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学勤访谈费孝通.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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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学勤访谈费孝通
朱学勤访谈费孝通
1999年,费孝通与胞姐费达生在吴江相见,两位九旬老人拥抱,互叙亲情。
费孝通1935年在广西受伤后,在费达生的安排下到江村养伤,促成了《江村经济》的完成。
费孝通将费达生称为“中国乡镇企业第一人”。
1999年,费孝通与胞姐费达生在吴江相见,两位九旬老人拥抱,互叙亲情。
费孝通1935年在广西受伤后,在费达生的安排下到江村养伤,促成了《江村经济》的完成。
费孝通将费达生称为“中国乡镇企业第一人”。
1999年秋天,费孝通先生应上海大学校长钱伟长聘请,出任上大名誉教授兼社会发展研究中心主任。
2000年3月底,年近九旬的费孝通先生重访吴江县开弦弓村(《江村经济》所在地)。
4月1日、2日、13日,费老(文中简称“费”)在吴江宾馆及上海衡山宾馆与上海大学朱学勤教授(文中以●表示)长谈三天,在座者包括:
费孝通女儿费宗惠女士,上海大学李友梅女士(文中简称“李”),费老女婿、秘书张荣华先生。
本报特发表陈群记录、朱学勤订正的部分录音记录稿,除删节外,尽可能保留原貌。
谨以此文,纪念一代宗师对中国知识界、中国社会的重大贡献。
早年为什么倾向左翼
●有位朋友问你,中国再要出一个费孝通,还要多少年?
当时你很清醒地回答说,50年。
有这个说法吗?
李:
有的。
你说你的接班人再要50年才能出来。
文章里面都有的。
费:
我说了?
噢……我说接班人出不出来还不知道。
变化之后的方向,我说做50年,50年之后出来一个选区自治,从自理到自治。
不能一下子过去,这步不能做。
我的意思是我搞一个基础。
方向是从自理到自治。
我想这中间还有一段,中国的事情不能跳,要一步一步来的……我提出要求,骨灰送到太湖里面去,避免一切仪式。
这也是革命,但一切都要遵照规定的办法做,难得自由的。
●您出来搞社会调查,这么多人前呼后拥地跟着您,您自己心里也觉得无可奈何?
费:
那是当然的,这是不合调查方法的。
●先生当初走的是英美实证主义路子,当中一段被那个巨大的东西吸引过去,到那个欧陆的革命啊,左倾啊。
现在又回到英美的路上。
费:
回来很容易,被吸引的时候不容易。
有一个tension,张力。
●费先生的《江村经济》,50年后应该有个续篇出来。
50年后江村经济的现代化过程怎么走过来的。
我们可以来补这个课。
费:
要培养一批人出来。
●这个麻雀,费先生50年前做了一次解剖,它变化了,应该再来做一次解剖。
费:
在看法上应该再提高一步。
●我想问,像费达生先生这样宗教般的热忱,您觉得她这种热情来自哪里?
中国传统的士大夫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
费:
我是瞎说说,我觉得她同她的老师一直有一种感情归宿在里面,后来结婚了。
她受《同心结》这本书(是写她的老师)的影响。
她的事情也很有意思的。
她的老师同我父亲差不多年龄,可是(两人的感情)一直不说出来,不能说,不能表现出来,只有他们两人心里知道。
男的后来说出来了,女的一直没有说出来,我们也不知道。
感情的背后有东西在里面,devotion(献身精神),宗教的devotion在里面。
她心里有个图像,就是她的丈夫。
她现在穿的衣是她丈夫给她买的,她不舍得扔掉。
费宗惠:
没有,她现在已经换掉了,您想象丰富。
她开始不肯穿羽绒衣,后来我给她买了一件,她穿上了。
费:
现在她还是这样还在继续研究,有感情在里面的。
●那个学校是不是后来的苏州工学院?
费:
是浒墅关学校,现在并到苏州大学。
她还是名誉副校长。
●当时那些人实践实业救国、工业救国、教育救国,都是非常实在。
我们就从这个话题讲起,您说当时的知识分子您看不惯,庸俗。
另外您觉得也有些很好的知识分子,像丁文江、翁文灏这样的人,但是太少,丁文江您见到过吗?
费:
没有。
●他跟您不是一辈人?
