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病呻吟离经叛道怎能成艺术支点上海.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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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病呻吟离经叛道怎能成艺术支点上海

无病呻吟、离经叛道怎能成艺术支点

近日，“大同大张”个展在沪上举行，引起业界评论的是张盛泉以生命作代价留下的作品　《我看见了死亡》。

有专家批评指出:

看这样的作品负面情绪太浓烈，完全不可能达到“滋养人心”的艺术初心。

也有评论家认为，时下，“无病呻吟”“离经叛道”已经成为当代艺术的一般状态，是时候进行真正的反思了。

刺激、叛逆、审丑，充斥着暴力恶浊之气，以及对社会的嘲讽，某些当代艺术呈现出个人极端的情绪发泄，这样的“作品”在不少批评家看来，不过是以艺术的名义宣泄一己私欲，完全没有艺术的使命感。

华东师范大学美术系副主任、博士生导师王远不主张以极端消极的方式去表达所谓的艺术主张，他认为，“某些以斗狠、斗猛、斗谁残酷为手段的哗众取宠，不过是一些人对自己负面情绪的抒发，或者是嫁接了某种西方不健康的、猎奇的艺术趣味后所表露出的审丑倾向。

”在他看来，虽然某些当代艺术的尺度和坐标到底何在，是业界长久争论的话题，但是有一点应当是恒定的，那就是“真善美才是人类所有社会活动最原始、也是最高境界的追求。

艺术更不例外!

”

现当代艺术众说纷纭。

总体而言，现代艺术更多指向视觉艺术，是可视化的表达，当代艺术更多则从视觉指向理念和观念，有人称其为“对愿景的提纯”。

王远认为，无论记录现场、营造形态抑或批判现实，这些愿景的提纯固然可以成为当代艺术的理念，但单纯为博人眼球而博人眼球，这样的艺术毫无意义。

业内专家指出，某些当代艺术的“任性”已令人眼花缭乱，甚至到了“非暴力不合作”“非血腥色情则无现场”的极端境地。

而某些作品在给人视听刺激之后，恐怕除了生理感受，剩下的更多或许是戾气、恐惧。

还有一些当代艺术家以艺术的名义频频发出质疑，甚至将“真善美”当作不合时宜的主张。

北京大学张颐武教授直言:

“‘真善美’非但没有过时，它还应当成为人类最高的追求之一。

艺术归根结底是内在涵养的外向，不一定必须涂脂抹粉，但也不该提倡以消极负面来标榜特立独行。

”美学大师朱光潜的话我们不应该忘记:

“真和美的需要是人生中的一种饥渴——精神上的饥渴”;纪伯伦对美的表达如此彻底，它应该成为我们艺术创作的基本底色:

“我们活着只为的是去发现美，其他一切都是等待的种种形式”。

时下有些人把某些当代艺术作品归为“创新”，认为要坚持“艺术家首先应当拒绝重复”的原则，只有疯狂发泄，甚至以生命为代价，才是无法复制。

对此，有艺术评论家指出，艺术家能否为自己在艺术史上留下一行字、几页纸、一两年、10年都不足以研判，而是需要放眼百年进而更久的时间才能给出答案。

若回望深远的艺术长河，所谓的“艺术殉道者”不在少数。

当梵高、巴斯奎特、盖斯特尔等等早就把该加诸自身的伤害都做了个遍，某些当代艺术家以健康或生命换来作品又能在艺术长河中激起几许浪花?

