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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纪之交语文教育大讨论的发展历程述评
(一)
编者按
语文教育是“语文”和“教育”的综合,是人文社会科学的一门重要学科。
无论哪个学段,都必须学习“语文”这门课程。
在新的发展时期,语文教育也面临着许多挑战。
因此,我们有必要再次对语文教育进行新的思考。
湖北省孝感学院文学院的王随仁副教授即对1997年以来的“语文教育大讨论”进行了梳理,其中罗列的某些观点确是“真知灼见”,对目前的语文教学仍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我们希望各位教师也能从这段历史回顾中发现语文教育的真谛。
二十世纪与二十一世纪之交,一场社会各界广泛参与的关于中小学语文教育问题的大讨论,声势浩大,席卷中国。
这场讨论,参加者之多,涉及面之广,气氛之热烈,反响之巨大,在我国语文教育史上尚属首次。
它对于改革当时已积弊很深的语文教育,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正如顾黄初教授所言:
“从1997年下半年开始掀起的那场有关语文教育问题的社会大讨论,尽管其间夹杂着一些不和谐的音符,但总的说来,对我们在世纪之交,冷静地反思语文教育过去和现状的是非得失,正确地预测新世纪我国语文教育建设和发展的趋势,从观念、课程、教材、教法等方面进一步改革语文教育质量,是大有裨益的。
”
这场语文教育大讨论非常值得我们深入研究。
首先,这项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
在编写当代语文教育史的时候,应该如何叙述、评价这场大讨论?
这是我们必须回答的问题。
其次,这项研究还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通过对大讨论的全面回顾和深入分析,将清晰、深刻地认识语文教育曾经长期罹患的种种痼疾以及科学的疗治之法,为我国语文教育事业的长远发展带来宝贵的启示。
对这场大讨论的研究涉及到很多方面,如大讨论发生的背景、大讨论对语文教育改革的重大影响、大讨论的理论启示等,针对这些笔者已有数篇研究论文发表。
在充分研究相关资料后,本文主要对语文教育大讨论的发展历程进行述评。
研究语文教育大讨论的发展历程,首先要界定讨论的起止时间及发展阶段。
这场大讨论,其引发的时间是1997年11月,这是毋庸置疑的。
至于它结束的时间,我们认为是2002年。
这是因为:
第一,从1999年下半年开始至2000年,关于语文教育问题的大讨论逐渐转移到了语文教育界内部,各大新闻媒体对语文教育问题的讨论已基本结束。
以《中学语文教学》杂志从2000年第1期起特辟“问题之鉴”栏目和2000年3月教育部颁布新的《九年义务教育全日制初级中学语文教学大纲(试用修订版)》、《全日制普通高级中学语文教学大纲(试验修订版)》为标志,说明大讨论已进入了深化改革阶段。
此时,前几年讨论的那种极为浩大的声势、极为热烈的气氛、极为广泛的参与面等特点已不那么鲜明。
第二,2001年,《北京文学》在第1、2期连续刊发了一组“忧思语文教育新教材”的文章,意在引起关于语文教育新一轮的“忧思”、讨论,但是并没有产生较大的反响,没有再次引起各大新闻媒体、社会各界的广泛讨论。
第三,2001年7月,教育部颁布《全日制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实验稿)》。
2003年4月,教育部颁布《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实验)》。
这标志着大讨论已促成了极为重要的总结性成果,中小学语文教育开始了全新的时代。
