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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西学汇编与本土回应
晚清西学“汇编”与本土回应*
章清
(复旦大学历史学系,上海200433)
[摘要]两种文化的相遇发生着来自“域外”与来自“本土”的知识调适,本不难理解。
问题的关键是,这一切如何发生?
又产生了怎样的效果?
透过晚清会通中西的具体文本,或许可以发现问题的枢机所在。
因应于“采西学”的需求,晚清出版了多种西学汇编资料。
从形式上看,这些资料是按照知识分科的架构对中译西书进行分类,究其实质却并非如此单纯。
既然是西学“汇编”,本身即意味着是针对传入的西学知识进行二度创造,亦即是“知识的再生产”,因此颇有必要解析其中关乎本土文化的调适与回应,这也正是审视中西文化之调适与回应之主旨所在。
[关键词]西学中学西学汇编本土回应
16-19世纪中西文化的相遇,涉及两方面的基本问题:
西方知识怎样“传入”?
中国本土如何“接引”?
这其中本土文化的调适与回应,尤其复杂。
原因无他,西学的“传入”,原本即具有高度选择性,甚至不免迎合本土知识架构;本土之“接引”,也往往立足自身立场,将外来知识纳入所熟悉的知识架构。
对此,论者从不同的侧面已多所论述,如针对明清之际来华耶稣会士的研究,论者就揭示出耶稣会士之“援西入中”,鲜明体现出“迎合”中国本土知识架构的一面。
两种文化的相遇发生着来自“域外”与来自“本土”的知识调适,本不难理解。
问题的关键是,这一切如何发生?
又产生了怎样的效果?
对此的分析,首先涉及“讲法”问题,或立足于“中学”,或基于“西学”,以建立中西之学的关联,是通行的做法。
依拙见,有关中西问题,无论确立“由西到中”还是“从传统到现代”的叙述方式,都不免烙上“后见之明”的印痕,也易于将复杂的问题导向简单的知识“移植”问题。
而透过晚清会通中西的具体文本,或许可以发现问题的枢机所在。
因应于“采西学”的需求,晚清出版了多种西学汇编资料。
近年来,围绕这些资料海内外学界基于“百科全书”的架构展开了热烈讨论。
这些资料对于了解晚清对西学的认知,其重要性自不待言。
然而,如何加以利用,并非易事。
这些资料不仅量大,而且因应于不同的需要,类型各异。
重要的还在于,既然是西学知识之“汇编”,本身即意味着是针对传入的西学知识进行二度创造,亦即是“知识的再生产”。
在这篇文字中,笔者希望大致区分这些资料不同的来源系统,以及不同的编纂架构,再就其中体现的对知识的认知,做大致梳理。
表面上看,这些资料是按照知识分科的架构对中译西书进行分类,究其实质却并非如此单纯。
知识分科观念固然影响着“汇编”工作,然而本土的“回应”同样值得重视,尤其有必要厘清本土的知识立场如何影响到对西学知识的接纳。
这是本文的主旨所在,依托于文本的“历史语境”,中西知识如何会通?
传统是如何发明的?
或可有更为清晰的把握。
一、来华西人的“援西入中”
言及西学的传播,首先有必要追溯明末清初来华耶稣会士所揭开的中西文化交流。
对于耶稣会士开启的知识传播工作,谢和耐(JacguesGernet)曾有精到的分析,力图对传教士传播知识之“策略”及中国士人接受知识的“立场”加以区分。
只是,即便如此,也还不能完全关照到其中的复杂情形,因为耶稣会士传播新知的工作,往往有中国士人参与其中,对此细加分辨,或不那么容易。
可以明确的是,耶稣会士之“援西入中”,所反映的是那个特定年代所形成的对知识的认知。
大致说来,知识仍被视为一个整体,不仅科学没有与哲学分离,科学也没有分化成众多门类。
基于这样的“历史背景”,也才能更好理解耶稣会士所援之“西”所隐含的意味。
如艾儒略(JulesAleni,1582-1649)的《职方外纪》和《西学凡》,所传递的即是15、16世纪欧洲所形成的对知识的认知,《西学凡》便可作为“欧西大学所授各科之课程纲要”。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西学传播还处于初级阶段,但将西洋学问汇集在一起,已有所展示。
1683年南怀仁(FerdinandVerbiest,1623-1688)曾向康熙进呈有60卷之多的《穷理学》,即是当时传教士翻译工作的“总汇”。
南怀仁这样表示:
“进穷理学之书,以明历理,以广开百学之门。
”原因在于,“穷理学为百学之根也,且古今各学之名公凡论,诸学之粹精纯贵,皆谓穷理学为百学之宗。
