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马克思主义论福利国家内在矛盾与重组.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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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马克思主义论福利国家内在矛盾与重组

新马克思主义论福利国家内在矛盾与重组

彭华民张晶

2012-12-1015:

38:

22　　来源：

《国外社会科学》（京）2009年1期

　　【英文标题】Neo-MarxismonInternalContradictionsandReorganizationofWelfareStates

　　【作者简介】彭华民，博士，南开大学社会工作与社会政策系教授。

（天津300071）；张晶，硕士，天津外国语大学讲师。

（天津300072）

　　【内容提要】社会福利研究领域中的新马克思主义理论在福利国家危机之后得到重视，它是分析福利国家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路径。

高夫利用了马克思主义的阶级、阶级矛盾、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等概念，指出资本主义国家内在的资本与劳工阶级的矛盾推动了福利国家的产生和发展；社会开支减缓了资本的累积，但是也维护了资本的再生产；社会工资是社会开支回流到资本主义生产和流通过程中的形式；资本主义福利国家的矛盾促使福利国家重组和寻找替代性策略。

本文评价了高夫理论的贡献与不足，讨论了他的理论对中国社会福利发展的借鉴意义。

　　【关键词】新马克思主义/福利国家/阶级矛盾/社会工资/高夫

　　新马克思主义学者在如哲学、经济学、社会学等多个研究领域中发展着他们的理论。

在社会福利领域中，以高夫（I.Gough）、奥菲（C.Offe）、奥科诺（J.O'Connor）、金斯伯格（N.Ginsburg）、弗格森（I.Ferguson）等人为代表的学者在马克思的阶级与阶级斗争、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与矛盾等理论概念基础上开展各自对社会福利与社会政策的研究，形成了社会福利领域中的新马克思主义学派。

新马克思主义学者的多部论著成为这个领域的经典。

新马克思主义学者认为，自己既立足于马克思传统的理论假设，又未局限于经典理论，经过多年的发展逐渐形成了更加开放的研究领域。

他们继承了马克思的批判精神。

①新马克思主义在这个领域兴起的原因包括：

第一，福利国家存在着各种不可调和的矛盾；第二，支持福利国家的社会民主主义理论需要更新；第三，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主义精神有助于他们的理论发展。

　　新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人物高夫现任英国巴斯大学社会政策系教授，其主要代表作包括1979年出版的《福利国家的政治经济学》（ThePoliticalEconomyoftheWelfareState）和1991年出版的《人类需要》（ATheoryofHumanNeed）。

高夫采用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分析方法，研究资本主义制度下福利国家的内在矛盾和福利国家的发展，其理论在理论界独树一帜。

　　一、高夫社会福利理论的历史与背景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英国的贝弗里奇勋爵着眼于战后的和平发展道路，经过周密的调查研究，提出了一份社会保险和社会服务的长篇报告，报告中设计了一整套针对英国全体公民的“从摇篮到坟墓”的社会福利措施。

②在贝弗里奇报告的基础上，英国政府先后颁布了一系列社会保险法案，并于1948年首先宣布建成了福利国家。

随后，欧美各国纷纷开始建设自己的福利国家。

但是由于受到社会价值取向、政治体制、意识形态、经济结构与发展道路等因素的影响，各福利国家构建的福利体制仍然存在着一定的差异。

埃斯平-安德森将福利国家分成三类：

社会民主主义福利体制国家、自由主义福利体制国家和保守主义福利体制国家。

③支持福利国家发展的意识形态理论更是多种多样：

社会民主主义、马克思主义、自由主义、保守主义、女性主义、绿色主义等等。

　　对福利国家的理论解释通常还可以划分为多种理论视角。

20世纪70年代以前，大多数学者是从工业主义（经济发展）或功能论的视角来探讨福利国家，以公民权（citizenship）和经济与科技发展的逻辑来诠释社会福利的发展，分析社会政策产生的客观原因。

