代經典的熟悉程度。
比如我後來給研究生上《史記》課,考試中就有這樣一項:
找一段原文,翻譯成現代白話,看你能不能理解;或者反過來,提供一段白話文,讓你復原為《史記》原文。
很多同學上過這門課,成績不錯,基本上都達到80分。
這意味著什麽呢?
意味著大家從四個角度讀懂了《史記》。
首先是語言學的角度,把《史記》當作古漢語的典範作品來讀,讀懂了,熟悉了最經典的古文;其次是歷史學的角度,把《史記》當作第一部中國通史來讀,讀懂了,瞭解漢以前的中國史;再次是史學史的角度,把《史記》當作第一部紀傳體史書來讀,通過比較而認識了其它史學體裁,比如編年體、紀事本末體;最後是文學史的角度,把《史記》當作文學敘事法的經典和文學典故的淵藪來讀,讀熟了,具備了很好的文學基礎。
大家看看,讀原著是不是一件事半功倍的事情?
四、尋找材料、閱讀材料、分析材料——關於學術能力的三句話
現在講第三條經驗。
提一個問題:
在各位看來,所謂“學術能力”指的是什麽?
是邏輯能力還是記誦能力?
事實上,很多老師對這個問題作了回答。
有人認為是記誦能力,所以要求學生背誦原典——有的背誦《史記》,有的背誦《說文解字》,有的背誦《資治通鑒》,有的背誦《十三經》。
這樣做是有道理的,符合遠古時代訓練巫師的傳統,古代人一直是這樣學習的。
另外有人認為是分析能力,所以強調思維訓練,要求通讀西方哲學史。
現代學者喜歡這樣做。
從西方學術的角度看,這樣做也是有道理的,因為西方學術面對的古文獻不多,思考更加重要。
不過在我看來,進行文史研究,最基本的學術能力卻應該是三句話的綜合,即找得到材料,讀得懂材料,能夠分析材料。
爲什麽這樣說呢?
因為對於文史研究者來說,學術工作就是一個找材料、讀材料、分析材料的過程。
以上這三句話,說起來容易,但做起來不容易。
要找材料,就要熟悉中國古代的文獻學,包括目錄學、版本學、校勘學;要熟悉圖書館,瞭解資料的有無,以及資料的分佈。
要讀懂材料,就要尊重古書的態度,同時有讀古書的豐富經驗,掌握基本的語言學知識,起碼認識繁體字。
在這樣的基礎上,才談得上分析材料。
正如上面說到的那樣,現在人喜歡片面地講分析材料——只講分析材料而不講其它。
這樣做,就好像在造空中樓閣。
這種習慣,在我看來就像造海市蜃樓的習慣一樣,出發點是某種浮躁,缺點是不踏實。
其實,只有建立在找得到材料、能夠閱讀材料的基礎上,我們的研究才是可靠的。
正因為這樣,王運熙老師才用剛才講到的方式來安排中國文學史、中國思想史、中國歷史學和中國文獻學這四門課程。
這四門課程可以歸納為兩個類型:
中國文獻學主要解決找材料的問題;其它課程解決讀懂材料的問題,以及分別從文學、史學、哲學角度分析材料的問題。
我們當時的課程結構就是這樣的。
按現在的研究生管理制度,這樣做可能很難了。
有關方面今天來了一個教材,明天來了一個檢查,大家學會了應付,卻難有時間練習基本功了。
不過,妨礙我們親近原始資料的因素,卻不能只歸結為制度,而首先應當歸結為制度,而首先應當歸結為思想方法。
比如有人認為,我們要培養天才式的青年,也就是培養魯迅、郭沫若那樣的人,所以要重視思想,而不是資料。
我看這個觀念就有問題。
首先,教育必須面向普通人,而不能面向天才。
因為“唯上智與下愚不移”,天才是不可能用人工方法製造出來的。
其次,即使聰明人,也需要笨功夫,需要基礎教育。
魯迅、郭沫若那樣的人,同樣作了很扎實的基本功訓練,比如魯迅在青年時代抄了大量古碑,整理了《古小說鉤沉》等大量古籍。
再次,只有聯繫於經驗事實的理論才是有價值的理論,天才的卓越之處正在於他們熟悉資料和事實,使他們成功的路線同樣是從資料和事實出發;倘若他們不這樣做,他們也會犯錯誤。
所以有句老話說:
“推動哲學家前進的,決不像他們想象的那樣,只是純粹的思想力量。
”總之,若是不講找材料、讀材料,而只講思想和分析,那麼,培養出來的人其實是一些只會玩弄巫術的人。
五、即類求書,因書究學——完整地掌握歷史著作
這是第四條經驗。
如果我們給中國傳統學術作了一個總評,那麼,它最重要的方法是什麽呢?