费:
不是一辈,他比我长一辈。
我们都是清华的,可是我没有见过他。
我完全是民国人,他是前清的。
而且我是一个新学派,我父亲带来的新学派,从来没到私塾里面去过,也没念过《三字经》、《百家姓》。
●您的文集里面,还有青年时期的文学作品,有些是小说。
我想您青年时期喜爱文学,曾经可能想过做小说家,受“五四”以后左翼文学影响比较大。
费:
对。
郭沫若,那时叫创造社。
我最佩服的是郁达夫。
我认为他的文章比郭沫若的好。
郭沫若我到底是不喜欢的,到后来我们接触很多,我还是不喜欢他。
他很低的,郁达夫是高的。
郁达夫写的东西是有人性的。
郭沫若他聪明是很聪明,脑筋很好,但志向不大。
郁达夫有文人的东西表现出来。
●率真、浪漫。
费:
是,他是想创造点东西出来。
●像先生这一代的人,后来被左翼吸附过去,有很多原因,其中一个原因是不是跟青年时期受左翼文学的影响有关系?
费:
有,要求进步啊。
同她们(指陈群)一样,要时髦呀。
这都是相同的,可是内容不同了。
进步文学,要求进步。
●您大哥当时参加革命时是大学生吗?
费:
是大学生。
上海的南洋大学(交通大学前身)。
大概有五六个(共产党员),我知道的。
里面有一个变成国民党,后来做江苏省省长。
陆定一并不是这里面最好的。
我大哥是带头的。
还有一个是翻译亚里士多德的,商务印书馆出的亚里士多德的书都是他翻译的,他是直接从希腊文翻译的,我叫他稀有金属(中国没有几个),叫吴寿彭。
他自然科学也懂,诗也写得好。
是表现中国士大夫的一个人,我很佩服他,一直到后来我都同他联系的。
●后来1927年国民党屠杀共产党对您刺激很深,到1930年代您跟国民党都没有来往。
费:
我的中学同学都死掉了,都被杀掉的,把他们沉到长江里面去的。
“飞机上”掉下来的血人
●1930年代您受社会学的系统教育,而且当时下决心到瑶族这样偏远的地方去,这种精神气概现在的知识分子都未必有啊。
费:
那时还是个探险家。
我这本有关Park的书要好好看,有很多意思在里面的。
●那次您在瑶山受了难,王同惠老师去找人援救,您在山里面困了一个晚上,我看了真是惊心动魄,一个学者有过这种经历!
您现在还想得起来,那天晚上,您脑子里有什么念头吗?
费:
那次不是在洞里,是在平地上踏上(猎人的)机关,一下子被石头压住,整个腿不能动了,差一点打在脑袋上,我就完了,也就丝毫之差。
我大难不死,我的老婆替我死了。
这一个晚上,我是痛啊,我不是神圣呐!
后来我决心爬下去,她死没死,我不知道,我要见她一面!
我自己撑着地这么下来,从山上一半是滚下来的。
到后来看见一头牛,我想有牛就一定有人,当时脑筋还清楚,我就守在牛旁边等。
●天也快要亮了,您爬了一夜?
费:
是啊。
手腕、全身都是血。
跟瑶族人话也不通,他以为我是飞机上掉下来的。
他把我背回去,这个人还在,他背我回村子,这个村子现在还在。
这家人家还在。
背出来……我等王同惠的消息,等七天,真难过。
他们瑶族里面有个巫师,他可以知道在什么地方。
●他可以通灵的?
费:
是,他每一条路都在心里面跑一跑,他说王同惠在水里。
我做梦也做到“志在水中”。
变了个迷信嘛。
后来,找了七天,在水里找到。
这七天不好过,我想死了,没有希望了,我身上带了药的,什么药我都吞下去了,我想死了算了。
药全部吞下去后,还有一瓶消毒的酒,我也全喝了,结果全吐出来了。
死不了,我就决心活下去,走出来。
她是在山涧里找到的,现在安葬在北京人民公墓。
这里面故事长了,你们可以当故事来听,我都没有写出来。
这样,一个死人,一个活人,就出来了,他们开山开出来的,根本没有路。
●披荆斩棘。
费:
出来到桂平,接下来都是奇遇。
来了个燕京的老朋友,他自己从广西赶来,他叫黄石,是个怪物。
燕京大学分两种人,一种是纨绔子弟,有钱的。
还有一种穷的,不住在普通宿舍里(两人一间房,现在还是这样),他们不交费的,住在阁楼上,黄石就住在阁楼上。
他是个奇奇怪怪的人,很有义气。
他从广西赶来,把我的事情都包下来了。
我一个熟人都没有,广西给了我一笔抚恤金,我交给他,让他处理我爱人的身后事,我是不能动的。
后来,又来了一个东吴大学的老朋友,叫孙宝刚,是个民社党,是张君劢传给他的,他参加第二国际的。
他跟我在东吴大学同房间的,我有一篇文章《64号的早上》就是写我们的事。
我们当时搞运动,非基督教运动,通过恽代英、萧楚女。
●都是留法的学生。
费:
到我们64号来。
孙宝刚当时同张君劢在广东的一个什么学院,知道后赶来桂平,他把我背出来,顺着西江坐船到广东,他照顾我从广西一直到梧州,送我到了医院。
大概路上耽误一个月,痛得还要厉害咧!
