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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学资料
文化研究语境下的传媒现象分析
近几年来(随着全球业浪潮的推进,传统的精英文化艺术显然受到了有力的挑故,但这种挑战究,竟来自何方?
果真如人们所说的那样主要来自大众传播媒介和一些消费文化因素吗?
是否大众文化就一定要与精英文化保持天然的对立?
要回答这样一些复杂的问题并非本文的任务。
本文只想首先指出,大众传播媒介的异军突起确实不仅向高雅的文学艺术提出了挑战,同时也使一度红火的电影事业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影响。
这尽管是一个全球范围的现象,但处在转型时期的中国也不能例外,电视的大力普及使得有着强烈精英意识的“启蒙派”知识分子不得不对之作出不同的反应,其中之一便是抵制电视,因为电视业的崛起确实把一部分人的视线从书本上移开了;其二则是取悦电视,因为通过电视的宣传可以提高一个人的知名度,进而推进他/她的著述和研究。
但我认为这种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式认识显然在当今时代是无济于事的,也许从一个新的理论视角切入对这种现象进行分析倒有助于我们正确地看待精英文化与大众传媒的共存和共融之关系。
我本人在收看电视方面实在是属孤陋寡闻之辈,但尽管如此,我仍然认为,当今中国的一些电视精品栏目可以纳入文化研究的语境下进行分析,例如中央电视台的《综艺大观》、《文化视点》和北京电视台的《荧屏连着我和你》等。
但是在作出这样的分析之前,首先要对所采取的理论视角作出限定,这样才能对个别案例进行基于文化研究视角的理论分析。
可以说,本文的写作正是本着这一目的。
文化研究之于传媒的意义
首先,必须指出,本文中所提到的“文化研究“是从西方文化学术界引进的一种文化学理论,若将它用于转型时期的中国文化现象分析就必须对之有一个大致的了解和把握。
文化研究出自战后的英国文学理论界和文化批评界,开始时仅仅局限于狭窄的经典文学研究领域,后来逐步发展演变,广纳百川汇集成流,目前已成为当今北美文化学术界自后现代主义和后殖民主义理论讨论之后的又一个热门话题。
这样导致的一个后果正如英国学者特里.伊格尔顿所指出的,“当今为什么所有的人都在谈论文化?
因为就此有重要的论题可谈。
一切都变得与文化有关……它也像经济主义、生物主义、实在主义或任何别的什么‘主义’那样,本身就有还原性,于是针对这些主义,便出现了一种颇为令人惊慌失措的过度反应。
”①但是与传统的文化研究不同的是,本文所讨论的“文化研究”(CulturalStudies)指的是当代非精英文化,其定位并非传统意义上的经典文化,而是大众文化、甚至包括以影视和广告业等消费文化为主体的大众传播媒介。
因此,从这一视角人手来分析电视这一极为普及的媒体,我认为是再合适不过的了。
因而“文化研究”在这里便用来专指对当代文化和大众文化的研究,其中包括对传媒的研究,这样一来,作为文化和文学传播之媒介的电视便被包括进是近几年来在西方学术理论界逐步风行起来的一种跨学科、跨文化和跨艺术门类的研究领域和学术话语,它最初于50年代出现在英国的文学研究界,其主要的代表人物为新批评理论家F.R.利维斯。
由于早先的文化研究一开始便致力于文学的文化批评,因而范围依然比较狭窄,而且带有强烈的精英意识,早先的文化研究者试图通过对他们所开列的经典文学作品的弘扬来达到提高全民族的文化素质之同的,其现代主义的启蒙意识是十分明显的。
