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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农问题研究
“三农”问题研究
2006-12-26
前 言
农业是人们赖以生存的基础性产业,农业是人类文明的起始和发祥的产业基础,同时也是人类第一次有目的人类自发的产业活动。
农村是社会形成的第一个人类有组织的社会结构形态,从最原始的村社形态到当今农村其聚集方式、生产方式、社会、文化结构都有极大的相似性。
农民是人类进入文明发展史以来第一个从事产业的生产者。
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是人类社会发展史上一个重要的阶段,它是工业文明和现代文明发源地,也是它们形成存在和发展的基础。
历代统治者和现在各国政府,无论是经济制度、政治制度如何、但在对待农业、农村、农民问题上都极为关注。
我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农村人口占全国人口70%左右,就我国目前情况来看,农业兴、则百业兴;农民富、则国家富,农村稳,则天下定。
深化农村改革、加快农村发展、维护农村稳定,不但是直接关系到我国社会经济持续高速发展的基础,也关系到全面建设小康和经济社会发展的全局。
中国的历史实际上是一部农民史,一旦离开了对农民状况的科学考证和正确对待,就无法破解其中的缘由和奥秘,中国历史上的治乱兴衰无不与此直接相关。
当前,我国正处于发展的转型时期,在这社会转型的关键时刻,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日益显现,尤其是伴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化和加入世贸组织过渡期的结束,城乡发展反差,收入反差、利益反差越来越大,“三农”问题已经成为阻碍我国经济社会经济健康发展和现代化进程的核心问题。
总之“三农”问题是一个系统工程,涉及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等各个方面。
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阶段、在发展史的转型阶段,研究“三农”问题,研究解决“三农”问题的措施与途径,是一个历史性的难题,但破解这个难题又是国家之需,民族之需。
在改革开放以来,在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下,我国破解了制约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一个又一个难题,“三农”问题也不例外,“三农”问题也会伴随着改革的深入随之会破解。
我们的研究应仅是一个“抛砖引玉”之举,希冀与有识之士共同努力,必将会为解决我省“三农”问题提供一个有用的决策参考。
一、“三农”问题的提出及背景
(一)“三农”问题的提出
“三农”问题一直是我国理论界和政界关心和研究的重点问题之一,从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到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再到邓小平的社会主义改革开放,事实上都是从“三农”问题入手的。
“三农”问题始终是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
但是,我国解决“三农”问题的种种努力可以说都未达到应有的预期效果。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末期,我国农民收入增长幅度逐年递减,一度缩小的城乡差距重新出现拉大的趋势,由此引起农民生活水平及其质量的下降和农村市场的不断萎缩。
进入二十一世纪处,“三农”问题再度成为全党和全社会关注的焦点。
(二)“三农”问题提出的背景
1.我国“三农”问题取得了巨大成就
改革开放20多年来的光辉历程,其改革初始就是从农村改革发端的,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施,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生产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我国农业走上了一条稳定快速增长的新阶段。
