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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求真何其难
历史求真何其难
事实上,凡有关史实,没有不有所忌讳的。
倒是那些泼妇骂街、民间俚语,忌讳最少。
一 傅国涌先生的《1949年:
中国知识分子的私人记录》中《知北游》一篇,写的是一批知识分子1949年2月从香港起程回内地,他们在烟台上岸,经济南、沧州、天津抵达北平。
其中柳亚子、宋云彬、叶圣陶、徐铸成等留下了北行日记。
就是这样同桌吃饭,居然各人所记也有大不同。
3月15日,这些知识分子到达德州,当地正副市长设宴款待,柳亚子记的是:
“菜极丰富,鸡鱼最美,葡萄酒性极平和,饮小杯十许杯,兴高采烈。
”可叶圣陶却是这样记的:
“地方较朴,饮食亦差,惟烧鸡两大盘极可口。
梨绝佳,鲜嫩可口。
”(长江文艺出版社,2005年1月版第309页)
吃饭时柳亚子没有和叶圣陶同桌极有可能,但依常识来论,不可能柳亚子的餐桌上“菜极丰富”,而叶圣陶先生这一桌菜不丰富,只有两盘烧鸡过目不忘。
二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7月出版了《梁漱溟先生年谱》,编著者是李渊庭、阎秉华。
这本《年谱》记载:
1966年,“文革”开始。
梁漱溟先生从1960年开始再次撰写的《人心与人生》已写到第七章,然而却被红卫兵抄走。
9月7日,梁漱溟为此事给毛泽东去信,信中略述被抄家、批斗的情况后,讲:
“我尚未写完的《人心与人生》一书底稿,被红卫兵抄家时抄走了,希望毛主席设法把这个底稿发还我,以便我继续写下去。
”“这个稿子千万毁不得,如果毁了,我生于斯世何益?
”同月24日,此书的原稿就退回来了,并发还了被抄走的现款与存折。
先生很高兴。
抄家后未逾月,“在手头无任何资料的情况下,撰写《儒佛异同论》”。
可在梁漱溟先生的次子梁培恕的回忆文章中则是另外一种说法:
1966年8月24日,“红卫兵”前来抄家,较大的物件用卡车运走,书籍、字画、文稿就地焚毁。
连续“造反”三天,最后只剩下一座空荡荡的院子。
小半部《人心与人生》夹杂在少量没有毁掉的东西之中放在地板上。
此时而有这样的幸事,只能说是“苍天有眼”!
(均转引自韩三洲《一篇读罢头飞雪》,见2004年第1期《博览群书》)
你说我们是相信梁漱溟先生还是相信他儿子?
三
陶渊明有句名言,这就是:
不为五斗米折腰。
过去我所看到的解释,都说是陶渊明不肯为这“五斗米”的薪水去委屈自己的精神、人格。
而《辞海》中关于“五斗米”条目也不过是说:
“指微薄的官俸”。
然后就是根据《晋书•陶潜传》,抄一段古书:
“郡遣督邮至县,吏白应束带见之。
潜叹曰:
‘吾不能为五斗米折腰,拳拳事乡里小人邪!
’”(上海辞书出版社,1999年版缩印本,第38页)不辨真假。
可在2006年5月2日的香港《文汇报》副刊上读到一篇文章《陶渊明与五斗米》,作者吴羊璧谈了自己的不同看法,而且分析得头头是道。
陶渊明是个县令,而一个县令无论如何,一个月的俸禄都不会只有五斗米(合今150斤大米),也不会以“领米”的形式来给县令发工资。
这样一来,陶渊明这句话,我们都是姑妄听之,又姑妄传之,没有人去怀疑。
作者认为,陶渊明所说的“五斗米”显然不是指他的俸禄。
那么指什么呢?
