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贸易数据不同查对研究回顾与展望.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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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贸易数据不同查对研究回顾与展望
中美贸易数据不同查对研究:
回顾与展望
2010年3月4日,中国商务部和美国商务部同时发布了《中美货物贸易统计不同研究报告》(ReportontheDiscrepancyofMerchandiseTradebetweentheUnitedStatesandChina,以下简称《报告》)。
《报告》是在2009年10月召开的第20届中美商贸联委会上由中国商务部与美国商务部、美国贸易谈判办公室联合签署的。
众所周知,中美双边贸易数据差异问题由来已久,数额巨大,且逐年增多,是困扰两国经贸关系的重大问题之一。
为此,两国政府多次会商如何缩小贸易逆差,两国贸易和统计专家也进行了许多研究,力图解释清楚巨额贸易逆差产生的原因,并探讨化解争议途径。
《报告》如何解释进入21世纪以来贸易逆差的成因,为政府、商贸界、学术界乃至社会公众所关心,本文提供对《报告》的解读,并就中美两国数据差异核对做出回顾和展望。
一、《报告》的基本精神
1.联合研究的主要结论
(1)中美双边贸易数据差异的绝对额巨大,逐年增多,然而其相对规模却逐年缩减。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美双边贸易数据差异的绝对额总的趋势是逐年扩大,由百多亿美元一路升至近千亿美元,图1清晰地展示了这一趋势变化,上方曲线代表美国官方统计的差额,下上方曲线代表中国官方统计的差额,两者间的剪刀口即是数据的差异。
以差异的绝对额除以美国统计的自华进口额,得到差异率,见表1。
可以看到,中国入世前贸易数据差异的相对规模在50%左右,入世后该项指标呈缩减趋势,到2009年降到30%以下。
图1 1979-2009年中美双边贸易数据剪子差
数据来源:
中国商务部历年统计,美国商务部历年统计。
(2)双边贸易数据差异中八九成来自东向贸易。
中国输出货物,最终抵达美国,这一贸易路径因中美分别在太平洋西岸和东岸称为东向贸易(Eastboundtrade);相反流向的贸易称为西向贸易(Westboundtrade)。
(3)东向贸易又分为有转口的间接贸易和无转口的直接贸易,两者造成的数据差异大约各占一半。
间接贸易中的转口商加价和直接贸易中的加工贸易中间商加价,是造成数据差异的主要原因。
统计指标概念和数据采集方法不是造成数据差异的主要原因。
2.《报告》的客观性和科学性
图2 中美贸易数据不同溯因鱼刺图
《报告》的客观性是指双方都站在客观立场上研究问题,努力发现差异的成因,而不是站在己方立场上批评对方。
《报告》体现了“两不”精神:
数据核对工作中进行的调整,既不意味着任何一方的统计制度有错误,也不表明要对任何一方公布的官方数据进行修订或更正。
《报告》的科学性体现在联合研究中采用了较为严密的推理方法和科学的测算方法(见《报告》正文有关文字和附录3、附录4)。
笔者根据《报告》内容绘制了对数据差异进行溯因分析的鱼刺图(见图2),便于读者对其推理的理解。
二、中美贸易数据差异核对的提出
进入20世纪90年代,中美双边贸易数据差异开始成为两国经贸关系争议问题之一。
美国指责中国拥有对美贸易大量顺差,一方面是美国逆差逐渐扩大的经济原因,另一方面也有美国对华政策的非经济原因。
为了回应美方的指责,1991年11月中国经贸部综合计划司遵照李岚清部长指示,牵头研究进出口统计的产销国和贸易国原则问题,正式启动中美贸易数据差异的研究。