为我国的稳定和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主要集中表现为以下七大历史性的变化上,一是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大幅提高,粮食和各种农产品产量显著增长,改变了长期短缺的状态,实现了总量大体平衡,丰年有余的历史性转变。
二是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的不断优化,农业产业内部结构调整成效显著,农村二、三产业发展势头良好,乡镇企业的发展异军突起,带动了农村产业结构、就业结构、社会结构等一系列新的变化,为农村的发展探索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道路。
三是经济体制发生了重要的转变,市场化进程发展加快,农产品市场体系和流通体系已初步建立,全方位的开放格局已初步形成。
农牧业产业化发展方兴未艾,农村各种经济合作组织正在成为农民自发的经济合作组织。
四是我国农业科技取得历史性的进步,“文革动乱”带来的缺失得以弥补,杂交水稻、杂交玉米以及其它农畜等优良品种的培育和推广,农业高新技术的导入和研究推广,大大缩短了我国农业科技与现代化农业科技的差距。
五是农民收入的不断增加,生活水平日益提高。
农民人均纯收入和生活消费支出成倍增长,恩格尔系数由原来54%下降到40%左右。
扶贫攻坚取得阶段性成果,贫困人口由2.5亿减少到3000万左右,农民收入来源由单纯依靠种植业向多元化方向转变。
六是农村落后面貌得到改善。
我国农业生产基本条件基本上改变了靠天吃饭的状态,农业生产基础条件得以加强,人为控制的能力和抗灾防灾的能力大幅提高,农业保障能力进一步增强。
农村面貌也发生了较大变化,很多地区已告别了土房,大泥坑,雨天一身泥,晴开尘飞扬的状态。
七是农村精神文明建设、政治文明初现端倪,农村民主政治面貌发生了历史性的变化,农村精神文明、政治文明和民主法制建设明显进步。
农民的思想观念顺时应势发生了深刻地变化,农民素质也日益提高,广大农民走向富余民主的愿望日益强烈。
2.“三农”问题形成的背景
“三农”问题的产生、形成和发展由来已久,既有内部因素,又有其外部因素,既有历史因素的积淀,也有现实发展中的原因,同时也是我国社会转型期各种矛盾交织的集中反映。
其主要背景如下:
(1)城乡二元结构的体制性影响和制约
我国的城乡二元结构和其它西方国家的二元结构是有着本质上的不同。
西方的二元社会结构是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过渡时期一个社会发展形成的自发结构。
我国的二元结构是政府强制的采取超经济的手段和政策,使城乡按照不同的方向发展,城市以工业为主,并以先进技术和现代化组织大生产;而农村以农业为主,抑制其它产业发展,并囿于传统的生产方式和严格组织方式,将农民牢牢地束缚在土地上,并以户口制度、就业制度、食品供应制度、社会保障、住房及各种制度,使城市居民和农村农民在生存权、发展权等处于不平等地位,使城市和农村的发展进入不同的发展道路,发展速度和发展结局,形成了以工业经济为主的城市和以传统农业为主的农村。
二元投资结构促进了城市的高速发展和农村发展迟缓,并且二元结构的封闭性和制度化、模式化、凝固化,严重地阻碍了现代化所需要的现代观念的发育和成长。
无论是在城市、还是在农村这种制度化了的二元结构,都不可能使竞争观念、商品观念、信息观念、时间效率观念以及独立、民主、自强和商品流通等观念和行为得以发育和发展,农村则受到的影响更大。
不但从客观上限制了农村的发展,也使农村难以摆脱旧习惯和凝固化了的制度约束。
当然这种二元结构有其历史客观存在的理由,但我国发展到现阶段,这种结构已严重的阻滞和延缓了我国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
同时我国的发展到现阶段也具有解决这一问题所必须的经济基础和政治基础。
要解决“三农”问题,要全面实现现代化和进入小康社会,必须有针对性地从改革城乡社会二元结构开始。
从改革目前仍在发挥着其重要作用的二元体制入手。
(2)工业化倾斜历史背景的影响和制约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使我国获得了近百年来第一次政治独立。
但当时的经济却相当落后,为了使我国尽快强大起来,党领导全国人民选择了优先发展工业的战略。
先以农业支持工业,再之过渡到工业和农业平衡发展阶段,然后最终走工业支持农业发展的道路。
工业原始积累在当时的历史条件和历史环境下,通过农业税和工农产品“剪刀差”这两种方式实现了我国农业剩余价值向工业转移,向城市尤其是中心城市转移。
