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爱玲小 说中的女性形象分析.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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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爱玲小说中的女性形象分析
题目
(中英文)
张爱玲小说中的女性形象分析
TheAnalysisonImageofWomenintheNovelofZhangAiling
摘要
20世纪40年代,张爱玲是红极一时的才女,她在当时文坛上是一位极富传奇色彩的著名作家。
她的作品时至今日仍在两岸三地的文艺界受到广泛的关注。
她笔下的女性充满了悲剧色彩,“因怨而心理变态”的曹七巧、“因怨而自私矫情”的白流苏、“因怨而精神扭曲”的顾曼璐、“因怨而自甘屈从”的葛薇龙和“因怨而自甘妥协”的顾曼桢,这些怨妇形象“怨”的表现形态各异,但其悲剧结局却是一致的,她们的悲惨遭遇揭示了中国封建家族制度对女性无情的生理戕害和心灵摧残,同时也是对女性“原罪意识”的展露和鞭挞。
张爱玲对这些女性内心深处的寂寞和悲凉寄予了极大的同情和理解,她小说中女性的价值意义就在于对女性主体意识的追求和对深度人性价值的探索。
关键词:
张爱玲;女性;怨妇
Abstract
Inthe1940s,ZhangAilingwasatalentedandoutspoken.Shewasafamouswriterwithalegendarylifeintheliteraryworld.Herworksownwidespreadconcerns.Herworkstodayarestillgainingworldspreadconcernsintheworldof literatureandartbothintheMainland,TaiwanandHongKong.Thewomeninherworksfilledwithtragedies,"Tragedybecauseofhatredandpsychopaths"CaoQiqiao"becauseofhatredandselfishsentimental"BaiLiusu"becauseofhatredandspiritdistortion"GuManlu"becauseofhatredandsinceKennedyselves"GeWeilongand"becauseofhatredandKennedycompromise"GuManzhen.Thesescornedwomenexpressthe"blame"formsindifferentways;otherwise,theirtragicoutcomesareconsistent.AlltheirmiseriesrevealtheruthlessofChina'sfeudalfamilysystemonfemaleofthatday,bothintheirphysicalandspiritualaspects,Also,theirmiseriesshowstherevealandscourgingof"originalsinconsciousness"ofwomen,ZhangAilingshowshergreatsympathyandunderstandingforthedeeplylonelinessandsadnessofthosewomen'sinnerspace,Thevalueofthewomeninhernovelsexistsinthepursuitoffemaleconsciousnessandtheexplorationofthedepthofhumanvalues.
Keywords:
ZhangAiling;female;scoreswomen
目录
摘要I
AbstractII
一、出身于下层社会的女人们1
(一)因怨而心理变态的曹七巧1
(二)因怨而自甘妥协的顾曼桢3
(三)因怨而精神扭曲的顾曼璐4
二、跻身于小资产阶级的女人们5
(一)因怨而自甘屈从的葛薇龙5
(二)因怨而自私矫情的白流苏7
三、张爱玲小说中女性的价值意义8
(一)对女性主体意识的追求8
(二)对人性深度的探索9
结语10
参考文献12
谢辞13
引言
张爱玲出身于一个没落的清朝贵族家族,但她几乎是在上海租界长大。
特殊的家庭背景和特定的历史环境对张爱玲产生了耳濡目染的影响,张爱玲生活在一个不和谐的家庭里,她的母亲黄逸梵出身于官宦世家,母亲是旧社会的进步女性,时代的先行者。
在她四岁的时候母亲出洋去了,几次回来又走了,她和母亲呆在一起的机会很少,由于她是女孩的原因父亲和她交流的也少,所以她性格比较孤僻,在她十二岁时母亲和父亲离婚,父亲再婚后,她和继母在相处的过程中关系紧张,在她十七岁时,她母亲回国,父亲看到和自己生活多年的女儿竟然和自己的前妻走得近,进而态度发生变化加之继母的挑唆父亲打了她并把它关了起来,之间张爱玲得了痢疾差一点死掉,等到她可以行动时她逃到母亲那里,短暂的幸福之后她开始向母亲伸手要钱时,母亲极不耐烦的态度,让她尝到了一种难堪的琐屑。
她开始自己创作靠自己写作养活自己,她以独特的眼光,透视乱世,塑造了一系列个性鲜明的女性形象,在她的笔下的女性无论是豪门千金,还是小家碧玉,大都少了女孩的纯洁,天真和浪漫,多了妇人的实际、世故和势利,都具有一种苍凉,悲剧意味。
可以说,在中国现代女性作家中,没有一个人像张爱玲这样,去专注于从女性悲凉的命运来写生。
《金锁记)、《十八春》、《倾城之恋》及《沉香屑:
第一炉香》都是张爱玲的作品中其有代表性的几部经典力作,本文就是以女性的分类,特征以及造成她们悲剧的原因来写,并通过这些女性形象,向女性精神世界进行挖掘,展示了她们的痛苦、抗争以及灵魂裂变,也渗透了张爱玲对生命本体、人生价值的思考。
一、出身于下层社会的女人们
张爱玲笔下出身于社会底层的女性,在封建枷锁下苦苦挣扎着,她们的命运是苍凉悲剧的如:
(一)因怨而心理变态的曹七巧
在《金锁记》中的曹七巧被“傅雷誉为是我国文坛最美丽的收获之一!
”[1]她本是个小家碧玉型的女子,她勤劳、善良、纯朴、个性外向、泼辣,“十八九岁做姑娘的时候,高高挽起了大镶大滚的蓝夏布衬袖,露出一双雪白的手腕,上街买菜去。
”喜欢她的有肉店里的朝禄,她哥哥的结拜兄弟丁玉根、张少泉,还有沈裁缝的儿子,如果她挑中了他们中的一个,往后的日子久了,生了孩子,男人多少对她有点真心。