当时到广西大学,这些都是跟神话一样的,有个叫马什么,很有名的,送我到医院。
医院里面来了一个人,这个人是个物理学家,我们认识的,他知道后来看我。
之前不久,广西大学出了一个事情,一个化学家在试验炸弹,他爱人开门进去,他一抬头看见爱人,手一乱,炸弹爆炸,看见爱人炸了,他一下子就跳楼,也不想活了。
他跳楼摔伤,来了一个土郎中把他的骨头都接好了。
我去了,他们就叫这个土郎中来看我的伤,我和这个化学家情形一样的。
他看了我整个身体,说不要紧,要把我的骨头拉出来,拉得出来就好了,可是你得忍痛。
这个拉可是痛得不得了。
他有武功的,有力量的,可是拉不出来。
他说那就出不来了,到现在还是这样呀。
他拉的时候我才知道什么叫痛了。
他给我吃了一粒红的药,说“吃了之后不要紧的,你还能活的”。
然后,又从梧州到广州,到广州送到仁济医院,他们用外国办法,开刀。
开刀搞了半天也拉不出来,只好放弃。
在广州养了半年,到上海又看了个有名的骨科医生,他说你前面的医疗都对的,只能这样了。
他出了个办法,在鞋里放了个东西,走路可以好一点。
靠这个东西,我到英国去了。
从广州到苏州,到开弦弓村搞江村经济还拄着拐杖。
所以我决定把这个事做到底。
我“丁集”里的第一篇文章,观点还是对的,《花篮瑶社会组织》把基本的社会组织搞出来了,我也没有老师教我,无师自通。
去英国:
从人类学到社会学
●当时到英国是庚子赔款去的?
费:
是。
我是清华的关系。
Park来了之后,我们分散到下面。
我毕业后被送到清华去了,学人类学,什么是人类学我们也不懂的。
Park是人类学出来的,他的实地调查的办法是人类学里出来的。
人类学在中国只有史禄国。
史禄国这个人讲起来也很有意思,他是个俄国人,是个帝俄时代的年轻人,还没有打仗时,他到西伯利亚来调查。
他这个人知识丰富,什么都懂,受的是德国的大陆式的严格训练。
他的家庭不错,是俄国的上层,是个百科全书式的人。
Park提出来要在生活里面出学识,生活里面出理论。
实际调查最好是人类学。
Park的女儿也是学人类学的。
这条路讲起来长了。
在燕京,吴文藻同他们都不对的,他是清华毕业的,应当回清华的,因为冰心到了燕京。
他们夫妻俩以冰心为主,她同司徒雷登很好的。
这样,吴文藻是被爱人带过去的,在燕京大学他没有势力的,在燕京靠老婆。
后来出了燕京,他才出头。
吴文藻的一生也复杂得很啊。
我们燕京大学是跟老师的,一个老师带几个好学生,我是跟吴文藻的。
社会学和社会活动家是不同的。
社会活动家他们讲不出道理的。
李:
这个一直影响到我们这一代人。
费:
吴文藻想派学生去学人类学,作为基础。
我认为李安则作为一个学者是成功的,他后来搞西藏,叫边镇学。
当时,史禄国是人不知而不愠呢,没有人知道他,不懂他。
他当时在西伯利亚时,俄国发生十月革命了,突然面孔都变了,同我们一样,他就回不去了。
后来他被派到海参崴大学,东方大学,什么原因我不知道,他被流放到中国。
到了上海,傅斯年把他挑了出来,可是没有人懂他。
是宝贝咧!