”该书未能刊刻流行,只有十余卷保留下来,然而,此亦足可说明,知识传播的工作往往是和知识“汇编”联系在一起的。
降至晚清,来华西人在从事译述工作时,更为重视“所译各书若何分类,若何选择”,进行“类编”的工作。
傅兰雅(JohnFryer,1839-1928)1880年所撰《江南制造局翻译西书事略》就写道:
“初译书时,本欲作大类编书,……后经中国大宪谕下,欲馆内特译紧用之书,故作类编之意渐废,而所译者多零件新书,不以西国门类分列。
平常选书法,为西人与华士择其合己所紧用者,不论其书与他书配否,故有数书如植物学、动物学、名人传等尚未译出。
另有他书虽不甚关格致,然于水陆兵勇武备等事有关,故较他先为讲求。
”这段话甚值重视,表明西人之译书,也试图按照“大类编书”的方式进行译介,然而却受制于“紧用之书”的束缚,不能按照“西国门类分列”。
即便如此,这方面仍有结果呈现出来,那就是艾约瑟(JosephEdkins,1823-1905)编译的“西学启蒙十六种”。
此外,傅兰雅1882年也曾组织了一套《格致须知》的出版工作,其初集就包括《天文须知》、《地理须知》、《地学须知》、《电学须知》、《声学须知》、《化学须知》、《重学须知》、《气学须知》八种。
同样值得重视的是,教会出版机构也曾对其出版工作进行总结。
透过其出版的书目,可以看出其认知学科的方式,正可与中国士人所整理的西学汇编资料进行对照。
益智书会(TheSchoolandTextBookSeriesCommittee)1894年出版的《益智书会书目》,所涉及的分类包括:
(1)Mathematics(数学),
(2)NaturalSciences(自然科学),(3)History(历史),(4)Geography,Maps,&c.(地理、地图),(5)ReligionandPhilosophy(宗教与哲学),(6)Readers(读物),(7)MiscellaneousWorks(综合性著作),(8)Addendum(补遗)。
单就这个目录来说,首先令人印象深刻的是分类只有寥寥几项,与晚清西学汇编资料动辄二、三十项相比,适成鲜明的对照。
其中重要的区别便是“NaturalSciences”的分类,将声、光、化、电之类,悉归其中。
同样说明问题的是,广学会(ChristianLiteratureSocietyforChina)所列出的各书目,也只是将各书罗列,未曾进行学科分类。
1901年出版之《广学类编》,计分12类:
史事,地理,文学,格致,算学,商务,医药,权度,婚礼,家务,营造,游猎。
不难看出,12类的区分,只是具体的事务,甚至没有明晰的学科概念。
略为勾画来华西人“援西入中”展示的片断,可以看出通过“类编”或目录的方式系统介绍相关知识,是再平常不过的事,只是来华西人对于西学分科也并非一开始就有清晰的图景,仍然需要在具体的历史脉络中才能较好把握。
因此,讨论西方知识对中国的渗透,当有这样的自觉,所谓“西方知识”或“西方学科”都是历史性的范畴,其图景在当时并不清晰,难以作为“已知”的背景作为讨论的前提。
更为复杂的是,来华西人所援引的西方知识已是基于中国本土展开,迎合了中国本土对于知识的认知。
这样所谓“西方”,亦加入了“中国”因素。
二、“采西学”:
西学资料之“汇编”
用不着特别指明,依据中国传统学问“想象”西方知识,构成了中国本土对西方知识最初的解读。
不惟如此,西学传入中国初始,中国士人已开始以传统“类书”的形式汇集某些著述作为“西学”的代表,最值得关注的即是李之藻(1565-1630)所辑之《天学初函》。
《天学初函》合为两编:
一为理编,主要包括介绍天主教理及世界地理的诸书;一为器编,为论数学、天文、水利各科的译书。
每编收书10种,共计20种,1628年刊刻。
“理编”与“器编”,颇合“道”“器”之分的意味,反映出那个时代对西学整体上的认识。
重要的还在于,“汇编”本身,并非无关宏旨,而是在表达“见识”。
到晚清时,针对西学进行“汇编”工作,更成为自觉的行为。
显示出晚清士人在分科观念影响下,对西学的接纳颇为关注探寻“西学门径”。
梁启超(1873-1929)《读西学书法》就表达了对如何读西书的关切:
“译出西书数百种,虽其鲜已甚,然苟不审门径,不知别择,骤涉其藩,亦颇繁难矣。
”这也反证此前西书之出版,尚缺乏“门径”,故梁才致力于这方面的工作。
顾燮光(1875-1949)即有这样的看法:
梁氏之《西学书目表》及《读西书法》出,“学者方有门径”。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晚清大量出现了西学“汇编”资料。
