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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雁门关走出的晋商背影
从雁门关走出的晋商背影
历史上代县一直地处边陲,因此边贸活动几乎伴随了代县整个发展历程。
几千年来,代县涌现了一大批商人,形成了一整套独具特色的商贸文化。
雁门:
边胡、军市。
正如雁门关有西陉关、东陉关,雁门关下也有两条在中国历史上产生过重要作用的古关道。
古雁门关道南起太和岭口,经富拉沟、城上、石墙沟、吴家窑、黑石头沟,越过古雁门关,穿赵庄,出白草口,从而通向广阔的塞外。
明雁门关道南起试刀石,经南口、前腰铺、埠家坪,越过明雁门关,穿雁门关村,出广武口,由此通向辽阔的漠北。
明以前。
人类的交往以古雁门关道为主;明及明以后,人类的交往则以明雁门关道为重。
明之前br>
雁门关古道向南北两面延伸,是古代一条重要的商业贸易通道。
由于雁门关地处北边,所以边贸活动几乎伴随了雁门整个历史发展进程。
秦、汉时期,商业贸易已成为国家及人民谋求富裕的重要途径。
《史记》载:
“夫用贫求富,农不如工,工不如商,刺绣纹不如依市门,此言末业,贫者之资也。
”雁门“地边胡”,由于军事原因,内地运来的大量物资时常有剩余,也在市场出售,边地甚至设置有“军市”。
汉“白登之围”后,汉朝除将公主嫁给匈奴单于外,还要送大批礼物,同时与匈奴进行商业性的贸易。
汉文帝时,匈奴将牛、马、羊及畜产品运至边境,换取内地的粮食、布匹、铁器等。
汉景帝时“复与匈奴和亲,通关市。
”汉武帝执政后,一面“明和亲约束,厚遇,通关市,”一面积极准备北伐。
由于双方都能得到各自希望的东西,所以边贸不断。
曹魏时期,内地常与鲜卑族通“胡市”。
“鲜卑酋长曾至魏贡献,并求通市。
”黄初三年,鲜卑人轲比能率3000余骑,驱牛、马、羊7万余头与魏互市。
曹魏时期的雁门人莫含,经雁门关古道往来南北,成为“家进货殖,赀累巨万”的巨贾。
北魏时,太武帝派人出使西域16国,打通了4条商道。
唐朝时海陆交通发达,唐与外国有七条交通线,其中两条与雁门关古道有关。
一条是自陕西夏州,并州、忻州、代州至大同的商道;一条是山西等中原省市经雁门关古道,过油房,至呼市的商道。
后一条商道一直延续到明清,是晋商走向辉煌的必由之路。
中原与北方各族互市的主要产品,中原以茶为主,北方各族以马牛羊为主,因此这条古商道又被有些学者称为茶马古道。
北方各族由于生活习俗,加上对中原汉文化的仰慕,对茶马互市要求非常强烈,有时甚至不惜一战。
《中国商业史》指出:
“番人嗜乳酪,不得茶则困以病,故唐宋以来,行以茶易马法。
”唐武德七年(624年),“颉利愿款北楼关请互市,上不能拒。
”北宋时契丹崛起,时与宋有战争之祸,而通商互市,亦常见于和战之间。
当时定例,两国务于分界处置榷场,以为互市所。
明清
商贸活动至明清时达到高峰。
雁门关古道成为中国北方一重要的商业通道。
雁门关古道上车马不绝如缕,一片繁忙景象。
明代朝廷在大同三设马市。
马市又有官市、民市之分。
蒙古各族以牛、羊、骡、驴及马尾、皮货等换取中原的茶叶、丝绸、布匹、棉花等。