少女时代,她对爱情的渴望以及纯真美好的梦想都被她爱财攀权的兄嫂给打破了,她被兄嫂做主嫁给了姜府的二爷——个患有软骨病的男人做姨太太时,她的爱情幻想就开始破灭了。
因姜二爷患有残疾要想娶一位门当户对的名门小姐做正室是不可能的,娶个偏房而长期没有正室,始终也不是个事,为了让一个女的能够安心踏踏实实地服侍他家的二少爷,所以索性姜府聘了七巧做正室。
老太太接受像七巧出身这样的家庭的人做儿媳实在是一种无奈的选择,姜家以牺牲家族名誉换来了一个身体健康的儿媳,很明显这场婚姻是以双方家族各自的利益为目的的。
然而正是这种买卖式的婚姻,无情地将七巧送入了“人间地狱”。
哥哥的贪慕金钱富贵让七巧首次饱尝了人情的冷暖,娘家的亲哥哥都如此对她,更何况是婆家的人了,看着现实中的种种人情世故,七巧感觉到的只是彻底的寒心。
由于她的出身、谈吐使得她在婆家的地位非常微妙尴尬,表面上是名媒正娶的姜家二奶奶,家里的佣人们一口一个“二奶奶”的叫着,姑嫂们嘴上也叫着“二嫂”,但实际上她在佣人们的眼里只是个服侍二爷、给二爷传宗接代的麻油店卖麻油的,对她嫌恶,打心眼里瞧不起她,在妯娌之间的相处过程中,使她感到一种无法排解的自卑和孤独,尽管她想努力的去消除她们之间的距离,但那一道厚厚的情感之墙仍然堵在她们面前。
而老太太对她则更是不屑一顾。
婚后,丈夫的残疾导致了她们夫妻关系不正常,七巧正常的性欲得不到满足,她越是压抑越是无法控制,从而造成了她一种无法自抑的疯癫状态。
她在难以排除内心苦闷之时有意无意染上了烟瘾,希望借此消愁解闷,老太太知道后“有意的装做不知道,照常地派她差使,零零碎碎给她罪受,无非是不肯让她抽个痛快罢了。
”婆媳间缺少正常的关心和理解,有的只是故意制造的痛苦和残忍。
在姜家,即使七巧出于善心为他人做点好事,也会无一例外地将招致众人的误解和怨怒,她真正体验到人与人之间的隔膜和冷酷。
面对这种没有任何感情作为基础的婚姻以及生活在这样冷漠的家庭中,长期的压抑进而导致了她的变相发泄与报复。
在姜家七巧精神上备受折磨,因此她无法在感情上原谅伤害她的人。
为了自身的生存,七巧出卖了自己的爱情和理想,有了对金钱的执着和追求,这有其合理性,毕竟,生存才是首位的。
在面对金钱和爱情不能兼得的冲突时,她并未对爱情置之不理,在还没有分家前,七巧表现出对爱情浓厚的兴趣。
由于与丈夫的不正常的夫妻关系,她不由自主地想投到季泽的怀抱中,使自己的性意识得到解放,那时候她没有怪季泽挪用公款,反而劝其珍重身体,而季泽也体会到了七巧的真情,只是担心自己可能会受到各方面的谴责而没有接受七巧。
当七巧受到了季泽的冷落时,才转而向大嫂发起牢骚:
“一味的叫我们省,省下来的让人家拿去大把的花,我就不服这口气!
”[2]在下半部季泽登门来找她时,她特地穿着佛青实地纱袄子上紧上一条玄色铁线沙裙,而当季泽向她表白时,“低着头,沐浴在光辉里,细细的音乐,细细的喜悦……”[2],但是,转念间她想到了自己的钱,在情欲和金钱激烈的搏斗和考验中,她选择了金钱,因为一方面有她对自己以青春、爱情作为牺牲换来的财产的珍重,同时也有对自身和孩子生存保障的本能保护。
可是就在她压抑了自己爱情的那一片刻起,她开始扼杀了自己身上仅有的一点人性,导致了以后她的儿女长白、长安两人的悲剧,长白对她来说,不只是个儿子,更重要的是个“男人”。
以前他一直都是属于她的,是她在姜家忍辱含垢的见证,只有在长白面前,她才具有一个母亲的威严,才可以得到尊敬和服从,所以她想要绝对控制和占有他。