这些资料表面上看大体均是按照知识分科对中译西书进行分类,然问题远不如此简单。
这里无意否认西学分科观念所产生的影响,需要说明的正在于,并非所有的工作皆按照分科观念进行,很难完全立足于知识分科对此加以解读。
不仅分科观念的成长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即便按照分科观念进行的安置,也并非没有可议之处。
或许只有针对具体的文本,才能厘清其中纠缠的复杂因素。
要完整说明汇编而成的西学资料,是不可能的,从编纂形式上说,大概有这样三种主要形式。
(区分三种不同的主要形式,只是权宜之计,便于问题的分析。
内中的复杂情形,岂是三类可以区分的;即便每一大类内部,也有不小的差别。
)
一、区分门类,汇集诸书成一书。
这方面常被提及的是《洋务丛钞》、《西学富强丛书》等书,1888年出版之《西学大成》,是较早出现的一部,也是典型的“汇集诸书成一书”的例证。
该书言明是为“有志泰西经济之学者”所编定,介绍的“西学门径”包括算学、天学、地学、史学、兵学、化学、矿学、重学、汽学、电学、光学、声学等12门。
上述“汇集诸书成一书”的汇编资料,从类目上看已是基于分科观念汇编西学,然而具体分析其中所收著述,不难发现问题所在。
譬如,《西学大成》“史学”门收录的书包括《大英国志》、《联邦志略》、《列国岁计政要》、《列国海战记》、《万国公法》、《星轺指掌》,仅此而言,亦可知当时所认知的“史学”,与今日所理解的“史学”,颇有不同,因为收于“史学”部分这些书籍,于今而言,不少即难入“史学”之门。
1897年出版之《续西学大成》,情况也没有多少改变。
尽管分科更细,所列门类增加到18类,有了“史学”、“政学”与“文学”各门,然从所收西书来看,仍是“史学”与“政学”不分;收于“政学”与“文学”的书目,同样与今日视为“经济”及“哲学”等学科纠葛不清的情形。
这是处理这类资料当注意的,不能仅根据目录来把握,而要看里面放置的究竟是些什么书。
二、以西书目录、提要等形式呈现的对西学的认知。
这方面梁启超1896年写成的《西学书目表》堪称代表,也透过具体的书目展示了对西学的认知。
该书按学、政、教对西书进行分类,除教书不录外,其余诸书,分为三卷。
在著录方面列有书名、撰译年代、撰译人、刻印处、卷数、价格,还加上了“圈识”与“识语”,评论其优劣,介绍阅读方法。
主要以目录呈现出来,并加入作者点评的这类书,还包括有《东西书书录》、《日本书目志》、《东西学书录总叙》、《译书经眼录》等。
较之《西学书目表》,可谓“大同小异”,只不过有的是以提要的形式出现;有的则加上按语。
可兹对照的是张之洞(1837-1909)《书目答问》等著述,赵惟熙曾纂有《西学书目答问》,单从书名即可看出与之的关联;其《略例》也说明“仿南皮张孝达前辈《书目答问》之例”。
换言之,“书目”、“书录”皆为早已有之的形式,“西学书目”的出现,也是基于提供学习西学之门径。
《西学书目表》书前之《读西学书法》,就表达了梁启超对如何读西书的关切,而在该书《序例》中,梁还进一步指出是书之编是因应于门人提出的“应读之西书及其读法先后之序”,内中也指明“各书之长短,及某书宜先读,某书宜缓读”,虽非详尽,然初学观之,“亦可略识门径”。
应当承认,无论是“学科”的分类,还是具体的安置,《西学书目表》都有可称颂之处,只是同样也显示“旧瓶”不能装“新酒”的情形。
特别是卷下所列之“无可归类之书”,更表明在学科分类上还不够完整,故此在今日看来不难安置的书,在那个时代都成了问题。
如《佐治刍言》一书,既称其为“言政治最佳之书”,但由于当时还没有明确的“政治学”的学科分类,只有列入“无可归类之书”。
而且,对照不同的目录书,还能发现其中发生转变的缘由所在。
如梁启超在《西学书目表序例》中所说的,“西学各书,分类最难。
凡一切政皆出于学,则政与学不能分。
非通群学不能成一学,非合庶政不能举一政,则某学某政之各门,不能分。
今取便学者,强为区别。
”还对照中国分类表示,“顾自七略七录以至四库总目,其门类之分合,归部之异同,通人犹或訾之,诉讼至今,未有善法。
此事之难久矣。
”发生在梁启超身上的例证,映射出那个年代试图对西学进行分类所遭遇的种种困难。
1899年徐维则辑成《东西学书录》,单是分类就生发这样的疑问,“自七略以下,门类分合,部居异同,前人犹多訾议。
东西学书,分类更难。
言政之书,皆出于学;言学之书,皆关乎政。
政学难分,则部次奚定?