后来由于几位出身工人阶级家庭的理论象,例如雷豪德.威廉斯(RaymondWilliams)、理套德.霍加特(RichardHoggart)和斯图亚特.霍尔(StuartHall)等的努力,同时在一些边缘话语力量的冲击下,文化研究者内部也发生了多元价值取向,其中的一支逐步走出早先的经典文学研究领地,引人了对社区文化生活的研究内容,甚至逐渐把对大众传播媒介、当代社区文化和消费文化的研究也包括了进来,进而逐步汇入对当代文化的研究大潮中。
在当今的西方文化学术语境下,文化研究的对象一般包括这样三大类:
以远离中心的“非主流”(subaltern)文化为对象的区域研究(areastudy),以多元文化社会中的“移民社群”(Diaspora)为对象的种族研究(ethnicstudy),和以长期处于边缘地位、其声音十分微弱的女性为对象的性别研究(genderstudy)。
但是既然文化研究所涉及的对象主要是当代社会出现的各种文化现象,而且更确切地说是非精英文化现象,也即文化研究更关注通俗文化和一切大众传播媒介,那么它就不应当把影视研究排斥在外,尤其是电视,因为作为当今后工业社会辐射面极广的一种媒体,电视的作用和影响确实是无法估量的。
就其基本的定义和研究对象而言,文化研究在当今的全球化语境下,还涉及下列理论课题:
(1)后工业社会和后现代文化的消费问题;
(2)后殖民语境下的第三世界写作和批评话语;(3)女性写作话语和女性研究;(4)文化相对主义和文化的价值判断问题;(5)多元文化主义和文化身份;(6)影视制作和大众传媒研究。
②由此可见,在文化研究的大语境下来考察现代传媒在当今中国文化界和知识生活中的作用和影响,完全可以拓宽我们的思路,开阔我们的视野,使我们得以站在一个文化研究和文化批判的制高点上来考察一些具体的文化现象,同时通过对这些现象的分析而丰富我们的文化理论建设。
下面就尝试着对一个具体的现象进行剖析。
“田歌现象”及其《荧屏连着我和你》
最近,在中国当代影视传媒领域,人们谈论较多的莫过于这样一些现象:
“王朔现象”③,“张艺谋现象”④和“倪萍现象”⑤。
毫无疑问,由于这些现象本身所处于的人们注意的中心之地位(当然王朔是一个例外)以及其之于当代中国人文化生活的客观影响,从文化研究的视角对其进行理论分析自然是必要的。
而我则认为,研究者们往往忽视了另一个虽不居于“中心”但却对“中心”有着有力的冲击和消解作用的现象,即以北京电视台导演兼主持人田歌为代表的一个现象,或称“田歌现象”。
因为田歌的工作单位并不在居于中心地位的中央电视台;而且面对中心的巨大阴影,一些居于边缘处的闪光之星倒有可能被遮住,这就是不少地方台(包括北京台)导、演和主持人们经常感到困惑的一个原因所在。
而田歌则从一个来自部队基层单位的话剧和电影演员而一步步地向中心迈进,并在一个较短的时间内,不仅进入了中国文化的中心,而且还在向着国际文化的中心欧美前进。
我们完全可以从下列事实见出这种征兆:
1996年9月,她和她的剧组应挪威外交部邀请前往奥斯陆采访国际易卜生戏剧节,配合易卜生的《人民公敌》在中国的上演而掀起了一股“易卜生热”;1997年5月应弗罗伦萨歌剧院邀请前往意大利采访由祖宾.梅达和张艺谋共同执导的歌剧《图兰朵》;1997年6月应邀再度赴意大利采访第八届国际易卜生研讨会;1997年7-8月应美国新闻文化署邀请赴美考察电视艺术,等等。
这一系列本应当由居于“中心”地位的人所独有的机会几乎全被来自边缘的田歌拥有了,这不能不引起人们的猜测、羡慕或关注。