作者分析:
东汉时兴起“五斗米”教,即入教的只要交五斗米,所以叫做五斗米教。
这一类的宗教活动,中国历史上常出现,起初是拜神、治病,方便聚众,到后来就转化为政治活动,并直到魏晋不绝。
此外,这一类的组织,良莠不齐,什么人都有。
那个督邮也许就是仗着五斗米教的声势而为非作歹的乡里小人。
因此,陶渊明这句话,意思可以理解为“不向你这种‘五斗米教’的乡里小人折腰”。
其实,我们对“督邮”这种官员并不陌生,罗贯中《三国演义》中的张翼德就曾狠狠地鞭打了这个东西。
不知张飞鞭打的这个督邮当时是否也加入了“五斗米教”,是否也是借此教势力飞扬跋扈乡里。
我觉得这个考证非常有价值,似乎要推翻约1600多年来对一句名言的误解(当然,谁也不敢说此说就是“定论”)。
若是按胡适的说法,更是了不得。
胡适在《庐山游记》这篇文章要结尾处说:
“我要教人一个思想学问的方法。
我要教人知道学问是平等的,思想是一贯的,一部小说同一部圣贤经传有同等的学问上的地位,一个塔的真伪同孙中山的遗嘱的真伪有同等的考虑价值。
”
四
自己曾就1957年“打右派”运动中的“阳谋说”作过一点考证,其结果,既是“阳谋”,又不完全是“阳谋”。
文章做成三年多后,从2010年第4期《炎黄春秋》上又见到可资佐证的材料,即郭道晖《四千老干部对党史的一次民主评议》,现将其中几句摘录如下:
……在庐山,毛泽东7月11日找他(闵按:
指李锐)和周小舟、周惠三人谈话,还较融洽,承认1958年有些事他有责任,如提倡敢想敢干,也有的是胡思乱想,引起唯心主义,因此不能全怪下面和各部门。
否则人们会像蒋干抱怨“曹营之事,难办得很!
”……谈到他“自己常是自己的对立面,上半夜和下半夜互相打架”。
似乎有自省之意。
可没过几天他就大反彭德怀的“右倾机会主义”。
1957年由鼓励鸣放突然转到反右,何尝是早有“引蛇出洞”的预计和谋划,不也正是这种翻云覆雨、任性生变的“权变”谋略吗?
引文末尾一句也认为1957年打右派并不是什么“引蛇出洞”,而是毛泽东这人生性喜欢翻云覆雨。
可中国的历史就是那么奇怪,有了一个佐证,却很容易就能找到相反或不同的佐证。
即使像“打右派”这种可以说“惊天地,泣鬼神”的运动,同样如此。
我们从李慎之先生2001年4月15日致胡绩伟先生的一封书信中就可得到证明。
这封信在收进《李慎之文集》时有个题目《对反右派斗争史实的一点补充――致胡绩伟》,信中谈到这个话题时说了这么一件轶事:
“一九五七年七月四日,在反右斗争已经打响近一个月之后,邓小平在中南海召集《人民日报》与新华社两单位负责人,宣布由吴冷西接替邓拓为《人民日报》总编辑。
……邓小平走进来,手里拿了几张报纸(大概是苏联来的电报),先向大家宣布‘苏联出了马卡莫反党集团,我们是支持赫鲁晓夫的,因为他头脑还灵活一点’。
然后,就说‘最近两个月,全党挨了一记闷棍,现在形势已清楚了,当时党内知道中央意图的,一个省只有一两个人’。
邓小平接着又说‘《人民日报》我看还好嘛,《青年报》就成了大字报了’。
”(见《李慎之文集》上册第194页,吴贻自编,2004年)
李慎之的亲历,我们不敢怀疑。
但如果我们认为郭道晖所说更符合历史,那么我们也就只能怀疑邓小平那句话不过是“事后诸葛亮”。
要不,就是郭道晖和我的那点考证都是错的,历史的真实就是只有“阳谋”。
这样解释,显然更合理。
五
本人曾在1997年第2期《方法》杂志(这本期刊于1999年上半年被有关部门停掉)上发表过一篇文章,题为《多留下一点历史的真实》。
多年过去,这篇文章中提到的胡绳先生也已离开人世有年。
作为当时任中国社科院院长的胡绳先生在晚年特别地想实事求是,还写了比较客观的《马克思主义是发展的理论》(1994年)的文章。
他在1996年9月16日第38期《?