我国在80年代中期基本上奠定了工业化的基础,按理说应该过渡到工业和农业平等发展阶段。
但由于各种原因未进行这次转变。
相反由于各地发展的资金过量需求,从农民、农业提取利润补充工业更加快了速度和强度,1950-1979的29年中,政府通过明税提取农业剩余价值978亿元,暗税5100亿元,暗税是明税的5倍,而到了1979—1994年16年间,政府通过暗税从农民手中占有大约1.5万亿元的收入,是明税1775亿元的8倍,另外通过土地征用等直接收益5000余亿元。
拖欠农民工工资3000多亿元,由于政府长期实行过渡提取农业剩余制度,农业资源大量注入工业部门和城市。
农业和农村的发展受到制约,农民负担过重很难在较短时间内有一个较大的改善。
(3)“三农”问题是我国经济和社会转型期矛盾交织的集中反映
改革开放以来,在使一部分地区和一部分先富起来的思想指导下,国家采取了不同地域实施不同政策,使一些地区优先发展起来,形成了地区间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巨大差距。
计划经济下的二元结构以及向工业和城市倾斜的政策,不但使农业农村发展极端困难,而且是我国城市化步伐严重滞后于经济发展,进一步加剧了矛盾和冲突。
地区差距、城乡差距、城市居民和农民的收入差距进一步拉大。
2003年基尼系数已突破0.4的国际警戒线。
一些先富起来的地区和个人,并没有实施先富帮后富,另有一些个别情况反而是利用其资金和其它方面的优势进而对后发地区和个人进行盘剥,又使矛盾复杂化,城市弱势群体和农民心态失衡,产生了各种消极现象,埋下了不安定因素的伏笔。
(4)国家对农业农村的财政支持,特别是对农业的投入比重下降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财政对农业农村的支持的绝对量不断增加,由1978年的151亿元增加到2001年的1516亿元,增长了9倍,年均递增10.5%。
但是考虑到发展和物价等因素,我国财政支农资金的比重都是下降的,1978—2001年,财政支农比重由10%下降到8%,而农业和乡镇企业税收却大幅增加,由54亿元增加到2594亿元,年均递增20.3%,农村资金通过信贷渠道流出由1996年的1912亿元增加到2000年的4048亿元。
1994年实行分税制以来,农村地区以及相关的县、乡财政极度困难,农业占国内生产总值不到15%,却养活着占全国70%以上的人口和64%以上的国家干部,入不敷出,寅吃卯粮,这样不但使县乡政府只能从农民那里收取,是造成乱收费、乱罚款、乱集资的根源。
同时县乡政府的发展需求,更加重了农民负担,这不但造成一些国家政策难以顺利执行,形成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局面,同时也造成干部关系紧张,严重损害了党在群众中的威望。
(5)城市用工数量锐减,乡镇企业发展艰难,农民增收渠道再度压缩
“七五”、“八五”期间我国乡镇企业异军突起,保持了35%—42%的增速,每年吸纳700—800万人进入乡镇企业,进入“九五”下降到400万人以下,进入“十五”以来,由于资本技术增大增密趋势的明显增强和外资的引入和竞争,使乡镇企业在竞争中处于绝对劣势状态,进入和退出都极为困难。
一些企业经营不善吸纳人数不增反减。
宏观经济的紧缩和国有企业面临新的困难和问题,国企相继分流出几千万下岗职工,造成用工数量大减。
一些城市为减轻就业压力和其它压力,提高了农民工劳动力转移的门槛。
农民工由于体制和自身技能素质的限制,在劳动市场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缺乏有效的组织和合理的权益维护机制,加之拖欠工资等,农民外出打工的积极性受挫,也是务工增加农民收入这一渠道不畅。
(6)“三农”内部的制约因素
农业和其它产业相比,有其内在的弱质性,其弱质性主要是农业以培育活的有机体而进行生产的,既受自然资源的制约,又受生物发育规律的制约;既受产品生产的制约,又受市场需求的制约;既受人为因素的制约,又受外部因素的制约;既受生态环境的制约,也受科技水平和装备水平的制约;既受农业生产基本条件的制约,也受农民自身素质的制约;是所有产业部门受到制约因素最多、最难以调控的产业部门。
它本身具有的弱质性和基础性,决定了一个国家无论其经济政治制度如何,对农业采取了支持和保护的政策,都把对农业的支持和保护摆在优先的地位。
中国的农村社会,由于受数千年传统自给自足小农经济的传统文化、思想观念的影响,形成了一个封闭的、排外性极强稳定的社会结构。
传统大于创新、呆滞大于流动,重复大于变化,单纯依靠政府指令的办法在短期内难以改变,只有借助于市场的力量和先进的现代化理念的传播和渗透,这种情况是需要一个较为漫长的过程。