　相似案例在当代艺术史里并不鲜见，上世纪90年代一位女艺术家举枪朝自己画作扣动扳机的作品一时间声名大噪，但事实上，用机关枪扫射画作的丰塔纳，早已将刀割的极简主义做到极致。

真心希望一些当代艺术创作者能够从“病态的戏仿与复刻”中走出来，站到万物茂盛的阳光里，尊重更多人的审美理想。

不要刻意排斥真善美的审美逻辑，把无病呻吟、离经叛道当成自　己艺术生命的支点。

“先投后奖”走通股权奖励路

多部门召开三次协调会合力解决太赫兹科技成果转化“卡壳”问题

　　最近，上海理工大学太赫兹科研团队得知一个好消息：

搁置数月的股权奖励“卡壳”问题解决了，杨浦区市场监管局将作出股权变更登记，把上海上理太赫兹科技有限公司72%的股份转让给他们。

　　今年以来，市科委、市教委、市工商局等部门联合召开三次专题协调会，最终根据我国《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和上海科创中心建设“22条”，达成共识，使上海理工在全市首次走通“先投后奖”之路。

三方共识拟在《上海市促进科技成果转移转化条例》中得到体现，为科技成果转化的股权奖励提供更具体的法律依据。

　　第一次：

选择先投后奖路径

　　“太赫兹”是一个频率单位。

2004年，麻省理工学院将太赫兹技术评为“改变未来世界的十大技术”之一。

上海理工在这一领域具有很强的科研实力，已研制出太赫兹人体安检仪、太赫兹地沟油检测仪、太赫兹生物药品检测仪等成果，具有广阔的产业化前景。

　　上海科创中心建设“22条”发布后，上海理工根据“允许高校和科研院所科技成果转化收益归属研发团队所得比例不低于70%”的精神，决定将第三方机构估值的4件太赫兹技术专利，以无形资产投资成立一家企业，并将所持股份的80%奖励给科技成果完成团队。

　　具体该怎么操作？

并无先例可循。

今年1月21日，市科委邀请市教委、市工商局、市税务局、杨浦区市场监管局、上海理工的相关部门负责人与会，商讨股权奖励路径。

会上提出了“先投后奖”和“先奖后投”两条路。

所谓“先投后奖”，是高校先投资成立企业，再将一部分股份奖励给研发团队；而“先奖后投”，是高校先把职务发明专利权分割一部分给研发团队，使团队成员在企业注册时就是股东。

　　各方讨论后认为，根据我国《专利法》，职务发明专利权人是单位，因此职务发明专利权不能分割给发明人，“先奖后投”存在障碍。

“先投后奖”则有充分的法律依据：

高校先将职务发明专利作价投资，形成股权；再根据《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从该项科技成果形成的股份或者出资比例中提取不低于百分之五十的比例”，奖励给科技成果完成团队。

会后，上海理工走上了“先投后奖”之路。

　　第二次：

无需按国资进行管理？

　　3月，该校将4件专利作价2879万元，上海理工资产经营有限公司出资321万元，共同注册成立了上海上理太赫兹科技有限公司。

校方随后发布文件，将学校所持太赫兹科技公司股份的80%（约占公司股份的72%）奖励给科技成果完成团队，将其余20%股份划转给上海理工资产经营公司。

　　学校工作人员带着文件到杨浦区市场监管局，请求作出股权变更登记，但问题来了。

工商部门要求上海理工提供市教委批件，因为高校持有的股份是国有产权，按照国资管理规定，单位将国有产权无偿转让（奖励）给个人，需要主管部门审批。

另外，太赫兹科技公司位于张江杨浦园，根据2014年出台的《张江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企业股权和分红激励试点实施细则》，高校、科研院所拟将科技成果作价投资形成的股份奖励给激励对象，需要向主管部门提出试点备案申请。

这意味着，上海理工要向工商部门提供市教委备案文件。

　　然而，市教委给出的答复是：

随着我国《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的修改、上海科创中心“22条”的发布，高校科技成果的处置权已经下放，主管部门不再审批或备案。