后来还开设了月市和小市,更加方便蒙汉间的经济交流。
中原运往大同的茶叶、丝绸、布匹等物不少走的就是雁门关古道。
清统一中国后,山西商人利用雁门关古道的便利条件,将商路一直延伸至莫斯科乃至欧洲腹地,成为中国连接世界的一条重要商道,商业交流盛况空前。
晋商从汉口、福州、长沙等地采购回茶叶、丝绸后,经雁门关古道,出杀胡口,到达呼市。
然后用庞大的驼队将商品运往乌兰巴托、恰克图,或者经科布多、伊犁到达莫斯科,与俄商交易,进入欧洲市场。
据邓九刚先生《茶叶之路》一书介绍,“嘉庆五年,由恰克图输出的货物仅茶叶一项,即达2799900俄磅,价值280万卢布,较乾隆时大增。
至嘉庆二十四年,输俄茶叶即达67000箱,约合500万磅。
若输出之茶折中皆按中品计算,中国人收入可达500万至600万卢布。
”又据俄学者霍赫洛夫在《18世纪90年代至19世纪40年代中国的对外贸易》一文所载:
“1818年运往恰克图的中国商品为3450驼和1420车,合计为78.5万公斤,而到了1829年,一跃增长为9670驼和2705车,合计为188.5万公斤。
”贸易额之大令人咋舌。
这些货物大都要走雁门关古道。
雁门关下的埠家坪村,当年曾是一个繁忙的商品集散地。
山头一般堆积的商品、热闹的车马大店、夹杂着各种口音的客商,将埠家坪挤得红头涨脸一片繁华。
走进现在的埠家坪村,你仍能从那些断壁残垣上看到当年的一丝景象。
荒草埋没的台阶、苔藓斑斑的院墙、废弃很久的石磨……现在的埠家坪村人很少,没有马达轰鸣,没有鼎沸人声,两眼里只有那望也望不到边的空虚和静寂。
碑记
沿着雁门关古道,走进雁门关天险门,你会被脚下石板路上深深的车辙所震撼。
那都是一块一块一米见方的大青石,石上赫然两道凹陷的车辙。
弯下身,摸摸那被成千上万的木轮车碾压过的石头,你能想像到当年雁门关上繁忙的运输景象关楼上是来回游戈的兵士,关楼下是出出进进的商队……士兵们的呵斥声、骡马的吼叫声、商人们的招呼声丁丁当当响成一片。
雁门关地利门外立有一块分道碑,这是乾隆三十六年代州知州为规范雁门关古道上的交通秩序而制定的一部交通守则。
碑文内容如下:
“正堂禁示:
雁门关北路紧靠山崖,往来车辆不能并行,屡起争端,为商民之累。
本州相度形势,于东陲另开车道,凡南来车辆于东路行走,北来车辆从西路终由。
不得故违于咎未便。
特示。
乾隆三十六年三月吉日立。
”
由此可见当时的交通盛况。
代州:
繁华、梦。
《山西通史》载:
“除太原府的太原外,代县也是出商人的地方。
”战国时期的雁门人班壹。
曾因畜牧牛羊而富甲天下。
曹魏时期的莫含也因通商内外而显赫一时。
代县商人是晋商中的重要一支,从雁门关古道上走出的晋商团队中也活跃着雁门商人的背影。
商号
代州人的商贸活动伴随着晋商的崛起而达极盛。
据县志记载,清朝中叶时,代县境内有商号700余家,从业人员达3000余人。
仅州城内就有商号300余家。
这些商号又分五大社二十行。
五大社为:
宝珠社、宝元社、宝丰社、宝锦社、云锦社。
二十行为:
京货行、山货行、杂货行、芝麻行、陆陈行、钱行、当行、珠宝行、靴行、木器行、铁行、漆行、古玩行、药行、食店行、缝纫行、染行、理发行、纸行、粮行。