现如今长白成亲,看到儿子媳妇恩爱,这种控制和占有的权力似乎就要转移到另一个女人手上,而这个女人是健康的,带着青春的生命力。
对儿媳的妒忌,对众人的仇恨让她想把儿子牢牢地拴在身边,,于是找理由把儿子留在自己身边,她以后彻夜探询儿子的私生活,当着包括亲家母在内的众人的面,抖露媳妇芝寿的私生活秘密。
这时的七巧正是通过对儿子媳妇的私生活的偷窥和对儿子媳妇正常的夫妻生活的反复搬弄来获得欲望的满足。
七巧的行为最终带来弱势女性身体的畸形和毁灭:
“芝寿是一个彻底的牺牲品。
在丈夫不像丈夫、婆婆不像婆婆的大家庭里,她苦苦挣扎着,芝寿直挺挺的躺在床上,搁在肋骨上的两只手蜷曲着像宰了鸡的脚爪”[3],她是被曹七巧的黄金枷锁所劈杀的一个,一个健康的、正常的女孩子最终被逼上绝路,即使是死后也难以安息。
同时娟姑娘在扶正不到半年也吞食鸦片自杀了,儿子从此只敢在窑子里逛逛。
然而七巧对于自己的亲生女儿,也满怀怨恨,因为七巧的一句话,长安在十三岁就被迫裹脚进而她的身体承受了扭曲变形的痛苦,裹脚的痛苦使长安鬼哭神号,七巧把长安限制在家庭的狭窄的空间中,她诱导长安吸食鸦片,想让长安也一天天的枯萎,看不得长安在恋爱后日渐红润,光泽的脸庞,最后使劲了恶毒语句破口大骂,她变态的心理容不下任何幸福的东西,对于一切美好的事物加以破坏,可见七巧无疑是一位丧失正常人性人情的疯狂而又自私的女性形象,“她用沉重的枷角劈杀了几个人,没死的也送了半条命,她知道她儿子女儿恨毒了她,她婆家的人恨死了她。
”但她无法控制自己,只能让疯狂拖着她往绝路上走。
她追逐黄金欲望,但她想要报复,报复她为黄金付出的代价,不顾一切,不择对象,情欲就是这样盲目的支配着一个人,七巧的悲剧是无可奈何的,她无法主宰自己的命运。
像七巧这种小户人家的儿女,以姜家为代表的封建文化不动声色地开始改造这个异己分子。
名分的拴结、周围人的轻视鄙夷都向七巧袭来,生性要强的七巧在这个敌对的阵营里变得孤独而绝望,生命的欲望成为她手中惟一的武器,她以她自己的欲望作为动力向周围的人、社会乃至世界进行抗争,被压抑的生命欲望进而以扭曲变异的方式转向了比她更弱小的对象—她的儿女身上,金钱欲对她来说不是目的,而是手段,她通过对金钱的占有和控制来表现她对爱与自尊的需要以及得不到满足后的怨愤。
这种反常的实现欲望的方式带给她的亲人以惨痛的伤害,这时她的行为已使她与压迫她的文化环境也同出一辙。
以姜家为代表的封建文化,对她的改造到此全部完成。
(二)因怨而自甘妥协的顾曼桢
在《十八春》(20世纪60年代年代张爱玲将其改写为《半生缘》)中的曼桢本是一个朴素、善良、略带有点害羞、漂亮、年轻的女孩,她生活在上海小市民的家庭中,自幼就失去了父亲,虽然家境贫寒,但她对生活充满了信心,曼桢毕业后在一家纺织公司工作,为了养家做着几分兼职。
她是一个追求自主独立的女性,她有事业心,对奶奶、妈妈、姐姐充满爱心,性情纯洁、善良、稳重、温柔。
她与来自南京的同事世钧相爱,她细心的规划她俩的未来生活,为了长久的爱和幸福,她几次拒绝了世钧的求婚希望等到自己家里负担减轻的时侯再与他结婚,不巧的是与沈世钧一连串的不凑巧和误解误会,竟然使她错过了一段美满的姻缘,误入了姐姐设计的为了极尽讨好姐夫所设的圈套中,被姐夫所强暴,并被姐姐关押在房子里面,面对自己的亲姐姐对自己做的事,对于一位追求新思想和追求个性自由的曼桢来说,无疑是一种重大的打击和伤害。