據我看,就是“即類求書,因書究學”。
即類求書指的是以目錄學為治學門徑。
古代目錄學講究分類,用分類的方式來“辨章學術,考鏡源流”,也就是通過分辨古書的部類及其源流來說明一門知識的結構。
以這種結構為背景,無論是尋找材料還是治理學問,都很方便。
這種情況,我想大家是很容易明白的。
在圖書館裏面,書是分類排列的;在商店裡面,各類物品也是分類排列的。
爲什麽要這樣排列?
既是爲了方便挑選,也是爲了方便比較,可以收到觸類旁通之效。
在面對資料、面對研究對象的時候,我們同樣要有分類的意識。
不過,關於因書究學的道理,一般人卻瞭解不多。
因書究學是指通過研究一本書去建立一門學問。
這最初是中國經學的特點,也就是把六經作為課本,對它進行解釋,並建立解釋的系統。
後來,因書究學成為中國文獻學的主要內容,進而成為國學各部門的常用方法。
這是很有道理的。
爲什麽呢?
因為因書究學代表了一種充分尊重原始材料的方法論思想。
它認為,對知識的客觀性的強調可以落實對古書的尊重。
具體說來,既要注意古代書籍在年代學、史源學上的意義,又要尊重它的完整性。
20世紀中期以來,中國的研究者是不太在意古書的完整性的。
例如《文心雕龍》研究,通常就沒有把《文心雕龍》這本書看作一個互相關聯的整體,而採用“七寶樓臺,眩人眼目,碎拆下來不成片斷”的研究方法——有的人通過它研究創作思維,有的人則通過它研究風格,有的人則研究現實主義和浪漫主義的關係,如此等等——通常從現代概念出發,而違反了尊重古籍完整性的原則。
當然,也有人不這樣做,而是把《文心雕龍》這本書看作一個有機的系統,充分尊重它的形式,尊重由它的篇章結構所包含的信息,進行“因書究學”式的研究。
復旦大學主編的《中國文學批評史》就是這樣。
孫曉輝博士《兩唐書樂志研究》出版的時候,我寫了一篇序文,其中講了一個考古學家的故事。
我說,現代意義上的考古學,在中國的歷史並不長,充其量不到一百年;在此之前,另一種考古學家是一些暴發戶。
他們一手拿著鐵釺(考古學的名稱叫“探鏟”),一手拿著竹竿,每發現一個古墓,就用鐵釺打出孔道,然後順著竹竿滑入墓穴,迅速取走一切可以取走的東西。
這讓現代考古學家總是覺得沮喪,因為在他們到達現場之前,好東西都已經撈完了。
這種古代考古學家是以“挖寶”為目的的,他們造成了一些被稱為“存世文物”的可憐的寶貝。
這些寶貝可以像藝術品那樣供鑒賞,供擺設,供拍賣,卻不方便用作歷史研究的資料,因為寶物身上的年代信息、地理信息都被破壞了。
可見挖寶縱然痛快,卻很糟蹋學術。
現代考古學家與此不同。
他們講究發掘工作的科學規範,講究按單元全面地揭露遺址,注意地層,注意遺物的位置、佈局及其變遷,還注意對遺物作類型學研究。
他們的目的是盡可能完整地保存遺址和遺物的歷史信息,以全面再現人類歷史的真相。
在他們看來,前一種考古學家只能算是“盜墓賊”。
實際上,所謂“因書究學”,它的思想是和現代考古學的思想相通的,它的目的也是盡可能多地保存古文獻的歷史信息。
舉個例子,當我們研究中國史學的時候,我們不可避免地要研究史學體裁的形成。
比如《史記》,從組成部份看,它先是“本紀”,其次是“表”,再次是“書”,再次是“世家”,再次是“列傳”。
《史記》爲什麽會形成這樣一個結構?