此项研究包括文献研究和香港转口贸易考察,于1992年10月提交研究报告。
同年11月19日和20日,李岚清同志对该报告——《香港转口贸易与中美贸易统计数字差异》(中国经贸部综合计划司和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供稿)两次做出批示,总体上称赞很好,并同意报告关于中美两国商务主管部门建立统计数据协调机制的建议,并批示要“促美同意”。
进行双边数据核对的基础是两国执行大致相同的贸易统计制度。
前述报告对这方面提出了详细论证,指出贸易伙伴国的归属原则是关键问题。
李岚清同志关于这个问题的批示分为两个层次:
首先是中国的贸易统计应“符合关贸总协定承认的国际规定”;然后是,探讨目前的国际规定是否真正反映国际贸易实际,拿出中国的判断,“将来向关贸提出”改革建议。
根据李岚清同志的指示,自1993年起,外经贸部对外发布进出口统计和交流改用海关统计数据,进出口业务统计只作为内部管理用。
这就在贸易对象国的归属标准上与国际规定接轨。
海关也对输往香港的货物加强审核和统计工作,尽可能确认其终达国,减少将香港作为消费地的模糊处理。
1993年中国对美贸易差额由逆差变为顺差(参见图1中方差额曲线),不是进口与出口规模自身的革命性变化,而是由于以上两方面原因。
三、第一轮中美贸易数据差异核对的创新和发现
遵照李岚清同志批示,中国外经贸部向美国商务部提议建立统计数据协调机制,获得美方同意,具体采取在中美经贸联委会下设贸易统计工作小组的形式。
1994-1995年,该小组就1992-1993年间货物贸易统计数据进行核对研究,达成了共识。
联合研究在方法论上有个基础性创新——提出了东向贸易和西向贸易的概念。
提“对美出口”是以中国编报国而言,而提“自华进口”是以美国为编报国而言,都有一个谁为主谁为客的问题。
既然是联合研究,就应该避开主客问题,于是工作小组以东向贸易指起于中国输出而终于美国输入的货物贸易,以西向贸易指起于美国输出而终于中国输入的货物贸易。
这一对名词的另一个好处是,它可以在两国官方贸易数据的基础上进行调整,搞出来一个纯客观的“折中”数据。
联合研究确认“货品经由香港和中转国最可能是中美两国统计巨大差异的原因,而其他概念性和定义性的差异不具实际影响”。
“东向贸易乃研究之焦点,盖因东向贸易远大于西向贸易并表现出更大的差异。
”原产于中国内地的货物,经香港转口,无论是否经过非实质性加工,美国一概归于自中国进口,而中国海关在货物离境时可能只知道输往香港,这就是导致数据差异的伙伴国归属因素。
另一个导致数据差异的因素是香港中间商的加成。
“研究估计,中国经香港到美国复出口按价值计有29%含有香港加成”。
“美国自中国进口的货品大约80%运经中转地,而香港几乎囊括了中转之全部,只有3%到4%例外。
”
四、经济全球化与中国出口“两转”特征对中美贸易的影响
继香港转口因素对中美贸易数据差异的重要影响被确认和一定程度量化以后,随着中国利用外资规模的大幅度增长,学者们对加工贸易出口开始给予关注,而加工贸易背后是跨国公司将其生产能力由东亚新兴经济体向中国内地的转移。
有鉴于此,笔者将影响中美贸易数据差异的因素归结为“两转”,一是香港转口,二是生产能力转移。
1998年1月在哈佛大学“中国融入世界经济”国际研讨会上笔者宣读的论文《经济全球化与原产地统计》,由外经贸部组织多位专家参与撰写和评估,可以视为20世纪90年代后半期的代表性成果。
在实证基础上,该文得出结论:
通过对中国对外贸易的地理走向和贸易方式及经营主体进行分析,发现经香港转口开展贸易和加工贸易比重很大这样两个特征极有助于解释中国外贸差额问题。
文章指出:
经济一体化背景下以原产地为核心的货物贸易统计扭曲中美两国经济利益。
文章主张提出建立基于属权的综合贸易统计体系,涵盖货物和服务两大门类,包括传统的跨境贸易和(当时)新提出国外附属机构销售。