马歇尔用公民权的概念来解释福利国家的发展过程，认为民事权、政治权和社会权构成了公民权的三个类型，这些权利是通过逐步演变而形成的。

首先发展的是民事权，然后是政治权（如选举权），二者为社会权（如教育和福利权）奠定了基础。

技术决定论认为，解释福利国家的出现和发展是现代社会工业化的必然结果，政府的行动是对经济现代化要求的回应。

功能论认为，福利国家的发展是因为市场经济的发展减弱了家庭的功能。

福利国家的功能是对家庭、社区等功能的补充，而危机破坏了福利国家的功能发挥。

因此，福利国家需要发展新功能来解决社会安全等问题。

④

　　20世纪70年代以前探讨福利国家的理论取向多为工业主义或功能论观点所主导。

高夫认为，福利国家的功能论将所有的社会过程予以客观化，认为社会政策发展只是被动地反映这些社会或非社会的力量而已。

福利国家的功能理论忽略了历史是由多个完全不同的生产形式所构成的连续体，也忽略了阶级、阶级冲突和革命性的决裂在人类历史中的角色。

⑤高夫的理论构成了对福利国家社会政策的主观诠释，强调人类行为的主观内涵与人们在历史上的主观创造性。

　　20世纪70年代的石油危机引发了西方国家前所未有的经济危机，福利依赖问题日益严重，福利国家当初设计的福利体制与已经变化了的社会实际状况产生了背离，西方国家进入了福利危机时期。

与此同时，支持用国家干预来发展福利国家的社会民主主义和凯恩斯主义理论也陷入了困境。

⑥针对这个问题，各种理论解释纷纷出现。

新自由主义者或新右派追随哈耶克和弗里德曼的理论，认为福利国家损害了市场的自发秩序，削弱了个人的责任。

他们反对国家过多干预，主张削减国家福利，回归市场原则的运作。

部分支持民主社会主义观点的学者则相信，社会服务能够推进经济的增长。

⑦各种意识形态理论争论的焦点主要集中于国家与市场的关系问题上。

具体到某个国家，研究者关心的则是国家提供的各种服务与服务活动的目的、成本和效应之类的关系问题，范围相对狭窄。

　　在对福利国家的批判中，新马克思主义是分析福利国家危机的一种非常重要的理论视角。

沿着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路径，高夫坚持历史与比较的分析方法，使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一些基本概念来建构福利国家理论，打破了政治学、经济学和社会学等学科的传统界限，形成了新马克思主义的福利国家理论。

　　二、资本主义福利国家内在矛盾与福利国家的产生

　　随着资本主义工业化的发展，资本主义的生产形式出现了4个转变，带来了社会政策的重大发展。

第一，资本主义体系的发展使更多工人受雇于资本，个人需要面对年老、生病和失业等情况。

第二，工业化的快速发展导致工作环境的恶劣，许多国家对此作出了反应：

工厂法规定了工时与工作的条件；对工人的补偿法案成为社会政策最初的形式。

第三，社会分工需要新技术和高等教育，这促使很多资本主义国家开始发展大众教育。

第四，都市化创造了更多对住房和公共健康计划的需要。

国家有必要对以上4种转变作出回应，很多国家最后找到了满足这些需要的办法，但却没有为福利国家的发展提供充分的条件，无法解释国家必然扮演这个角色的原因。

高夫的理论提供了另一种分析这种转变以及劳动与福利之间关系的重要视角。

　　通过回顾众多马克思主义学者对剥削、阶级、资本主义生产形式的理论论述，高夫得出了一个重要结论：

国家的形式——它的本质、结构和角色——将会受限于该社会的生产形式或是剥削的本质，这个国家的福利功能也是如此。

⑧在这个理论原则下，高夫认为影响社会政策发展的因素包括：

劳工阶级斗争及其影响；资本主义国家结构的集中化程度；劳工阶级的斗争对国家结构的影响；特定阶段与国家环境下的资本积累；原先资本主义的国家结构与资本主义发展的根源。

其中，前三个因素以及三者的关系是非常重要的（见图1）。

⑨在特定的历史阶段和福利国家的环境下，资本不断生产和累积，资本的生产方式和劳工阶级之间出现利益冲突，因而产生了劳工阶级的斗争；为了补偿劳工利益，社会政策开始出现，进行了再分配。