但是单单从这些表面现象来看并不能说明问题的实质,我们还应该透过现象究其本质,也即从分析她主持编导的精品栏目《荧屏连着我和你》入手。
当然,在这个栏目周围聚集了一批与田歌有着大致共同的志向和兴趣并能精诚合作的年轻人,因此它并不是一个孤立的现象,而作为一个集体,“田歌现象”则体现了以田歌为代表的一批人所共有的特征。
我以为这正是中国当代传媒领域内一个可以从文化研究的视角切人分析的现象。
1.文化研究的一个首要任务就是要通过参与普通读者或观众的社区生活来实现对他们启蒙(或后启蒙)的理想。
也就是说,在当今这个具有后工业和后现代特征的社会,大众传播媒介的异军突起,强有力地冲击着高雅的文学艺术创作甚至电影制作,因而使得一些传统观念较强的人认为,电视纯属于普通大众的快餐文化,与精英文化有着天然的对立,因此根本谈不上有什么艺术价值,更难以生产出艺术精品。
面对这种人为造成的两种文化的对立,文化研究致力于对之消解,从而促使高雅的文化艺术精品通过荧屏而得以走向普通大众,最终实现大众文化和精英文化的相互沟通和对话。
在这方面,《荧屏连着我和你》以自己的一系列精品节目回答了这个问题。
如对交响乐指挥家、民族器乐演奏者以及京剧表演艺术家的访谈,实际上就对电视观众理解这些艺术起到了任何别的媒体所难以起到的普及作用。
指挥家对不少爱好音乐的青年来说,是一种十分神圣的职业,然而,栏目的编导者却别出心裁地通过这些艺术大师在“知心时刻”阐述“个人看法”之手段,使得著名艺术家与普通观众的距离一下子缩小甚至消解了,通过这种直接的交流和对话,不仅去掉了套在经典艺术家头上的神圣“光环”,同时也使普通大众与艺术更接近了。
又比如,在民族音乐和京剧不甚景气的今天,栏目的编导者并没有冷落它们,反而调动传媒的力量来实现普及和振兴民族音乐和京剧之目的,这样所得到的对电观观众和文艺爱好者的“后启蒙”之效果是其他媒体很难达到的。
2.文化研究反对人为的等级制度,尤其对某种话语霸权极为反感,主张各种人在一个多元价值取向的社会找到自己活动的公共空间,每一种话语力量都有自己的特色,任何话语力量都无法主宰他种话语,只有各种力量的共存和共处才是造成文化艺术繁荣的惟一途径。
在这方面,北京电视台处在北京,显然有着得天独厚的人才优势,它可以集中北京地区和周边地区的各行各业的优秀人才,向广大电视观众展示一些平凡但却了不起的人的风采。
但另一方面,它又面临着中央电视台这样一个硕大的阴影和强有力的竞争对手,因此如果拿不出自己的绝招来不仅无法面向全国的观众,更无法走向世界了,甚至都有可能失去北京地区的电视观众。
因此,编导者们面临的挑战是严峻的,他们必须走自己的道路,即走别人没有走过的路,甚至做别人没有做或者暂时无法做到的事。
在这方面,栏目的编导者和主持人下了很大的功夫。
可以说,他们以独特的构思、丰富的想象力再加上忘我的劳动,才达到今天这个地步的。
比如说,电影导演访谈,国际易卜生戏剧节采访,大学校长访谈以及最近即将和广大观众见面的意大利欧剧《图兰朵》的排练和上演等节目,就耗费了他们大量的时间和精力。
通过这一系列的沟通和对话,观众不仅对属于传媒范畴的电影拍摄和制作艺术及工艺有了更为感性的了解,同时也对导演们的辛勤劳动有了更深的理解。
易卜生这位早逝于本世纪初的经典文学大师,也许在不少人看来已经过时,但由于易剧本身所蕴含的多重文化代码却使其仍可打动后现代社会的观众。
受之启发,栏目的编导者不惜组织力量,远涉万里跟踪采访,不仅达到了普及经典艺术之目的,同时也在实际上起到了促进中国和挪威的文化艺术交流乃至两国人民的民间交流之作用。