2003年之后,虽然语文教育界的专业研究仍在继续,但已不存在什么“大讨论”了。
我们认为,从1997年11月爆发到2002年渐趋尾声,这场语文教育大讨论大体可分为四个阶段:
从1997年底至1998年初,是大讨论的爆发阶段;从1998年2月至1998年底,是大讨论的升温阶段;1999年,是大讨论的高潮阶段;从2000年至2002年,是大讨论的尾声阶段。
1997年11月,《北京文学》发表了一组“忧思中国语文教育”的文章,很快引起各地新闻媒体的转载、评论,产生了巨大的社会反响,从而引发了这场关于语文教育的全国性大讨论,是为语文教育大讨论的爆发阶段。
一、《北京文学》1997年第11期“世纪观察”栏目中的三篇文章
引发这场全国性的语文教育问题大讨论的是《北京文学》1997年第11期“世纪观察”栏目中的三篇文章。
是《北京文学》以“忧思中国语文教育”为专题一并刊发的。
它们是:
邹静之的《女儿的作业》、王丽的《中学语文教学手记》和薛毅的《文学教育的悲哀》。
这几位作者分别是一位作家身份的小学生家长、一位离职不久的中学语文教师和一位大学中文系教师。
他们各自从不同的角度出发,对当时中小学语文教育中存在的突出问题提出了十分尖锐、激烈的批评,很快就引起了巨大的社会反响。
《女儿的作业》反映的是一位作家身份的小学生家长眼中的语文教育问题:
1.作业量的问题。
主要是作业量太大,压得学生喘不过气来。
“过元旦时,女儿的语文作业,有一项是把综合练习作业本重抄一遍,从题到答案一字不落地抄,大概有一万来字。
此为三项作业中的一项,女儿学会了熬夜,元旦那天写到凌晨3点。
女儿六年级。
”“现在女儿已经上初二了。
她的作业量没有任何改变。
”太多的作业,给学生造成了极为沉重的负担,能不对学生的身心健康造成伤害吗?
作者为此非常担忧,心情相当沉重愤懑。
2.作业内容方面的问题。
主要是一些语文作业题的学习价值令人怀疑。
“她的作业,我也大多不会……我没想到语文的教法已经深入到字典词典内部去了。
女儿的作业要花很多时间来分析字。
比如:
‘瓮’是什么部首,它的第七划是点还是折,它的声母是什么,它的韵母是什么,它有多少义项……我曾对女儿说这没用,你学会查字典就够了,字典是工具,而你不必成为工具。
女儿不听,她尊师敬道。
”“我不知道‘挤眉弄眼’为什么只能算神态类的词,而就不能算是动作类的词,神态和动作清楚的界线在哪儿。
我也想不通‘意外的灾祸或事故’的意思只能是‘三长两短’。
我最想不通的是考学生这个有什么意义,把一个字归于神态,或把一个词归于动作,对他应用这个词有什么作用。
除限制别人的想象外没一点儿好处。
”作者举了几个例子,对小学语文教学中的一些教学内容提出了不留情面的批评。
这些批评可谓一针见血。
是啊,让学生花那么多的时间去过度地分析字、解释词,对于学生学习语文的意义究竟有多大?
我们的语文教学应该是要教学生学会使用我们的汉语言文字,而不是让学生变成一本本《现代汉语词典》。
学生对于一个字或者一个词语从认识、理解到能熟练运用,绝不是靠对它的过度分析实现的,而是要靠在具体的语言运用环境中一次次理解、感悟并逐渐掌握它的。
与其留这些徒增学生负担的无聊作业,还不如让学生更多地去进行听、说、读、写的语言运用训练。
这个问题作者提得太好了!
这种作业是当时小学语文教学中普遍存在的突出问题。
3.标准答案问题。
“有一次,经我检查过的语文卷子错了很多,不仅是家人,我也开始对我的语文程度怀疑起来。
有两处错误是这样的:
题目要求,根据意思写成语,有一条是‘思想一致,共同努力’,女儿填‘齐心协力’,老师判错;还有一条是‘刻画描摹得非常逼真’,女儿填‘栩栩如生’,老师也判错。
我仔细看了,不知错在哪里。
女儿说第一条应是‘同心协力’,第二条应是‘惟妙惟肖’……真可怕,语文什么时候变得比数学还要准确了……关键争执还不在于此,把对的说成错的,就不仅是误人了,实在是害人了。
还不止害一个人,而且害了一代人。
”“这样的例子非常多。
”只要和老师提供的“标准答案”有丝毫出入,那就只能算错,诚如作者所言,就不仅是误人,而且是害人了!