今强为区别,取便购读。
通人之诮,知难免焉。
”分类难引发的直接后果是,稍后所出的汇编资料,所分类目越来越细。
运用这些目录书,或许也当有此自觉,这是一个疑窦丛生的领域。
三、重新组织问题,针对西学书籍进行选择,或汇集刊于报章上的论文。
这方面的汇编资料,最为复杂。
大概包括三个不同的系统:
其一是直接以“西学”、“新学”命名的著述,如《西学三通》、《新学备纂》之类;其二是“经世文编”资料;其三是以“策论”为名出版的书籍。
上述不同的汇编资料,在编纂体例上互相取法,且都与科举改制密切相关(详后)。
内中所体现的“知识的再生产”,笔者将在其他文字中讨论,这里主要紧扣在编纂架构上本土的回应方式加以分析。
1902年出版的《西学三通》,是按照“政”、“史”、“艺”区分西学,分为“西政通典”、“西史通志”、“西艺通考”。
尽管表述与梁启超有所不同,但同样是撇开“教”不言,而关注于“言政何以因时而治,言史何以溯源而竟流,言艺何以标新而竞胜”。
引人注目的是,其篇幅竟达508卷之巨,编者也号称邀请西学名宿“汇摭西书数千部,分门别类,删其繁,去其复,汰其杂而陋者”,希望是书之编,“裨习西学以求治者依门寻绎,钩元援奥,略其迹而得其精,会其通而神其用。
”
《西学三通》的编纂架构,表明难以将其归于按照西学分科进行资料的汇编,而另一些汇编资料,还提示我们注意另外的情形,那就是所谓的“知识分科”本不足涵盖其中的内容。
晚清与西学传播密切相关的一幕是西学转化为新学,各种新学丛书替代各种西学书籍的出版,颇能说明问题。
这其中既有以“皇朝”命名的《皇朝新学类纂》,也有主要取法日本的《新学大丛书》,显示在19、20世纪之交日本渐成中国摄取新知的国度。
发生的变化还不只是名称上的,还在于所收类目愈发扩展,实难以不同学科来安排,往往以“类”来加以区分。
《皇朝新学类纂》出版于1901年,计分十类,号称“凡有关于世事而为今日之急务者,无不删繁而节取之,厘然井肰,有条不紊”。
这还不算什么,1903年出版的《新学大丛书》,总挈十大纲,列目七十二,更令人叹为观止。
所谓“十纲”,具体包括有政法、理财、兵事、文学、哲学、格致、教育、商业、农学、工艺。
此亦可看出,十纲之目已难以用学科加以涵盖;按照不同学科来汇编西学更是困难重重。
这也代表着西学汇编资料新的趋向,那就是不再局限于西学分科观念,而是按照相应的类目进行整理。
再来看“经世文编”资料。
自晚清至民国初年,曾有多达20余种的“经世文编”相与赓续。
这一现象的出现,固可说“经世致用”思想已深入人心,同时也是因为对“经世”之理解,代有不同。
因此,经世致用思想既是中西思想沟通的重要津梁,各种“经世文编”资料,也成为审视西方知识如何被接引的重要维度。
刘广京称魏源(1794-1857)所撰《皇朝经世文编叙》“不啻为晚清经世运动之宣言”,可谓见道之论。
《皇朝经世文编》成书于道光六年(1826),次年刊行,凡120卷,分为学术、治体,吏政、户政、礼政、兵政、刑政、工政八纲,下又分六十五目,确立“以学术为纲领,以六政为框架”的编纂形式。
后续出版之“续编”大致皆谨守这一体例,然也因应风气之转移,发生着变化。
葛士浚即是慨于“世局既有变迁,议论因之日积”,1888年编成《皇朝经世文续编》刊行。
其中最突出的即是“洋务”思想纳入“经世文编”中,专设有“洋务”一纲,系以七目:
洋务通论、邦交、军政、教务、商务、固圉、培才。
还将有关天文算学的文章析为三卷,列于“文学卷”。
认识到天文算学的重要性,已是“援西入中”的直接后果,这里还显示出对于这些新知,该如何安置,实已构成无法避遁的问题,在没有更好办法的情况下,只好“且将新酒入旧瓶”。