最近即将出现在荧屏上的关于意大利歌剧《图兰朵》的演出实况报道也一定能起到这样的作用,它将不仅向中国的广大电视观众展示有着浓厚的“东方主义”色彩的西方人眼中的东方形象,同时也将披露隐藏在舞台背后的一些故事。
因此不加分析就一味把电视艺术置于与经典艺术相对立的位置实在是缺乏远见的。
3.文化研究者所主张的是一种“后启蒙”,即文化研究者首先将自己置身于普通人民大众之中,通过与他们的同呼吸共命运来达到向他们传授知识的目的。
栏目的编导者和大部分请来的嘉宾们应该说都是有着相当品味的文化人,但是如果摆出一副居高临下教训人的桑子则显然是行不通的。
因此在有限的50分钟节目内,如何尽其所能向广大电视观众传授知识,做到寓教于乐,使大家在轻松的气氛中接受书本上和课堂上得不到的知识,在这方面,编导者认为,正如贺拉斯所言,要想让自己写出的作品感动读者(观众),首先自己也应被打动。
他们事前事后都做了大量的采访工作和知识装备工作,有些书“请人代读”(培根语),而对被采访人的身世和专业则了解得越清楚越好,这样我们在电视上所看到的简单的问答实际上体现了编导者的集体思想和智慧。
应该说,该栏目在知识方面出现的破绽远比另一些栏目少得多。
比如说,指挥家、体育评论员的仍谈等节目就是这样一些成功的例子,在这些以谈话为主要形式的访谈中,嘉宾同时扮演着两种角色:
既是本行业的专家,有着本专业的丰富知识和实践经验,同时也是人民大众的一分子,因此他们的训诫和启蒙就丝毫未与大众拉开距离,倒是通过首先置身于大众之中进行直接的沟通来达到启蒙的效果。
当然,这种以谈话为主体的节目既要达到寓教于乐,同时又要具有一定的文化品味,因此把握适当的“度”是至关重要的,如把握不当则会使人产生聆听教诲之感而对之反感。
我们也可以从这个栏目的少数几次不成功的节目见出端倪,但从广大观众目前对这个栏日的反应来看,正面的效应显然大大甚于负面效应。
这就需要我们文化研究者从这一现象中抽象出其中的带有普遍规律性的东西并加以理论化,最终达到丰富文化理论(包括传媒理论)之目的。
毫无疑问,对于一个在地方台(北京台)坚持了七年仍不被“大树”遮盖或被时间淘汰的文艺生活类节目确实是难得的,这正是我们可据以从理论视角对之进行文化分析的价值所在。
在这方面,“田歌现象”也许会给我们的地方电视台文化生活栏目的编导者和主持人某种有益的启示吧。
走向世纪末的中国电视:
悲观与乐观
通过上述个案分析,我们大概可以对走向世纪末的中国电视之前途作出初略的预测了。
毫无疑问,文化研究的触角已经伸向了当今出现的文化“全球化”(globalization)的大趋势,按照美国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詹姆逊的看法,造成文化全球化的因素主要有这样三个:
跨国资本的运作,世界的资本化以及电脑时代的来临。
⑥我认为还应再加上大众传媒的作用,因为从近10多年来中国电视的普及来看,确实令世人惊讶,因而难怪日本和西欧的大跨国公司都不约而同地把中国当成一个巨大的传媒市场。
因此中国的电视制作业首先面临着信息时代的各种挑战。
其次,电视的普及和无所不在也给文学艺术构成了挑战,特别是三维动画和多媒体的制作作用更是使得传统的精心雕琢的高雅艺术成了不合时宜之物,因此久而入之,我们的后工业信息时代就会成为一个缺乏审美的时代:
一切都被淹没在消遣娱乐电视节目之中,一切又只能在荧屏上成为转瞬即逝的东西。
那么人们不禁要问,从长远的观点来看,我们的国家和民族还要不要发展文化艺术?