4.作文教学的问题。
“她的作文几乎成了一些儿童八股的翻版……她的作文几乎是假话、假感想、假故事大全。
”学生的作文不表现真情实感,不反映真实的生活,常常是为了作文而编造故事,这不是非常严重的问题吗?
《中学语文教学手记》的作者王丽曾经在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文艺学研究生班深造两年,毕业后在北京的一所中学任教一年。
正是因为这样的经历,使她能够对中学语文教学中存在的问题有更为清醒、深刻的反思,而不至于因习惯而麻木。
她反思的中学语文教学问题主要有:
其一,教材陈旧、落后、不合理。
以高中第一册为例,真正从语文角度来编写的篇目大约只占一半,其余一半则大体上是从对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角度来考虑的,而且还是五六十年代那种思想教育内容。
在总共28篇课文中,竟没有一篇是反映当代生活、议论精辟、文字精彩的作品。
而且,课后练习提出的一些问题荒唐可笑,即使文章作者也肯定答不上来。
其二,标准化试题害人不浅。
标准化试题只有一个标准答案,非此即彼。
但是,语文课本身就带有很多模糊性、多义性的东西,根本不能用非此即彼这种最简单的判断方式。
在语文教学中,迷信计算机式“判分”的“准确性”“科学性”,付出的代价是无数少年的生机和灵气。
我们的中学语文考卷,越是大学教授越做不出来,因为它太荒谬了,荒谬得令人匪夷所思。
其三,作文教学中的问题。
从初中到高中的议论文的写作教学一直都是本着“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这条“著名”的公式来进行的。
所以,完全是公式化的、教条化的。
这样的“三股文”,比科举时代的“八股文”更厉害。
甚至,近年高考作文的题目设计走的也是“三股文”的路子,题目的烦琐、怪异、刁钻,也是挖空心思才想得出来的。
王丽在文章最后坦诚地表达了自己对中学语文教育的深深忧虑:
“我深深感到,中国的语文教育实在到了非改不可的地步了。
不然,不知还要祸害多少人。
”应该说,王丽以一位中学语文教师的切身体验所“忧思”的这些问题,确实是中学语文教学中极为严重的弊端,非常发人深省,非常令人吃惊、担忧!
1.薛毅的《文学教育的悲哀》提出的主要问题是:
在中学语文教学中,教师没有多少自由发挥的余地,也不需要什么文学感悟力、想象力,一本教科书,一本教学参考书,就是一切,你必须按照上面的要求讲,只要刻板地照搬照抄就行了。
但这里面没有趣味,没有生命,没有任何文学应该具备的丰富意味。
2.我们的文学教育不是文学的教育,而是以文学为手段的教育。
意识形态主宰着文学教育,但是对许多文学作品的解释却是功利的、狭隘的,甚至是荒唐的。
文学教育在文学之上,建立了一套顽固的、强大的阐释体系。
它刻板、教条、贫乏、单一,很难给学生的精神发展以真正的帮助,却只能以一种话语的力量占有学生的思维,桎梏着学生的精神发展。
薛毅所揭露的文学教育的问题也是足以让人们深为忧虑的。
因为,文学作品对于培养学生的人格、思想、情感、想象力与创造力都是非常重要的。
但是,我们的文学教育却以它自己的一套阐释体系取代了文学作品的丰富内涵,桎梏着学生的精神发展。
这能不让人痛心吗?
这三篇文章的作者,各自从不同的角度对语文教育问题进行的“忧思”,情感真挚,言辞激烈,对存在问题的批评可谓入木三分、针针见血。
不少问题是只要接受过中国的中、小学语文教育的人都曾经体会过的。
所以,这些批评能够引起人们广泛的共鸣,很快便产生了巨大的社会反响。
可以说,这组“忧思中国语文教育”的文章,正是引发这场世纪之交的全国性的语文教育问题大讨论的导火索。
二、其它新闻媒体的转载、评论
“忧思中国语文教育”的一组文章发表之后,很快被《文艺报》《中国青年报》等新闻媒体转载、评论。
1997年12月4日,《北京文学》召开了关于“忧思中国语文教育”的研讨会。
《文艺报》1997年12月13日头版刊出了该报记者梁仁撰写的会议综述《应试应试应到何时?