在漫长的煎熬中曼桢无奈地生下儿子。
之后,她仓皇逃离姐姐家,几经辗转,终于在一所较偏远的小学校谋到一份教职。
她暗自庆幸,并不断告诫自己,只求平安的度过一生。
一个偶然的机会,她与世均有在上海相遇,知道了这些年来发生的一切,明白了彼此的心,虽然还深爱对方,但她们无法回到从前,在这十八年里她坚韧的生存,在没有得知世钧结婚消息之前,她把和世钧的爱情作为自己生命的支柱,希望能够再见到他,可后来听说世钧结婚的消息时她失望了,然而此时,她得知姐姐病逝儿子又生病的消息,她把孩子作为自己生活最重要的东西,已经脱离苦海的她竟然又忍气吞声回到姐姐家并嫁给了姐夫。
对于曼桢来说,蒙受欺骗遭遇姐夫强奸而生子,已是极大的不幸,后来主动嫁给姐夫则是使自己在污浊的生活泥潭里越陷越深。
至此,曼桢一个面容娇好、纯情、受过中等教育、立志追求独立自主的女孩,在面对一系列身心迫害、命运打击时那种无奈无望无助更增添了她命运上凄苦宿命的悲剧色彩。
当初,曼桢的逃离本是抗争的标志,是既有斩断和姐姐的积怨,又有自己从新开始自强的意思。
但她后来的妥协放弃则完全是屈从于封建宗法制度。
“当初她想着牺牲她自己,本来是带着一种自杀的心情。
要是真的自杀,死了倒也就完了,生命却是比死更可怕的,生命可以无限制地发展下去,变得更坏,比自己当初想象中最不堪的境界还要不堪。
”[4]她也清醒地认识到:
“现在想起来,她真是恨自己做错了事情。
从前的事,那是鸿才不对,后来她不该嫁给他。
—是她错了。
”[4]那是她自甘妥协于封建社会的一种懦弱表现,是一种在遭受不断的打击下丧失自我的表现,从而使这一现代文学中的怨妇形象显得愈加丰满而摇曳多姿。
(三)因怨而精神扭曲的顾曼璐
而曼桢的姐姐曼璐也是一位善良,漂亮、年轻女孩,但她的悲哀不仅源于肉体的不断被侵蚀,更多的是社会、家庭对她的冷漠和孤立。
她的母亲也是因为曼璐为这个家庭做出伟大的牺牲而感到愧疚,从而与曼璐没有很多的交流。
曼璐又基于自己所受的教育和所从事职业身份的差异,她与妹妹曼桢的隔膜更是大得很。
尽管深受传统妇女思想影响的她有着崇高的奉献精神,但在长期孤立的压抑下,她崇高精神支撑下的牺牲从而也变得十分的卑微。
她目睹的不只是社会的残酷,还有家庭的的冷漠。
这样,她与慕瑾的初恋便成为她精神的唯一支撑点。
理智的曼璐在母亲“渴望她出嫁”的建议下,作出了利索的选择。
为了家庭将来的发展(确切地说是为了妹妹曼桢的婚姻和幸福),为了让自己有个依靠,同时也为了证明自己存在的价值,她嫁给了既没有钱也没有爱情的祝鸿才。
她把自己的后半生如此轻易地拴在一个随波逐流的吃交易饭的且已有一个乡下老婆的男人身上,然而婚后自己既不能为丈夫生儿育女,又没有砝码控制住丈夫,不能巩固她自己在家里的地位,正在此时看到母亲有意撮合妹妹与慕瑾,见到慕瑾对曼桢的爱意,从而激怒了曼璐,她为了守护自己初恋那份神圣的精神寄托,为了留住她所依赖的男人,她把自己的亲生妹妹曼桢给吃掉了。
她设下陷阱让丈夫强暴了妹妹,这是她精神扭曲变态的终极。
林幸谦认为“曼璐因为恐惧被鸿才休掉,而顺从了丈夫欲图染指曼桢的野心”[5],虽然这个推测有其合理性,但关键的还是由于她误认为她妹妹曼桢抢走了她的精神寄托—慕瑾而引起的精神失控。
我们也应该看到,曼璐曾有过很高尚的情操,她为了整个家庭所作出的牺牲不是一般人所能承受的。
她本应该得到她所渴望的一种安慰的归宿,可是,怎料命运偏要跟她作对。