回答自然是肯定的。
因此面对这种情形,我们不得不同时既感到乐观又难免不带有几丝悲观和危机之感,但悲观显然是无济于事的。
在此我谨以一个普通电视观众和人文科学知识分子的身份对居于中心和边缘之特殊地位的北京电视台提一点建议:
在当今电视节目多如牛毛且往往流于浅薄和重复的情况下,努力走自己的道路,集中北京地区信息快和多、人才密集、传播手段先进、对外交流便利等优势,推出自己的电视节目精品,是在较短的时间内脐身国际大台和名台之行列的一个必然途径。
在这方面,“田歇现象”不仅给同行的电视编导者和主持人以某种启示,同时也更使人们对电视业面临的自身的挑战保持一种清醒但却乐观的态度。
此外,为了及时总结经验,从理论上来发展我国的传播学,使之尽早地与国际传播学接轨,我们仍有着更长的路要走。
(作者单位:
北京语言文化大学外国语学院)
注释:
(1)见特里.伊格尔顿,《后现代主义的矛盾性》,中译文载《国外文学》1995年第2期第3页。
(2)关于这六个方面的详细阐述,参见拙作,《文化研究:
西方与中国》,载《国外文学》,1996年第2期第33~35页。
(3)关于“王朔现象”的文化分析,参见拙作《后现代性和中国当代大众文化的挑战》,载《中国文化研究》1997年第3期,
第36~38页。
(4)对“张艺谋现象”的批判性分析,尤其可见王干、张颐武、王一川等批评家发表在近几年的《文汇报》、《钟山》和《文艺争鸣》上的文章。
(5)关于“倪萍现象”的一组讨论文章,参见《现代传播》1997年第1期。
(6)我在1996年10月6日在美国杜克大学作学术演讲《中国的后现代性发展轨迹》之后,詹姆逊作了上述评论,并提出
了一些富于启发性的问题。
媒体堕落导致观众低俗?
7月4日出版的上海《文汇报》将芙蓉姐姐现象称之为“愈演愈烈的集体狂欢”,并指出,当下网络文化和娱乐节目所追求的平民化取向,在某种程度上的确回应了大众的欣赏需求。
但我们要问,作为对传统的偶像识别方式的颠覆,她们的出现虽然有它的合理性,但合乎美吗?
虽然可以理解,但可以赞同并加以鼓励吗?
《敢拼才会赢》是否借芙蓉姐姐热度打造另类“超级女生”?
可当我们还在深思文汇报提出的观点时,芙蓉姐姐已经马不停蹄的进军电视圈了。
日前,南方电视台综艺频道邀请她做8月即将开办的《敢拼才会赢》的主持人。
(“翩翩”起舞的芙蓉)
反思!
媒体的社会作用和舆论导向日渐扭曲
我们的媒体怎么了?
真的要病入膏肓了吗?
芙蓉姐姐原本不过是借网络这个虚拟世界,自我催眠,做一个美好的梦而已。
而我们却要不停的宣传,渲染,加工甚至追捧,于是芙蓉的观众被网络、被媒体无限放大开来。
从更大的方面看,芙蓉姐姐蹿红现象是社会的、庸俗化的集体性的堕落,木子美,竹影青瞳,流氓燕,红衣教主黄薪她们都是反智时代!
芙蓉席卷是低俗文化的符号。
(堕落的媒体!