　　4月27日，市科委、市教委、市工商局联合召开第二次协调会，讨论股权变更是否需要市教委审批或备案文件。

会上，市教委财务处工作人员提出：

上海理工将太赫兹专利作价投资形成的股份，还没有在国资账册上登记，所以无需按国资进行管理，市教委也就不必提供文件。

　下转◆5版

　　（上接第1版）会后，市教委科技处被要求提供太赫兹成果不是国资的证明，然而没有参会的许开宇处长并不认可：

“高校科技成果属于国资，只是这种国资的处置权已下放到高校。

我们要通过合法合规的途径，把太赫兹案例做成榜样。

”

　　第三次：

达成共识写入地方条例

　　“先投后奖”之路到底该怎么走？

7月12日，第三次协调会举行。

市科委体改法规处、市教委科技处、市教委财务处、市工商局注册处、上海理工等所有相关单位和部门的负责人参加，力争达成共识。

　　经过对法律、政策的深入解读和讨论，三个委办局的相关处室最终达成共识，并形成《会议纪要》，把这来之不易的共识固化下来——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第四十四条第二款“科技成果完成单位可以规定或者与科技人员约定奖励和报酬的方式、数额和时限”，第四十五条第一款第

（二）项“利用该项职务科技成果作价投资的，从该项科技成果形成的股份或者出资比例中提取不低于百分之五十的比例”和《中共上海市委、上海市人民政府关于加快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的意见》第（七）条“下放高校和科研院所科技成果的使用权、处置权、收益权，对高校和科研院所由财政资金支持形成，不涉及国防、国家安全、国家利益、重大社会公共利益的科技成果，主管部门和财政部门不再审批或备案，由高校和科研院所自主实施转移转化”，上海理工大学有权自主决定对科技成果完成团队的奖酬方式和数额，无需主管部门（市教委）的审批或者备案。

上海理工大学拟将其持有的上海上理太赫兹科技有限公司72%的股份奖励给科技成果完成团队，符合法律和政策规定。

　　市科委体改法规处负责人表示，三方共识拟在《上海市促进科技成果转移转化条例》中得到体现，让更多高校、科研院所的科技成果沿着这条道路，顺畅地实现转化，也让科技人员得到应有的激励。

据悉，该条例正在起草过程中，计划于今年11月提交市人大常委会审议。

　　记者还从市科委了解到，上海理工科技人员获得股权奖励后，将成为国家税务总局1999年发布　《关于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有关个人所得税问题的通知》后17年来，上海第一批享受“股权奖励递延纳税”政策的个人。