商务涉及张家口、归化城(今呼和浩特市)、包头、多伦、库伦、海拉尔、北京、天津、上海、苏州、西宁等大中城市。
因为全国各大中城市大都设有代州商号,所以素有“商埠经济多门路,财源如水流代州,东口至西口,喇嘛庙至包头。
西宁库伦京津沪,走遍天下不发愁”的说法。
商人
代州商人以勤劳、诚实、信用、善于理财而著称于世。
阳明堡的贾淑平,清乾隆时即在北京东华门、宣武门、西直门、西内牌楼等繁华市区设立“天福楼”,专营香纸蜡烛。
马站的高凤梧,远涉苏州,专营绸缎。
西北街白家,祖辈九代在四川经营药材。
琉璃井的周子和,资本雄厚,产业发达,不仅在本城开“福合”大当,而且在沙河、大营、归化城等处设号,所办“恒升昌”、“恒吉昌”口内外颇有名气。
阳明堡刘永吉,以开缸房起家,后营钱庄,州城的“大德昌”、归化城的“天德生”、北京的“天德隆”都是刘氏独资经营的钱庄。
城东关崔诏在归化城经商成为乡耆(商会会长)。
东章王廷相在包头著名的大商号大盛魁当掌柜,闻名于俄蒙。
生活在清末民初的谢歇、兰世锦、康耿、周玳、高步青等代州名人都是由经商起家发迹,成为代州郡到山西、河北、京津、俄蒙等地的名流,其中的康、周、高均涉足政坛,成为当时军政界的要员,显赫一时。
商务
随着商务活动的增多,典当钱庄业也应运而生。
据县志载,清朝时全县共有当铺26家。
钱庄30家,著名的当铺有天兴当、福合当、福兴当、日升当、瑞云当、天飞当、祥瑞当等。
当铺以抵押贷款为主要业务,叫做“上架”。
放款总额叫做“架本”。
押放在外而未收回的款项叫“存架”。
钱庄著名的有瑞记、永生厚、永生昌、聚盛隆、日升昌等。
钱庄初期阶段,大部分由商号兼营,后逐步发展为专营。
钱庄资本主要由本地士绅、商人、官员入股构成。
钱庄主要经营以银易钱或以钱易银的汇兑业务。
到了民国年间,钱庄业务发展到存款、放款、汇兑、发行四种。
存款分定期、往来、特别三种。
定期为半年以上,往来为定期存款,特别为信托通知,存款利息一般为一分二至一分五左右。
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县城钱庄余存11家,其资本额仍居全省同行业第三。
手工业
古城铸造业发展较早,历史上较为有名的是:
阜通监,故址在西大街武安君庙,金大定十八年(1178年)钦定代州主监设立,金大定二十九年(1189年)废除,为官办铸钱场,所铸“大定通宝”由宰相亲自监制,分阔缘窄缘两种,共铸21000贯。
因监铸严格,铸造精良,“字文肉眼好,胜正隆之制”,是古币珍品。
酿酒业历史悠久,宋朝张臣之《酒名记》中就有“代州金波又琼酥”的记载。
金代名士、礼部尚书赵秉文曾在其《代州书事》中写到:
“金波曾醉雁门州,端有人间六月秋”。
“金波”是由金波泉水酿制而成。
金波、玉液两泉,泉水清澈甘洌,所酿之酒品味醇厚,色质酽清。
还有被称为“代酒”、“代州黄”的黄酒,亦为历史名酒,此酒色黄似金,温和醇香,有补中益气、健身活血、提神御寒之功能,医家也常用为药引。
到明代,古城酿酒业渐趋发达,酒家曾于西大街建“酒仙庙”。
清代、民国年间,除民间个体户酿酒外,城镇的“陆陈行”都设有“缸房”,主要产品是烧酒、黄酒两种。
此外,酿醋也是一门民间传统手工艺。