其歷史文化原因是什麽?
《史記》體裁為何會影響到其它史書,以至於形成一個“正史”系列?
這些問題是中國史學史的重要問題。
同樣,每一部古代典籍,其結構本身也是有意義的,不能在研究中忽略。
王運熙老師在年輕時候寫過一本很出色的書——《六朝樂府與民歌》。
它實際上就是對《樂府詩集·清商曲辭》八卷的研究成果,是採用“即類求書,因書究學”的方式完成的。
王老師寫過一篇《研究樂府詩的一些情況和體會》,附錄在《樂府詩述論》一書當中,介紹他的研究心得。
他說到這樣幾點:
第一,學術上的進步“首先得歸功於懂得一點目錄學”;第二,“要把力量集中在主要的資料上”,比如“仔細閱讀《樂府詩集》中的清商曲辭”,第三,“要理解樂府詩,必須懂得樂府詩的體例”。
這些說法,合起來就是“即類求書,因書究學”。
六、讀書得間——兩種比較:
同背景比,同相近事物比
這是第五條經驗。
在座各位是不是知道“讀書得間”這個詞?
回想起來,這個詞大概是1980年代初流行的。
那時上海古籍出版社為陳寅恪先生編輯出版了一套論文集。
大家談到陳寅恪治學特點的時候,喜歡用“讀書得間”的說法有關。
陳寅恪先生就是主張讀常見書的。
“讀常見書”的說法流行於20世紀前期。
那時出版印刷事業大大發展,普通圖書不足為奇了,稀見書被人視為珍寶,於是造成一種傾向——以稀見書自炫的傾向。
正是針對這種傾向,學者們提出讀常見書的主張。
比如錢穆說:
書要看第一流的。
一遍一遍讀;與其十本書讀一遍,不如一本書讀十遍。
陳寅恪說:
中國書雖然多,但值得讀的不過幾十種,其他無非是抄來抄去。
按照這種觀點,書讀得好不好,就要看你能不能讀出深刻的心得,十本書能夠“得間”。
對於現在的文史研究者來說,是不是應該提倡“讀書得間”呢?
我認為應該提倡一種學習策略:
讀常見的書,也就是讀古代知識份子反復閱讀的書。
這些書是其他各種書的基礎,代表了民族文化的重要積累,當然是我們閱讀的重要對象。
另一方面,它也是提倡一種學習方法:
要從常見書中看出常人看不到的東西。
只要從這些東西能夠被證明是真理,那麼,我們就對知識有所貢獻,建立了實在的學問。
從學習方法的角度看,如何才能“讀書得間”,就是一個值得思考的問題了。
我對這個問題的回答是:
“得間”的要點,是要學會在比較中讀書。
“比較的要點則有兩方面:
一方面要注意同背景比,另一方面要注意同相近的事物比。
爲什麽這樣說呢?
這是因為,尚書兩種比較是人類認識事物的一般規律。
比如,我們之所以能看清對面的人,是因為那人的身體同背後的景色有反差。
又比如有句老話說:
“有比較才能有鑒別。
”意思是說要把相近的事物進行比較,從比較中得出認識。
總之,我們是在比較中看清楚事物的。
陳寅恪讀書也是這樣,讀一本書的時候,他總是要去找很多相關聯的材料——背景材料和類似的材料——進行比較,先是反反復復地寫眉批,然後把眉批寫成書。
《元白詩箋證稿》就是這種採用眉批或注解的方式完成的書。
看看其中的內容,我們就可以歸納出“讀書得間”的要點:
其一,是和背景材料作比較;其二,是和相類似的材料作比較。
中國另外有一句老話,叫做“不動筆墨不讀書”。
這句話是什麽意思呢?