他们获得股份后不必缴纳个人所得税，递延至取得股权分红或转让股权时纳税。

砸钱买大牌让中超成了转会支出世界第一，中国足球该思考如何引导资本更多投入青训

搅动足坛的中国资本该降温了

　　近日，前切尔西球星奥斯卡以6100万欧元转会费加盟上港，刷新中超球员转会费新纪录；巴萨核心梅西在谈续时也用中超开高价合同说事。

中国资本一次次搅动国际足坛的池水，切尔西主帅孔蒂惊叹，中国足球俱乐部投入到球员身上的巨资是对“全世界所有球队的威胁”。

　　中超外援政策可能生变

　　目前梅西在巴萨的年薪为2120万欧元。

巴萨想要留住梅西，不仅需要满满的诚意，还需要一份令梅西满意的合同。

此前有消息传出，华夏幸福已向梅西报价，开出5年税后5亿欧元薪水的超级合同。

　　在中超采购大军中，“升班马”天津权健跃跃欲试。

他们看中的是法甲“大巴黎”的头牌射手卡瓦尼，这位乌拉圭国脚标价5000万欧元。

此外，英国媒体还称恒大可能引进29岁的切尔西球员法布雷加斯，转会费4000万英镑。

　　就在中超新一轮“军备竞赛”同时，中国足协日前向各中超俱乐部下发　《关于修改中超联赛规程有关外籍球员报名条款的征求意见函》。

这份征求意见函提到，将中超球队的外援每场报名人数由“4+1”（1为亚洲外援）改为“3+1”。

这意味着，新赛季的中超外援政策很可能出现变化。

但不知这盆“冷水”能否让资本降降温。

　　花钱就一定能买到大牌？

　　据统计，2015—2016赛季，中超在冬季转会中一共支出了3.01亿欧元，超过英超的2.53亿欧元，雄踞世界第一。

甚至连中甲都烧掉了6270万欧元，排在全世界第四位。

　　有记者问孔蒂，是否担心中超资本吸引更多欧洲球员加盟而导致人才流失？

孔蒂表示，英超仍是最好的联赛，他并不担心。

　　中国资本已经引起世界顶级联赛的关注和警惕，但还不足以撬动那些顶级球员。

现效力于英超曼联的瑞典球星伊布拉希莫维奇曾收到一份来自中国1.2亿英镑的报价，但他本人希望继续留在曼联。

对于中超球队的邀请，仍在竞争主力位置的切尔西球员法布雷加斯也表示了拒绝。

　　中超各俱乐部近年因持续引进高水平外籍球员而造成的高投入，受到社会广泛关注，中国足协关于中超外援新政的意见征询也是一种对外界看法的回应。

　　“金元时代”是繁华还是泡沫

　　进入“金元时代”的中超，在资本力量的驱动下，联赛质量提高了，观赏性更强，球市更火爆。

中超俱乐部在洲际赛场的成绩突飞猛进，提升了中超的国际知名度。

然而，资本都有逐利性。

资本在搅动世界足坛同时，究竟能给中国足球的长远发展带来怎样的影响？

　　中国足协原主席、中国足球队原主教练年维泗日前表示，当下的“金元足球”完全不正常，“我们现在的青训好苗子越来越少，联赛的转会市场越来越让人看不懂。

这样对中国足球真的好吗？

”