加工业是代州的传统工业,主要有陆陈行粮食加工和芝麻行副食加工。
陆陈行为古城商业五大行社之一,在古城有店铺16家,分别为东大街赵伟面铺、泉记面铺、双义泉、吉庆隆、义盛泉、义合新、聚成永、祥盛泉,西大街王树仁面铺、梁永珠面铺、聚德太、荣德太、日顺洋、杨琚号,大南街永和泉,北门内德兴隆。
生意兴隆,十分繁忙。
曾流传:
“住了陆陈行,天短夜长,一年穿了三年的衣,三年不上一年的妻。
”其主营磨面兼营食品,产品以白面、莜面、豆面为主。
芝麻行即糕点业,在古城有铺面12家,是历史久远的副食行业,也是古城较为有名的门传统手工艺。
清代以来江苏籍人来代州开办糕点铺,字号“江苏斋”,因其品种较多,制作精细,质优价廉,成为“芝麻行”的魁首。
此后,糕点业纷纷打起“江苏斋”的招牌,学习“江苏斋”技艺,以招徕顾客。
据记载,1937年前古城“芝麻行”铺面达12家,聂营、阳明堡镇5家。
其中尤以西大街“聚新瑞”最大,有店员约20人,其余均在15-20人之间。
所营各种糕点有麻片、绿豆糕、草纸糕、江米糕、洋蛋糕、元宵、糖子、月饼和各色点心等10余个品种。
其中代州麻片为驰誉省内外名产,历以片薄、质脆、香甜适口而著称,本省各地虽有制作,但其薄、脆、香实难与代州麻片媲美。
清末古城有聚星瑞、兴盛斋、世盛斋、富成斋、天兴昌、福盛魁、同心隆、广兴德主营生产。
纺织手工艺源头甚远,据《太平寰宇》载,代州上贡方物有麻布数种,另据东汉崔实《政论》载“仆前为五源太守,土人不知辑,乃诣雁门广武县迎织师,使巧手作机,以教民织。
”可见东汉时纺织业已具相当水平。
明万历中,雁门兵备张惟诚创设织布局,址于古城西门外。
民国四年(1915年),古城有织布厂3家,织爱国布,棉纱由天津进货。
古代州木器制作历史悠久。
据史志记载,清代时古城已有了专业的木工作坊。
最大的有天顺昌、富泰昌、义义盛之等,拥有工匠近百人,邻近州县登门求艺者甚多。
之后又进一步分工,出现了车铺、木匠铺(制作房架、门窗、家用器件)和油漆铺。
“七?
七”事变前夕,古城车铺有广成泉、义生恒、天庆昌3家和永昌漆铺1家,阳明堡有木匠铺2家,这些店铺规模较大,皆在30人以上。
传统木器家具主要有仰柜、竖柜、板箱、太师椅、钱柜、条桌、炕桌等,大漆罩面,古香古色,经久耐用。
解放后,木器制作技术不断改进,引进了推光漆器、罩光漆器产品,后又增加描金绘画、烫花等新工艺产品,行销欧美、日本、东亚等国家和香港地区。
制鞋业,旧称靴铺,全靠手工制作,主要产品有布鞋、皮鞋、靴子等。
1937年古城有同顺和、天顺斋、庆源昌3家,以天顺斋最大,共有员工36人。
日寇侵占代县后,各鞋铺相继破产停业。
此后天顺斋人员重新组成天义斋,同顺和、庆源昌分别改称顺记和福盛和。
期间靴铺规模较前缩小,最大的天义斋有10余雇员。
解放后,因销路不畅,靴铺变为“三人班”、“二人号”,一共有八、九家。
1954年10月,制鞋行业合作化,改组为鞋业组。
造纸业古城有7家,分别为清龙泉纸坊、东关永盛纸坊、大南街纸坊、玉盛纸坊、西关万盛纸坊、德盛纸坊、药王庙街玉顺纸坊,主要产品是草纸和麻纸。
手工业行当除上述诸作坊外,古城还有制皮、滚毡、张箩、钉鞋、编织、麻绳等手工作坊。
“七?