中国的农民由于文化素质、现代化素质的缺乏以及传统观念的根深蒂固,小农经济的自我满足,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说“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这些因素构成了解决农村、农业、农民问题的长期性、复杂性、艰巨性。
(7)“文革”动乱结束以前,长期的阶级斗争划线站队对“三农”问题的影响
1957年以后我国的政治倾向“左倾”化逐步显现,直到文化大革命的动乱,造成了极深的影响。
一个接一个的运动、一个比一个更“左”的口号,一次比一次更激烈的斗争。
不断地割资本主义尾巴使得农民多养一只鸡、多养一头猪、多栽一颗树都要受到批判和斗争,使大多数农民在思想上有恐富心理,更加剧了个别人的仇富和整富行为。
同时也混淆了好人和坏人的界线,使相当一部分阶级斗争的能手,拍吹混骗的高手,搞阴谋诡计的行家里手,搞生产谋发展的生手掌握了基层政权,农村正常的序社会秩序被打乱,是非不分,曲直难辨在农村普遍存在。
这种斗争分裂群众,扼杀了人们正常求富裕谋发展的愿望,虽然经过改革开放以来的整顿和治理,但是这种影响仍是存在的。
甚至一些过去运动的受益者仍然在企盼着可能再有这样的机会。
一些农民至今对一些不良现象和村痞村霸仍然有一定的畏惧心理。
这些流毒的肃清仍需经过几代人的努力才能消除。
(8)入世以后对我国“三农”的影响
加入WTO,标志着我国改革开放的一个新阶段,标志着我国参与和融入全球化的进程加快,在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中,农业一直是一个最敏感的经济部门,我国是一个农业生产大国和农产品消费大国,且农业发展总体水平低,基础设施薄弱,农业资源相对紧缺,劳动生产率和单位产出效益低,加入WTO以后对我国农业进而对整个“三农”问题产生广泛而深远的影响,虽然入世以后拓宽了我国农业发展空间,有利于促进我国农业产业结构的调整,有利于我国农业经济进一步改革开放和发展,丰富人民群众的生活和为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变提供了良好的后盾,但是其消极影响是显而易见的,一是对我国农产品生产带来极大冲击,国外低成本的农畜产品将对我国农畜产品生产带来激烈的竞争和严峻考验。
二是我国传统农产品出口难度加大,我国农产品质量差,加工包装水平低,安全性差,环境壁垒将大幅降低我国传统农产品的效益。
三是粮食安全问题进一步突出。
我国粮食安全是事关我国国计民生的大计,受部门利益和个人利益的驱动,粮食安全调整难度加大,农民增收就更加困难,国外低成本农产品将冲击我国农产品市场,农村剩余劳动力大量增加和转移受阻,将表现更为突出,政府对“三农”问题的指导作用难度加大,处理不好,会引发一些新的经济社会矛盾,在这种背景下解决“三农”问题,也是维护国家独立,民族尊严所必需的。
(三)“三农”问题的主要表现和内涵
1.“三农”问题的主要表现
我国“三农”问题是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的,为什么现在要将“三农”摆到重要位置,这主要是“三农”问题已成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严重障碍,“三农”问题比过去任何时期表现的更为深刻,更为尖锐,其主要表现在:
一是“以农补工”、以农支持经济高速发展和养政的局面未得到根本转变,工业和农业平等发展阶段并未实施,“以工补农”仍未实施。
二是随着人口压力和工业城镇建设用地的增加,农业资源日益枯竭,农业基础设施薄弱、抵御风险和各种自然灾害能力差。
三是农业品种质量差,安全性问题突出,农业内部结构性矛盾随着入世宽限期的结束,矛盾日益突出,粮食安全问题并未从根本上加以解决。
四是农业科技支撑乏力,科技贡献率没有持续稳定的技术支撑贮备和服务体系,农业生产方式落后,生产效益低下。
五是生态环境日趋恶化趋势未能得到有效遏制,直接危及农业生产和国家安全。
六是市场机制不健全,农业组织化程度低下。
七是农业投入机制尚未解决,投入总量和动力不足,边际效益大幅度下降。
八是农业高素质劳动力资源流动过多,农民培训教育赶不上需求,农业人力资源日显不足。
九是小生产和大市场的矛盾日益突出,小生产者经营风险加大,增收困难,而大市场需要稳定持续的供应矛盾日益突出。
农村问题主要表现在:
一是城乡分割的二元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使现阶段农业与工业、农村与城市、农民与市场之间的隔离与对立越来越明显,加之地区间差距扩大和一部分先富起来的个别人是利用官商勾结聚集财富,使得这种矛盾更加尖锐。