　　外援新政的提议，可以减少俱乐部财务负担，增加国内球员上场机会。

当然，提议是否能够通过还需要各家中超俱乐部协商。

从中国足协的态度来看，为了让中超联赛更好地与亚冠接轨，新外援政策的实施只是时间问题。

一旦进展顺利，新政甚至可能在2017赛季就正式开始实施。

而这将意味着那些花了大价钱升级自己外援配置的球队，很可能在下赛季每场比赛中不得不将一名天价外援“放假”，造成另一种“浪费”。

还有一种担心：

一旦外援的空间被挤压，多出的一个名额回到本土球员身上，短期内可能导致本来就溢价严重的本土球员身价扶摇直上。

　　提高中国足球水平，并不是通过限制外援就能做到，这仍是一项长期系统的工程。

在大力发展足球运动的背景下，基层足球尤其是校园足球热起来，家长支持了，有更多的孩子踢足球，增加足球人口是一件大好事。

唯有提升校园足球水平，抓好青训，扎实塔基，中国足球才有希望。

上世纪90年代后期日本开始大力发展校园足球，完成从精英足球向大众足球转换，目前足球水平居于亚洲前列。

　　中国足球应该思考如何发挥资本的力量，有效引导资本更多地投入青训，这需要中国足球管理部门建立体系和制定相关政策。

否则，繁华背后就只有泡沫。

一年白跑3万多趟　急救车“急”不起来？

　　7月，持续高温酷暑。

上海中心城区院前急救业务量环比增长12-15%，市医疗急救中心出车次数已连续多日超1100车次，直逼去年创下的历史最高纪录1234车次。

　　一辆车，3个人，穿梭在大街小巷，组成一个标准的急救单元。

本周二，上海最高气温达39.5℃，记者跟随市医疗急救中心的救护车出车。

令人颇感意外的是，1天的任务中，转院、腹痛等小伤病竟占了大多数，车辆还不时扑空。

“不急”的急救挤占资源，导致真正需要急救服务的患者苦等不到“救命车”。

　　腹痛感冒都打120

　　陈潇屹、芦菁和范怀江分别是救护车上的司机、担架员和急救医生。

上午8时不到，他们就已在普陀区中心医院内待命。

很快，调度派单了：

曹杨三村一名女性腹痛。

早高峰，医院门口车流滚滚，短短1公里开了近20分钟。

陈潇屹拿出喇叭喊了三次，恳请挡道的、插队的车主“让一让”。

曹杨三村是老式小区，本来路就窄，不仅要避让进出车辆，还要寻找门牌。

“如果家里人够，安排一个到小区门口接应，能为我们节省不少时间。

”司机陈潇屹说。

　　3人一口气奔上5楼病人家中，已是汗流浃背。

女子20多岁，未育，痛经，父母急坏了，打了120。

“这属于明确的症状及原因，病人离医院近，家里人多，其实可以自行送医。

”

　　范怀江3人的一天，跑了9车。

当天是今夏第4个最高温度超过39℃的极端高温日，每一次下车、上楼、搬运病人下楼，他们全身衣服都要湿一遍，像是刚从水里捞出来的。

上了车有空调，但忙着给病人检查，还要安抚家属的焦虑情绪，狭小的车厢内人一多，根本感受不到凉快。

9车，在他们近日的工作中不算高，最多的时候10小时要出车14次。

但火辣辣的太阳底下，室外地表温度将近50℃，每一次出车干活，都考验着人的身体极限。

　　当天，他们开具一例死亡证明耽误了些时间。

一名46岁的父亲收到儿子的大学录取通知书，一时激动，下楼打了两副牌，不料乐极生悲，心脏呼吸骤停。

经过30分钟的标准CPR急救，人还是没救回来。

除去这例，当天的另外几单都和“急”不太沾边：

年轻男子突发肾结石，救护车到了，他已能自己走下楼；73岁的老伯因骨折手术后需复诊，需找人将他从没有电梯的7楼家中搬下，再送到16公里以外的指定医院。

　　“骨折病人转院，说急不急，但的确需要专业救护，我们用‘康能’固定固定他的身体，这个普通车辆做不到。

但生活中，还有很多次我们赶到现场，要做的只是搬运工的角色。

”担架员芦菁说，他们运的病人近70%是60岁以上老年人。

老龄化严重的社会，这是无法避免的现状。

　　急救资源被浪费

　　市医疗急救中心主任朱勤忠介绍，上海市区目前有43个急救站点，日常急救当班车保持在100多辆，从全国范围看，人均救护车配比不低。

但是，为什么急救资源还会紧张呢？

朱主任展示了一张出车数据表：

把病人真正送进医院急诊室的，约占50%；把病人送回家及转院的，约占38%。

其中，送医院急诊室的情况里，又有八成多患者病情稳定或普通，如感冒、发烧、腹泻、手划破等小伤病；仅一成多是危重急救，如心脏病、脑梗、骨折、车祸等。

换言之，绝大多数拨打120的并非紧急情况。

　　最让人头疼的，还有另外12%的出车为“空跑”。

2015年，全市120出车64.3万车次，其中市医疗急救中心出车31.6万车次，按照这个比例算，市区内超过3万趟是空跑。

接了电话，救护车是无法拒绝的。

有时车到了，病人打车先走了；有时病人病情改善，不需要用车了；有时救护车到达现场后，对方电话打不通了……白白浪费了宝贵的急救资源。

　　当天，记者就曾亲历了一次“扑空”。

一名好心人打120，看到有人在清峪路619号门口摔倒，救护车赶到时，发现一个人都没有。

“热心市民在打电话前不妨再了解下实际情况，确定要不要急救。

”范怀江说，他曾接到单子称，一名年轻人躺在路边不省人事。

到现场后发现，只是一名心情不好的年轻人，看到120后即起身离开了。

　　范怀江说，“每到夏天还有逢年过节，醉酒者特别多。

他们浑身酒气，手舞足蹈，吐得满车都是，帮他检查治疗还有挨打风险。

”上周，嘉定就发生一起醉汉追打120医生的事件。

　　市医疗急救中心通信调度部部长李警雷说，在120调度室里，每天都能看到五花八门的用车需求。

“有人只是打不到车，就谎称自己头晕不舒服，让救护车把他送到自家附近的医院。

这种现象对于个人来说可能方便了，但是他占用了急救资源，会让真正需要的人丧失最佳急救时机，甚至失去生命。

”