她屈就于祝鸿才,怎料鸿才在发家后也不真心得对待她。
她的生命中承受了如此多的沉重。
在鸿才向她坦诚觊觎她的亲妹妹曼桢时,曼璐对此就直接训斥了他的无耻说“我就这一个妹妹,我赚了钱来给她受了这些年的教育,不容易的,我牺牲了自己造就出来这样一个人……”[6]由此可见,曼璐对她的妹妹是十分的疼爱和珍惜的,她把自己的精神期望寄托给了曼桢,希望妹妹得到她无法得到的幸福。
可当她再次会见初恋情人时,让我们窥见她心底深藏的那一片纯真,也让我们理解她心态转变的关键所在。
但是曼璐的恐惧和焦虑最终也没有得到缓解与消除。
虽然她因曼桢所生的“这个孩子”没有被扫地出门,但她过的“不是人过的日子”,曼璐日益病重,鸿才仍是出门去寻欢,最终在怨恨中曼璐的精神与肉体慢慢枯竭。
曼璐是一个父权意识形态与封建制度下的牺牲者,她以牺牲自我的方式走出人生往深渊坠落的第一步;她以牺牲她妹妹的方式落入了谷底。
我们可以看到她不仅是受害者也是害人者,曼璐形象的美学意义不仅在于美丽纯良的曼璐被不合理的社会残酷地毁灭,而且在于张爱玲深度的写出了男权中心下的牺牲者隐秘、痛苦、幽暗、复杂的内心世界,她深刻地揭示了像曼璐这一类女性人物的生存处境的真相。
曼璐也因此成为书中最耀眼、最有生命力的人物。
二、跻身于小资产阶级的女人们
跻身于小资产阶级中的女性,她们也无法逃脱苍凉悲剧的命运如:
(一)因怨而自甘屈从的葛薇龙
《沉香屑·第一炉香》中葛薇龙,她原本是一个漂亮,善良,纯洁正值花季且已念高级中学的学生,因突然遭遇战乱,为了能够得到继续求学的方便,便只身来投靠在香港做交际花的姑妈梁太太,而梁太太是一个精明的人,一个彻底的物质主义者,她做小姐时独排众议,毅然按照自己的想法嫁给了一个年逾耳顺的富人,专等着他死。
梁太太为自己选择的这段婚姻,是用她所拥有的青春来换她所想要的金钱,可当她拥有金钱时她已经老了,她永远填满不了心里爱情的饥荒,她需要爱—许多人的爱,但她求爱的方法,在年轻人的眼中看起来却非常可笑。
在古老腐朽的文化、物欲、情欲的压抑下她人性开始扭曲了,为了挽住时代巨轮,她关起门来做小型慈禧太后,看到求学心切迫不得已找上门来的侄女,准备利用葛薇龙,把她作为吸引倾慕者的诱饵,开始荼毒她,她很清楚也知道葛薇龙投靠她完全是因为住宿难题和生活不便,亲戚情分和亲缘关系的修复是不曾考虑过的,她也明白自己在哥嫂和侄女心目中的地位,无论她在多么有钱,但作为交际花这个角色总是令人不齿的。
她在收留侄女的同时还在盘算收留葛薇龙的得失,例如“她对于银钱交易一向是仔细的,这次打算在侄女身上大破悭囊,自己还拿不定主意,不知道这小妮子是否有出息,值不值得投资?
这笔学费说大不大说小不小,好在钱还没有出手,不妨趁今晚请客的机会叫着孩子换件衣裳出来见见客。
俗语道:
真金不怕火炼”自然立见分晓。
”可见她更老道世故。
[7]她已经制订了一整套俘获葛薇龙的计划。
这个计划的核心就是把葛薇龙培养成为自己的接班人,以此来作为对自己哥嫂的回敬和报复。
当葛薇龙第一次踏入姑母家的华艳豪宅时,就被姑妈家的那黄地红边的窗棂所震惊,无边物欲的诱惑,重重的冲击着这个涉世不深的小姐的精神底线。
初来乍到时,她是不太习惯甚至有些抵触梁太太家的奢华生活,头一夜住在姑妈家里,她便发现自己房间的壁柜里挂满了名贵的衣服。
一名从未涉足社会的女中学生,哪里用得上那么多有档次有款有型的时装?