福利国家原先的国家结构和资本主义发展的根源是集中化的资本主义福利国家结构形成的原因之一。

同时，特定的历史阶段和福利国家的环境也是集中化的资本主义福利国家结构形成的原因。

第三个形成原因来自资本主义福利国家内部的矛盾。

国家内部的资本与劳工之间存在着固有的阶级冲突。

资本主义矛盾的最终根源乃是它产生了与资本利益有根本冲突的劳工阶级。

⑩劳工阶级通过工会组织开展大规模的劳工运动，为维护自身利益而与资本家进行斗争。

为了维护资本的持续累积，资本家开始让步，国家也给予了更多的干预。

国家在经济与社会政策事务中的角色不断扩张，并将大部分工会和劳工阶级政党领袖整合到国家管理层之中。

这样，资本主义国家结构出现了集中化的倾向。

劳工阶级的斗争和集中化的国家结构共同带来社会政策的发展，促进了社会福利水平的提高。

　　高夫认为，战后福利国家的发展和社会支出的增加使福利国家出现了集中化的趋势。

首先，社会支出的增长需要有强大的经济来源作为基础。

福利开支的财政来源可分为三种基本方式：

税收、国家服务收费、借贷（指未被前两项涵盖的其余部分），其中税收占较大的比例。

通过大量财政收入向中央政府的转移，福利国家经济集中化的过程得以实现。

其次，福利国家的集中化表现为一些社会服务项目从地方转移到中央政府，从而使地方政府在其福利供应上的功能逐渐萎缩。

第三，中央政府与社会服务行政和规划的重组是福利国家集中化的第三个趋势，它的标志是制度化程序的发展和前瞻性公共支出规划，以此来严格限制所有地方政府的开支，此机制在削减公共支出上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图1 影响社会政策发展的因素

　　三、资本主义福利国家社会开支的增长

　　高夫通过分析英国的社会福利开支状况，发现英国社会服务成本占GDP的比例急剧上升：

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社会服务成本占GDP的比例是4%，到1975年上升到29%，而到20世纪70年代末英国已经成为福利国家中成本最大的国家之一。

（11）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国家乃至所有的发达资本主义福利国家在战后均呈现出与英国相同的社会服务成本急剧上升的趋势。

（12）

　　高夫还分析了政府资源的走向，认为用在健康、教育等社会服务上的开支属于政府的资源开支（Gr）。

政府资源开支分为两部分：

政府员工的工资（Gp）和向资本主义私人部门购买设备、建筑和其他供应品的费用（Gw）。

福利国家几乎将3/5的国家福利支出用于实物与服务方面，其中半数是政府雇员工资形成的成本。

另外，政府将资源以货币形式分配给不同群体。

这些项目成为转移项目，转移了社会成员的购买力，例如年金制度。

政府的转移项目体现在消费支出和投资支出两项中。

一国的GDP总和主要包括政府资源开支、政府转移支出（Gt）和其他性质的输出（X）和输入（M）4个部分，其中政府转移支出又包括消费支出（C）和投资支出（I）。

上述分析可以用下面的公式简洁地表现出来：

　　Gr=Gp+Gw

　　Gt=C+I

　　GDP=Gr+Gt+X-M

　　高夫认为福利国家社会支出增长的直接原因主要包括以下4点：

（13）

　　1.相对成本上升

　　社会服务支出的开支逐年增加，其中除了通货膨胀影响下的一般物价水平上升，剩下的服务成本上升的原因就是相对成本上升。

相对成本主要是花在政府雇员的薪水上。

社会服务属于劳动密集型，不可能借提高生产力来解决高工资带来的开支增长问题，所以成本一年比一年高，但是社会服务的产出与雇佣人数的多寡无关。

相对成本上升还受到其他因素的影响：

资本主义福利国家的工会日渐强大，抗争的形式与手段也日益激烈，导致雇员薪水不断增加；从事社会服务的劳动力结构发生改变，原来低工资的女性加入到这一领域。

　　2.社会人口的变迁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资本主义福利国家人口总数增加，对社会服务机构和配套服务的需要也增加了。

资本主义福利国家人口的年龄结构发生变化，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出生率比较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较少的人口要供养不断增加的依赖人口，主要指儿童和老人。