它是說,在讀書的時候要點句讀,要校勘,要寫眉批。
這樣才能讀懂。
這不同於現在人的讀書,只是在書上劃很多平直的或波浪的下劃綫。
這種下劃綫,只代表你對書中的內容被動地接受了;而前者那種點、校、批,則是主動地尋求理解。
由此看來,“讀書得間”既是一種讀書的方法,也是一種文獻學的方法,因為在讀書過程中要運用版本學、校勘學的手段一旦瞭解了古人的讀書習慣,我們就知道,中國的版本學、校勘學等等,也是在讀書過程中產生的。
——古人的習慣是:
每當他得到一部好書,就要去尋找最善之本,來校勘它、補正它,使它成為真正的善本。
這種做法正式“再造善本”。
這和現在中國國家圖書館的“再造善本”工程不太一樣。
現在的方式是影印古書,是一種工藝行為;古代的方式則是通過校勘來追求古本,把較晚的版本恢復成最早的版本,是一種學術行為。
除掉以上所說的那些意義之外,“讀書得間”還有一個意義,也就是把讀書上升到遊戲的境界。
實際上,所謂學術,也就是進入遊戲境界的讀書——通過讀書來發展自己追求真知的本性,完善自己。
不知道在座各位是不是同意我的看法。
我想,對於古代人來說,這種看法是很容易理解的;也就是說,會有很多人把學術看成是一種遊戲、競技和自我完善。
比如古代學者講究“以不知一事為恥”,認為“古之學者為己,今之學者為人”,前一句話有競技的意思,後一句話則是講讀書以完善自己為目的。
陳寅恪也有這種心態。
他說:
“不為無益之事,何以遣有涯之生”意思是說:
一個人不做無用的事,怎麼去打發自己的一生呢?
這說的是學術的非功利性,也就是遊戲性。
陳寅恪這句話,人們一般認為他想表明某種謙虛,但在我看來卻不是這樣——這實際上表明了一種自信。
因為以自己的醫生來做“無益之事”,這是一種高超的境界,需要很高的能力。
大家是不是比較過大學和中專的區別?
是不是知道,中專教的是手藝,是明顯有用的知識和技能;而大學教基本理論,教不那麼有用的知識》如果再把大學部和研究生部作一比較,這區別就更明顯了。
總之,有用的知識是有限的,而未知(包括未知其用)才是無限的。
我們讀書,讀到後來,就越需要探索,學到的東西就越是無用了,從這個角度看,所謂“無益之事”,也就是超越現實之事,庸人是不懂得他的高妙的。
在哦我們生活的環境中,明白以上這個道理的人不太多;但在其它地方卻不是這樣。
我在韓國教書的時候,曾經讓漢陽大學中文系的學生討論什麽是“學術”。
一個同學說:
“學術就是研究地學習。
”說的對嗎?
對。
第二個同學說:
“學術就是對事情問一個爲什麽。
”說的對嗎?
也對。
到第三個同學,這說法就不同了。
他說:
“學術就是研究沒有用的知識。
”這話說得對嗎?
我認為,說的更加透徹。
高超的學術是自由王國的活動:
看起來是研究寶塔尖里的事情,其實是在思想認識上實現不斷地超越。
怎麼能夠拿有用、無用來限制它呢?
真正的學者自然懂得這一道理,不去追求有用於世;相反,他們願意為你興趣而工作,願意在無益之事上消耗自己的一生,同時也借這種無益之事檢驗自己的水平。
陳寅恪晚年的時候,雙目失明,這時他卻寫了一部考據性的著作《柳如是別傳》。
這事引起了很多爭議。
有些學術顯貴批評他說:
你有這麼大的本事,怎麼為一個妓女作傳呢?
怎麼不去寫一本中國通史呢?
甚至有人說:
你這種學問,同現實鬥爭有什麽關係呢?
這些批評是很可笑的,完全不知道搞政治同搞學問的區別,甚至不知道學術起碼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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