吴文藻的主意,他要培养一个人类学出身的人,从头开始。
于是找史禄国,他很不容易找,他先在上海后来到清华,怎么来的我不知道,也复杂得很。
吴文藻同傅斯年也不对的,搞不到一起的。
吴文藻想自己建立一派,他看的比较远,想从这里面打出一个基础来,通过Park这条思路创造中国这一派。
他有自知自明,知道自己的力量不够,他就培养学生,就把我送到史禄国那儿。
史禄国要我受欧洲式的训练,开了三门基础课,体质人类学、语言、文化。
体质人类学是先学动物学,清华有个很好的生物系,生物系里面有一间实验室,很漂亮。
整个房间都是死人骨头,成天摸骨头。
研究history of human body(人体的历史),真的下工夫的。
我用一年的时间念完。
我的生物基础本来有的,谈家桢曾教过我的,我当时在东吴大学一年级,他是四年级,他给我们批分数。
在清华,有两门课没听懂,一个是胚胎学,就是发生学,现在来看是个生物工程。
他给我受的是很优秀的训练。
他(史禄国)有道理的。
讲到语言,符号学用到社会学里面,我没有兴趣,他的意思是叫我进语言(符号学)这条路,这里面可以发展很大。
这里可以跟Park的东西连起来,Park有两层,从Symbiosis(共生)到Consensus(共识),共识就是language communication(语言交流),人类学的开始。
李:
以后要研究社区,“共识”很重要的。
费:
共同语言,大家说共同语言。
我这本《补课札记》里面有一段是讲Park和Thomas(威廉·托马斯,美国社会学家)的关系,这里面有很深的意思在里面,人同人怎么结合,要共同语言的,所以Park说“找到一个和我说同样语言的人了”(a man who speak the same language as myself)。
这一段我强调了一下,其实社会学的关键在这儿。
光是一个生物不行,还有共生的东西在里面,从history of human body(人类身体的历史)到language(语言),language就是符号学,大体我的思想里面要发展这一部分,我也没时间了,还在做。
●在清华跟史禄国受训练是几年?
费:
两年。
他对我好极了,应该说他救了我的命。
他特意给我做了一双靴子,为了我的社会调查。
费宗惠:
没有这靴子,他的脚就完蛋了。
费:
他有经验,他自己去瑶山调查过。
这里面又复杂了,靠吴文藻同张君劢的关系,再联系到李宗仁,否则进不去。
完全脱离政治是不行的。
到广东把《花篮瑶社会组织》写出来,现在我认为社会基本结构是从家属出发,从亲属关系到民族关系。
李:
费老后来很多思想的源头都在这篇文章里。
费:
苗子都在这里面,所以这篇可以好好看看。
清华有一笔钱可以送学生到外国留学,要考得好才行。
●是庚子赔款的钱?
庚款培养了中国第一代西学的骨干。
费:
是。
要公开招考的,我是考出来的,要成绩优秀才可以出去。
考两次,笔试和口试。
我保留我出国的权利,先去搞社会调查。
史禄国在国际上有地位的,他的学生出去,不能给他出洋相的。
所以他说,你要出去,要写论文,论文的资料必须在中国弄好。
苏联崩溃以后,我到英国去,他的一个老朋友说,史禄国恢复名誉了。
他还是记得我是史禄国的学生咧!
所以,我是靠老师的牌子啊!
我准备出国,回到苏州休息,准备出国事宜。
休息期间到江村去了,所以我是无心插柳柳成荫,我本没有打算在江村做调查。
从上海到伦敦,一路上时间不少,我把它写成初稿,带到英国去了。
到英国,马林诺斯基的第一个博士生菲斯接待我。
当时他(马林诺斯基)在美国开会,他是伦敦大学的代表,参加哈佛大学三百周年纪念会,吴文藻作为燕京大学的代表也去了,他们都是洛克菲勒基金会的,是一家人。
马林诺斯基当时还没碰到我,吴文藻讲给他听,他有个学生到英国,马林诺斯基心中有数了,否则我不会碰到他做我的业师。
伦敦很潮,对我的伤不利。
菲斯叫我先多学英语,在英国要一个老师承认你是他的学生,这不容易。
菲斯只是我的reader(读者),他问我准备了些什么东西,我把瑶族的东西拿出来,又把江村的东西拿出来。
当时人类学正发生变化,从研究原始民族到研究发达民族。
李:
他们学科的发展到一个阶段了。
费:
他一看我江村的东西,正好对上,他叫我不要去搞瑶族,搞江村。
我起来也是靠这个变化,不是我创造出来的。
他们变,正好我碰上。
后来菲斯的方向也变了,他到马来西亚,研究渔民。
他本来也想跟我到中国来。
所以,菲斯是我的director(指导)。
后来上马林诺斯基的课,课后叫我去喝茶,英国制度喝茶很重要的。
喝茶时,什么也没问,就问我住在什么地方?