为了面对人口老龄化问题，政府用在个人社会服务上的开支逐年增长。

　　3.新的服务和得到改善的服务

　　高夫认为，资本主义福利国家社会服务成本的增长要从两方面进行分析，即社会服务外延和内涵的发展。

福利国家的社会服务外延的发展是指社会服务范围的扩大，更多的人口与更多的需要能够得到满足。

这具体表现为一方面引进了新的服务项目，另一方面将既有的服务扩展到新的群体。

福利国家社会服务内涵的发展则具体表现为社会服务质量水准的改善和社会服务项目使用率的提高。

例如，教育开支的增长实际上来自社会成员对教育较高的使用率。

资本主义福利国家全球社会保障成本的上涨是因为有更多的人符合申请更多的给付的条件。

　　4.社会需要的增长

　　随着资本主义福利国家的快速发展，社会需要的增长是多方面的。

人们对医疗、住房等有了更多需要。

20世纪60～70年代，福利国家经历了经济衰退，失业人数大幅度增加，对领取失业给付的要求也增多了。

　　高夫认为，福利国家社会开支增长的根本原因是阶级冲突的程度，尤其是劳工阶级斗争的强度与形式，以及资本主义福利国家制定与执行政策以确保资本主义社会关系长期再生产的能力。

绝不能仅用阶级冲突来解释福利国家的发展。

资本家与雇佣劳动力这两个因素对不同社会政策的重要性有明显的差别。

资本家与劳动者之间可能同时要求国家在福利领域上的广泛干预，即他们具有一致的利益促进国家向福利国家的方向发展。

社会开支就这样不断增长了。

　　四、社会工资与社会福利开支的“回流”

　　伴随着20世纪工业化和自由市场经济的发展，现代福利制度首先在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建立起来，政府逐渐在福利领域占据主导地位，取代了传统意义上以个人、家庭、社区和慈善机构等为主要制度安排的社会保障机制。

20世纪40～60年代是福利国家发展的黄金时期，当时的社会主流意识形态是：

自由的市场经济是不公平的，政府的干预能够保证社会公平，弥补市场制度的缺陷。

1973年的石油危机引发经济危机后，西方福利国家普遍进入福利危机时期。

福利国家庞大的社会福利开支受到越来越多的批评。

经济学家鲍肯和艾蒂斯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批评福利国家不断增长的公共福利支出使资源偏离了制造产业，削弱了英国经济的发展。

（14）他们认为，福利国家的发展如同资本累积速度的煞车器，政府支出与公共就业是使英国经济生产力低速增长与贸易赤字缓慢平衡的罪魁祸首。

（15）伴随福利国家经济危机的加剧和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反对政府干预社会发展的声音越来越强烈。

概括起来，主张压缩社会福利开支和消减社会服务项目的观点主要出于以下三点考虑。

首先，不断膨胀的社会福利项目使政府背上了沉重的财政负担，公共福利支出中很大一部分被用来支付公共部门服务人员的薪水，这些新的就业机会是福利国家这部虚拟的就业机器（virtualemploymentmachine）创造出来的。

（16）其次，目前西方福利国家普遍面临福利依赖问题，过高的社会福利给付水平使一些人主动选择依赖于社会福利体系，弱化了他们的工作动机。

第三，20世纪90年代以来各国受到经济全球化的挑战，福利国家为了保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除通过技术革新提高管理效率外，也需要劳动密集型产业降低对人力资本的投入。

　　高夫则提出了“社会工资”的概念对他们的观点进行批评。

（17）高夫将国家支付给个人的现金给付界定为“社会工资”（socialwage），如为了维持劳动力再生产而提供的家庭津贴、健康项目支付与失业给付，这类给付会直接提升社会成员的购买力，有利于资本主义市场部门的循环运作。

高夫将国家支付给个人的社会项目给付部分定义为集体消费，如教育、学校膳食、健康服务等，它们对现在与未来劳动力的再生产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可见，国家在社会福利方面的给付与服务能够“回流”到资本主义生产和流通的过程中。

福利国家直接或间接向工作人口和非工作人口征税，税收的一部分又以社会保障给付的形式回到个人和家庭手中，社会服务与其他项目支出的增长对资本主义经济部门有直接的贡献。

高夫从劳动力的动态过程取向来考察社会福利支出的影响，指出社会开支的增加对资本主义的获利能力与发展不是完全有害的。

（18）

　　资本主义福利国家产生福利依赖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有的是福利制度本身设计的问题，有的是政策执行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当然福利接受者个人因素也是原因之一，不能完全归咎于福利给付水平过高和范围过宽。