伴随“经世文编”之“新编”出现,此前的编纂形式,尤其是“学术”、“治体”及“六政”的体例,也被具体的子目所替代。
这其中,麦仲华所辑《皇朝经世文新编》,在编辑体例上就有明显突破,梁启超在《序》中即称赞此书“多通达时务之言,其于化陋邦而为新国有旨哉”。
受此影响于1902年编成的《皇朝经世文续新编》,在类目上也拓展为30门。
如对比同样出版于20世纪初年的其他西学汇编资料,在类目上已看不出明显的差别。
这样的变化,也事出有因。
俞樾后来为《皇朝经世文三编》作序,即曾慨叹,此前为《皇朝经世文续编》作序,曾盛赞其所辑“翔赡渊博”,“于学术、治术所裨匪浅”,孰知不数寒暑,即见中日之役,“至今日苟有尚恃三家之书以讲求富强者”,何异于南辕而北辙也。
由此也可注意到,后出之“经世文编”逐渐加强了西学的内容。
鸿雪斋主人为求是斋所编《皇朝经世文编五集》作序,就特别提到:
“迩者风气大开,朝野上下皆以讲求西学为当今急务,海内名人采辑西书行世者,不一而足,均足以开发心思,转移风化。
”
看得出,后出之“经世文编”,其类目与其他以“西学”、“新学”为名的汇编资料渐渐趋同,同时,往往都会提及科举改制的问题。
这是重要的讯息,揭示出晚清出版的西学汇编资料彼此的关联,都配合着科举改革的大势,这是不可忽略的。
不过在讨论之前,先看看西学汇编资料之另一大宗——策论。
科举考试作为一种程式化的考试,与之相伴随的是各种为应试士子准备的可兹效法的参考样式。
科举考试“改试策论”,也催生出各种汇编文字,尤以1901、1902年这样的关键年度居多。
单从标题上即不难看出是围绕着“经济”、“时务”、“政治”、“经世”做文章。
相应的,与“西学”相关的知识,所占比重也愈益突出。
这里不妨举证几种1901-1902年之间所出版的策论资料。
1901年中西译书会所印《中外政艺策府统宗》,就强调“艺学”攸关富强,指出西人以艺学致富强,凡铁路、矿务、电学、化学、声学、算学,“无一非艺学”。
今中国力行新政以图富强,改科举为策论,政治之余,兼及艺学,亦知艺学实富强之始基,士之有志科名者,“孰不当精究艺学哉”。
同年鸿宝书局石印《中外政治策论汇编》,则突出了“政治”,“士生斯世,宜上体圣心,以政治为当务之急,其有关于政治者,均宜曲证旁通。
”大致说来,最早编印的资料,颇有些“急就章”的意味,皆是为应试士子提供“揣摩”之本。
稍后出版的资料,就显得愈加成熟,逐步提升“西学”的分量。
1902年所印之《中西经济策论通考》,收有三篇序文,其中一篇就特别提到,自海禁宏开,谈时务及洋务者不下数千百家,类皆补苴成帙,未有如《中西经济策论通考》一书之广博采搜。
该书分门二十四种,又后附西学八种,“皆切于势务,关于时事,五花八门,引人入胜,可以长见识,审时世,以之体国可为平治资,使于四方不贻陨越羞。
是此书诚有裨于民生国计也大矣。
”
大致说来,上述举证之“策问”资料,其编辑缘起差不多一脉相承,各种序文或编辑大意,论证的方式也如出一辙。
主要强调相关书籍,五花八门,目不暇给,以突出自己所编资料“远胜坊间所出各书”,当可为“科第之津梁”,抑为“富强之嚆矢”。
清楚交代说明这类书籍之编纂,是为士子提供适应新的考试样式的资料。
不过,这里也表明此类资料另一值得重视的特点,均系汇集其他资料而成,所采集的对象,则配合于改试策论之背景。
这样晚清以来所出版的各种与“西学”、“经世”、“时务”密切相关的各种资料,有了重新编辑出版的机会。
因此,“策论”资料于晚清“西学”不仅是重要的“呈现”物,在西学知识传播上,也另有一功。
重要的是,上述三个来自不同系统的西学汇编资料,单从类目上看,已渐渐趋同。
那么,在编纂体例上彼此之间是否存在某种关联性呢?