语文教育议论纷纷》。
综述概括了20多位中小学语文教师、区语文调研员、师大教授、教材审查委员等与会者提出的主要问题:
第一,不管走到哪里,几乎所有的语文教学方法都大同小异,千篇一律,教师往往把一篇生动的课文肢解为一堆知识拼盘,弄得学生对语文没有兴趣。
语文教学课时最多,效果却最差。
第二,教师、学生和命题者都围绕着考试打仗,题目所要求的答案却越来越苛刻。
应试教育既束缚着老师,也扼制和束缚着学生的创造力。
第三,教材在很大程度上被有关部门垄断。
“一纲多本”很难真正实现。
与会者一致认为:
语文教学改革涉及的方面众多,决非一日之功,也非一人之功,需要一个系统工程。
真正解决问题还要从上而下,主管部门要下大决心,花大气力,否则语文教学的困境只能越来越严重。
同一期的《文艺报》还发表了吴维的《我不同意这样评价语文教育》,针对《北京文学》的几篇文章进行反驳,意在引起更为广泛更为激烈的争鸣。
《中国青年报》在1998年1月6日的“冰点”专栏以《不仅仅是语文》为大标题进行了转载,并且加上了编者的按语:
“《北京文学》在去年第11期的头条位置,颇引人注目地发表了一组文章――一位小学生家长、一位中学语文教师和一位大学中文系教师分别从自己的角度讨论了我国现行的语文教育,文中所揭示的现状令人啼笑皆非又沉思良久。
本刊特予以转载。
”
“有人说,不仅仅是语文,拿出哪一科来,都可以写出类似的故事,有些可能更加荒唐。
教育,是标示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未来的摇篮,每一个能够作用于这个摇篮的人,都应该想一想,怎样‘摇’,才有民族的未来?
”
在转载时,《中国青年报》还对前两篇文章的标题进行了评价性的改动――《对女儿那些毫无意义的作业,我们真是深恶痛绝》和《中学语文教育实在到了非改不可的地步了》。
无疑,发行量很大、影响遍及全国各地的《中国青年报》的转载和态度鲜明的评论,对于引发全国范围的人们对于中国语文教育的忧思和热烈讨论,起到了至关重要的推动作用。
另外,还有《新民晚报》《报刊文摘》《扬子晚报》等多家报纸也在这一时期对这三篇文章相继进行了转载。
在经过这些比文学期刊读者更为众多、影响更为广泛的新闻媒体转载、评论后,一场社会各界广泛参与的全国性的语文教育问题大讨论就开始了。
在这几个月,讨论所涉及到的主要问题有:
作业量过大;作业无价值;“标准”答案问题;教材陈旧、落后;课后练习荒谬、折磨人;标准化试题害人不浅;作文教学教条化;文学教育被扭曲,桎梏学生的精神发展。
纵观爆发阶段的大讨论,其主要特点有:
第一,突出的批判性与巨大的影响力。
成为导火索的三篇文章都对语文教育的严重痼疾提出了极为强烈的批评,社会反响巨大。
第二,“忧思”的深刻性与激烈性。
人们对语文教育弊端的揭露相当准确、深刻,批评也十分尖锐、激烈,不留情面。
如“害人”、“祸害”、“荒谬”、“悲哀”、“深恶痛绝”等说法,振聋发聩,令人震惊。
第三,“忧思”的自发性。
最初的“忧思”不是政府或教育主管部门主持或组织的,而是由文化层次颇高的几位民间人士自发进行的。
第三,发起于语文教育界外部。
最初的激烈批评来自《北京文学》的三篇文章。
《北京文学》并非语文教育专业报刊,而是文学类刊物。
三位作者,既不是在职的中小学语文教师,也不是专门从事语文教育研究的学者。
显然,大讨论是由语文教育界之外的人士引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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