　　“押床”致轮转率降低

　　记者采访当天，范怀江3人曾将一名患者送入普陀区中心医院，高温天的急诊室早已人满为患，一时间找不到床位。

急诊室护士四处奔波，总算腾出一个空床，火速把担架还给救护车，避免“押床”。

　　“不是每次都那么幸运。

”范怀江说，知名三甲医院医疗资源紧张，“押床”现象也多。

所谓“押床”是指救护车将患者送到医院后，因暂时没有多余床位或担架收治入院，导致患者滞留在救护车内配备的担架车上。

　　“救护车上没担架，就像士兵端着枪却没子弹，怎么去打仗？

”朱勤忠说，碰到担架车被病人借用，救护车上的医生、司机只能拼命去找床位，实在找不到，只好开着空车回中心再拿备用的担架。

出现押担架的情况，一辆救护车至少要有一两个小时无法正常执行急救任务。

为此，市医疗急救中心120调度中心专门组织了一支队伍，每天负责回收被押的担架，让救护车可以及时回中心补备用担架。

　　很多患者家属只信赖三甲医院，即使病情并不严重，普通医院完全可以治疗，家属仍执意要求去大医院。

朱勤忠说，急救的工作原则是“就近、就急、就能力”，也要“就家属意愿”，在病人生命体征不是很危重的情况下，会考虑家属意愿。

“但是，医疗资源的增长空间是有限的，要避免押床，就要引导市民根据病情合理选择医院。

”

　　让生命通道更顺畅

　　如何让有限的急救资源得到最大的释放？

市医疗急救中心党委书记顾阿荣说，上海等地的急救面临公共资源利用不合理、急救人才短缺等问题。

按照市委市政府决策部署，2015年本市深入开展“加强本市院前急救体系建设”专题调研，形成了“1+5”配套政策文件。

今年就是要全力以赴推进落实“1+5”政策。

首先要做的就是完善急救网络布点。

现在，还有部分地区没条件建急救分站，派车不方便。

市医疗急救中心透露，全市9个区县将新建11个急救分站，其中市区2个，已列入今年市政府重点工作与实事项目。

其次要推进信息化建设，基本实现车内救治实时监控与病历电子（移动终端）化。

　　今年还将加强执业队伍建设，首批定向培养的院前急救医师已入职，正在进行岗前培训，有望年内充实一线急救队伍。

此外，将进一步完善院前急救分类救护模式，市急救中心增设转运部专门负责非急救业务运转，在充分保障急救需求的基础上做好送回家等非急救业务。

　　“这一切，都是为了让医疗急救资源发挥最大化效率，保障市民的生命安全。

”朱勤忠主任说，希望市民珍惜、慎用公共资源，不要把急救通道当成便民通道。

复旦副教授抵制期刊规定保护学生利益　高尚师德获点赞

“不让学生署名，我就只能撤稿了”

编者按

复旦大学“70后”海归副教授郑磊这几天怒了。

起因是他和硕士生合写的一篇论文，被国内一家核心期刊约稿，原本这个月就可以发表，可是，到了最后时刻，对方却突然提出硕士生不能联合署名，只能留下老师一个人名字。

几番沟通未果后，郑磊做出“只要不让学生署名，我就只能撤稿了”的决定。

郑磊将这样一次“看不懂”的遭遇发到了朋友圈，他说：

“评上职称可以晚几年，但和学生的情谊和作为老师的原则不能退让。

”短短数小时后，他因此收获了个人有史以来得到的最多“点赞”。

缘由发论文最后卡在“署名”问题上

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副教授郑磊15日晚间在朋友圈里写了一段自己遭遇某国内期刊署名问题上“奇葩规定”的经历。