t望》新闻周刊杂志上发表了《关于回忆的可靠性》,主要是谈关于茅盾先生向人回忆鲁迅给经过长征到达陕北的红军发电报的同一件事,竟然“作出完全相反的答复”。
一种记载是诗人臧克家的《往事忆来多――沉痛悼念茅盾先生》,另一种记载是茅盾先生侄女沈楚的文章《忧患见真情》。
显然茅盾先生在世时至少向这二人谈到过关于鲁迅给到达陕北的红军发电报“那件事”。
胡绳在这篇短文中没有加任何评论,只是在结尾时说了一句:
“所以不能设想,他(指茅盾――引者注)会在差不多同一时间在这个问题上向两个人作出完全相反的答复。
”而这一“不能设想”,那上面两种记载的可信度就大大降低,用胡绳的问话就是:
“这两段回忆记事完全相反,该怎样解释呢?
”
这又让人忆起胡适先生,1920年他在致钱玄同的一封书信中就认为:
“我从前(《哲学史》一○三)曾疑《春秋》有‘后来被权门干涉,方才改了的’。
现在看来,在那种时代,私家记载不能不有所忌讳,也是很平常的事。
即使胡适之、钱玄同在今日秉笔作国史,能真正铁面不避忌吗?
”(见7卷本《胡适文集•7》第116页)这就告诉人们,事实上,凡有关史实,没有不有所忌讳的。
倒是那些泼妇骂街、民间俚语,忌讳最少。
关于对鲁迅给在长征后到达陕北的红军发电报一事,一直是个“疑案”,只有极少数人在这方面“肯定”得很。
然而,连当事人茅盾的记忆都靠不住,我们那有些人又是如何“钩沉”的呢?
此外,正因为是疑案,只要一有了点“动静”,就会受到格外关注。
即如现代文学研究专家倪墨炎先生所说,“从上世纪五十年代起,就有鲁迅茅盾电贺红军长征胜利的说法,后又有电贺红军东渡黄河胜利的说法,说法很多,扑朔迷离”(见2006年1月27日《文汇读书周报》第7版《此信不应编入新版〈鲁迅全集〉》)。
后来,终于有西北大学教授阎愈新在中共中央西北局1936年4月出版的《斗争》(油印机关报)上,发现了《中国文化界领袖××××来信》(即《鲁、茅致红军信》),重新发表于1996年7月的《鲁迅研究月刊》上。
可倪墨炎先生紧接着就在1996年9月25日的《文汇报•笔会》上发表一文,“认为这确是鲁迅研究者们找了半个世纪的信,当时鲁迅、茅盾生活在上海,为防反动派的迫害,用‘××××’代替他们的名字是十分必要的。
但读了以后,觉得此信不可能出诸鲁迅手笔”。
倪先生并在新版《鲁迅全集》中发现收了这封信后,又发表了上面提到的那篇文章,通过分析,认为此信不仅不可能出诸鲁迅手笔,甚至也并非鲁迅请人代笔也不曾过目。
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将此文找来一读,这里限于篇幅,不多摘引。
需要补一句的是,我们从倪先生文章中还看到,并非只有倪先生对此信质疑,“后丁尔纲教授在1997年第4期的《新文学史料》上发表一文,认为此信信末呼‘万岁’口号,‘在鲁迅一生中从无先例’”。
后来在《随笔》杂志2006年第5期上读到周楠本的一篇《略谈〈致红军贺信〉》,开篇就是这么一句:
“2005年新版《鲁迅全集》第14卷收入了一封从文字到内容都不属于鲁迅的书信,这就是《鲁迅、茅盾致红军贺信》。
”
从文字到内容都看不出有鲁迅书信影子的“一封电报”,阴差阳错,居然在大半个世纪的时间里有人非要认定就是鲁迅做了这事,真是百口莫辩。
然而,我又分明知道这个世上还有这么一句话:
“为人辩冤白谤是第一天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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