中美两国学者关于两国贸易数据差异原因的研究在20世纪90年代后半期和21世纪头10年不断深入,总的来看是跳出中美两国范畴站在经济全球化的高度分析问题。
一些学者致力于研究跨国公司垂直化分工和生产组织细化对中美贸易的影响,并对之进行量化(代表性人物有RalphH.Kozlow,平乔新等人)。
另一些学者主张将窄范畴的双边跨境货物贸易平衡研究扩展带宽范畴的货物加服务的属权贸易平衡研究(代表性人物有ObieG.和JeffreyH.Lowe,吴海英等人)。
还有学者另辟蹊径从双方交易商的规避取利取向上研究贸易数据差异的原因(WangZhi)。
五、本轮中美贸易数据差异核对的研究突破
本文第一节指出贸易数据差异整体量绝对增长和相对减弱趋势,表2分两个流向列出数据差异的绝对规模和相对规模,东向贸易与整体的变化趋势一致,西向贸易尽管绝对规模有波动,但相对规模也是一路缩减。
联合研究分别对两个流向的贸易数据差异进行核对和调整,重点是东向贸易。
表3是东向贸易数据差异调整情况,调整项目与图2上半部的“鱼刺”相对应。
经过对直接贸易、间接贸易和“方法与概念”三大项的调整,所剩余的差异量较官方数据差异大为缩小,且差异率减至10%左右。
东向贸易中经香港以外地区转口的间接贸易和直接贸易两项进入研究领域,这是在第一轮数据差异核对研究成果基础上的重要突破。
从表2可知,虽然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转口贸易在中美贸易中持续下降,但此因素致使的贸易数据不同仍然占东向贸易整体不同的一半左右。
在转口贸易中,香港转口的影响逐渐减弱,而经由其他地域的转口贸易规模及其统计不同逐年扩大。
经其他地域转口产生数据不同的环节与经香港转口一样:
或是中间商加价,或是从中国出口时将中转地报作为终达国(地域),但货物最终进入美国。
联合研究发现,大约有1/4的东向贸易数据差异由直接贸易造成。
加工贸易商品在直接贸易中占比较高,这些商品通常因中间商加价行为导致美方的进口报关价格高于中方的出口报关价格,这是因为中国加工企业只是接受中间商订单,负责将从境外进口原辅料、零配件、包装物料等加工装配,而输往美国的贸易控制在中间商手上。
还存在其他原因,但由于情况难以掌握联合研究没有对此展开。
西向贸易的核对难度较大,量化所需数据难以获取,因此调整幅度很小(见表5)。
但是由于西向贸易差异在差异整体中占比很小,这个缺欠对整个研究影响甚微。
六、下一轮数据差异核对的展望
综上所述,中美贸易数据差异核对随着经济全球化和两国经贸关系发展,经历了由浅入深,由单一现象向复合现象的探索进程。
20世纪90年代的核对将香港转口视为唯一影响因素,刚刚结束的这轮核对,将直接贸易影响和转口贸易影响并列研究,在转口贸易内又将经由其他地转口与香港转口并列研究。
展望21世纪第2个10年,如果两国再举行贸易数据差异核对的话,不会是停留在第二轮理念和框架基础上,而应该根据综合贸易概念和属权贸易原则将服务贸易包括在内,并且将国外附属机构在投资东道国的销售视为跨境贸易的延伸,一并进行核对,唯如此才能全面审视在经济全球化时代中美两国的贸易平衡状态。
现在的问题是,目前中国经贸统计工作所能生产的数据与开展属权贸易数据核对所需还有一个不小的差距。
笔者2008年在《以更为深广的视角考察和总结国内学者关于中美贸易平衡问题的研究成果》和《中美经贸统计体制比较》等文章指出了我国贸易统计所面临的挑战,提出了完善和加强我国贸易统计工作的建议。
其他学者也有此类主张。
希望政府有关部门能够重视这些意见,以期把中国的贸易统计工作推向新水平,更好地为商务事业发展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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