我住在普通人家,10个先令一星期。
他一听,叫我搬家,(房东是)一个英国人类学家的女儿,她嫁给一个军官,军官死后,她的pension(抚恤金)很高的。
李:
一战死掉的人,国家给的抚恤金很高的。
费:
她是个年轻寡妇,没事做,就往来于文化界,马林诺斯基同她很好,叫我搬到她家里面去住。
在我之前住在她家里的是尼赫鲁的女儿,后来做总理的英·甘地。
这一段很有意思的,她规矩大得很,马林诺斯基要我搬家就是要我闻闻英国上层的味道。
我很不适应,她要我一道喝茶,一道吃饭,她的客人来了要我坐在她的旁边,闻一闻咧!
我那时年纪轻,只有二十五岁,还是很容易接受的。
可是,有一次不行了,她叫我穿礼服参加party(晚会),我没有礼服就没有去,她就对我大有意见。
后来,打仗了,我同老师说不一定有足够的钱,于是他同她说了,把我放出来了。
●那时一个庚款的学生一个月是多少钱?
费:
100美金。
大概40多英镑。
够用了。
礼服,我不会去,乡下人。
我最怕同老太太讲话。
●您说的是美式英语还是英式英语?
费:
我去的时候是美式英语。
马林诺斯基的seminar(讨论式课堂)里面什么英语都有,非洲、亚洲、美洲,是个international(国际化)。
《江村经济》就是在伦敦写的。
李:
发表也是先在英国发表的,1980年代才翻译过来的。
●但八十年代英文版在中国的社会学界……
费:
没有,我是记得没有。
●那么1949年以后有没有把它翻译出来?
费:
没有。
没有到中国。
所以我学的东西,在外国比中国响啊。
回国:
省下旅费做研究
●您到英国的时候是哪一年?
费:
1936年。
后来回来就到云南搞云南三村。
Earthbound China(《禄村农田》),这个是马林诺斯基起的名字,本来是想给我的《江村经济》起的名字,后来说不要,等你回去再写一本叫Earthbound China。
earthbound是被土地束缚住的意思,这个很难翻,不是中国人的英语。
李:
我法国的老师写的是《被封闭的社会》,是写被一个深层次的关系给束缚住的社会。
费:
《乡土中国》这本书翻译成英文是最近的事,没有多少年,我给它起的英文名字是From the Soil。
●到了西南联大,燕京和清华的隔阂打消了吗?
费:
燕京已经不是燕京了,燕京是外国的东西。
西南联大的时候就是中国的,云南大学(校长)是清华的熊庆来,他请吴文藻去组建社会学系。
吴文藻很有用心,他到Oxford(牛津大学)去一趟,与路德林赛见面,路德林赛与中国很好的,他们带吴文藻去看伍尔梭斯大学,他想把他们的制度学过来,New Tutor System(导师制),但是到了云南大学没有办法发展。
后来冰心不愿意在云南,她的朋友顾毓王秀———我现在是说闲话———顾毓王秀想追冰心,没有追到。
冰心厉害,看中吴文藻,吴文藻一生受冰心影响。
我的看法,他一直想自己独立出来。
所以他想搞一个英国的Tutor System。
后来胜利以后,要派一个中国代表驻日本办事处,这个代表的名字我不记得了,他后来到台湾去了,他把吴文藻带去了,先到重庆。
他把我们丢下了,我什么都没有了,没有依靠了。
这一摊都丢给我了。
●这反而成全您,让您独立创业了。
费:
给我创业,但是这个station(基地)不能继续下去。
他是教授,我是做研究的。
我到了昆明后,先管这个系,我最好的一个助手张志毅,我培养了出来,他是个大学毕业生,云南三村里面有两篇是他搞的(易村、玉村)。
魁阁是最成功的一个。
我培养的人,一个张志毅,还有一个史国茂没听我的话,我给他出书,什么都弄好了,弄他到哈佛。
哈佛里面有个Business School(商业学院)的头头叫艾顿·梅约,这个梅约,最近我和方丽丽一道写的,大概下一期发表。
梅约是Australian(澳大利亚人)。
李:
梅约是人际关系学说的创始者。
●当时您在云南的时候,燕京还在北京?