“和硕士生合写的，做了快大半年，花了不少精力，又编辑了好几轮。

”郑磊告诉青年报记者，这篇论文是源于今年2月份的一次约稿。

这份期刊算是人文社科类期刊中的核心期刊，也列入了此前教育部“A类期刊”名录。

由于这篇论文的研究领域在国内范围来说比较前沿，因此，论文的后续成稿，从内容上说，这份期刊没有任何质疑，只是在格式上提出了一些要求，所幸，最终找到了折中的处理办法。

到了准备发表的最后时刻，期刊主编却突然提出了一个让郑磊无法想通的要求：

“硕士生不能联合署名，只能留下老师的名字，除非学生是博士生。

”

这不是一次关于第一作者第二作者排序上的纠结，而纯粹是硕士研究生有没有机会在论文中署名的问题。

“第一次碰上这种事，我很认真地沟通了，他们说，硕士生就是不能发，作为第二署名也不行。

我说这个硕士生的水平不比博士生差，很有前途。

他们说很理解，但是没办法。

”经与期刊编辑、主编的几次沟通，他们的观点已经很鲜明了——那就只能撤稿了，这是我们的原则。

撤稿“作为老师的原则不能退让”

郑磊的遭遇，让一些人不免感到惋惜，并好心地为之出主意：

直接署上自己的名字，将这位硕士生的名字体现在论文中“致谢”部分。

对此，郑磊认为，这仍然触碰到了自己的底线。

期刊有其原则，他也有自己的原则，这同样不容一丝一毫的让步。

在郑磊看来，这是一次与学生紧密合作的创作过程，学生致力于研究，这是应该被鼓励的。

当年自己做学生的时候，第一篇论文发表的激动无以言表，至今仍难忘怀。

同时，一篇论文的成功发表对激励一个学生的学术发展，培养自信，并慢慢走上成熟的影响意义深远。

更何况，这位学生本就付出了很多，而不是仅仅帮助做了一些基础材料收集或是初期问卷这么简单。

“只要不让学生署名，我就只能撤稿了。

”几番沟通未果后，郑磊在和合作学生商量后毅然做出了决定。

然而，这篇论文如不能如期发表，或许对郑磊评教授职称会产生一些影响，但郑磊觉得并不打紧，“评上职称可以晚几年，但和学生的情谊和作为老师的原则不能退让。

”

“我的底线是无论过多少年，我面对学生时都可以心中无愧，学生想起我时，心中也仍有温暖，如果他们也做了老师，我希望他们也能用同样的原则对待他们的学生。

”这就是郑磊的坚持。

心声不能把学生当作学术工具

由此，郑磊不禁回忆起自己在美国留学时的往事。

“我和我导师合写的文章，我的导师不仅让我署名，而且常常把我列为第一署名，她算是国际电子政务领域的著名学者了，仍这样尊重和扶持学生。

我回国后，我也一直坚持用同样的规则对待我的学生，无论他们是博士、硕士和还是本科，只要认真参与了研究，就一定会署上他们的名字，根据贡献大小，不是第一署名就是第二署名。

”

郑磊说，不希望很多年后，自己的学生想到他时，会觉得当年老师只是把他们当成学术工具，而是能把每一篇与老师合署的论文作为师生合作的美好回忆。

他坦言，如果

这一次自己让步了，以后怎么面对学生？

学生会怎么想自己？

又如何在内心质疑老师的道德水平和品格？

更深的伤害是，学生可能因此会对学术圈的规则产生质疑，继而选择“远离”。

“就像任何家长不愿意孩子看到社会黑暗面一样的道理，老师也不希望学生涉世尚浅，就已充斥着黑暗、负能量的想法。

所以，我更加不能因此而让步，向自己的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