二是农村的土地制度,信贷金融制度等不能适应农村发展的需求;三是农产品市场体系建设和管理尚未完全建立,农产品流通加工利润大部被中间人拿走;四是农村城镇化建设滞后,农村二、三产业发展困难,农村和城市基础设施的反差仍趋扩大;五是农村法制建设、民主政治建设仍处于起步阶段,基层政权民主化建设和精神文明、政治文明建设仍处于初始状态。
基层政府的信用危机仍然需要认真加以解决。
农民问题主要表现在:
农民是我国人口最多的弱势群体,城乡收入、地区间收入,农民与市民的收入差距进一步拉大,农民增收困难;农民负担过重,“三乱”问题屡禁不止,从根本上消除负担过重的机制和政策尚未形成;农村劳动力过剩而转移困难,农民增收途径进一步被压缩;农民生产自主权和政治自主权利未能充分行使,农民的合法权益和正当需求没有得以有效保护;农民作为公民待遇所应该享受的医疗、教育、文化社会保障等体系尚未建立;扶贫开发进入相当艰难的时期,贫困人口脱贫困难极大,返贫人口有增加的趋势;农民素质提高和观念更新所必须培训和教育未得到应有重视,农村人力资源开发并未取得明显成效。
2.解决“三农”问题的新内涵
党的十六大赋予新世纪、新阶段解决“三农”的内涵,即“统筹城乡经济发展,建设现代化农业,发展农村经济、增加农民收入,是全面建设小康重大任务”。
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最繁重、最艰巨的任务在农村。
“没有农民的小康就没有全国人民的小康,没有农业现代化就没有国家的现代化”。
这一切都表明党中央把解决“三农”问题和我国整体推进全面小康建设的宏伟目标联系在一起,将解决“三农”放在国家目标上。
这将无疑为进一步解决“三农”问题提供了动力和赋予了新的内涵。
(四)解决“三农”问题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1.是我国经济社会保持持续快速健康发展的需要
农业不但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物质基础,而且也是支撑其它产业发展的基础,并且为工业提供必要的原料,农业产业的滞后或萎缩,将使整个国民经济发展受到严重的制约。
农村是我国绝大多数人民生活和生产的地方,农村的发展滞后,开拓农村市场,扩大内需就无法实现。
必然会对整个国家发展带来负面影响。
农产品的价格升跌对整个市场的物价起着重要的调节作用,可以说是整个国民经济价格体系的调控阀,农产品价格的大起大落将会给整个社会物价带来难以预料的冲击,给国民经济的发展带来难以估计的影响。
2.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要求
党的十六大将解决“三农”问题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结合在一起,将解决“三农”问题和国家发展战略联系在一起,这是立足于我国国情实际做出的一个重大判断和决策。
在全面建设小康的全局中和指标体系中,“三农”问题具有重要的位置。
正如党的十六大报告中指出的“没有农民的小康就没有全国人民的小康,没有农村的现代化就没有国家的现代化”。
3.是提高党的执政能力的需要
改革开放以来,我党及时纠正了文革动乱的错误,领导全国人民解决了我国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一个个困难和矛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
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既是我们党宗旨和奋斗目标最佳表现形式,也是建设现代化强国,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的具体体现。
“三农”问题事关我国大多数人民的利益,解决“三农”问题是对我党执政能力一次新的考验、顺利地解决“三农”问题必将会把我党执政能力推向一个新的阶段。
同时,解决“三农”问题将最大限度的提高党在人民群众的威望,是保持我国政通人和、兴旺发达的基础。
4.是确保国家长治久安的战略之举
我国在经济建设上取得了重大成就,但至今未解决好“三农”问题,历史的经验和拉美国家的现实告诉我们,如果再不以务实的态度,创新的精神,过硬的作风,有效措施解决“三农”问题,解决城乡二元结构和收入差距过大,不关心弱势群体,“三农”就会突破经济层面,形成一个综合性的社会问题。
只有迅速地着手解决“三农”问题,才能够保证国家的长治久安。