七”事变前夕,城东门外吊桥边有德义毡坊、东关有郝家毡坊,东大街有德合皮坊、大南街有张大义皮坊,聂营有德义成毡坊和席子铺两家。
制度
商号、当铺、钱庄在运营过程中形成了一些比较严格的内部管理制度,特别是对从业人员的约束管理。
由于从事这一行业的人员较多,因此对地域民众的文化生活、社会风气等均有较大影响。
商号财东也称东家,为商业资本拥有者。
所投资金委聘掌柜经营。
三年期满,结账有余,财东参与分红,结账亏损,由财东负责支垫。
商号有大、二、三三个掌柜,大掌柜总理全盘,二掌柜专营生意,三掌柜执掌银柜。
店员人柜学徒为三年,三年后,优秀者顶股留用,一般者以薪留用,称做“吃劳金”,形同雇用。
对初顶生意的小掌柜及店员的要求十分严格,口稳、手稳是必备的品质,如搬弄是非、馋吃懒做,尤其是吵嘴、打架、偷摸舞弊者,轻者下降生意,重则逐出店堂。
店员每日四更起床,洒扫店铺,六时开门营业。
站柜台不准坐、靠、趴,不准嬉笑聊天,不准擅离职守。
午后、傍晚顾客稀少时要学算盘,写仿习字。
到晚十二点,得到掌柜允许才能休息。
当铺、钱庄对店员的要求更细、更严格。
对店员的要求,具体有十不准:
不准携带家眷;不准嫖妓宿娼;不准参加赌博;不准吸食鸦片;不准徇私舞弊;不准假公济私不准积蓄放贷;不准贪污盗窃;不准懈怠号事;不准打架斗殴。
站柜台要衣帽整齐,不准轻易回家,不允许随便落座。
初入号的伙计,必须找保人引荐。
解雇时不通知本人,只通知保人。
伙计回家时,所带物品须经管账先生检查,称为“亮相”。
代商:
杨氏、冯氏、王氏。
代州商贾隶属于晋中商帮,可谓晋中商帮的一大支派,代州从明代行政区划隶属太原府,经历明清两代的500年中始终占据一席之地,清代由太原府析出,民国前期建置多有变化,但始终是晋商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其地位从来游离于晋中商帮核心区之外。
从而,代州商贾对于推动历史发展、繁荣州城经济、磨砺州人诚、信的淳朴民风、造就代州的辉煌历史起到了举足轻重的历史作用。
杨继美
祭酒在明代是国子监掌国学诸生训导政令之官,官阶从四品。
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中央直属的国立大学校长。
但是,在明代盐商中也有人被众盐商推举为祭酒的。
这样的祭酒,要求在盐场居住的时间具有相当的年代,品格、人才皆出众,经众盐商推举出任。
盐商祭酒在同业中起斡旋、调解作用。
官府对于推举祭酒采取赞许态度。
祭酒处于官吏和盐商之间,既协助政府推行盐政,又协助管理盐商,使税收得以落实,他们大多与政府官吏有密切关系。
杨继美,字汝孝,别号近泉,明代山西代州振武卫人。
生于嘉靖九年(1530),万历十九年(1591)卒。
明初,先祖戍边以军功升旗牌官,遂隶籍振武卫。
传至杨彪,彪生继美。
杨继美少年时极爱读书,经史子集无不涉猎。
后中途辍学,对此,他一直以为憾事。
杨继美成年后,以先辈所留数千银两为资本,经营盐业于两淮。
淮盐是明代运销额最大的盐,盐行直隶之应天(今南京)、宁国(今安徽宣城)、太平(今安徽当涂)、扬州、凤阳、庐州(今安徽合肥)、安庆、池州(今安徽贵池)、淮安九府及江西、湖广等地,开中输边甘肃、延绥(今陕西榆林)、宁夏、宣府(今河北宣化)、大同、辽东(今辽宁辽阳)、固原、山西神池等地。
杨继美很会经商,不久,便成为两淮盐商中著名的富商。
他虽在商界,却喜与读书人交往,与他们高谈阔论,研讨经史,还常常赠送这些人银两。
后来,在这些人当中有不少人科举得中做了官,仍与杨继美保持书信往来或一起叙旧。
于是,江淮数千里都听说有一位杨继美,士人不敢以商贾轻视他。
有一次,明政府派官员视察两淮,这位官员召见两淮盐商时,向他们提了许多问题,众盐商皆不能对答,唯有杨继美应答如流。
众盐商很佩服继美之才,便推举他为盐商祭酒。
万历七年(1579),杨继美的儿子杨向中举,杨继美在扬州听到这一捷报后,心情十分激动,对众盐商说“这是我梦寐以求的事,今日终于由我的儿子实现了。
”当即结束盐场事务,整理行装,返回原籍。
回到代州后,终日与乡亲老友结社咏诗,以娱晚年。
杨继美为人豪爽义气,乐善好施,好救人之急。
有一个人过去借过杨继美许多银两,还债期限早已超过,仍不能归还,此人很是羞隗,有时在路途遇到杨继美,便急忙躲藏起来。
后来,此人觉得这样躲躲藏藏并非办法,决心面见杨继美,向杨表示愿将自己的养家之业交给杨继美抵债。
继美说道:
“你以此业养家糊口,如果将此业给我抵了债,难道你们一家吸饮露水生活吗?