有没有互相的影响?
就本土对西学的“回应”来说,这是至为关键的。
如能发现彼此之间的关联,或许也能进一步把握本土“回应”西学知识的方式。
三、知识:
形式与内容
张謇(1853-1926)在为鸿宝书局1901年石印《中外政治策论汇编》作序时,特别提到读此书的感受,是书之编,“由治道学术以迄海邦,共十六门,大致与魏氏源之经世文编相近,皆《文献通考》之支流,而取法于周官之区分门类者也。
”对照《皇朝经世文编》所分八类,内中基本是涵盖的关系,只不过“治道”替代了“治体”,且与“学术”的次第互换,可见张謇做出这样的评价,颇为中肯。
实际上,不单是“经世文编”,中国传统的类书目录,也多所采用。
光绪二十三年(1897)点石斋印《时务通考》,即是秉承《文献通考》之意图,接续《皇朝通考》而来。
同年出版的钱颐仙选辑《万国分类时务大成》,还特别指出:
“是编其间事实,虽专采取泰西各国书籍,为近日讲求时务急需,然体裁则取法我中华艺林典则各种分类旧章。
”所谓“体裁则取法我中华艺林典则各种分类旧章”,尤其点出了问题的关键。
而前面提及的《西学三通》,单看书名即可知是对“三通”之继承。
这里并无意说明形式决定了内容,这些袭取传统架构汇编而成的资料,同样也遭遇难以安置的问题。
《西史通志》就表示:
“订西史之难十倍中史,一则国多,绪乱无正统为纲,一则世积事纷,鲜信史可证。
”“同一体例,郑志用之经纬咸宜”,而书写西史仿此体例,则不免“瑕疵叠出”。
但无论如何,彼此的关联是无可质疑的,这也促使我们以此为出发点,思考传统认知知识的方式,如何影响到对西学的接纳。
言及古代中国对学问的看法,常被人谈论的是“六艺”和“孔门四科”及后来发展出的“四科之学”。
无论是“六艺”还是“孔门四科”,在晚清皆有进一步的发展,尤其是后者,发展为义理、考据、辞章、经济之学。
在中西学术沟通之际,“四科之学”也经常为士人所联想,甚至还直接与现代学科进行比附。
不能说上述种种没有作为传统延续下来,晚清的书院教育及科举考试中,都不乏这些方面的内容,但就本文所讨论的西学“汇编”来说,直接产生影响并有所体现的,主要是“四部”分类与“三通”之类的内容。
前已述及晚清西学汇编资料主要有三种不同的形式,本土的“回应”也大致可区分看待。
就第一类“汇集诸书成一书”来说,来自于对采摭群书、分类编辑的“类书”传统的继承。
第二类主要以“书目”形式出现的诸书,则与中国由“七略”到“四部”的书籍分类系统密切相关。
只不过,伴随着西学书籍的大量出版,传统的书籍分类也遭遇前所未有的困难,不得不变。
江人度上书张之洞就说道:
“东西洋诸学子所著,愈出愈新,莫可究诘,尤非四部所能范围。
恐《四库》之藩篱,终将冲决也。
”这话值得斟酌一番,西方知识传入中国以后,所遭遇的也正是这样的问题,先是以附录或其他方式将西方知识装入,后来才逼出新的分科架构。
梁启超、徐维则在编辑相关书录时的困惑,实际即是针对此发出的感慨,也说明他们是立足本土的书籍分类思考如何安置西书。
可以补充说明的是,如何安置西学书籍还经历了一番曲折,其中新学书目与旧籍目录并存的形态,即可看作过渡时代的产物。
黄庆澄(1863-1904)1898年所编《中西普通书目表》,可看作新旧目录并存的例证,孙诒让(1848-1908)在“序”中介绍了该书编纂之缘起,明示“中书多取之南皮尚书《书目答问》,西书多取之新会梁氏《西书表》”。
这样的书籍分类形式,也延续了不少时间,不单藏书楼,近代图书馆出现后,也往往以新旧并列的方式来处理。
检讨了西学“汇编”的前两种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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