“三农”问题已突现为我国最紧迫、最关键的焦点问题,已经到了非解决不可的地步,只有正确的对待和解决“三农”问题,才能把全国人民团结在一起,将他们中蕴藏的巨大潜力焕发出来,把他们的建设热情激发起来,将他们追求民主、富裕的心态汇集成一股洪流,推动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只有正确处理和解决“三农”问题才能使我国人民安居乐业,国泰民安;也只有正确处理和解决“三农”问题才能使国家政通人和,兴旺发达;只有正确处理和解决“三农”,才能保持我国经济社会高速健康的发展,才能真正建立具有中国民族特色的独立自主、繁荣富强的强国之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强国之梦。
二、党中央解决“三农”问题的指导方针和纲领
党的十六大提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提出了“三农”问题是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并提出了一系列解决三农问题的指导方针和纲领。
主要表现在:
一是制定了“多予、少取、放活”的方针。
多予即国家要进一步加大对农业、农村的投入,增加财政支农的力度,增加农村基础设施和农业基本生产条件改善及生态环境建设的投入力度。
少取即减轻农民负担,现在已逐步取消农业税和已取消农业特产税(除烟叶以外),大力推进农村税费改革,国家通过有步骤的改革城乡二元投入体制,大幅增加农村教育、文化、医疗等社会公益事业的投入,逐步改变农民养医办学养干部的状态,切实把农民的负担减下来。
放活即是激活农村经济,通过深化农村体制改革,改革过去一些不合理的体制和政策,解放生产力,逐步建立适合于我国国情和市场经济机制的新体制、新政策,以体制创新和政策激发广大农牧民的生产热情,激活农村经济。
二是提出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
党中央提出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是解决“三农”问题,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大战略,这无疑是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出路。
是党的十六大总结和反思我国发展历程实践经验的一个大思路、大举措,这个重大思路非常及时的提出了实现小康社会和现代化进程中处理好城乡关系、工农关系所必须遵循的基本方针,就是重点在国民经济的大背景中通盘考虑工浓关系、城乡关系,着力打破二元结构,在指导思想和基本政策上实现从工业掠夺农业向工业反补农业的根本转变。
将城乡经济社会发展统筹考虑,实现城乡经济一体化,从根本上解决面临着的深层次的体制性矛盾和结构性矛盾,从根本上扭转“重工轻农”、“重城轻乡”的发展观念,促使农牧民人口城镇化,转移农村富余劳动力,发展农村二、三产业,改变城镇化水平低、农民比重过大,生产资料占有较少、生产效率低下等现状。
要从根本上解决“三农”问题,不能就农业论农业,就农村论农村,必须重点解决制约农业和农村发展的体制性矛盾和结构性矛盾。
这不但为解决“三农”问题指明了方向,也是解决“三农”问题的重大创新。
三是提出建设现代化农业。
这是党中央提出解决“三农”问题又一个重大的措施和明确的目标,时代已进入崭新的21世纪,农业现代化包括农业生产水平、农村经济水平、农业物资投入、农民收入和消费水平、农业科技与教育、农民素质、组织化程度、农业管理和农业环境等方面,其本质内涵就是要不断引入“现代科学”技术,形成新的生产力,全面提高农畜产品的产出率和竞争力,将传统农业转变为现代化农业。
农业现代化的过程实际上就是农业工业化的过程,也就是说从传统农业向工业化、城镇化的发展过程。
一是要实现生产条件现代化,以现代的物质技术装备农业,改造传统落后的生产手段,实现农业机械化、园林化、水利化。
农业生产基础设施和农村人居条件现代化。
二是要生产技术科学化,用先进的科学技术武装农业,以科技提高农畜产品产量,提升产品品质,降低生产成本,大幅度的增加农业产出效益。
三是生产组织社会化,农牧民合作社经济组织是农业现代化的根基,农业产业化是农业现代化必要的组织形式,通过生产组织社会化,有效的解决了小农户生产与大市场之间的矛盾,解决农牧民在市场交易中的弱势地位,并代表农民参与社会谈判和竞争,切实代表农民利益。
四是服务社会化,农业现代化要求农业科技服务和生产资料供应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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