”说完话,便将债券当面撕掉,旧债一笔勾销,其人感激不尽,叩谢而去。
冯氏
代州另一盐商冯忠的祖父冯盛,在明永乐年间朝廷迁徙大户实边时由山东寿光迁代州。
冯盛次子冯天禄,生于1516年(正德十一年),曾“从祖父贸迁秦梁间”、“商淮浙间”,三世业盐,成为巨商。
冯天禄生四子,长子冯忠,三子冯惠业盐,二了冯恩,四子冯愈业儒,发展为儒商家族。
冯忠生于1537年(嘉靖十六年),卒于1600年(万历二十八年),“挟资治盐于扬”,“总南北盐事四十余年”,“初挟资历颇微,后数盈万”。
冯忠的商业才能曾得到大司马吴公赏识,令其董齐鲁,淮浙各盐场十余年,后来大司马吴公“志倦于贾”,冯忠向他借资归吴殖盐自己经营,并曾聘请掌柜经营浙盐。
掌柜孙某经理浙盐时,“因放荡,废忠白银五千两”。
这些情况说明,冯忠经营淮盐,既是制盐者,又是坐商,而且资本积累颇丰,已经家大业大。
冯忠去世后,又由其四子冯宾期及侄儿冯时期“业贾淮扬,以盐盐佐国家缓急”(《冯氏家谱》)。
由此可知,明代代州商人已涉及商界经营盐业至淮浙,且占据中国盐业的相当份额。
王廷相
旅蒙商号大盛魁是18、19世纪,中国商业界的一个庞大商业帝国,其分支遍及长城内外、大河上下,商务涉及大半个中国并远涉莫斯科。
大盛魁从业人员最盛时达8000余人,驼队所养骆驼20000余峰,年营业额达1000万两白银。
其严密的经营制度、庞大的商业胃口曾创造了那个时代最辉煌的商业业绩。
创造这一业绩,并主宰整个大盛魁帝国的便是代州人王廷相。
关于王廷相出道的版本有多种,但流行最广的还是那个靠诚实厚道赢得老掌柜信赖的说法。
王廷相,代州东章人。
咸丰三年,十六岁的王廷相在“大盛魁”商号当小伙计。
商业以诚信为本,将智藏于拙中的王廷相,靠诚信获得大盛魁的赞许。
其中有两件事流传甚广。
一为代人受过,一为暗备驼鞍。
廷相进入商号后少言寡语,每逢店里出点差错,掌柜一稽查,小伙计们便推说是王廷相,而王廷相却从不辩解。
一日,掌柜故意摔碎一只茶碗,喝问是谁干的?