她思前想后、仔细揣磨,才慢慢领悟到这可能是姑妈特意为她定做的。
看似一个随意而又简单的心灵对白的场景,其实很慎重地表达了张爱玲的真实用意:
一个在传统文化熏陶下的女孩在面对物质诱惑时内心的矛盾,其实这是姑妈即将为她制定阴谋的开始,但葛薇龙对这一阴谋毫不知情,她是一个尚未具备足够防范戒备心理的无辜者,她的出场给所有读者带来悬念和担忧。
在梁太太的悉心引导和指点下,葛薇龙逐渐进入香港社交场合并结识了花花公子乔琪乔,俩人很快就堕入爱河。
尽管对乔琪乔生活放荡、拈花惹草的习性早有所耳闻,但葛薇龙仍旧和乔琪乔恋爱。
直到亲眼看见乔琪乔在刚刚与她温存之后随即又和丫鬟搂抱在一起的场面后,她才如梦初醒,丧失了对爱情的憧憬与激情,决心趁早逃离姑妈家。
然而,踌躇再三,已经作出离开决定的她却因为下雨延时、疾病耽搁以及梁太太的诱导未能成行。
梁太太说:
“你来的时候是一个人。
你现在又是一个人。
你变了,你的家也得跟着变。
要想回到原来的环境里,只怕回不去了。
”[7]梁太太接着说:
“等你到了我的岁数,你有谈恋爱的机会,才怪呢!
你看普通中等以下人家的女人,一过三四十岁,都变了老太太。
我若不是环境好,保养得当心,我早就老了。
你呀—你这么不爱惜你的名誉,你把你的前途毁了,将来你不但嫁不到上等阶级的人,简直不知要弄到什么田地!
”[7]这样一席话,让葛薇龙不知所措。
究其实,她所要的名声和姑妈所说的名声是有着本质区别的。
按照梁太太的话“一个女人顶要紧的是名誉。
我所谓的名誉和道学家所谓的名誉,又有些分别。
现在脑筋新一些的人,倒是不那么讲究贞节了。
小姐家在外面应酬应酬,总免不了有人说两句闲话。
这一类的闲话,说得人越多,越热闹,你的名望只会更高,对于你的未来,并没有什么妨碍。
”[7]梁太太奉行的这一套关于女子名誉地位的理念开始对葛薇龙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
在梁太太这类人心目中,女人要趁着年轻貌美,不遗余力地主动推销自己。
这种论调完全是从男权中心的立场上出发的,即女子天经地义就是要成为男人的玩物,从男人那得到金钱或物质利益,并确保不要被对方甩掉。
西方享乐主义思想和中国传统伦理的贞操观念在这里得到了奇妙而畸形的结合。
于是,葛薇龙在姑妈的软硬兼施下退让屈服,变得顺从,最后对姑妈说的一句话是—“你让我慢慢学呀!
”。
她也对姑妈暗示,可以考虑嫁给乔琪乔,她开始全身心地向梁太太学习并效仿起来,隔三差五地在家里开舞会、喝花酒、跳艳舞。
她知道乔琪乔是个享乐主义者,爱钱爱玩,但她爱他,她得不到真正的爱情却可以凭借自己的年轻美貌骗财赚钱。
而乔琪乔则在梁太太的怂恿唆使、精心安排下,为了能够名正言顺地享受葛薇龙呈欢卖笑所得的钱财,也勉强答应与葛薇龙结婚。
从此以后,葛薇龙这个人就等于卖给了梁太太和乔琪乔,她整天地奔波忙碌着,不是替乔琪乔弄钱就是替梁太太弄人。
在乔琪乔身上付出了爱与牺牲,最后在湾仔的新春市场,她想到她的未来,感到无边的恐怖,在充满物品的市集主要卖的是人。
她对自己命运的憧憬交杂着幻灭、觉醒与痛苦,她彻底地由怨恨、怀疑而屈从。
与其说是物欲和情欲让她放纵和人格尽失,不如说是人性自身的背叛,这在本质上说是人的一种纯本性需求的放纵。
在这部作品中,“作者极力描写了梁太太那所住宅,已暗示薇龙的心境变化,有一个单纯自信希望保持自己人格完整的少女到幻想的贬值,自信的破灭终至人格的丧失。
[8]
(二)因怨而自私矫情的白流苏
《倾城之恋》是张爱玲的代表作,透过这部作品我们可以深刻的体会女性与生俱来的依赖性。
作品中的白流苏是白公馆里的小姐,因不能忍受丈夫的虐待而回到娘家。
虽从婆家带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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