正如高夫所提到的，面临福利国家的危机，首先应该认识到社会政策的发展并不是对经济发展的绝对损害，社会支出的增加不完全对资本主义国家经济竞争能力与发展有害。

单纯削减服务项目不能解决所有问题，而且也很可能忽略民众的真正需要。

　　面对福利危机，各国主要有两种改革措施：

一种方法是削减部分社会福利政策，降低社会支出；另一种是由消极的社会福利向积极的社会福利转变，以促进人们工作的措施代替消极的收入援助。

（19）从理论上说，以上两种改革措施均有合理之处和相似之处，但是第一种做法在英国的实践中遇到了很大障碍，没有获得预想中的成功，反而在某些方面增加了对社会服务的投入。

比较而言，第二种做法更具有实际操作性，发展性社会政策更能够激发人们的潜能，促进主动就业，缓解由于贫困而引发的社会动荡。

这进一步验证了高夫的观点：

合理的社会支出形成的资源再分配对社会经济的发展具有促进作用，因此，福利国家需要对福利国家的福利政策进行重组。

　　五、资本主义福利国家矛盾与福利国家重组

　　高夫认为，福利国家本身就是一个矛盾的综合体。

一方面，福利国家要加强社会福利，发展个人力量，对市场力量的盲目运作施加社会控制；另一方面，福利国家又要压制与控制人民，使大众服从于资本主义经济发展与获得利益的要求。

福利国家矛盾的根源在于资本主义生产形式之中，福利国家所体现出来的正、负面特质都是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矛盾的彰显。

在资本主义体系下，国家有义务满足人们的需要，但同时又受到资本主义经济体系的限制，要维护资本的累积过程。

高夫不赞成激进取向的马克思主义者把国家（包括福利国家）看作只能依资本与资产阶级的利益而行动的体系，忽略了对阶级冲突的分析。

福利国家是在国家内部阶级冲突与世界性的国际冲突日益激烈的大背景下发展起来的，是在这两方面的压力下发展起来的。

福利国家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普遍发展也形成了第二个矛盾，即加大国家在社会福利方面的干预程度的同时却无法负担这个成本。

　　高夫在论述资本主义福利国家发展的两个矛盾时提出，一方面提高国家在社会服务与其他项目上的支出水平对维持资本累积和再生产是必要的；另一方面是国家的经济增长又会抑制资本的累积，因为国家支出来自于征税（资本生产的），而所有税收的来源均是生产性劳动创造的剩余价值。

社会支出的增加主要用于支付从事公共就业的非生产性劳工，虽然社会开支具有“回流”作用，但用在再投资上的剩余价值还是会减少，导致资本累积和经济增长速度迟缓。

　　20世纪50年代至20世纪70年代初是福利国家的黄金时代，但是也种下了其瓦解的种子。

高夫认为主要问题表现为：

资源枯竭，经济增长缓慢；随着劳工阶级的成长，阶级冲突日益激烈；社会服务的增加带来了赋税负担和慢性通货膨胀。

资本累积的减缓与强大的劳工阶级两个因素共同作用，造成了国家社会支出的程度和方向均发生了改变。

国家社会支出的增加也加剧了资本与劳工之间的冲突，最终的赋税负担也是由阶级冲突来决定的，也会随相互抗衡的经济政治势力而改变。

对福利支出由下而上的压力与筹措资金的问题相结合，福利国家的财政危机以及资本主义国家面临的经济危机都是资本主义发展的本质所引发的，并不是之前多数经济学者所说的目前的危机部分或全部归于过度社会支出。

　　20世纪70年代中期之后，社会福利支出普遍遭遇到大幅度削减，高夫认为这并不是国家总支出的削减，而是在某个方向的重组。

国家对私人资本的干预日益加大，使它们有能力回应国际性的经济危机。

资本与劳工两大势力的挤压造成了利润下降，经济发展的动力大不如前，为了使再生产与累积得以持续，发达资本主义福利国家的某些条件必须改变；但目前的阶级力量平衡则抗拒此种变迁，即便改变产生了，其重新调整期也会很长。