费:
燕京还在北京。
司徒雷登去做大使了。
你们历史知道一点,吴文藻到了重庆,我在云南没有用云南的钱,也没有用燕京的钱,用的是中英庚款。
所以我的爱人很生气,人家工资都很高,我是没有工资的,拿津贴。
我在英国早就准备回去不要钱,我想回去要打仗嘛,我要做研究,在英国的时候,100美金一个月,我可以积不少钱。
回国的时候,他们给了我一笔回国费,叫我坐二等舱,当时是70多镑,我想了个办法,坐四等舱,16镑就回到上海。
我就拿这笔钱来做研究费了。
在路上碰到一批温州人,温州模式是从这儿开始。
温州人同我谈得好极了。
他们讲给我听,温州人那一套,为什么到外国去,出去之后怎么样,他的思想讲的很清楚。
回国之后没有同他们发生直接关系,但这一段的历史对我有很大的影响……中国的华侨厉害,我寄托希望于华侨。
将来,华裔要发生一个大作用。
中国自己被earthbound,一开放就出来了,你看得诺贝尔奖的都是华裔。
我相信中国有人才资源,可是没有发展人才的条件,因为earthbound,一旦一不bound他就出来了。
这一次我们能复兴华侨力量很大啊。
●改革开放,这么多资金进来,华裔作用很大。
俄国人很羡慕中国这一点。
当时的政府也怪,您不拿工资,您拿庚款做研究,政府就不给你开工资了?
费:
不开了。
我的老婆有意见的。
因为我们寄托在云南大学……后来,到美国去一趟,《初访美国》。
同杨庆又见面了,他和我都是Park的学生,关系都连起来了。
(此时费孝通姐姐从浒墅关来吴江,两位九旬老人拥抱,互叙亲情。
)费:
她们一起到浒墅关。
潘光旦的夫人是浒墅关的,同我们都熟的。
我一个舅妈在浒墅关做事情,她们是同事,你也不知道的(指费宗惠),也是很好的朋友。
我这个舅妈很喜欢我的。
舅妈的历史也很有意思,我的舅舅在清朝的时候,演旧戏,戏里有个情节,是一刀捅在心口,结果真的被一刀捅在心口死了。
我这个舅妈对我很好的,很喜欢我。
一个人的一生里面,小的历史影响很大。
我在Park里也讲的,离开这些你就不知道他是怎么出来的。
●马克思讲,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
从美领馆到西柏坡
●您是在抗战胜利以后,从云南回北京的?
费:
这里面出来闻一多事件。
●我就想问那段时间。
费:
我开始出访美国,这是罗斯福想出来的,他想请中国十教授访美。
费正清的夫人是管我们的,我跟费正清的关系是从跟他夫人的关系开始的。
●当时,罗斯福邀请十教授访美,可能也有意识地培养国共之间第三种力量。
费:
不管怎么样,清华大学是美国人庚子赔款办的,同化知识分子他要找一批。
蒋介石很厉害,这方面他还很开明,让各校自己推选。
我的校长是熊庆来,吴文藻正好走了,当然轮到我了,云南大学要找一个讲英文,外国人认识的,只有我了。
我同台湾太平洋学会,它本来是个进步团体,后来变为麦卡锡主义,反华了。
出去之前,要我们到中央训练团去训练一番,我抗拒,不去。
弄得很尴尬。
美国支持我。
美国领事馆都是我的熟人,后来闻一多事件,我还躲到美国领事馆。
●闻一多事件还波及您啊?
费:
已经上了黑名单了。
当时布告都贴出来的,也到我们家里面来的。
●那时侯,您———费宗惠已经有了?
费:
有了她。
费宗惠:
当时我还有一点点印象,特务戴着黑眼镜。
费:
特务在云南大学靠近我们宿舍的围墙上打了个洞,预备随时进来。
那时我已经去过美国一趟了,我同美国已经建立友谊了。
我、金岳霖两人同费正清夫人很要好的。
从美国回来加入的民盟。
罗斯福还是发生作用了,他要搞一些民主倾向的。
●我还看了您对“二战”胜利的性质的理解,您说那是平民的胜利,您那时的文章写得很好。
费:
我那时是知识分子的头头,经常发表政论。
符合知识分子的心理,符合知识分子要求的水平,又要西方,又要中国,我两面都有了,所以那时是知识分子的代表。
我当时是中国最好的columnist(专栏作家),
●您那时的时论、政论写得好,有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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