策划木子美、芙蓉同台亮相)
没有任何文化现象是纯粹偶然的。
现代社会中,高雅文化在年轻人,尤其是文化层次较高的人群中开始失去影响力,低俗文化渐渐成为现代年轻人的圭臬。
我们不应该只把这样的倾向归咎于年轻人丧失了信仰,丧失了对美好和崇高事物的热爱,我们应该反思的是,我们在高雅文化的建设方面是不是缺失了什么。
作为文化宣传载体的各种媒体,我们面对正统文化的流失和庸俗文化的猖獗,想到和做到的似乎不应该是亦步亦趋的跟风,而是应该在宣传主流文化上多下功夫。
流行的不一定是好的,比如流行感冒,比如芙蓉姐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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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俗化电视节目
低俗化,指媒体的低俗化,包括网络媒体和传统媒体。
低俗,即低级且庸俗,与“高雅”相对。
过去媒体的低俗还仅仅局限在对娱乐圈的报道上,淫秽照片、淫秽图片等,现在已波及到各类社会新闻,有愈演愈烈之势。
目前演变出新的形式,通过某些法制节目、或者法制报道,大肆宣传犯罪分子的犯罪过程及受害者的受害过程等。
目录[隐藏]
∙1原因
∙2表现
∙3案例
∙4负面影响
∙5遏制措施
∙6参考资料
低俗化-原因
低俗化的主要原因为经济体制的转换,受众本位观念崛起,国内、国际环境的变化,媒介人自身素质良莠不齐,法制建设相对落后。
应加强党的领导,始终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强化职业精神,牢固树立责任意识;加强法制建设,完善制度体系;增强对受众媒介素养的教育,提高其鉴别和接收信息的能力;创造良性发展的外部社会环境,重建社会道德规范体系。
低俗化-表现
传统媒体的低俗化表现
各地电视台开设的所谓民生新闻栏目,标榜贴近百姓,反映民生。
其栏目名称五花八门,但不少是将花边新闻、暴力犯罪、灾害事故、日常琐事和个人隐私等作为报道重点。
名曰强调新闻的故事性、通俗性和吸引力,实际上是急功近利,追求低级庸俗和轰动效应。
集中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1.形式缺乏严肃性。
为别出心裁,对新闻进行刻意“包装”,或改变画面节奏,或配上音乐,或加入音效,甚至还有“情景再现”,找人来表演当时的情节,弄得观众分不清自己在看新闻还是电视剧。
2.故意炒作、夸大新闻事实。
由于新闻源不足,各台便纷纷在有限的新闻线索上大做文章,抢第一时间播出,或是比谁报道得详细,蓄意夸大事实,吸引大家注意,几十秒就可以说清楚的事情拖泥带水地报道两三分钟。
3.画面露骨、血腥,缺少人文关怀。
一些灾难事件的新闻中,血淋淋的灾难现场、遇难者的尸体画面未经任何技术处理就惨不忍睹地给以特写。
在医院,伤者及家属正痛苦万分地等待抢救,记者却拿着话筒步步追问,让这个“说一说”,那个“讲一讲”,毫无同情心和道德心可言。
4.沉迷于报道生活琐事,或专门寻找丑陋现象。
一个寻常人的自杀、邻里之间的几句争执,这都不是观众须知的信息,但目前媒体不仅热衷于报道这类司空见惯的无聊琐事,而且还施以浓墨。
5.报道片面,缺乏公正性。
一些涉及矛盾纠纷的新闻报道,经常是在没有采访到当事双方的情况下,以投诉者所陈述的情况为客观事实加以报道,对许多说法不经核实,以讹传讹。
6.新闻主持人上镜服装随意,播报语气夸张。
现在各台推崇形象独特的主持人,这个秃头,那个板寸。
如果外形不够怪异,就从服装上找醒目,播报方式也是阴阳怪气。
7.角色定位错乱。
现在一些媒体常以法官自居,乱评一气,造成角色错位。
低俗化-案例
被媒体过度宣传而被撕票的被害人白晓燕
最典型的案件为白晓燕被害案。