　　高夫认为，目前削减社会服务已成为政府应对经济危机的主要原则方式，但福利的削减对资本主义体系不一定是绝对有益的。

（20）笼统地讲，福利的削减会妨碍资本主义社会的再生产，不只是劳动力的再生产，也包括社会整合与和谐的维护。

在这种情况下，高夫期待见到的不是福利国家社会开支的大幅度削减或社会服务项目的彻底取消，而是福利国家的重组，即寻求改变或调整社会政策，以适应资本的需要。

　　高夫预期福利国家会从以下4个方面进行重组。

（21）第一是教育政策重组。

这类政策能用来调整劳动力与潜在的劳动力，以使之更有效地满足劳动力市场的要求。

第二是社会保险政策重组。

调整社会保险政策，使之能鼓励或强迫公共救助申请者加入劳动力市场。

以失业给付为例，政府通过压低给付水平，以鼓励失业者重新就业。

第三是社会服务管理重组。

福利国家尝试对福利国家加以重组的第三个方面是采用层次化管理体系来提高社会服务效率，计算机革命的整体应用会很快到达福利服务领域。

第四是社会服务的私有化。

部分福利国家会再度向私有化发展，即从国家提供给付项目转为由公共辅助加上购买私人生产服务。

高夫认为，这种趋势并非绝对有利于福利国家的发展。

当前美国、英国以及许多国家的社会政策发展的实际状况进一步增强了高夫所预测的再私有化（reprivatisation）的合理性。

　　高夫提出，可能还有一个替代型的策略就是组合主义（corporatism）与社会契约（socialcontract）。

组合主义是将通常被称之为三边的资本、劳工与国家整合，将资本主义社会的两个基本团体——资本和劳工——整合到国家政府之中，因此这个观点也被称为三边论（tripartism）。

各个参与方在努力控制其组织的基础之上，协商各自领域内的利益。

社会契约是利益群体进行利益协商的产物，例如为了回报劳工的自动限制薪资，国家则提供食物辅助和增加养老年金。

社会政策会成为资本、劳工与国家之间的社会契约的重要部分，福利国家则可以发展成为组合主义国家。

　　但是，高夫却认为，组合主义式的策略并不会消除福利国家的内在矛盾，而且组合主义策略还很可能会加剧劳工阶级组织的领袖与众多会员之间的冲突，因为组合主义结构得以存在的条件是领导核心能高度控制其会员。

组合主义可分为民主型和专制型两种，高夫理论论述的组合主义更贴近于后者。

在增强国家权力的同时，还需要削减各种利益集团的影响力，尤其是削减劳工的影响力。

于是，劳工代表实质上是对中央政府负责，而不是对普通工会成员负责。

（22）

　　高夫进一步指出，福利国家是资本主义社会矛盾发展的产物，尔后它又形成了新的、日益明显的矛盾。

为了资本的持续累积和合法性，国家有必要提供福利措施，由此引发的新危机也使资本主义国家穷于应付。

因此，福利国家的危机本质上是资本主义内在矛盾的彰显。

（23）

　　六、结语

　　高夫采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和方法分析资本主义制度下的福利国家，以更加整合的视角分析了福利国家与资本主义经济体系之间的互相依赖关系，他的理论可谓独树一帜。

然而，高夫的理论仍然有值得商榷的地方。

首先，高夫否认福利国家是资本主义社会的终结。

他采用一种完全不同的取向，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进行修改，把福利国家与资本主义经济相伴而来的社会矛盾相结合，将社会政策与整个社会体系联系在一起进行讨论，不对福利国家未来前景进行实质性的预测。

其次，高夫虽然将资本主义在国际层次上的强制力和国内层次上的国家结构与阶级冲突结合在一起，被称为“整合的马克思主义模式”，但是他的研究主要以英国的状况为基础，对各国福利发展的相似性与歧异性的研究较少。

因此，社会开支的回流效果、社会工资水平、福利国家重组与替代性策略的意义还需要进行深入的比较分析。

　　注释：

　　①古允文：

《马克思主义》，王卓祺等主编：

《两岸三地社会政策：

理论与实务》，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63～74页。

　　②W.Beveridge,SocialInsuranceandAlliedServices,London:

HMSO,1942.

　　③G.Esping-Anderson,TheThr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