有个小伙计又说是王廷相,王廷相又满口承应。
掌柜点点头不再出声,暗暗打量打量这个憨头憨脑的小伙子,将他派他到后院看守仓库。
三年以后,归化一带绒毛价格突升,商号里打算去后大套驮贩绒毛,可就是缺骆驼鞍子。
为这事掌柜坐卧不安。
一天,掌柜转入后院,王廷相见掌柜愁眉紧锁,便问:
“您老为甚不高兴?
”掌柜自言自语地说:
“唉!
一千多骆驼鞍子哪里去找?
”王廷相拉上掌柜便进入库房,三间空荡荡的大库房里垛着严严实实的骆驼鞍子。
掌柜看傻了眼,便问:
“你从哪里弄来这么多?
”王廷相回答:
“咱柜上每年都要扔不少破鞍子,丢了多可惜!
我没事干,随手拾掇起来的。
”掌柜大为赞许。
由于王廷相给柜上解决了骆驼鞍子,贩绒毛赚了一笔大钱。
事后,掌柜便给王廷相顶了三厘生意。
王廷相由学徒熬成了小掌柜。
“大盛魁”分内掌柜和外掌柜。
内掌柜坐柜经营,外掌柜各领“账房”出外做生意。
各外柜“账房”要靠驼群、马群驮运货物。
每逢盛夏,畜群经常发生瘟疫。
王廷相每到一处“账房”,不以掌柜自居,每遇大凡小事,总要和伙计们商量商量。
对那些肯出力能办事的小伙计们,每年还要另给“津贴”。
因而,大伙为他尽心效力,就连最头疼的瘟疫,也想出了预防法子:
骆驼上路,为避酷暑,白天休息,星夜赶路。
王廷相对顾主也恪守信誉,四方顾主不仅愿买他的货,还经常为他提供信息。
于是他所经营的账房,不但从未发生过瘟疫,而且几个外柜的利银数他赚得多。
几年后,老掌柜临终时,便让他继任了大掌柜。
王廷相一上任,便改革柜上不合理的旧规章。
以前,店员十二年一探家,他改为三年。
当时,店里出色的伙计熬上三年五载,方才能顶少许生意,因而,时称小伙计当差为“熬相公”。
王廷相一改旧习,对那些德才兼备的小相公破格提拔。
于是王廷相很快博得了全柜的拥戴,因而“大盛魁”的生意越做越兴旺,长城内外,都有“大盛魁”的支号。
王廷相被归化商界视为“福星”,人们尊称他为“王财神”。
王廷相主持大盛魁几十年,在他经营大盛魁其间,大盛魁的事业达到最辉煌的高度。
内蒙古著名作家邓九刚先生曾以大盛魁的兴衰为背景写过一部30余万字的长篇小说《大盛魁商号》。
《大盛魁商号》的主人公便是那个叱咤商海风云几十年的王廷相。
小说描述了大盛魁及大盛魁人在那个时代的艰难挣扎。
大盛魁是一个时代的缩影。
尽管大盛魁商号组织严密,规模庞大,尽管代州人王廷相施展浑身解数,使大盛魁商号在残酷的商海征战中显赫一时,但在19世纪末期,伴随着急骤的社会变改,处于内忧外困的大盛魁最终还是成了那个时代的牺牲品。
一个庞大的商业帝国随着大清王朝的覆灭而轰然倒塌。
今年清明节,我有幸陪同邓九刚先生专程去了一趟东章村。
那天正下着
细雨,我们在村人的指点下找到王廷相老宅及王廷相的第五代传人。
王廷相的老宅基本被毁,只有路北的那座大门还艰难地支撑着门面。
从大门上那精细的砖雕以及坍塌的院墙轮廓上仍能感受到昔日王宅的阔绰和气派。
王廷相的后人以农为生,干瘦的身上写满了生活的艰辛,被困顿和艰难扎磨得满是委琐的脸上已看不出一点其祖先的风采。
岁月不仅将一个庞大的商业帝国销蚀得踪影全无,岁月也将创造那个帝国的人及其身上昂扬向上的精神销蚀得踪影全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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