白晓燕(1980年6月23日—1997年4月),台湾地区知名艺人白冰冰之女与日本知名漫画家梶原一骑之女,高二时因绑架案遭撕票遇害。
详情见白晓燕。
不良画面的刺激
一些电视法制节目为了迎合人们内心的某种躁动式的欲望,或者撩拨一些观众的“性”遐想,就专门在这类题材上下功夫,尽力使其在节目展现上若隐若现:
例如强奸、第三者插足、暗访不健康的场所等节目是跃然荧屏,有的节目甚至就更为直观,对其中的一些细节描绘的淋漓尽致。
如某几期《重案调查》节目,其中有一档节目被制作成上、中、下三集,案件讲的是一对无辜的少女被绑架在地窖中、并最终被警方营救的情况。
笔者注意到这三档节目中,用了很大的篇幅,着力渲染这一对少女被绑架后,如何成为绑架者发泄兽欲的工具,连每天发泄几次、少女在地窖中来了例假怎么办、直至怀孕等等细节被描绘得清清楚楚,画面更是色彩斑斓:
少女衣服被扯光、压在地上的镜头直接入画。
这些内容固然提示了犯罪嫌疑人的凶残一面,但在某种程度上,尤其是对广大观众而言,可能就是一种活生生的感官刺激,观众在看这种电视节目时,受教育的程度就可想而知了。
利用“性”大做文章,这本身就是一种低俗化的表现。
犯罪手法的渲染
随着文化素质和欣赏水平的提高,观众对节目内容、节目制作方式的要求越来越高,这给电视法制节目内容的进一步拓展带来了难度,而收视率的保持和提升又是电视法制节目生存的保证,在这样的形势面前,部份法制节目的内容纵深化的趋势越来越凸现:
即围绕一个案件作深层次的挖掘,但有些节目再挖掘时即开始离谱,将重点放在了细节方面的描绘上,着力渲染其中的故事情节,这在与公安机关合办的电视节目中尤其明显。
按理说,这类节目应是着力展示公安民警的大智大勇,揭露犯罪嫌疑人的凶残,重头戏理应在公安民警们一边,但现在有些电视专题片在制作、播出过程中,却明显偏离了这一轨道,将重点放在了犯罪嫌疑人这一边,着力描写他们是如何策划犯罪,一步步实施犯罪,看了这种类型的节目,观众们对公安民警如何机智破案是知之甚少,对整个犯罪过程是知之甚多。
笔者在2007年6月参与摄制了一起绑架案件,让人所没有想到的是这起绑架案件竟是受害人自编自导的一起闹剧,目的就是为了骗家里人的钱。
当笔者问到违法者是如何想到这个方法的时候,违法者不假思索地说是在外地的一档法制栏目里学来的。
电视法制节目低俗化还有其它一些表现,如过分暴露被采访对象的个人隐私、侵害未成年人的正当权利、与到演播室的嘉宾不着边际的闲聊,谈一些不庄重的话题等等。
低俗化-负面影响
1.造成“精神污染”。
目前低俗新闻带来的收视繁荣实际上是畸形的繁荣,是以牺牲媒体的社会责任和道德原则为代价的。
对低级趣味的八卦新闻和暴力、凶杀的大肆渲染,已对观众造成严重的“精神污染”,这种污染比环境污染还要可怕。
它虽然一时提高了收视率,却误导了人们的精神需求,容易由媒体媚俗发展为全社会媚俗。
2.导致媒体公信力下降。
抓住鸡毛蒜皮的小事,将本不该报道的琐事公之于众并耸人听闻地渲染,将观众的注意力引向歧途,浪费了观众的时间。
报道矛盾纠纷时不弄清来龙去脉,没有双方互陈,全按记者的预设倾向,突出一方,淡化另一方,报道失实、片面等都导致媒体的公信力下降。
3.严重损害新闻记者的社会形象。
不分场合、不分对象、不分轻重地滥用偷拍等非正当手段采访,严重侵犯被偷拍者的权益,也有损媒体光明正大的行业形象。
一些记者置受害者的痛苦于不顾,刨根问底,往其伤口上撒盐,缺乏起码的人文关怀。
4.不利于形成文明向上的媒体文化。
故意将一些社会丑恶现象放大,把乱七八糟的信息传递给大众,却不加以正面引导,让大众自己去判断,只能导致栏目格调低俗,媒体文化走向粗俗、粗糙。
5.不利于青少年的健康成长。
凶杀、暴力和绯闻等低俗新闻伤害社会风气,最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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